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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曾仲鲁:汪精卫时代的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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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仲鲁:汪精卫时代的童年回忆   
所跟贴 曾仲鲁:汪精卫时代的童年回忆 -- 草虾 - (11496 Byte) 2021-9-19 周日, 上午8:23 (135 reads)
草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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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历史上真正的汪精卫 (88 reads)      时间: 2021-9-19 周日, 上午8:49

作者:草虾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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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纷乱家国事:历史上真正的汪精卫

三联生活周刊
7 年前
三联生活周刊
口述/曾仲鲁

文/李菁



1939年3月21日凌晨,河内高朗街的枪声,曾震惊中国。本意暗杀汪精卫的军统特务,却误将其秘书曾仲鸣打死。“河内暗杀事件”本身以及它后来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是史家热议至今的一个话题。从一个儿子的角度来讲,幼年失父,是一个大不幸,但是从大历史来讲,78岁的曾仲鲁又有些“庆幸”父亲的死,死得及时。属于这个家族的故事,也是那个时代一代热血青年的人生故事,他们最终以各种方式从时代大舞台上谢幕,令人唏嘘感。





△ 1922年9月5日,曾仲鸣(前排左三)与方君璧(前排左四)在法国举行婚礼。后排左三为吴稚晖



枪声



那一年我还太小,只有4岁多一点,所以当妈妈带着哥哥孟济离开家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印象。那一天应该是1939年的3月20日,妈妈当时一定是满心欢喜地登上去河内的飞机,等待着与在那里的父亲会面,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变马上就要来临。



父亲是在1938年12月19日,跟随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从昆明乘包机飞到安南(越南)河内的。父亲曾仲鸣与汪精卫相识多年,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后来一直追随他,是他对外的“军师”和顾问,也是他外出旅行的经常伴侣。父亲当时的地位也非常重要——汪精卫身边有两个最主要的助手,一个是陈璧君,另一个就是曾仲鸣,他掌管着汪精卫的财政大权。



按照约定,汪精卫到达河内后,日本方面发表愿意撤军的声明。可是12月22日,近卫文麿以首相名义发表了日华关系的第三次声明,却只字未提两年撤军之事。汪精卫大失所望,但他又觉得自己之前答应过近卫——一旦近卫发表声明,他要响应,于是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史称“艳电”(注:29号简称“艳”)。不料就在“艳电”发表几天后,近卫文麿却突然宣布辞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很快就落了空。而原本答应响应他“和平运动”的龙云、张发奎、何健等也变了卦。汪精卫一时左右为难,身边的一些人劝他先去欧洲待一段时间,看情形如何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出走越南之后,非常生气。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永远开除汪兆铭的党籍”,并宣布撤销其一切职务。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马上采取什么激烈手段,毕竟汪精卫曾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也算是二号人物。所以这年2月,蒋介石私下里又派以前与汪精卫私交较好的谷正鼎到河内,劝说汪精卫去欧洲旅行,出国护照由重庆方面办理,并从香港一家银行拨给一笔钱作旅费。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汪精卫也犹豫起来。



谷正鼎带到河内的三本护照,两本是红皮的,也就是外交护照,是给陈璧君和我父亲的;一本是黑皮的,也就是私人护照,是给汪精卫的。重庆方面大概是这样考虑的:汪精卫已经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所以他不能拿外交护照。而曾仲鸣和陈璧君没有问题,所以可以拿外交护照。这又把汪精卫激怒了。他认为要么三本都是普通护照,要么三本都是外交护照。为了这个护照问题,双方在那里争来争去,你来我往了好长时间,转眼就到了3月份。



抗战爆发后不久,为了躲避战火,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和一大家子人避居香港,住在香港太子道292号。母亲后来告诉我,有一天她突然听说父亲到了河内。母亲不怎么关心政治,也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是这时候接到父亲发来的一份电报,让她去河内见个面,因为他们要去欧洲待一段时间。我和弟弟都还小,妈妈就决定带7岁的哥哥去河内看爸爸。



妈妈和孟济是20号下午到的河内。妈妈后来回忆,当天下午,她和爸爸带着哥哥,和汪精卫家人一起去爬了山,晚上回到了汪家。



父亲到达越南之后,并没有和汪家人住在一起,而是单独住在法国人开的Métropole(大都会酒店)。父亲在法国生活了十几年,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很亲切。况且这里的条件比重庆舒适许多,所以他在那里待得很满意。父亲喜欢西式的东西,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在河内结识了法国春天百货公司的老板阿兰先生,从那里买了一套银质刀叉。汪夫人也喜欢漂亮东西,看到父亲买了,她觉得一定也不错,也跟着买了一套。



