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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民运既要用“正”，也要用“奇”

曾节明

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14/10/01
文章: 50

经验值: 2961

标题: 搞民运既要用“正”，也要用“奇” (367 reads) 时间: 2015-2-09 周一, 下午2:16

作者：曾节明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搞民运既要用“正”，也要用“奇”
　　　　——兼谈赵紫阳在“六四”期间的重大失策

　　前民主墙人士徐水良一贯大力鼓吹“搞民运用正不用奇”，凭此论徐某人似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显得他自己无比光明磊落；但这个包裹着光鲜道德外衣的主张，却是完全错误的。
　　什么是“用正”？就是正大光明，不搞阴谋诡计；说白了，所谓“搞民运用正不用奇”，就是搞民运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履约守信、象美国大选一样一切按程序来。。。而不能对民运的敌人共产党运用“兵法”，如坑、蒙、诱、诓、骗等诈术。

　　怎么，徐水良鼓吹“用正”有什么问题呢？反对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正当吗？在已经实现宪政民主政治的国家，从事政治活动“用正不用奇”当然很好、很必要；在已经结束共产党专制，建立了旨在宪政民主的新政府的情况下，从事政治活动“用正不用奇”当然很好，而且非常重要；但在中共专制政权依然存在、拒绝改弦更张、而且继续对反对派施以镇压、无孔不入地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搞民运“用正不用奇”，就是以对魔鬼开诚布公送死换取“清名”的迂腐方式，任由共产党专制当局将自己搞垮！

　　众所周知，一贯以来，中共搞阴谋诡计（所谓“用奇”）无所不用极其，对这样一个以“用奇”为生的狡诈魔鬼，如果只用“正”、不用“奇”，无异于以卵击石地送死。共产党因为以：用奇“为生，平生最头痛别人对它“用奇”，最喜欢别人“只用正不用奇”，所以在蒋介石对中共“用奇”为主的三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命途多，几乎被剿灭；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中共履约守信转而以“用正”为主，中共迅速坐大，把国民政府渗透得千疮百孔，最终夺得了天下。
　　可见，徐水良所一贯鼓吹的“搞民运用正不用奇”，就是鼓吹以绅士之道对付流氓，就是鼓吹民运不要胜利、不要成功，拱手去让中共得逞，其本质就是失败主义、取消主义，它的客观作用，就是为中共专制维稳。

　　为什么民运就不能用奇，就只能让共产党用奇？徐水良说：搞宪政民主不能不讲道德。诚然，搞民运决不能象共产党夺权和“维稳”那样没有底线，否则就违背了民运的初衷。但是，讲道德不等于作茧自缚，决不能为了追求道德清名，而自取败局让中共得逞。
　　孟子曰：“徒善无以为政”，就是这个道理。政治事业不是道德事业，不能够以要求道德家的标准来要求政治家，为了战胜象共产党大恶的对手，一定的阴谋诡计和厚黑是必要的。
　　民运人士应该区分大善和小善、大恶和小恶，以民运失败换取个人道德清名，这是舍大善而取小善，而以为了避讳“用奇”的小恶，让中共得逞并继续维持其专制邪恶统治，仍是舍小恶换大恶。

　　“六四”时期赵紫阳为求取清名，而放弃“用奇”、放弃拼搏、辞职逃避的态度，就是典型的舍大善而取小善的做法，当然，赵紫阳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不是故意不去争取成功的，他之所以舍大善而取小善，是因为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高估了邓小平的实力，而低估了自己在党政军人心所向的影响力。
　　与赵紫阳经典对照的是“819”事件中、事件后的叶利钦，叶利钦面对更加凶险的危境，抓住苏联红军经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运动洗礼，倾向革新，执行戒严令军心动摇的特点，登高振臂一呼，号召枪杆子不要为保守派所用，顿时令形势逆转；叶利钦随即乘热打铁，抓住顽固派政变失败溃不成军之机，抛却一切“程序”、“规矩”，以雷霆万钧的“用奇”手段，一举解散了共产党的政治局、埋葬了苏联共产党、架空了戈尔巴乔夫。。。从而以釜底抽薪之势，断绝了苏共顽固派死灰复燃的任何机会；搞垮苏共后，时为苏联俄罗斯联邦首脑的叶利钦，背着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联邦的首脑在别洛维日密林中连日密谋，达成了解体苏联、成立“独联体”的“别洛维日协定”，这，难道不是典型的“用奇”——耍阴谋诡计？

