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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和经济发展―――从yellice的问题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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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
[个人文集]
警告次数: 1
加入时间: 200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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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民主和经济发展―――从yellice的问题说起
首先要谢谢yellice提出的问题（ http://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863877 ），你不用客气，我只是爱想些问题，其实并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和深入研究，所以你的参与实在是我巴望不得的。yellice的问题很尖锐，也是西方很多人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的问题，恐怕自上世纪２0年代以后就没有停过，只是其冷热总是随着整个经济和政治形势的起伏而波动。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yellice的几段话总结起来有两点：
１、民主的内在机制是选票说话，而穷人是多数，政客为了选票讨好穷人大搞福利社会，结果是在民主的移民的国家导致入不敷出，经济破产；在民主的非移民国家，也会因为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而经济不断萎缩。
２、后发国家没有通过先民主化而成功地快速发展经济的。
所以，结论------不论从逻辑上还是实事上------只能是民主制度在发展经济上肯定是１００％的失败。此即yellice 先前所给的简短结论。
我同意yellice 的事实观察，但是不同意他的结论。我以为分析比较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需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经济发展，其次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后在分析民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则需要弄清楚民主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民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我下面就从这个思路来谈我的看法。
一、民主和专制的经济竞赛
我在《新、老帝国》第一次回答yellice对于民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批评时说，“我以为恐怕难以定论。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正反例子都有。现在多数人认为长远来看，应当是民主制度下经济发展要好。”我说这个话基于两个观察：１、冷战期间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２、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时的经济发展差别。
先说第一点。这是个老话题，基本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胜过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专制，所以有人结论专制制度下经济发展一定落后。但是，这个结论是错的，因为如果比较改革前的大陆和台湾，两者其实都是专制制度，只是程度的差别。所以结论应当是社会主义下的经济发展比不过资本主义。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是，实行资本主义是否不需民主，或者专制反倒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我先将这个问题放下，先来谈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例如中国文革后自７７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当时可以看到的是，一旦国家放松对于农业的控制，农村的经济马上上升，其中既不须增加资金投入，也不须增加人力，所做的不过是给农民多一点自由而以。“多一点自由”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以为不过是少一点专制，多一点民主而已。换句话说，在决定“地应当如何种？”时，给农民多一点投票权（表决权）。这样的事情在苏俄当年的“新经济政策”年代也是如此，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也无有例外。反面的例子则是一旦国家全面控制农业，则不但产出下降，甚至闹出大饥荒。所以，结论是，至少在农业经济发展上，民主比专制要好。
再回到第一个问题。何以在农业上看到的情况，比较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时则未必如此？例如民主制度的印度的经济发展不如专制下的中国就是实例。这就要回到我开头说的“需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经济发展，其次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问题。
二、技术和其他因素
所谓“甲地比乙地的经济发展快”，其实就是说“甲地比乙地的生产效率高”。如果甲种一亩地一年收获５００斤稻子，乙种一亩地一年收获４００斤，甲、乙两人几年后的经济地位就变了。那么，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很多，如人力、资金、资源、技术等，但是在普遍的意义上来说，技术（包括工程技术、产品技术、管理技术等）是最主要的。