汪精卫到了河内之后,中国领事馆帮他在领事馆对面的高朗街租下了房子。因为随行人员比较多,实际上租的是高朗街25号和27号两套相邻的房子。每幢房子都有3层,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房子的正面临街,汪精卫与陈璧君住在25号三楼临街的房间;他的大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住在三楼后面的房间;二楼则住着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晚辈、亲戚等一些人。平时汪家人都在25号饭厅前一间客厅里聚集。



高朗街27号的格局与25号完全一样。平时这幢房子没有人住,三楼临街的那个房间,既可当客厅也可当卧室,平时有事需要商议时,他们才会到这里。因为母亲来到河内,当天晚上,父亲离开了他平时居住的酒店,和母亲一起住进了这个房间;27号三楼后面的房间,住着朱执信的小女儿朱微——她后来嫁给了汪精卫的侄子汪德旋。朱执信的大女儿朱始嫁给了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他们平时也住在27号,不过据母亲回忆,那一天晚上,陈昌祖并不在,只有朱始带着孩子住在里面。孟济大哥则被何文杰和汪文惺两口子接到他们的房间里。晚上,一群人在客厅里聊天之后便各自散去。谁知道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暗杀事件。



很多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去到越南河内。我还特地去寻找那幢房子。“高朗街”街名还在,只是那些房子早已荡然无存。母亲在世时,很少给我们讲这一段经历,也许在她心中,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母亲晚年的时候,跟我一起住在瑞士。有一年我刚刚买了一个家庭摄像机,觉得很有意思,就让母亲讲以前的故事。只有这一次,母亲才第一次详细地回忆起那些细节。



那天晚上,突如其来的枪声把他们都惊醒了。父亲当时说了句:“我出去打电话!”就开门往外走——电话在楼下二层。刚到门口,他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以为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就叫了声她的小名“美美”,赶紧拉她进屋躲避。其实那并不是汪文惺,而是住在他们后面那个房间的朱微。这时候母亲听见父亲说:“我受伤了!”母亲起初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其实这时父亲已经被子弹打中了腿,母亲让他躺在床上,她自己赶紧去顶着门,把门锁住。



这时候,刺客们从一楼一路开枪上来。房间的门很薄,子弹一下子就打了进来。妈妈也中弹倒在地上。刺客用斧子把门劈开一个洞,伸手进去扫射——事后在他们的房间里,找到了40多发子弹。父亲身上多处中弹,从床上滚到地下。刺客们似乎看到母亲倒在了地上,并没有对她扫射。母亲还对倒在血泊里的父亲说:无所谓了,我们两个就一起死吧……



过了一会,枪声终于停了。何文杰和汪文惺跑过来,看到他们俩躺在地上,身边是一摊血。朱微躲在门后墙角的位置,逃过一劫。何文杰不会说法语,他把已经快瘫软的朱微连拖带抱到二楼的电话那儿,叫了救护车,父亲和母亲被送到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



父亲的情况最严重。他的胸部和腹部中了许多枪,马上被送进手术室。何文杰的血型与父亲一样,都是B型,医生就直接从他身上抽血给父亲。当时父亲尚有意识,还对何文杰轻轻地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父亲的小肠中了许多枪,已无法缝补,医生直接将一尺多的小肠切除。听说父亲当时还比较镇静,因为他主管汪精卫的财政,所以他还叫人把支票簿拿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非常虚弱,签了好几次,才选了一张字迹没有太走样的。



母亲当时也身中三枪。后来的事情,她只记得,有人把父亲抬过来,让她亲一下他,跟他说再见。母亲连声说:“他还没死呢!还没死呢!”其实那时父亲的心跳已经停止了。这一年,他43岁。



那是1939年3月21日的下午。实际上母亲到达河内还不到24小时。





△ 20世纪30年代,曾仲鸣(后排左一)、方君璧(前排左一)、汪精卫(后排左四)与陈璧君(前排右二)在庐山牯岭



家变



那一年,妈妈在河内的医院治了两个多月才康复。医生感慨她运气真好:一枪打到了腿上,膝骨竟然没有被打碎;还有一枪打穿了她的背部,所幸没有碰到动脉,所以她大难不死。身边的大人们都没有告诉我们三个孩子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妈妈一直骗我们说:爸爸到国外去了。爸爸以前的确也时常出国,所以那么长时间没见他,我们也没觉得有多奇怪。哥哥孟济那天晚上没有看到那个场面,所以他也不知道爸爸死了。对这次河内之行,他最感兴趣的是坐上了法航有三个引擎的新飞机,回来之后一直和我津津乐道这一点。



