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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再探中国何以走上社会主义之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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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再探中国何以走上社会主义之路（1）   
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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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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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再探中国何以走上社会主义之路（1） (1493 reads)      时间: 2014-6-14 周六, 上午2:37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再探中国何以走上社会主义之路 （1）

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讨论过，现在说“再探”，意思是接着他人作过的讨论再讨论，不过是拾人牙慧，同时加上一点自己的私货。

当下对于这一问题的典型看法有两个，一个是熟知的中共鼓吹的“人民基于‘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的认识所做的‘历史的选择’，用脚投的共产党的票。”这个说法通过中共的言论钳制和长期宣传，曾经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大陆人心中的真理。另一个正在日益为大陆人所知的是基于还原史实的“苏俄-中共-日本三家共谋论”，即苏俄制造扶持了中共，日本侵华帮助壮大了中共，加之国共大战中因为中共更残暴而最终江山落到中共手中。

第一个说法除了其中太多的夸大，更由于中共的腐败和长期造假，市场恐怕每天在缩小。第二种说法虽然有史实支持，但是似乎没有涉及当年的民心向背问题。近代中国头号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在北平沦陷前南下后，派飞机返回北平接其他大牌教授南下，没想到飞机空身而返，胡适见况泪不自禁！这段历史读来让人感慨不已。不过，如果时间倒退20年，胡适会如何想？说来你可能不信，1926年胡适访问苏联，除在给友人信中赞扬苏联外还叹息道：“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读到胡适的这句话后，再读胡适机场落泪的故事，似乎让我看到了一位落寞的胡先生。面对根子都在西方的两种对立的现代化道路，胡适也困惑过。俄国扶持中共不假，但欧美也支持了国民党。恐怕在国共竞争的天平上最后决定了天平的倒向的还是民心的向背。

在热兵器时代夺权，没有钱是办不到的，不管你后面有多少人的支持。所以，第二种解释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是对于第一种说法的注脚。果如此，为何中共要掩盖这段历史？并且不仅对党外掩盖，也对党内掩盖，最后发展为全面编造历史？

我以为近现代史上的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的争夺本来就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分支，具有比较“文明”的特征，即常常不是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干涉，而是通过扶持代理人来达到竞争目的。例如德国扶持列宁，英国干涉伊朗，日本支持孙中山，俄国支持中共，美国扶持古巴流亡反对派，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党，等等，都是例子。这样做，虽然比这以前的直接征服要文明一些，但是在法理上一样缺乏道德基础，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干，保密由此而来。一旦受扶持一方上了台，这个秘密自然要继续保守。在公民参政自由的国家，有法律规定政府可以保守秘密的时间；在法制国家当然是当权者说了算，封上你的嘴是最常见的做法。要彻底避免麻烦，最好大家都没问题好问，于是就开始精心编造，加上后来出现的新的政治迫害也有不能说的东西，于是干脆根据执政需来编历史。编一个谎一定会在因果链上出现一个漏洞，于是必须再编另一个。半个世纪下来，中国的官方审定的历史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秽史。

谎话让人痛恨，一旦揭开，说谎的人便可能信誉尽失。但对于我们解读真相来说，却不能因为痛恨说谎的人便将该人说过的一切统统否定。具体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这一问题，如果以上述第二种观点作为答案，我们在逻辑上就可能落入自设的陷阱：中国上一次现代化努力的失败坏在一帮权力野心家手里，所以失败是偶然的，因为中国人不都是野心家；或者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文化专门造就权力野心家。这两个结果中，前一个没有意义；后一个则会引出不是权力会腐蚀人，而是人会腐蚀权力的结论。

说明这些，实为写此帖的逻辑需要。因为如果中共关于中国何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全是假的，本贴的问题就成了伪问题，失去了讨论的前提。

一、两种贫穷
格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忽略了中国曾经是多么贫穷，走出这种贫穷是多么不易。他说的没错，我们这一代人都对于贫穷有过程度不同的体验，并且我们还从我们上一代口里听说过更加贫穷的生活。贫穷威胁到人的生存，是人的一大恐惧。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对贫穷做一点分析。

我对于贫穷的定义是“无力获得足够的生活所需的物质状态即贫穷”。就整体来说，人类有了足够的生活所需的物质的历史不过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比较人类的整个历史实在太短。历史学家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95~98%以上都是从事食物等基本生存依赖品的生产。在农业社会发达以前，贫穷将人限制在人类容易获得自然食物的丛林中，农业社会的出现使人可以移居到世界各地，然后才有真正的人类世界的出现。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时代，生产是基本的问题，分配不是主要的问题，贫穷因此是生产力低下造成的。

工业革命一下将人类生产效率提高到出乎想象的程度，“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物质瞬间变得丰富起来，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贫穷。于是，在那些物质丰富的地方出现的贫穷就不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而是生产品的分配问题造成的。

上一段引号中的话出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时间为1847年，恰在鸦片战争之后，而根据Maddison Project 的数据，其时（1850年）中国的个人GDP是600美元，英国是2330美元（相当于中国1993年的水平），这中间当然不包括当时大英帝国可以调动的海外资源。而英国的个人GDP在1775年，即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的前一年即已经达到1800美元，相当于发生六四那一年中国的水平。而在1759年（即《国富论》出世前7年），同一个亚当斯密已经发表了《道德情操论》。说这些的目的是提醒读者，欧洲文明那时已经开始知道做大饼和分大饼的分别，并且开始进行经验总结了。而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和1000年前相当，即一千年中原地踏步，中国还处在如何解决有足够的大饼问题的阶段。

所以，当欧洲文明全面向外扩张时，中国有无数像格老照片显示的穷人，欧洲也有很多穷人，他们都缺大饼，但他们是两种穷人。前者是因为大饼做不大而穷，后者是分不到大饼而穷。欧洲文明内部自马克思开始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是由分大饼问题引发的，讽刺的是，当中国大陆开始实践马克思的理论时，即使经过三年恢复，1952年的人均GDP才550美元，比100年前还低，而英国已经达到7300多美元，比100年前提高了三倍。

（待续）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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