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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几点看法----与胡平等诸网友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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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
[个人文集]
警告次数: 1
加入时间: 2005/12/05
文章: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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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的几点看法
格老提出的“六四后中国经济为什么会高速发展”问题所引出的讨论----尤其是胡平的分析和老哈转贴的秦晖的文章以及格老转贴的林毅夫的分析，还有网友的质疑等----放在一起读起来给我很多启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知道的观点，很开眼界。这里是我的思考，提出来就教诸位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我的思考框架。我认为现代中国的发展----不管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它（如文明转型、文明崛起、经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全面现代化、全球化等等）----本质上是一种对于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应对，即它不是中国文明自身演变而产生的内部需求，而是对于来之外部的压力所作的反应。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这个“外部压力”，其次是中国的反应所基于的文化资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分析特定的事件。这样的思考框架的合理性当然应当受到质疑和论证，对此有兴趣的网友我们以后可以讨论，我这里限于篇幅略过它，直接陈述在这个框架下我对眼前问题的思考。
一、“外部压力”问题
中国在面临来自西方的现代化的冲击之前的一次最大的外部冲击是满族对于明朝汉文化的征服。这次征服的结果是建立了满族人统治的清帝国，帝国的疆域沿用了汉文化的“天下”概念，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平方公里。这个局面持续到西方的扩张和清帝国的冲突所达成的平衡，以及自西方引入的主权国家概念，于是产生了清帝国的国际承认的疆界，据说国土面积达到1400万平方公里，比较明朝统治的370平方公里疆域增加了太多！这个清帝国疆域到了民国建立时，确认为1147万平方公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缩减为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不包括海域），但仍然比明朝的天下大很多。而就实际管辖能力和国力来说，现今的中华帝国应当说是这块土地上产生过的最为强大的“大一统”，历史迄今为69年。
西方带给清帝国的现代化冲击乃是今天的概念，和当年来到这里的西人无关。那时来的西方人想在中国做得事情包括传教、探险、经商、殖民等，虽然也有一定的规矩，但那些规矩通常是他们自己间定下的，清帝国开始并不参与规矩的制定，常常也不遵守那些规矩。西方人那时的竞争对手都是西方人，除了自己在欧美开战，也在其它地方争夺，一直到日本在二战加入后才有非西方人与之竞争。竞争的目的？市场和资源，以及相关控制权。竞争的动力和道德根据则是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混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由主义道德观。
如果从民国建立的1911年算起，迄今百年间西方发生的变化之大之深恐怕不亚于中国的变化。首先，建立在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对于科学发展的迷信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出了异果----苏俄帝国；第二是二战最终将“炮舰跟着商船跑”的自由贸易变为由循国际法、由国际警察维持的自由贸易；再其次是核武器的产生将西方内部的意识形态争议限制为冷战，避免的大规模的世界大战；还有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对于“做大饼”（经济发展）和“分大饼”（政治制度设计）的改进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最后是西方引领的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世界变得信息化了。其它的变化还有，这里列举的是我认为对于中国成为“外部压力”的那些主要变化。
二、中国的应对
中国的应对在民国建立前有清帝国的应对和革命党人的吁求之不同。清帝国的难题是如何改革以保存帝国，而革命党人的吁求则是驱逐满人回满洲，恢复对明朝汉人的300多万地域的统辖，仿西方建立民族国家。清帝国的改革因为没有自己的思想资源的支持，又拒绝西方的思想，结果当然无法成功，结果有辛亥之变，各地宣布独立脱离清帝国。而到民国建立后，汉人掌权了，革命党的诉求立即变为“五族共和”，力求在保持清帝国疆域的原则下实现现代化，包括政治上建立共和制。
接着发生的有共和制的失败和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的失败，蒋介石重新建立中央集权；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通过苏共在中国建立了中共，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有了除学习西方自由主义之外的第二个途径；效仿西方帝国主义的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争夺导致被汉人废黜并赶走的满族皇族在满洲的被利用，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因为加入二战使中国得以加入同盟国并一同战胜日本；国、共进行代理人内战，中共胜出，将中国引入西方的第二种现代化模式----在中国实行一党专政下的计划经济。
中共的胜利不可避免地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阵营，并在49年至78年近30年间有过参加韩战、越战、对印度之战、对苏联之战；同时在苏联阵营的援助下建立了主要的工业基地和军事体系；设置的国家目标是通过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来逐步建立共产主义；与其相应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极端专制，包括人身控制和思想控制，封锁信息，篡改历史，靠实行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来一面制造恐怖，一面实行思想控制，最后以文革达到顶峰，欲罢不能，直到毛泽东寿寝也未能结束这种绝望的疯狂。毛死后中国开始抛弃49年开始的现代化模式，邓小平期望中国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三、几个不可忽视的事实