汪精卫的身边虽然有一些警卫,但身在异国,不能携带武器,所以事发当晚,他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刺客们行刺完毕,又按原路撤走,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了胶鞋、手套和两排没用过的完整的子弹。



事情一发生,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就知道:刺客们是冲着他来的,而父亲是被误杀的。其实当天晚上,汪精卫听到枪响后本要出门查看,但被女婿何文杰拦住。很巧的是,平时连接25号与27号的那道门都是开着的,只有那天晚上被关上了。否则刺客们很可能就穿过去找到汪精卫。



汪精卫得知父亲受重伤后,非常悲痛。他从住所打来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我父亲。汪精卫身边的人,包括陈璧君在内,都不同意,他们担心刺客们仍在门外潜伏,见到汪精卫后会继续追杀。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流着泪说:“我是看着仲鸣长大的,他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陈璧君与何文杰只好从医院赶回高朗街的住所。他们最后想出一个办法:一位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开着车过来,陈璧君坐在前面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汪文惺与何文杰分坐在后面,汪精卫夹在他们俩中间,尽量把身体放低,以免被外面看到。



大门一开,车子一冲而出,以免被人跟踪。到了医院,父亲已更加虚弱无力,还勉强安慰汪精卫。在家人的催促下,汪精卫短暂停留后,还是按照来时的办法坐车离开了。回到家后,他一边擦眼泪,一边为父亲找出一套干净的衣服让何文杰带回医院备用……



刺杀当天,当刺客们翻墙而出的时候,有三个人被闻声赶到的巡警抓到。他们当时都用了假名字,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奋而杀人。本想杀汪精卫,不想却误杀了曾仲鸣。事实的真相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次暗杀是在戴笠指挥下进行的。负责这次行动的是军统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他组织了18个人的行动组,很早就进入河内。他们通过对面的领事馆,一直在观察汪精卫的动静,伺机寻找下手机会。



父亲和汪精卫等人,当时对这一切并不知情。母亲后来回忆,她到了当天下午,和汪家人一起乘车出去爬山的时候,路上一直有车跟着他们。中途休息时,一位自称是警察的法国人来到他们身边,劝他们不要到偏僻的地方,因为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要对汪先生不利。所以他们一直跟在后面,暗中保护。听到这个人的一席话,大家将信将疑,后来还是取消了出游计划,掉头回家。后来陈恭澍的回忆里也提及,他们驾车追踪这一行人,本想伺机下手,但是因为目标突然调头返回而告吹。



后来有一些文章说是因为母亲到来,汪氏夫妇把他们的卧室腾了出来,才导致后来的误杀。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汪精卫与陈璧君一直住在25号三楼没动过。不过,既然军统特务们为这次暗杀筹划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据陈恭澍回忆,其间还派过一个叫唐英杰的刺客蹿至屋顶,用“倒卷帘”式查看过房间——为什么还会出此重大失误?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次暗杀事件,还有很多蹊跷之处,甚至有人认为,军统是故意打死秘书曾仲鸣,意在给汪精卫一个警告。



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其实军统特务的能力也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高,甚至可以说,组织得也一塌糊涂。我后来看了陈恭澍的回忆,在此之前,他们设计过很多刺杀行动,先是想在浴室里下毒,没有找到机会;又在3月20日那天白天开车跟到郊区想行刺,结果车子调回来,也没有得手。正是因为觉得白天错失良机,他们深为恼火,才断然决定在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他们的效率没有那么高,打的时候也乱打,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影,以为是汪精卫和陈璧君。具体进入高朗街行刺的是王鲁翘。他好像喊了声“汪先生”,我爸爸没有回答,他就开始扫射。要翻墙走的时候,一下子被法国警察抓住三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精心设计。



不过,略显奇怪的是,陈恭澍本人1941年在上海被捕,后来投靠了李士群的“76号”,1949年后又去了台湾,他的经历也很特殊。陈恭澍被“76号”抓到时,陈璧君还亲自审问他,问了他很多河内行刺的细节。按道理说,陈璧君恨他恨得要死,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留下了他。这一点我也一直迷惑不解。几年前我看到了陈恭澍的回忆录,就像看历史传奇,没什么特别的感想。倒是听妈妈的口述,切身得多,也伤感得多。



