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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平：回应封从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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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回应封从德 -- Anonymous - (25412 Byte) 2002-1-29 周二, 上午12:10 (874 rea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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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回应胡平
----答胡平公开信之四
from 封从德 著《天安门之争》,明镜出版社, 1998.
http://www.mirrorbooks.com/C11.htm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于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修订于巴黎。作者按：本文曾投给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结果既未发表，也不说明理由。)
胡先生，九五年七月号的《北京之春》刊登了拙文《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对当前争议的几点质疑》(以下简称《质疑》)，接下来的一期，你发表《回应封从德》一文(以下简称《回应》)。以下是我的回应。
一、为何压制我的文章？
胡先生，你的《回应》中许多话很有道理，比如你在文末建议：
在眼下这场反思八九的讨论中，我们应该放下历史的包袱，抛开个人的得失之心，面对真理，面对未来。自己过去有过什么失误，认识到就好了。别人提出了什么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要认真地加以思考。只要别人讲的有道理，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别人有几分正确，我们就该承认几分。如果我们出于面子而不肯坦承自己的过失，出于意气而不肯承认别人的正确，还要对别人耿耿于怀，反唇相讥，我们就会把一场严肃的理性的讨论变成一种无聊的以至恶性的相互攻讦。
但这些话是否有诚意，却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开篇便说，「读了封从德的文章，我第一个感觉是：怎么这样不经夸。」这种高高在上教训人的口气，不正是在「反唇相讥」么？在要求别人的时候，自己先要做到，这样才算得上有诚意。此其一，还不太要紧。
其二，最要紧的是你压制我的言论，令人疑惑你是不是在说一套做一套。除了上段话呼吁接受他人意见以外，你的《回应》还特别强调了争论的必要性：「没有了争论，还有什么民主？民主的精髓不在于票决，而在于自由的公开的争论」、「良好的民主风度不是体现在有意见不提或不公开地提，而是体现在能够用恰当的语词、恰当的言谈方式去公开地陈述和争辩」。但我发现你非但没有「欣然接受」别人的见解，而且断然压制了我的言论，完全阻断了进行「一场严肃的理性的讨论」的可能，很难看出你的「良好的民主风度」在哪里。
以下是被你压制过的文章：
一、《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
二、《见好怎么收？----答胡平公开信之一》；
三、《见坏怎么上？----答胡平公开信之二》；
四、《见好没法收，怎么办？----答胡平公开信之三》；
五、《回应胡平----答胡平公开信之四》；
六、《读丁子霖老师六四七周年祭文有感》；
七、《广场日志：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
八、《柴玲「最后的话」----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录影谈话》。
另外还有收入本书的《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两篇本来在《公开信之一》当中，因为你一直扣而不发，半年后我才只好重新整理出来，交香港两家杂志刊出。
只有第一篇是个例外，在你百般压制无效后才勉强发表(北春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听当时在北春编辑部的人介绍，你用了种种理由阻挠该文发表，比如说我对你的引文不实，编辑部其他人就逐条对照证明无误，你才不得不承认。该文刊登后我发现有增文、误植又删掉两段，详见《公开信之一》。而且，自你的《回应》在下一期刊登之后，我向贵刊投的所有文章就全部被压，也不说明原因。
接下来四篇，是按照你来信的要求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对你《回应封从德》的回覆。若说其中有所批评，也都是出于讨论的需要，或是我们观点不同、或是指出你背离史实、自相矛盾、或言行不一之处，没有甚么地方涉及我们的私事，何以只登你批评我的文章，之后就不再登我的回覆呢？我又没有作人身攻击，讨论的都是民运公案，何以民运刊物就不能刊登呢？是不够水准么？何以转投它刊，又都发表了呢？我首先投给你们，就是因为贵刊是海外民运的公器。
