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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 (一) (二)

邢国鑫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20
文章: 7501

经验值: 206975

标题: ZT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 (一) (二) (478 reads) 时间: 2003-11-28 周五, 下午6:54

作者：邢国鑫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绝境中的希望 (一)

作者：章天亮

【人民报消息】】[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导言

2001年9月，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博士章家敦先生出版了展望大陆在加入世贸后之政局的书，他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得出结论——《中国即将崩溃》。在章博士出版这本书的前一年，中国作家郑义也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从两位学者的书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在表面繁荣下潜藏的巨大危机。经济基础和生态底座的坍塌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坍塌，也就是政权的解体。实际上，中共通过几十年谎言和暴力治国，不仅把国民经济和生态推到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也被推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

历朝历代走到君王无道、民不聊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次社会的大动乱，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要重新洗牌、整合，改朝换代，江山易主。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上下500年。不过历次动荡之后，只要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新王朝就立即可以开创一个盛世，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莫不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民族精神不死，自然资源仍在。

然而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除了执政者之腐败堕落、普通百姓之走投无路一如过去的王朝末世，更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

可以说，中共通过它五十几年血腥统治和专制独裁，制造了一座足以摧毁这个民族，甚至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活火山。目前这座火山完全是因为中共的暴力镇压和舆论压制才没有喷发出来。然而这种镇压却似饮鸩止渴。最后的爆发，尤其是生态崩溃引发的灾难，既使是圣人出世也回天无力。同时中共自己也看到了，如果它稍微放松一点镇压，还没有等它从火山口全身而退，那石破天惊的岩浆喷发就会在瞬间把它烧为灰烬，因为它是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

所以，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

本文愿意从民族、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大众心理等各个层面探讨中共继续其高压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找到病症方可对症下药。有很多知识分子也从不同的角度预见到了这种灾难性前景，他们出于深重的使命感而积极为中国的困境寻找出路，但是这些出路却因为中共出于“被清算”前景的担忧，无法自上而下地配合而搁浅。

《世界经济导报》的前编辑张伟国先生曾经形象地形容中共的“反腐败”斗争，称之为不反腐败是“等死”，而认真反腐败则是“找死”。如果把这句话稍作变动的话也仍然成立。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继续努力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中共却因为不想“找死”而处在一种无所作为的“等死”状态。但最可悲的是，我们的民族似乎无论如何也会被中共拉去垫背。

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我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一、兵荒马乱

不仅仅是中国人，就连西方政府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害怕中共垮台后，会在中国出现内战、饥荒和难民潮。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冲击势必要波及所有国家。

纵观中国的历史就会看到，历次改朝换代都会有一段“兵争天下”的时间。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是五百年春秋战国之乱，然后统一于秦；秦末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楚汉相争，打了六年，然后统一于汉；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到五胡乱华、东晋偏安、南北朝对峙，中间经过了四百年的战乱，统一于隋；隋末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被李世民扫灭，前后历时大约十年，统一于唐；唐末黄巢起义，经过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战乱，统一于宋；宋朝一直受到外族入侵，统一于元；元末红巾军起义，至朱元璋统一经过了十六年；明末从张献忠起义，到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经过了十四年战争，随后清兵入关；清末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体，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至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统一全国，中间也经历了十七年的时间。

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会带来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由于饥荒和杀戮造成的人口减少。一般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才能安顿流民、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

这种必然发生的兵荒马乱，其表面原因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血统继承的“家天下”社会，因此在体制外不存在天然的继承人。当一个皇帝的荒淫残暴背叛了“天道”的时候，造反的起义军就变成了“替天行道”。虽然如此，皇帝下台后的权力真空到底由谁来填补，各路反王哪个人奉天承运，这个就需要靠实力说话了。

中共在建政后，其独裁程度远远甚于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封建王朝，也从来没有给过百姓真正的民主，同时用无神论砸碎了“君权神授”的传统概念。对于民间控制之严厉使得在中共体制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更没有一个人具有统一全国的军事威慑力，很难想象中共现行体制内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不会抱着和袁世凯一样的野心成为新的独裁者，或者成为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那样的大军阀。当SARS爆发之后，尚且有许多村庄挖断公路，划村而治，当中共彻底失去镇压能力后，怎能保证民国初年各省通电独立的故事不会重演？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或者辛亥革命后的农业经济了，各省无法自给自足，而发展工业的资源当地又不齐全。尤其在中共对环境毫无顾忌地污染和糟蹋之后，中国的生态体系正面临全面崩溃，争夺自然资源、包括饮用水这样最基本生存资源的战争就可能会在各省之间展开。而武器的发展，又早已跨越了冷兵器时代，进入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时代。即使不用这些武器，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又岂是过去的大刀长矛所能相比？