我曾经将贫穷分为“大饼”做不大的贫穷和“大饼”分配不公的贫穷，以及懒惰的贫穷几种。发展经济就是关于如何将大饼做得快、好、大的学问。在现代科学－工业革命出现以前，世界上９５％上都是穷人，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一切。所以，首先是技术的发明是决定因素。但是，技术有了，将技术转化为产品还需要人力、资金、分配等来促进和刺激技术的使用，否则技术无法发挥作用。
在古代，技术的发展是经验性的，特点是缓慢、简单、停滞不前，尤其是在能源技术的发展上，没有形成过工业革命后能使用比人力效力高出很多的替代方法-----高功率输出的大机器。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发展是科学引领的，特点是必须有理论的支撑，复杂、高效、日益进步。这两种技术的发展都依赖人的智力，但是对于人的生活方式的要求迥然不同，主要是现代技术的开发对于人的思想自由和移动自由（交流自由）的倚赖度很高。换言之，自由固然是人类自古就有的一个概念，但是它的涵义对于现代人和古代人完全不同。对于现代人，要维持建立在高效率的经济上的生活方式，自由是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一状况的产生对于人类历史来说还为时不久，我以为不过是１５００年以后欧洲的宗教改革后才有的事。
回到前面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赛问题，在以上的分析的基础上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败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过去已有的各种报告，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在于技术的发展上无法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因为后者基础乃是“自由经济”，即个人自由。不仅如此，社会主义下的专制还妨害技术的使用以及降低人的生产意愿，例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所以才有７７年放开后的农业经济发展，不是因技术的发展而有效率的提高，而是部分解除对于个人生产活动的自由的限制后而有的效率的提高。
三、专制和高效率
上面的分析说明，社会主义专制限制的技术的发明，阻碍了技术的使用和压制了人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败于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如果这个结论是可靠的，那又如何解释同样的中国，现在还是专制，为何经济发展得如此之快？为何民主国家，如印度，发展经济比不过专制的中国？这要从“改革开放”和“致富积极性”说起。
１、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说的是中国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即自己推到自己竖起的“竹幕”，在经济上融入开放的世界体系。这样做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解决技术问题，以外商来华投资的形式将中国缺乏的技术（而不是资金―――我将以后专题讨论这个问题）带入中国，生产出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产品，这样才有中国经济的大跃进。
而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中，资本后面的技术是乐于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升值的，风险小、升值快的地方当时是首选之地。这个时候，专制政府的高效率自然有其优势。但是，只有专制政府还不够。鸦片战争时，不论中国提供多少优惠，我想英国商人大概也不会来中国投资生产，因为中国人那时没有几个人人学习数理化的，人口中５％的读书人学的东西是没法用于机器操作的。百年来在科学和工程教育方面学习西方为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劳力。
２、致富积极性
印度的民主制度在发展经济上比不过中国的专制制度的观点，忽略了印度文化中深刻的安贫精神，它和东亚中华文化圈中的积极致富精神完全相反。读者只要比较一下圣雄甘地的言论和精神提倡，以及他的表现，再对照中国所有的救国领袖们的言行即可看到这中间的差别。但是，随着近年来这种观念的变化，印度的经济将会有很大变化。在有的方面，例如制药行业，虽然印度的总体规模要小，但是其效益是中国的３～４倍。
所以说，当技术的获得不是障碍时，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专制的效率优势也随之凸现，但是它不会改变专制对于自由的限制而影响技术的发展和人的生产积极性的致命缺陷，会随着时间逐渐显现。以中国经过３０多年的快速发展而至今鲜有自己的品牌的尴尬，即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现在遍及各个城市的开发区投下大量资金吸引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就是为了解决“产业转型”问题，即技术匮乏问题。
四、民主有救吗？
说了专制的问题，不管说的再多，也不能消灭一个民主的问题。所以要再回到开头说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民主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民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yellice的观察都是事实，我一样同意。但我觉得还没到该“洗洗去睡了”的时候，我们得先弄清楚民主现在究竟是咋回事，然后再检视民主的未来可能比较好。
我在批评寒竹的《民主泥潭论》里比较我和他的民主定义的差别如下：
寒竹：“民主，是指一种能够保证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并付诸实践的社会机制。”