如果说不能批评你，批评你就是批评民运，而「民运刊物不应该刊登批评民运的文章」，那么第七第八篇只是民运史料和整理，完全没有对你的批评。尤其是柴玲讲话全文正是九五年争论的一个基本材料，且从未全文发表过，竟然也被压制，我真不明白：《北京之春》是民运刊物还是你的私人刊物？你在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就写了《论言论自由》，何以有了一点权力就去压制言论？你《回应》中说的道理，你自己是否准备实行？
总之，我看不出你的诚意。
二、断章取义的情况
在分析与评述别人的言论时，断章取义是一个大忌。犯此错误的人，通常将别人的话掐头去尾、前后拼接，故而扭曲其原意。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记者对柴玲五二八录像谈话的处理，把本来对不同记者说的两句话拼在一起，删去八千九百字而不露痕迹，结果变成「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而你却辩护说，「这两段话，既无所谓『窜改』，也谈不上『断章取义』。」(我有另文详述，参见《公开信之二》「九五年附和媒体」一节)看来你对「断章取义」有不同寻常的理解。
其实，你的《回应》就常常犯此错误。比如，为了证明我「不经夸」、「失去了心平气和的态度」，你举出的两个例子就是断章取义的结果。以下是我《质疑》中的有关段落，下划线处是你引用的两句话：
其实，最令我为海外民运捏一把汗的是胡平的功利意识。胡平在《反思》中，反覆强调「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中国之春》八十三期十六页)
恰恰正是这种现实功利意识，这种政治化的总结历史之指导思想，导致了《反思》一文的匆促上马，也致使该文漏洞百出，而至今还贻害大方。这一指导思想，从胡文一开篇便是赤裸裸的，他说，虽然运动的许多重大事实尚未弄清，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胡平对八九民运(尤其对学运)能作多少回顾，又作了多少，很难说，他实质上作的，恰是总结，而且是历史的总结，这在《中国民运反思》一书的封面文字中，一目了然：「……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书写的历史。」
要自己书写历史，野心也太大了一点，这是以前皇帝想做也没有做到的。而胡平有此雄心，可见其「现实功利」与「政治」了。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太史公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二十四史，皆述前而戒后，没见过要「自己书写历史」的。于是，我愕然，在现代「党史」、「派史」之后，竟然见识了「自己书写的历史」！
我想，我够不上「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也不懂怎么「搞政治」，我只希望一条----实事求是。
显而易见，我反对的重点在于「这种现实功利意识，这种政治化的总结历史之指导思想」，是针对你对八九民运的「反思」而说的。结果呢，你却截断我的两句话，不著边际地反问：「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抱有改进生存环境、让所有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的意识竟然会让封从德『捏一把汗』呢？」真是鸡同鸭讲，还由此「证明」我「在闹意气」、「多半是情绪化的反应而已」，实在看不出有何逻辑。
三、仓促总结历史的功利意识
所谓「皇帝想做也没有做到」，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有了优良的史官制度。史官之良，可从二千六百多年前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看出：
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弑其国君。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太史之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弑」是以下犯上，非礼；「杀」则没问题。也就是说，掌朝权臣为一字连杀二史，见老三照样记作「弑」才作罢；不罢休也没用，因为外地史官听说朝廷杀了太史，也冒死赶来要秉笔直书。后来中国有了皇帝，都是本朝史官修前朝正史，皇帝无权干预，连唐太宗希望读一读魏徵正在写的隋书都遭拒绝。而起居注、实录之类则保证本朝史料的客观性，甚至有皇帝若擅自闯入记录起居注的办公室也要罚款的规定。当然，我不是说官方正史没有篡改的情况，但相对而言，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史学曾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因此，我对「自己书写历史」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现代「党史」、「派史」之风而发的。我们知道，中共是编造历史的能手。无论是党史、国史、世界史，皆得符合其理论框架，而不是理论符合实际，因为他们自以为已经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中国自秦以降便成了「封建社会」；这样，日本是中共打跑的。……国民党史的问题大概程度轻一些，但据侯德健说，他曾统计过台湾教科书中歼灭的「共军」数字，各处加起来竟然上亿。这就是为什么我反感党史、派史的原因。