中国现在承载着巨大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下进行生产，才可以勉强维持民众的生活和基本物资的供给。如果社会出现剧烈动荡，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遭到破坏，那么中国陷入大饥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国际社会需要拿出多少粮食才能填饱几亿张饥饿的嘴？拿出多少钱来才能遏制中国的难民潮？花费怎样的政治努力才能让中国的各方力量坐下来谈判？这些对于所有地球人来说可能都是一场劫难。

这是第一个看上去无解，但是却并非绝对没有出路的难题。

二、民族分裂

在中共垮台后，民族问题会立即浮出水面，成为新一届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一直在争取新疆独立的维吾尔人可能会趁机建立自己的国家，西藏和台湾问题也都会浮出水面。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旦垮台，有两种趋势耐人寻味。一个是苏联分裂为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分裂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以及马其顿共五个国家；与此相反，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却在1990年宣布统一。我们分开来看看这两种趋势背后的原因。

国家之所以分裂和统一，与民族问题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信仰、风俗、历史、生活习惯，甚至地域，当然希望按照本民族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生活，由本民族的人进行管理。在前共产党国家，一方面共产党试图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替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信仰（精神手段）；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收买和暴力镇压（物质手段）来对付民族分裂。然而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暴力镇压的力度一旦减弱，曾经因为暴力积累的仇恨就会爆发出来，至少不同的民族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如全民公决等脱离曾经统治他们的外族人。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专制造成的民族问题往往被专制镇压掩盖，等到民主转型时爆发。”

中共在宣传自己的民族政策时，经常标榜自己给少数民族拨了多少款，多大幅度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了经济，实际上，民族问题跟经济问题并不绝对相关。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虽然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同属于斯拉夫人，但是历史上斯洛伐克民族长期为匈牙利人征服，经济比较落后；而捷克民族更靠近日耳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开始工业化，经济比较发达。斯洛伐克却并不想绑在捷克这个富裕的兄弟身上，不顾失业率大幅上扬，外来投资大量减少，毅然与捷克分道扬镳。

很多人会说，中国与这些国家都不相同，因为中国文化中历来有“大一统”的意识，所以在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乱和分裂，但“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一个国家要统一就必须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这几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历史上曾经有不少英雄横空出世，如波斯王大流士、罗马的凯撒大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等，都曾经建立过横跨亚州、欧洲和非洲的庞大帝国。蒙古人崛起大漠的时候，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但这些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几十年的时间就分崩离析，而且破碎得没有办法再统一起来。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在当初创立帝国的时候，纯粹靠的是武力征服。

反观中国的历史，中国对于其版图控制内的民族一直以文化征服为主。在秦朝以前的五帝三王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是最先进的，无论是农业、科技、历法还是礼仪。远方的人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需要经过几重翻译，但是前来朝拜的人仍然绵绵不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这使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可以轻易地传播到秦朝武力控制的所有地区。

中国文化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是道家文化占主导。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正统地位正式确立，即使是匈奴等少数民族也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姓氏都有使用汉姓的。实际上，中国人内向和含蓄的性格都来自于道家的清静和儒家的克己，这种修炼文化注定了这个民族在战争中，他的优势不在武力上，而在谋略上。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修炼精神决定了民族文化的道德起点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各个少数民族的认同。

由于汉人一直在体力上和少数民族相比占劣势，从秦朝开始，大部分时间统治中国的实际上并不是汉人。秦朝本身属于“西戎”，就是少数民族；汉朝上下四百年属于汉人统治了，但是到西晋司马炎统一三国不到二十年后，就开始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少数民族入侵的“五胡乱华”时期。随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鲜卑人）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又经过了一百四十多年。隋唐这两个朝代都不是纯正的汉族血统，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娶的都是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因此隋唐的君主都有鲜卑人的血统，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是鲜卑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唐朝一直用少数民族军官如安禄山、哥舒翰等人做藩镇的节度使，也是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走入鼎盛的朝代）。宋朝时，西夏、辽和金占据了全国将近一半的土地，也都是少数民族。元朝是蒙古人，清朝是女真人。算下来，中国历史上倒有一半以上时间都是胡人做皇帝。