国变



对于1939年河内的暗杀事件,曾有史家这样评论:“河内的枪声,爆出了一个汪政权。”他们认为,日本方面,近卫文麿下台之后,继任的平沼首相对汪精卫比较冷淡;而汪精卫也有远赴法国的打算。如果不是父亲遇刺,汪精卫也许最终不会被激怒,从而走上与日本人合作的道路。历史不能假设,我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遇到暗杀事件,汪精卫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但是有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父亲的遇害,宣告了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彻底决裂。



暗杀事件没多久,蒋介石又一次派谷正鼎携亲笔信来河内。谷正鼎一再对汪精卫表示,蒋先生对暗杀事件毫不知情,而且保证尽快缉拿凶手——蒋介石事先对这次暗杀行动是否知情?现在似乎也找不到特别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是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在此之前,汪精卫身边的人已经遭遇过数次不测:先是1939年1月16日,梅思平在香港的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1月18日,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被人开枪打死。汪精卫认为这一切都是针对他而来的。这一次,又是与他相识多年、感情十分深厚的曾仲鸣去世。汪精卫悲痛之余,也陷入了对蒋介石的极度愤怒之中,认为蒋介石对他太过心狠手辣。



汪精卫到了越南之后,他身边有一大批的随从,包括他的侄子、陈璧君的侄子等等,而且他的大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就是在河内举行的婚礼。对他们来说,原本是过着很正常的生活,也并没有感觉随时有人要行刺。突然遇到这暗杀事件之后,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非常慌张,觉得在越南非常没有安全感。



暗杀事件发生在汪精卫与重庆政府交涉过程之中。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仍留在河内,过了一个多月,才决定到上海租界暂避。而日本获知刺杀事件后,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但是,汪精卫提出:一不乘日本船,二不住日本控制的虹口,由陈昌祖租了一艘700吨的法国小轮航行去上海。4月20日,汪精卫夫妇与陈昌祖等人一同登上小船离开河内。犬养健和影佐在后面的大船“北满丸”上跟着。因海上气候恶劣,小船被刮到小岛上,失去了联系,几天后才被重新找到,日本跟随的“北满丸”乃乘机追上,把汪的小团体接到上海。



一旦上了日本的军舰,汪精卫实际上就已经被日本人控制起来了。



我想汪精卫心里也很明白,他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1940年11月底,他身穿礼服站在行政院礼堂的石阶前,欢迎日本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忽然痛哭,而且用力抓自己头发。他也很清楚这段历史将为他留下千古骂名,只是那时候,他已经没了退路。



后来母亲带着我们也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家就在汪公馆对面,妈妈时常去颐和路34号看汪精卫,陪他和陈璧君吃饭。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的汪精卫时常很愁闷的样子,有一次回到家后哭了起来,还挂起了国民党党旗。



母亲不懂政治,但她尊敬汪精卫,视他为兄长。在她眼中,仲鸣有缺点,而“四哥”汪精卫则是绝对的完人。不过她大概也对汪精卫组织的“政府”有很多疑惑,有一次问他:“如果日本人要我们打重庆怎么办?”汪精卫回答:不会的,我们的军队只要保护我们自己,不会帮日本人打的。汪精卫可能觉得我妈妈没什么政治概念,有一次他跟她说:“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向你讲,讲了你也会难过,还要保守秘密,不如你一点都不知道的好。”



父亲一生同日本没有什么瓜葛,没留学过日本,也没有日本朋友。而他的死,竟促成汪精卫投靠日本,是很讽刺的。可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这样想:如果没有这次暗杀事件的话,他们按计划到了法国,那也只会是暂时的。因为到了1939年9月,法国也陷入战事,他们也不可能常住在那边,最终的结果也未可知。以他对汪精卫的信任及追随,如果没有死,而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他必然会是伪政府里的主要成员。那么过了5年,他肯定会与陈公博、林柏生等人一样被押去枪毙,还要负上“汉奸”的罪名。从这一点上讲,我又庆幸,父亲的死,又死得及时。



父亲去世后,他的朋友、巴黎春天的老板阿兰先生出面,安排下葬在通常只有法国人安葬的Père Lachaisse公墓。下葬时,我妈妈没有在场。我后来去河内时,还曾试着找过他的坟,结果发现:越南解放后,所有法国人埋在越南的骨骸全部运归法国本土,收在地中海畔的一座万人墓里。父亲的遗骨大概也在其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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