可惜，胡先生，你在仓促总结和反思八九民运的历史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你似乎也找到了一个绝对真理，即「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你的「真理」也同样不可质疑，于是一面宣称它「早已成为民运界大多数人的共同结论」，一面压制我的异议；你也同样要求历史符合自己的预设框架。
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例一，以「李鹏让步论」支撑「见好就收」论，不惜编造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而且「现场直播」的「史实」。
例二，竭力掩盖自己当年鼓动「见坏就上」的真相，不惜公然对阮铭先生和我抵赖。这在前面的公开信中已有详述。
怎么会这样呢？这里不能不进一步问：是不是你的功利意识在作怪？
你的《反思》在虚构历史的同时，又竭力颂扬「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当时会有甚么现实功利呢？答案似乎可以从你在《反思》连载期间接受的一个采访中找到。在这篇「孤独的自由主义者----民联主席胡平访问记」中，你反覆批评了民阵。当时民阵如日中天，排斥其它团体，比如民阵筹备会时你往巴黎就被拒之门外，只是在「以个人身份、不能代表组织」的条件下才得以参加。于是你在采访中大声疾呼：「『新资格』在排斥『老资格』！作为先行者，并不能占很多便宜。」采访时值民阵二大前夕，正是酝酿民阵民联合并忙著寻找「领袖」的时刻。你指责民阵中许多是前共产党人，利用在「体制内」的名望和资历「摇身一变」而占据了民运中的主导地位；你举出「在原共产党体制内没有显赫的位置」的瓦文萨，感慨中国人没有识别领袖的能力，暗示海外民运「如果有了瓦文萨，你会去拥护他吗？」，又列举作领袖的三条要求，最后乾脆说：「政治活动家最重要的力量来源于他的理想与观念的力量。就这一点而言，我对自己有相当的自信」。因此你万分感叹别人对你的重视不够，听说自己的《论言论自由》受到表扬，马上感叹道：「这个赞扬来得太迟了。」……(安琪，《痛苦的民主》页一○三----一一八；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年十月十二日)
可见，你当时最大的「现实功利」是与民阵的较量。自己是「先行者」，而民阵的人不过是「占了便宜」。「例如《论言论自由》是我在民主墙时期时发表的，十年之后了，关心这件事的人仍然认为这篇论文是最好的」；「事实上我对中国民运十多年来操了许多心，而且看法和实际活动、见解和主张的深度以及涉及问题的广度，我想在中国从事民运的人中是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的，但我个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重视则是不够的」；「后投入的人反而有更高的知名度」，「而人们又不去考虑知名度是从哪里来的」……。(同上)
平心而论，这番孤芳自赏与愤愤不平也不无道理。民阵确曾「挂羊头卖狗肉」，本来以未来「民主中国」的联合「阵线」为号召，以团体会员为架构，结果却成了个人会员架构的「八九民运流亡者俱乐部」，奠定了不让其它组织分享资源的结构基础。结果，以千百人的生命为代价、以全中国的未来作抵押而换来的滚滚捐款，仅保障了十来个人的工资，而未来「民主中国」的总理、部长人选和待遇不仅是私下的玩笑，也正而八经地拿到五星宾馆的会议厅里讨论，连国旗都设计好了，赫然登在机关刊物《民主中国》的创刊号上。在某些藉六四鲜血而炫耀一时的政治明星自我陶醉之时，确实需要一些醒酒的药。
四、「反思」背后的功利意识
遗憾的是，你这时发表的《反思》不是这类醒酒药。一方面你要证明八九民运并不那么辉煌，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另一方面你却不敢直接批评你所不满的人和事，而拿你曾极力支持的八九学生作替罪羊，尤其是当时尚在国内逃亡的柴玲。这样避实就虚，大概也是所谓「功利意识」吧。
为什么说八九民运并不那么辉煌呢？《反思》第一章论证了「八九民运的巨大规模是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而内容则不怎么样；第二章则是「关于八九民运失败的结局」，第三章更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第四章则总结出这个并非必然的失败的主要教训是没有「见好就收」。就是说，没有遵照你的理论当然就失败了，而本来这是可以避免的，怎么还有辉煌可言？至于你自己曾是怎样「见坏就上」的，当然就无关弘旨了。
又为什么说八九民运只「是在规模上而不是内容上胜过以往的几次民主运动」的呢？因为「八九民运的历史文献中，其内容本身精辟丰富者确实没有几篇。然而在民主墙运动和自由竞选运动中，我们倒是真有一批佳作传世的。」就差没点你自己的《论言论自由》了，而按照对你的采访，那自然又是这批「传世佳作」中的最佳。八九民运时你在海外，而民主墙与自由竞选运动却是你直接参与过的，加上海外民运，后来有人批评你的攀比心态时就指出，何以你对自己参与过的运动没有反思，却偏偏写了一篇八万字的《八九民运反思》呢？这一批评不能说是无的放矢吧。