然而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化却一直在传承发展，“儒、释、道”作为信仰和文化的主流一直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容文化，无论是哪个少数民族入侵，都会被汉地文化所同化，而且汉地会把其他民族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吸收进来。佛家思想进入汉地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元朝的时候喇嘛教、犹太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开始流入汉地；基督教由明朝的礼部侍郎徐光启介绍给汉人，康熙大帝向汤若望学习历法、向白晋学习几何等也都是鲜明的例证。

正是这种先进文化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粘合剂，北魏、隋、唐、元、清被汉化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五胡乱华时一些国王使用汉姓，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也一直在依靠汉族士族，虚心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管理国家。昭君出塞、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西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郑和下西洋等也都是汉地向少数民族和国外输出文化的时候。因此，无论国家怎么分裂，最终还是这个文化认同感把中国各个民族统一到了一起。司马迁曾经以“重译款塞”来形容少数民族对汉地文化的崇拜。唐朝的时候，日本甚至不顾航海的巨大风险，不断向汉地派出“遣唐使”。蒙古、朝鲜、越南和大理自愿认中国为宗主国，都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地域是其物质的一方面，那么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有了共同文化做基础，统一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举例来说，从公元70年罗马总督提图斯在耶路撒冷屠城之后，犹太人开始散居世界各地，经过无数次的颠沛流离和屠杀后竟然于1948年复国，在特拉维夫开始重建以色列国。东德的共产党垮台以后，东、西德的统一障碍就被清除，共同的文化又使分裂了四十多年的日耳曼民族走向了统一。

反观中国，中共在执政大陆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恰恰在以摧毁中华文化为己任，这就等于在摧毁民族统一最坚实的基础。说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外来学说。它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的以人体修炼为核心的文化必然存在冲突。问题是虽然中国文化可以包容无神论，做为共产党来说，他们却绝不敢允许在其学说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现在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的个人独裁国家。“马列主义”成了上个世纪造成几千万人头落地的最大谎言。那些中共高官们在夺权的第一天起对此就心知肚明。真理是不怕探讨和争论的，只有谎言才害怕，因此中共为确立“马列洋教”的统治地位，从上台伊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抓在手里，用暴力来保护谎言，对全民洗脑。

用中国传统的有神论价值观，和“儒、释、道”信仰衡量中共的所作所为会看出其一系列说法的虚伪，一系列做法的反人性和反人类。这就会危及到中共赖以生存的谎言基础。中共的做法是宁可让人没有信仰，也不能让人信仰“马列主义”以外的东西。所以，他们视传统文化为一大威胁，而且破坏起来极其疯狂，用以表达这种破坏欲和指导破坏行动的词也都是“捣毁”、“横扫”和“砸烂”之类。虽然这在短期内帮助他们巩固了统治，却给中华民族的分裂种下了最致命的祸根。且莫说，少数民族是否对中共“党文化”有认同感，即使是汉人又有多少人欣赏“党文化”，并因此产生民族归属感呢？

（待续）

绝境中的希望 (二)

作者：章天亮

【人民报消息】(接上)

三、全民破产

中共在当初夺取政权的时候号称要建立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公有制经济，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这个幌子下把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对于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和小资本家进行镇压，关的关，杀的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有的工人、农民和那些曾经比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人作为城市人口还是以自己毕生只得极其低廉的工资为代价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价住房、养老金和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保障体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丢失了铁饭碗，而且丢失了政府曾经许诺给他们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于几十年来农民一直处于的自生自灭状态，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岗。”

一个人能够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来。当他想“我明天要干什么”的时候，最起码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说，对未来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于政府不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城市人口只能从极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来一部分存进银行，希望靠存款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而中共为了维持其经济繁荣的假象，却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存款借贷给那些经济效益极差的国有企业，或者那些依靠贿赂而与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关系的私营企业主。这些钱因为收不回来而变成了坏帐。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全部破产，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国公司的巨额投资混日子。中共内部的高官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亲眼看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摇摇欲坠，那么他们最大的希望就变成了力争在经济大厦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贪污最多的钱，然后逃亡国外隐姓埋名过上逍遥日子。被枪毙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就曾对其情妇说：“共产党早晚会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时间，我们要为自己留后路，如果共产党垮了台，出现象前苏联那样的局面，没有后路，大概只有去给人家看大门。”

用政论家胡平先生的话来说，中共贪官不是在“腐败”，而是在“抢劫”。他们有许多我等平头百姓无法了解的手段把《宪法》里写着归劳动者所有的财产变成他们的私产，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权力洗劫百姓，劫贫济富，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因此，目前国内很多暴富阶层的私有财产是没有合法性的，就象中共领导人至今不敢向民众公开他们的实际财产。