河边：“所谓民主，从行为的角度来说，即人从事无害于他人的和社会的管理有关的权利；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说，即社会对于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的认可和保障，以及为此权利所设计的程序。”
我不知道寒竹的看法是否有代表性，单说我们的不同之处。显然，寒竹式的看法是将民主看作一种社会保障机制，保障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和诉求。我的看法是，民主首先是个人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但是必须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其次，这个权利的实行必须通过社会规定（设计）的程序。
显然，两者的差别很大，因为按照寒竹的看法，民主下面，大多数人说了算，少数人是否受到保护不须考虑。而我的看法是必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并且一定要放在程序设计中。我认为这才是西方的现代民主概念以及制度设计。
那么，“权利”又是什么？权利是法治语言下的自由，------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自由即个人的权利。
“自由”又当何讲？这问题听起来有点蠢，但我认为其实是西方近50年来随着现代化的进步发展很快的一个观念。简言之，自由即人作为人而生存的一种必要的社会条件，包括身体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放到法治社会里，就是人的一系列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没有法治社会，也就没有自由，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任意行使自己的自由，只有混乱，而不是有序的自由。
理解现代自由观念的关键在于：让人拥有自由，不是为了让人生活地更好，只是让人成为人而生活。所以，我们需要言论自由不是因为言论自由可以使人发展出先进的思想（不用说也无法论证），只是因为我们有个大脑；我们需要迁徙自由，只是因为我们有双根据大脑的指令而迈动的双腿。
明白了这些，再回头来看民主的问题。我们首先可以懂得何以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开放移民，即使日本也不例外，因为事关自由。其他的一些看来像是“自杀性的政策”也是如此。例如：
-----穆斯林大量移入欧洲咋办？争论一直在进行，现在还没有定论。
-----产业大量外移咋办？还是不能取消自由经济。
-----穷人要救济又没人愿意增税咋办？借钱。
-----出生率下降咋办？人家有生育的自由，没法来个“一对夫妇，两个子女”。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时间一长，两极化问题出现了：经济上，自由经济不能变，富人到国外发财愈来愈富；穷人通过扩大福利，加上到处打仗，国家债务愈来愈高。政治上就开始形成“左、右”两翼，愈吵愈凶。欧、美均不例外。在中产阶级不断萎缩下，达成共识似乎很难。
这个局面的确让人担心，我也没看出解决的办法在哪里。但在我前面介绍的民主定义下，他们的制度设计也不会轻易让某一方取得决定一切的地位。现代化的潮流至今仍然在西方的带领下，标准当然也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制订的。人类理性带着我们走到今天，我们的未来可以依赖的还是人类理性。我觉得恐怕最终还会由各方谈出一个自由的界限，找到共存共荣之路。
五、西方之谜
默里在他的《人类的成就》（Charles Murray：Hunan Accomplishment）中指出：自公元前800年到1950年的近两千八百年间，人类的所有艺术和科学成就的97%是欧美民族创造的。我猜想，如果以过去500年的成就来算，恐怕99%都是他们的成就。这个现象虽然在改变，但是一直很慢。而改变最快的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过去100多年的进步，欧洲以外的国家的现代化进步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完全不同于100年前了，作为制造业的劳力，他们和欧美民族没有差别，所以技术的发明虽然仍然集中在欧美，但技术的使用却成为世界性的，这就为缺乏技术发明的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专制国家反倒因为效益高甚至更为得利。这是一个意外，因为它在很多地方甚至损害技术输出国家的利益。
但是，这种现象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是近30年的事，以中国的开放和共产主义的制度的解体为两大转折点。放在全球化以来的500年的历史长度上来看，这30多年还很短，对于民主的前途和专制的前途下断论恐怕还早。随着经济在专制体制下的发展（例如台湾、韩国），体制转型出现了。如果以此来断定中国大陆一定也会同样变化，我则存疑，因为大陆仍然是个帝国。不过，比较俄国，我觉得大陆恐怕转型要容易些，因为中国是个依靠技术而不是如俄国那样依靠资源的国家，（凡是依靠资源而不是技术的富国，都容易躲避专制带来的副作用，例如中东石油国家。）有13亿人口的巨大潜力，总是要转型的， 问题是如何转。
西方虽然动荡，但是毕竟有500年的纪录在支撑着。中国虽然有30多年的辉煌，毕竟时间很短，况且这30年成功的解释尚不能自外于全球化，把一切的成就归功于自身的文化肯定说不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西方还是远没解开的一个谜。国人总以为西方之了解中国远不如中国之了解西方，这是一大误解。不说别的，以中国有史以来的技术成就来说，对此了解最多和研究最多的还是英国人李约翰（J. Needham）。他的七卷巨著-----不管你同意他的见解与否----除了让中国人知道了祖先干了些什么，还让像默里这样的人相信，现在就断言西方的制度走到了尽头还为时过早。不过默里也同意，一旦世界的主要发明哪怕有一小部分开始来之东方，事情就会不一样了。
到那个时候，东方人是否也都会认为“自由乃是使人可以成为人的必要条件”？是否会更关心“什么才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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