采访中进一步透露出这种攀比心态背后的「现实功利」：当时你有「推销自己」的需要。你总结了作为先行者却知名度不够的教训，开始选择不再「作好人」而要「搞政治」。「搞政治就是要善于推销自己的主张」，你说，「如果你不采取某些必要的手段，就很难取得某种位置或者权力」，而「权力的争夺难免把人性中很不好的部分召唤出来」，但「必须要获得成功」，否则「倒是保持了追求的纯洁性，但在政治上却是失败者」。为此你还作了「检讨」：民主墙时期「我明明知道我的主张显然比别人的更深入更正确，但我不会很强有力地推销自己的主张。」直让我想起吾尔开希的「检讨」，即一九八九年他的错误就是没能纠正别人的错误。你进一步认为自己还「有些东西比较欠缺」，即别人的「敬畏」，那怕「许多人对我的观点比较信服」，但对于一个「在搞政治」的人来说显然不够。于是，「名气」或「知名度」便十分必要了，问题是「后投入的人反而有更高的知名度」。因此，「如果这时你不提出资历问题，人们就会对先行者的功绩采取一种不公正的态度」，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会留很多后患」。
果真，后患无穷。
后患之一，民运分裂。民联与民阵的分歧在采访中已见端倪。除了民阵在筹备会时拒你之外，那篇采访的按语说：「人们在忧虑海外民运的领袖危机的同时，将寻觅的目光移到了胡平身上。然而，『辞职风波』使这种『热点』迅即消融，并引起了一种强烈的『系列反应』，民阵民联合并一事也因一方担心『同床异梦』，一方不愿做『小老婆』而暂告无望。」所谓「辞职风波」，采访中你试图回避，却被记者点出：「你曾应万润南之邀在普林斯顿密商组阁之事，据悉万润南意欲拉你一起竞选民阵主席，而你也曾间接地表示倘若你做民阵副主席，民联的人会有意见，认为民联成了民阵的『小老婆』，这至少也说明你并非没有竞选民阵主席之念吧？」对此你再没否认。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无意追究「民联民阵联合受挫应该归咎于谁」。我只是读到一些文章说你以前就有「不能做主席就不加入民联」的竞选纲领，也读到你后来在民联民阵「合并」出三个组织的过程中的作用。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我也无法核对。但这也难说不是争资历的「强烈的功利意识」留下的后患。
后患之二，轻断历史。在采访中你表达了自己的历史哲学，不断强调民运也得讲先来后到之后，你说：「应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伦理，就是顺序问题。必须对他们(先行者)有一个新的正确的估价。换句话说，当代的中国历史应该由我们来写。」不难看出，这与《反思》中的历史观如出一辙：哪怕第一手材料不足，「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书写的历史。」为了抬高自己的资历而写的历史，其结果必然是扭曲历史，乃至编造历史，如上节之二例。
后患之三，打压学生。但何至于虚构「李鹏让步论」来替中共辩护的地步呢？我一直在巴黎，不了解柴玲在美国对你有何得罪。唯一见到的是有一篇文章提到柴玲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指责你的家务事(《前哨》一九九三年一月，页七七)。公开说人私生活当然不对，但我想报复学生也不至于要到帮李鹏的程度吧。百思不得其解，九五年听到一个解释才恍然大悟。与你甚近、也是一位资深的民运领袖，当著我和另一位朋友劝导柴玲：「你知道大家为何打你而不打别人？就是因为你挡了大家的路。比如媒体上的影响力和捐款……。」这话应该说不是特别指你，但你九○年的「反思」和九五年批判「激进学生」确实最突出，而那本来就是「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使然，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而可以不待史实----正如《反思》开篇所声明的那样。
总而言之，后患虽然如此，看来你的推销却不成功。海外民运「主席」没做成，你的《反思》却常常遭到反思，六四学生也没销声匿迹。因此，即便从功利角度而言，你的「功利意识」恐怕也不可取。望你三思。
五、历史假定法的问题
对功利意识的不同态度也导致了我们对史证方法的分歧。首先，总结历史在先还是整理史料在先？我认为「在史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可能很难作评价。要现在就想对一九八九年这么一场运动作评价，我觉得好像为时还早。历史一般来说不是当事人自己来评，而是后人来评价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却拿来上纲上线，说只有中共才会高兴用「为时过早」为理由拒绝人民要求重新评价八九和六四的呼声。我强调应该先整理史料再作总结的原意，却被你偷换概念，与中共阻止重新评价六四混为一谈，真不知道你的逻辑在哪里？
谁会让中共高兴呢？难道我希望你先弄清李鹏并未与学生「公开对话」和「现场直播」的史实，会让中共高兴？难道揭示五一四对话并非「公开进行的」，中共会更高兴？恐怕你同中共一样，都不会太高兴吧。其实，为了政治功利，可以不顾史实，在这一点上，你们真有相似之处。用混淆概念的手法对我的反驳，不过是继续在为总结可以先于史料作辩护。
第二个分歧是关于「历史假定法」的使用范围。你说「为了彻底驳倒我，封从德又提出了一个论断，他声称不能依据假设来讨论历史评价历史」。我没有这样的「论断」。我对此有两句话，一是「我觉得从史学的观点来说，历史是很难作假设的。」一是「对历史能否作假设来展开推论，史学界多取否定或怀疑态度。对于历史假定方法，若不是说绝对不可用，也小心为妙。」与你说的「论断」相去甚远：一个是断然否定，一个只是怀疑，希望你谨慎一些。我所强调的重点还是「史料先于史评」，还举了二个例子证明你自己就糊里糊涂，假设来假设去，结果自相矛盾。很遗憾，你的《回应》对此避而不谈，更荒唐的是，为了说明我真有「论断」，你又引用了白梦的话。请问，你是在「回应封从德」还是在「回应白梦」？你还要不要讲理？
逻辑如此混乱，怕是与「民运理论家」和「学者」不相称。
六、关于「第二手材料」