与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资产流失远远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因此理清产权关系，把原来充公的财产物归原主，对其它资产采取拍卖等手法进行私有化还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后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一笔烂账、一锅浆糊，对于现有资产的清算将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同时绝大部分资产可能早已通过资本外逃转移到国外，下落不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清晰必然会带来生产停顿，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何对剩得可怜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才能让全体民众满意，从而平息他们的怒火？

可以设想一下，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寄托了他们全部未来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经化为泡影，他们将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个社会。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绝望的支配下铤而走险，引发杀贪官、吃大户和抢劫风潮，从而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四、生态崩溃

一个政府要执政，其权力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否则别人就会问，“凭什么你当国家元首把持权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君权神授，血统继承。”在民主社会，这个合法性是靠选票承认的，是大家伙儿把这个人选出来做总统的。到了中国这就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前，中共一直在宣传它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只有它才能领着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而且它的领袖永远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说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狂热，也蒙骗了相当数量的人，从而成为当时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中共让用来抵御外国入侵的野战军掉转枪口、开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那些并没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让中共惩治官倒和腐败的无辜学生时，民众对于政府的希望开始走向破灭。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日暮途穷。

从那时候开始，中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那么他们就试图用执政的有效性来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说，也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了，干脆咱们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吧。中共力争给老百姓造成一个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的经济腾飞，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让老百姓觉得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必须要保持“稳定”，这样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换句话说，它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它的执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释为“发展中的问题”，都是“暂时的”，都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解决。然而一旦经济发展无法持续，失业人口会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盖的社会危机也会一总爆发出来。

这里必须明确两个问题，首先中共所谓“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是外界无法核实的，完全来自这个全无信誉可言的政党自己的宣传机器，同时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足以抵消这一经济增长。确实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却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以掠夺弱势群体的财富，扩大贫富差距实现的。

另外，这种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要远远大于收益。目前中国森林锐减、西北地区沙漠化、华北平原水资源奇缺、淮河污染、黄河断流、长江大洪水、湖泊面积减少等等都是中共为发展经济付出的生态成本。假如说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万亿元人民币，可是却付出三十万亿元的生态成本，谁还会为这样的“经济成就”欢呼雀跃呢？

这里仅仅举水资源为例。为降低生产成本，工厂采取对环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态度。中国年污水排放量达600亿立方米，为了省钱，其中有超过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本来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现在加上水污染严重，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荒。中国九大水系――珠江、闽江、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和松花江水系全部污染，甚至成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国人不得不超量开采地下水，以华北平原为例，整个华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机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现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温度四五十度的时候，自来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却冰冷刺骨，可见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经无法和地表形成热交换。

我引用一段新生网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报道：“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农业用水又逐年剧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密密麻麻的机井亦成了华北平原的一大景观。这一杀鸡取卵的行为，造成两大恶性循环。第一，深层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渗入，大约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第二，地下水为各土壤层的张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东西来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将来环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净洁的水源，但也根本无法将已经鹊巢鸠占的污水咸水排挤出去。所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悲剧。”

如果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紧接着就是此处寸草不生，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化，几亿人口将面临着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绝境。华东平原现在也正在步华北的后尘。不幸的是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残酷现实。丝绸之路上楼兰古国的覆灭不就是沙漠化的结果吗？

水资源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矿产等许多资源都在中共为发展经济涸泽而渔的政策下被盗被抢。同时由于社会道德沦丧，国有财产产权不明确，大家都抱着我不污染别人也会污染、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使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本来已经万分巨大的国家陷入生态资源的全面崩溃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制造了这场生态大灾难后，却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后引起恐慌和社会动荡，不敢关停污染企业以暂时阻止生态继续恶化，也拿不出钱来进行治理，因为这都会让其经济发展陷于停顿和倒退。中共官员们可能发现，做为经济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对污染进行处理是“最好”的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办法（中共一直想办法拒绝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在继续糟蹋环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后，下一届政府可能会发现治理生态的成本高得让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压力又只能通过继续榨取自然资源维持社会运转，这种恶性循环会让整个中国陷入更大的生态灾难之中。

搞体育和搞经济的可能都知道，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动作才有意义。比如买卖股票，如果晚上几分钟，可能就是发财和破产的区别。西方国家经常抱着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们却不会料到，也许还没等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就会因为生态崩溃而给全球造成以十亿计的难民。到时候，哪一个国家还会幸免于难呢？

（待续）

作者：邢国鑫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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