　　叶利钦是追求民主化变天的反共领导人，叶利钦就是自上而下的民运人士。按照徐水良的主张，叶利钦搞民运应该“只用正，不用奇”——难道叶利钦应该放弃密谋，向苏共开诚布公，全盘托出自己的计划和诉求，让苏共保守派做好对付自己的准备？那样一来还会有苏共垮台吗？还会有苏联解体吗？

　　赵紫阳曾大力推动党政分开、推进新闻自由，他还曾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表示：中国应该搞多党制，因此，赵紫阳也是追求民主化变天的领导人，他也是自上而下的民运人士。作为民运人士，赵紫阳在“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基本上符合徐水良的主张，“只用正，不用奇”；而李鹏、陈希同一伙以及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则基本上“只用奇，不用正”，结果基本上“只用正，不用奇”的赵紫阳，在大好形势下，在与李鹏、陈希同的博弈中一败涂地。

　　在“六四”期间和“六四”之后，赵紫阳在策略上至少犯下如下重大失误：
　　大错之一，赵紫阳赶在1989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学潮初起的时候，如期出访朝鲜，结果把局势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以李鹏为首的前台顽固派，赵紫阳一离京，李鹏一伙立即刺激邓小平、抛出“四二六”社论，使得本已退潮的学生悼念胡耀邦活动，大幅升级，演变成大规模游行示威，并向全国蔓延。。。而政改派被推到“纵容自由化”的替罪位置上。
　　赵紫阳本来大可以以国内局势为由，推迟访朝，坐镇京师，严密监视和防范李鹏一伙，稳住邓小平，抓牢文宣大权，抛出降温社论，化解学生的激情昏热。。。这样，大局就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四二六”社论是顽固派的毒计，目的是刺激学生大闹特闹，没有“四二六”社论的刺激，学潮就不会起来，如是一来，陈云、李鹏、邓力群就算祸心再大，也不可能狙击得了政改派。
　　或许赵紫阳有意模仿“文革”初期的毛泽东，把烫手的山芋抛给李鹏，想坐等李鹏“搞砸”之后，再回来收拾局面。若赵紫阳真有这种盘算，那实在是太失策了，简直是昏了头！因为：
　　一则，毛泽东当年有兵权，而他没有；二则，顽固派要得就是学生大闹特闹，怕的就是学潮降温，把学潮的主导权交到顽固派手中，正中其下怀！

　　大错之二，从朝鲜回来之后，赵紫阳把主要精力放在救火降温上，而没有与李鹏一伙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四二六”社论已经抛出，从朝鲜回来以后再行劝解学潮，已经吃力不讨好了，这时候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李鹏的内斗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既然李鹏不断搞小动作，赵紫阳也应该对李鹏大搞小动作，派人把李鹏指使去刺激学生的人抓起来，对李鹏、陈希同一伙搞监控、掺沙子。由于当时邓小平对赵紫阳还是信任的，而总书记的职权大于总理的职权，如果赵紫阳以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李鹏、陈希同，李鹏一伙施展其反民主化阴谋，将困难重重，气焰决不会有那样嚣张。可惜赵紫阳对小人李鹏，实在是太君子了，以君子之道对付小人，安得不败？
　　赵紫阳应该一回国，就去邓小平家里去告李鹏的黑状，大可以揭发李鹏勾结陈云等其他元老，企图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这是邓小平的心腹大忌），这次学潮的大幅升级，就是李鹏和陈云搞的阴谋，目标是否定“改革开放”，并取邓小平而代之。。。这样必然能够打动邓小平；而一旦打动了邓小平，就可以攻击李鹏从邓小平那里搞到的“四二六”社论，是歪曲了邓的本意，是包藏祸心、制造动乱，有必要重新抛出一篇反映邓小平本意的社论，以正视听，对此，邓小平必做顺水人情，而李鹏一伙必成替罪羊，因为“小平同志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只要新的社论一出，学潮必然退潮，而顽固派必功亏一篑。而李鹏一伙被推出来顶缸后，政改派万里刚好可以接掌总理一职，赵紫阳的嫡系人马进一步填补进来，民主力量就大获全胜了。