在四、五两节中，你回应「惯于用第二手材料，又懒于求证」的批评。你指我「对『第一手材料』的理解过于狭隘」，「以为只有当事者的叙述或回忆才叫第一手材料」。这是对我的曲解。我不仅完全同意「各种媒体的现场报导和采访记录也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它们并不一定比当事者的叙述或回忆更不可靠」，而且事实上我自己也常用这类材料。而你接下来辩护自己并非「懒于求证」的说法问题就更大了。逐条反驳如下。
一，你说「《反思》一书依据的事实大体上只限于那些最一般、最基本的事实。这些事实经由多种独立的媒体而加以披露和相互印证，因此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任何有份量的反证，足以动摇我在《反思》中对八九民运的叙述与分析。」但是，你断言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而且「现场直播」了，又是根据哪些「独立媒体」的呢？我在第一封公开信中已经详细引用各种媒体，论证你的各种不实，那么明确的反证，你又为何压制发表、不敢正面回答呢？
二，你拿柴玲录像谈话与美国总统谈论政策的文字来比，更透露你对求证「第一手材料」缺乏一些基本训练。显然，柴玲不是美国总统，广场不是白宫，哪有像美国总统的秘书班子及和平时期的从容来起草和处理她的讲话？而从联经版《天安门一九八九》中的「柴玲讲话全文」推论她曾有那么险恶的意图，你怎么就一点也不对「全文」的可靠性作点求证呢？没有条件吗？九○年三月你开始发表《反思》，可以说是来不及核对，因为柴玲四月才逃到西方。但之后呢？到你九二年出版成书之前，有两年时间，你又问过她吗？她在普林斯顿，你在纽约，离得那么近，又不是没有见面的机会。九○年五月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根本不提此事，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你的杰作正在连载。《回应》中你说，「迄今为止，当事者们均不曾对该书中柴玲五．二八讲话一文提出过任何更正声明。」这也不是事实，早在六三会上我就当众指出那不是全文，没有准确反映柴玲录像谈话的原貌。(北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页八五)我当时还问谁看过录像带，你没吭声。你在五月的文章中就声称联经本为「全文」(北春九五年六月，页五一)；到了八月发的《回应》中还以之为「第一手材料」，说明你还是没有去找录像来看。给你指出来你也不去核对一下，这不是「惯于用第二手材料，又懒于求证」又是甚么？后来，我又有文章指出你的《反思》史实上的错误，你却压制我的文章，确实不能以一个「懒」字了事。现寄上柴玲录像谈话的全文一万三千字，其中七千字为联经本所遗漏与误植，请贵刊发表，亦请你承认一下以前所谓的「全文」是第二手的。
三、你说《反思》中引用的几句话，「仅仅是说明柴玲曾经有过『以流血牺牲唤起民众』的意图，这和今日『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版本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没有断章取义。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第一，我说的是「最初版本」，与后来有「有很大的不同」并不奇怪，更何况你也没否认我后面的质疑：「五年后的今天，胡平在《回首天安门》一文中大事渲染柴玲『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第二，你的引用也不止柴玲这一段话。譬如关于「激进革命家」，你更在断章取义后又偷换概念，将柴玲对知识分子的悲哀偷换为对整个中国人的抱怨。你的引用是：「五月二十八日后我越来越悲哀。……我想说，但一直不愿说，但有时不得不说，那就是，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为你献身。」但即便联经本中，你引用的那段话之前也有「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有「这些人为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有「我感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我有责任用我们的生命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之后更有「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很明显，柴玲是将学生与某些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而你却在删去这些地方之后说「柴玲抱怨起了中国人」。这不是断章取义又是甚么？
四、同样，关于「五二一」，你的回应也证明你缺乏求实精神。《质疑》举证说明你颠倒了当时指挥部与北高联的重要性，以为北高联「不负有领导广场的同学们的直接责任」而指挥部「负有直接责任」。你在《回应》中却硬说「我引用的事实决无偏差，分析批评也不失为中肯周全；我看不出封从德的指责有什么根据。」不是很滑稽吗？更严重的是，你又指控绝食团指挥部「在获悉军队要镇压的消息后，也不和大家打声招呼就各自躲避起来」，几乎到了「莫须有」的程度。开希喊撤时我在广场上，王丹、郭海峰也在广场上，李禄说那晚他也没走，还有其他一些同学如王文、王超华也曾是绝食团常委。许多历史细节确实值得讨论，包括五二一还有许多没有公开的内情，不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确实很难理解，我也一直努力出版我的备忘录。但是，像你这样捕风捉影横加指责，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妨碍对史实的挖掘。总而言之，指挥部不仅因复食而自然失去了「领导广场的直接责任」，而且也不是你想像的那样都「擅离职守而独自求生」。这么没有根据，怎么还能自许「事实决无偏差」？你「引用的事实」在哪儿？你可以帮李鹏辩护，却指责你曾支持的学生，怎么还能标榜「中肯周全」呢？
五、关于「五一九复食」一段，更暴露了你对八九民运惊人的无知：你一直以为宣布戒严是在五一九，而且是在指挥部宣布复食之前！所以你才会反问：「绝食团指挥部既然是在宣布戒严的五一九才宣布复食即收，这和我所说的应当在戒严之前收一话分明是两回事，前者如何能构成对后者的反驳？」且再次自许「并没有错」。事实上呢，正式宣布戒严是在二十日十时，最早也不早于二十日凌晨四十五分，即广场上播放的李鹏在万人大会上的讲话。而宣布复食是在十九日晚二十一点十五分。也就是说，宣布复食比宣布戒严至少早了三个半小时。可见你引用「第二手材料」粗心到何种程度！而从九○年《反思》你就一直这么以为，其中也说「这话和事实并无出入」，自我感觉之好，又这么「懒于求证」，令人瞠目。你能说我们的「民运理论家」不是在为李鹏辩护？连中共都一再承认复食在戒严之前，而你却对曾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这么不宽容，这大概也只能从前面提到的「政治功利意识」中寻找答案了。
七、关于杨巍的见证
杨巍有文字见证你在八九民运后期力主「见坏就上」，我在第二封公开信《见坏怎么上？》中已有详述。但杨巍见证背后还有许多故事，也值得一提。
九五年六月三日北春讨论会上，我质疑你为何自己主张「见坏就上」却批评别人「激进」，你顾左右而言它，就是不正面回答，许多人都看不下去。会后杨巍找到我，说你在八九民运后期也曾不顾他的反对而力主「见坏就上」，更印证了我的疑点。我在《质疑》中提到这一问题，但未提杨巍的名字。一来初次见面不了解；二来也担心给他添麻烦。因此仅曰「据当时民联的一位骨干说……」。但在你主持的北春上刊出时，却被改为「据当时的民联骨干杨巍说……」，又删去二段(一九九五年七月，页三四)。我读到后觉得奇怪，怎么随意加上杨巍的名字也不徵求作者同意？又怎么知道是杨巍的呢？写信去问，贵社于大海回道：「……编辑部的同仁虽然一起回忆了一下，还是想不起细节。对文章作删节在编辑部来说还属正常，至于加上杨巍的名字，就确实有些蹊跷了。这显然是因为有人特意建议这样改的，至于是谁建议的呢？现在似已难查证了。」同样的问题也数次写信问你，你的回信皆避而不答。
然而，你的《回应》却很好地利用了对我文章的添字和删节。你用杨巍一事来证明我的「叙述与事实不合」，即「戒严后，民联内部对胡平『见坏就上』的主张深为不安，要他以民联主席的身份向国内建议撤离广场，却遭到胡平的压制。」你回应道：你其实很重视杨巍的建议，而且为了保护他，更将「通话迅速地公诸于世，可见全无压制之意」。你回避了杨巍反对的「见坏就上」，只说他有「几点建议」。虽然你声称「以为他的建议不错」，但也承认「没有答应他以民联总部的名义向学生们正式提出这些建议」。我实在看不出我的引述(注意并非「叙述」)哪一点「与事实不合」？
这里，你又两次偷换了概念。即把我引述中的两个概念的外延偷偷缩小：一是将民联内部深为不安的胡平见坏就上的「主张」偷换为你那篇《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文章；一是将要你以民联主席的身份向国内发出的撤离广场的「建议」偷换为你所公诸于世的和杨巍的「通话」。将「主张」偷换为「文章」，你当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对我那篇文章，我并未听到民联内部有谁表示过反对意见」；将「建议」偷换为「通话」，你就更有道理：「把和杨巍的通话迅速地公诸于世，可见全无压制之意」。因此，我的引述也就「与事实不合」了。
然而，这无异于掩耳盗铃：杨巍当时在国内，不可能马上看到和反对你的文章，但他反对你「见坏就上」，而且还认为当时民联内部反对你「见坏就上」的不止他一个。实际上，如果不将「主张」偷换成「文章」，就势必把杨巍排斥在「民联内部」之外。此其一。其二，杨巍的「建议」可不止五二三被你「公诸于世」的那一次「通话」，从五二二到五二五，你们有四次通话，尤其是最后两次，杨巍听你说应该「见坏就上」，急得大叫：「只怕是越上越坏啊！」又悲怆地说：「胡平，流血的危险依然严重存在，流血之后将是倒春寒。」他说：到这时，我算是证实了我一直在怀疑的事：胡平等人根本不同意发谈判呼吁。(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页九一；及拙文《见坏怎么上？》)你对杨巍的这些记载一直没有回应，包括《回应》这里提到杨巍一事也无澄清，看来是默认了。默认，但避而不谈，还偷换概念，又反过头来指我「引述与事实不合」。岂有此理。
再说，你将通话登报前后的做法，实际上杨巍及其家人也非常不满意。有人指你「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国内刚出狱的异议人士通话，却常常在未徵求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拿到西方媒体作为对谈发表，同王丹如此，同魏京生如此，同杨巍也如此。(曹常青，中春一九九六年三月，页九一)我也未见你驳正。实际上，对我的《回应》中你也承认，「杨巍的妹夫担心这段报导会给杨巍招致危险。」你回答说公开通话内容是为了保护杨巍。但是，杨巍的亲人怎么看呢？曹曾是你的好友，但他却说：