　　大错之三，“戒严令”下后，面对背水一战但胜机仍存的形势，赵紫阳不敢登高号召军队，而采取了辞职逃避的最下策；彼时的赵紫阳，只看到邓小平的老资格和兵权，看不到军人、尤其是军官都是有头脑的人——当时的许多军人都倾向政改、都暗暗动摇，而邓小平的镇压令并不得军心。。。关于赵紫阳最后关头不敢登高号召军队的大错，拙文《“六四”转折关头的赵紫阳清白，但是无功有过》有详述，在此不赘。

　　大错之四，“六四”之后的1992年，在复出时机大好的情况下，赵紫阳拒绝向邓小平认错和检讨，结果白白地错失了翻盘的最后的机遇！
　　江泽民于“六四”期间当上总书记后，一度误判形势，一边倒地投机陈云、李先念等左派元老，于1990至1991年两年间，在全国掀起否定邓式“改开”之左倾风，这就触犯了邓小平的大忌，邓小平深忧自己路线遭到否定，遂在1992年上半年作了撤换江泽民、让赵紫阳复出的决心。

　　据宗凤鸣记载，当时邓小平派人到赵家与赵紫阳沟通说：江泽民不改革，你是真改革派，你可以再出来干；赵紫阳说：我要是干，干总理比较适合；邓小平说：不要说总理，就是当总书记也可以，但你必须要先认错。
　　但赵紫阳却拒绝认错，使得邓小平最终断了这个念头。
　　表面上看，赵紫阳拒绝认错是保存了个人的名节，但为了个人的这点清名，而浪费中国民主化好局卷土重来的机会，是非常得不偿失的。赵紫阳再一次在关键时刻，选取了小善而放弃了大善（这就是徐水良所鼓吹的“用正不用奇”！）。

　　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赵紫阳拒绝对邓小平（假意的）屈服，从政治家的角度看是极端愚蠢的，因为此种拒绝妥协不仅于事无补，还断送了挽回事业的最后机遇。
　　如果赵紫阳认错复出，重新当回总书记的话，完全可以凭借年龄的优势，在陈云、邓小平死后的中共“十五大”上，把胡启立、田纪云、芮杏文、李锐等一批政改派拉进常委会，并指定胡启立为接班人，随即重开新闻自由、党政分开式改革。。。如果那样的话，今天的中国早已和平演变了。
　　赵紫阳拒绝认错，等于是拒绝复出，客观上是在帮反政改顽固派的大忙。

　　政治家着眼的是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切忌恋慕清名：如果当年赫鲁晓夫不对斯大林唯唯诺诺的话，能有后来的“解冻运动”吗？恐怕赫秃子早就死在斯大林手中了！如果邓小平不多次向毛泽东检讨认错的话，能有复出和“邓改开”的一天吗？恐怕邓矮子早就见刘少奇去了！
　　由此可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赵紫阳为一己清名，而放弃施展抱负的最后机会，是多么的失策！

　　其实，当年邓小平有意让赵紫阳复出，（从独裁者的角度）已经作了最大的让步：作为过来人，邓小平岂非不知道“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他其实要的仅仅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六四”不能翻案，以后“就随他去吧”！由此也可以窥知：邓小平自知“六四”犯下“大错”，他对共产党的前途也抱了“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心态。

　　如果赵紫阳稍微有袁世凯的厚黑，这非但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中国的大幸！从政治家的层面看，上世纪末的大转折关头，中国之所以落得悲剧收场，恰是因为追求民主化的核心人物基本上符合徐水良的教导——“只用正不用奇”，而反民主化的核心人物则是大用特用“奇”！
　　而同样的大转折关头，苏联民运的核心人物叶利钦，却是赵紫阳＋袁世凯的复合体，这就是前苏联“六四”事件——“819”事件，以喜剧收场的原因所在。
　　这是历史让人无限惋惜的地方。但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说过：“所有的历史都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相信下一次“六四”来临时，中国一定出叶利钦式的人物。　　

　　曾节明　成稿于2015年二月五日凌晨于冰寒纽约州

作者：曾节明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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