……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从打字员那里得知消息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要求不要发表，并恳求胡平说，如果杨巍是你的弟弟，你能不考虑他的安全吗？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车少莉后来退出民联，从此不再参加民运，这是原因之一。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同上)
「有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与「公布是为了保护杨巍」，二说法相距甚远。未见你的澄清，大概是默认了。难怪杨巍及其家人对你有那么大的情绪。按：查「历届民联代表大会选举结果」，车少莉在八八年一月的三大当选总部委员，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四大以后均不再现。
极其有趣的是，你又重复了蒙混过关的手法，建议我「查阅一下当年那份报导，相信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好像你真的有根有据。但我数次写信索求，你却从来不屑于回答，不知有否诚意。
最后，胡先生，可以告诉你一个情况：我向杨巍求证了整整两年，也没轻易引证。收到他的原文，证实你确曾坚持「见坏就上」，并获准引用，也都一直未用。后来得知该文已发表过，但连载中关键的一篇却一直找不到。九七年六四在纽约找到后才放心引用，加进《见坏怎么上？》中。谈这一情况是说明：一是担心以不实之辞伤害你，二也无意急于抓你的辫子。而杨巍也一再对我说，虽然他对你有意见，但还是朋友，还是常见面，还是佩服你的一些文章。
八、其它一些细节
关于你《回应》中提到的对阮铭先生的回应、对柴玲录像的分析、对丁子霖老师文章的引用，我在别的文章中已有详述；加上其它一些细节，这里一并简答如下。
一，你用「和阮铭一样，封从德没有分清在我的有关文字中，哪些话是我自己的主张，哪些话是我对别人提出的一种可能性作出的理论分析」来搪塞我对你曾坚持「见坏就上」的质疑，和你回应阮铭先生的一样，是在公然赖帐。详见第二封公开信《见坏怎么上？》「三变之二：赖帐不认『见坏就上』」。
二，我对柴玲的五．二八讲话所作的背景介绍，可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一套解释」。这套「解释」有旁证，如金培力、梁淑英，还有王力和一位女侨。详情可参考拙文《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至于「小人之心」，是对一些不顾史实，始终以为柴玲打算偷偷溜走的人说的。而《回应》却还在说：「柴玲讲话最引人非议的一点是：为什么她明知坚守广场会导致流血并打算自己求生的同时，却不向她所领导的广大同学讲明。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不论是柴玲自己，还是为她辩护的封从德等人却避口不谈。」但我的文章回顾的情况，你都看过吗？请弄清事实再批评。
三、你也误解了丁子霖老师的文章。丁老师九六年的六四祭文说：「我发现，我两年前的那段话竟一再被某些民运理论家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似乎我也是主张把运动导致镇压的后果归咎于激进派学生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现在去争论运动是否『激进』，是否需要『见好就收』，以及学生领袖的功过究竟应该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之类问题，总让人有一种『隔』的感觉。」「我不知道争鸣者能拿出什么有分量、有说服力的事实去同别人争鸣。比如有争鸣者说如果当时学生能『见好就收』就可以避免流血，我就觉得此论缺乏有力的事实根据。」不知你作何感想？我对此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贵社也被压(《读丁子霖老师「六．四」七周年祭文有感》)。
四、关于「激进」。你说吾尔开希只是「被动激进」，那他发动绝食、公开对记者说「学运也要利用党内斗争」、五一九还想当总指挥、五二七又自荐「人民发言人」、直到六三还赶到广场争当副总指挥、晚上又在广播站呼吁「坚守广场，与广场共存亡」……你又怎么解释呢？你认定「激进与稳健两派之分乃不容否认的事实」，虽然没明确讲过「不撤=激进，撤=稳健」，但除了喊撤，你还有甚么根据把他和「主动激进」区分开来呢？只有一个例外：你说五一八与李鹏「对话」中，吾尔开希说了「广场上是多数服从少数」，因此是「为了迁就更激烈的少数同学」。然而，王丹在「对话」中马上纠正他，说刚有统计，「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那么照你的逻辑王丹不就成了十足的「主动激进」了？我《质疑》中也举了另外几人的例子，你也有误解，这里就不多说了。
五、我在任何文章中都没有「指责别人是叛徒，是野心家」。你说「封从德否认八九民运中有激进派与稳健派两种策略之争，但他又附和柴玲五．二八讲话，一味指责其它学生领袖是『野心家』」，倒像是故意为我提供一个「客观上是在学运骨干中制造分裂与敌对」的证据了。另外，你揶揄说：「即便我们想说封从德不是激进派，只怕他本人也坚决不答应。」但我在五四后辞职复课做论文，五一三也没参加绝食，五二六支持以「空校运动」撤，五二七在首联会上赞同五三○撤，六四凌晨主持口头表决果断宣布撤离，你又作何诠释？我既无意标榜「稳健」，也不否认曾经「激进」，而这样截然二分本来就是问题。我反对的是你在不了解实情就妄作论断，尤其是你采用双重标准，对自己曾经力主「见坏就上」的事实不但从无反省还公然抵赖。
九、误解和曲解
最后简要澄清二个被你误解和曲解的概念。
一、「新民主启蒙运动」是针对八九学运说的，你的回应误解为对整个民运：「封从德坚持把八九民运定位为『新民主的启蒙运动』」，说是引用六．三会上我的发言。但我两次提到的都是「八九学运」。
其一，「学生运动的基本定位是一场新民主启蒙运动，不是一场政治运动。我们既不是希望李鹏下台，也不是希望赵紫阳上台，而这是社会其他阶层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可以去作的。学生的基本的定位只是为民请愿。」
其二，「当时的学生运动一直把它定位成是一种新民主的启蒙运动，所以我们觉得能够达到一种启蒙的效果，那么才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坚持在广场。」因此，你把「学运」偷换成「民运」后的一番议论就显得无的放矢。另外，你说「言下之意是，只要发挥了启蒙的作用，其馀一切均可不计。」是对我的意思的随意延伸，也属曲解。
二，关于「二元对立」与「斗争哲学」的关系，你的回应也有误解，对此需要多说几句。我们知道，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观念植根于希伯来宗教信仰，比如上帝与魔鬼、天堂与地狱等等的对立。中世纪的欧洲经院哲学家们首先就是神学家，自然走不出这一思维模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之后，哲学家们虽然逐步独立于教会，但这一思维模式依旧，其理论更发展到顶峰，即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探讨人们思考所用的根本概念，最普遍的是关系，而一切关系中最普遍的则是相反的关系，即对立。于是就有了黑格尔辩证法：各种思想和事物按照「正----反----合」(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的规律，本身都蕴含其反面，正反相抗，终于新生力量战胜旧势力，达到一更高的「正」面，如此往复而发展下去。黑格尔是路德派新教徒，在《历史哲学》中颂扬国家，高标德意志民族，而国家与民族的观念正是欧洲北方新教帮主们用来对抗罗马教廷与拉丁民族的有力武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将「民族」换成「阶级」，再加上唯物论和进化论，便形成了「辩证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所以说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源于二元对立观。
回到我们的争论。我质疑你「要在八九学运中寻找『激进派』和『稳健派』的决然对立，客观上是在学运骨干中制造分裂与敌对，用一种断然的二分法来形成二元对立，从理论的深处讲，并没有跳出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你的回应引用这段话时故意漏掉「二元对立」那一句，然后说「共产党斗争哲学的基础并非歧异或多元，而是统一、一致。」显然没有明白共产党的统一并非将二元统一起来，而是用统一的一元去消灭另一元。你接著又说，共产党「认定在人民内部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它才把任何不同的政见都打成敌对势力而坚决镇压。」说明你也了解其「统一」正是为了「对立」，却又强词夺理，思路实在混乱。这里导致歧解的根源又是偷换概念，即不提我说的「二元」，却改头换面成「多元」，再自说自话。我不明白，偷换概念如此频繁，到底是你明知故犯呢，还是真的糊涂？或兼而有之？
实际上，你的「见好就收」论正是作为「统一、一致」的真理来要求八九民运的。你反覆强调「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见好就收』缺少共识」，即缺乏思想上的统一和一致。这种思维模式怎么能说跳出了共产党的框限呢？你有没有想过：要求八九民运在戒严前在三天内达到「共识」并做到「见好就收、见坏就上」，除了一套严密而集权的组织和一群「全党服从中央」的群体，谁还能办到？而这本身既不现实，也不民主，反倒像一群「小共产党」，忽略了的，恰恰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要知道，一个自由的群体是难以在仓促间达成共识的，而民主原则正是解决没有共识的情况下的一个有效办法，那怕多数人的选择并非最佳。作为「民运理论家」，这点民主常识你应该是了解的，但遇到具体问题时又糊涂了，能不说是这种黑白二分、责求统一的「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在作怪？而你当年主要鼓动「见坏就上」，事后又苛责「见好就收」，这与中共出尔反尔的行为，在「现实政治功利意识」这一点上不是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吗？
最后，回到开头引用你的话，希望我们「抛开个人得失之心，面对真理，面对未来」，「只要别人讲的有道理，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别人有几分正确，我们就该承认几分。」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于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修订于巴黎。作者按：本文曾投给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结果既未发表，也不说明理由。)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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