1、做大饼和分大饼
不同的社会的差别不管有多少，进行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生产都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内容。这种活动当然必须在社会秩序下进行，确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称为统治，有了国家以后叫治国，涵盖了所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概念；而作为不同的学问来研究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且不断更新是现代才有的事。
如果将社会生产的所有产品（当然是社会成员消费所需）统称为“大饼”，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区分在于前者研究如何将大饼做得又快又大；后者关心的是作出的大饼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分配。这种问题在古代社会没有，因为人类至工业化以前不做大饼，只做小饼，限于生产效率太低，95%以上的人口都在搞饭吃，一家一户自成一个小饼单位，分配问题很容易解决。统治者自每个小饼上取走一块，作为他治理社会的费用和报酬，贪心的就豪夺一大块。正常的统治者当然知道豪夺的限度，不至于将一块小饼都拿走。
生产力的进步出现了社会分工，做饼子的过程复杂了，做得饼子变大了，分饼子的过程也复杂起来，冲突也多了起来，于是才有了研究做饼子和分饼子的学问。到了现代社会，单个的小饼子的生产虽然存在，但是数量少，并且还是要依靠社会提供的高效率的方法来做小饼子，所以真正像古代那样做小饼子的已经消失了。
最初关于做饼子的研究发现，原来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在管控如何做饼子。要把饼子做大做好，就要充分发挥这只手的功能。“所谓山不言自高，人不言自能”，自由的人放到自由的市场里，正是人发挥特有的理性功能，把大饼做的又大又快的不二法门。马克思后来运用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说，这个东西产生的结果是资本，乃是万恶之源，提出了建立在计划经济上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
2、百年比较
马克思的主意刚传到中国时，世界上还没有地方实践它。那时如果有人预言说，在中国实行老马的主意是会饿死上千万人的，世人一定视那人为疯子。现代批判马克思的人很多不乏深刻见解，说老马根本就是逻辑混乱，胡言乱语。我对此总不敢相信。记得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深有研究的英国哲学家赞赏《共产主义宣言》结构严谨，用词精到，逻辑严密，且非常有感染力。
自1917年到今天，老马的主意-----不管是全部还是部分----在世界各地已经被实验了97年。这百年实践的惨痛早已有太多的描述和分析。而关于其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劣之比较，我以为公认的有下面两点：
（1）政府全面控制的经济模式从长远看，其效率远不如自由市场经济。但有两点注释：
-----不存在完全的不受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在短期内的表现可能超过市场经济
（2）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调控是必要的，问题是其程度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始终存在争论
上述两点共识来之两种经济模式的比较，涉及的国家有相同民族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不同地域的国家、历史悠久和新独立国家等。所以上述结论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政治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存在对于个人和反对意见的严重政治压迫，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统治方式。在此同时，欧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对如何分大饼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探索，将一些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引入自己的分配制度，逐渐形成一批经济发达的所谓“福利”国家，即通过国家的制度性设计来给所有公民提供物质保障。
3、《正义论》后面的尴尬
罗尔斯（J. Rawls）以其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出名，不仅得过各种奖，还有一颗小行星以他命名，可称永垂不朽。但是，尴尬的是，自他的名著发表后，美国占人口总数1%的富人拥有的社会财富即开始上升，十多年后由不足10%到超过12%，且趋势强劲，一路过来，如今已达到20%（甚至更多），超过了100年前的水平。而上升最快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和中国的经济大跃进处于同一时期。这些人的财富增长，主要通过资本增殖获得，这种现象在西欧也很明显。
4、钱变得便宜了
二战以后的世界变化，有一点容易为人忽视的就是世界享有了从未有过的，在生产效率飞快增长下的长时间和平，尽管地域性冲突不断。工业革命以后不断出现的大战使累积的财富不断被战火洗劫，资金总是很贵（利息高）。但是现在不同了，大量的资金和给资本流通提供的方便使资本在世界各地流动，寻找增殖机会。美国过去几次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而是金融型，反映为资金过渡投资制造的泡沫破裂，进而引起流动性突然降低，甚至停滞。没有战争来洗劫财富，需要泡沫来洗劫财富，但是洗去的倒底有多少是富人的钱，有多少是穷人的钱却不知道。
5、举债福利
前面第一节里分析“外部压力”时，提到西方对于“做大饼”和“分大饼”的研究以及对于“分大饼”的改进。这种改进就是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但是政客又都争相讨好选民，不增加税收，结果出现富裕国家大举借贷，寅吃卯粮的现象。一方面资金充沛，到处投机；一方面税收不足，甚至出现政府关门。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财富越积越多，债也越欠越多！
四、中国来了！
中国在1949至1976的27年间的人均国民产值由1950年的448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853美元；台湾1976年的数据是3900美元/人，香港是7900美元；1976年苏联的数字是6300多美元，东欧（不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东德）是5500（4000到7400不等）美元；欧美日同年则都在11000美元以上（以上均据Maddison Project）。仅看这些数字不计其中的水分如何，即可知道中国经济的落后。在当时的体制下，不论社会分配多么公平，问题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配的社会必然是贫穷的社会。
1、
中国的改革起初是放开对于农村经济的管制，一、二年间即取得扭转农副产品匮乏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才开始非农业经济的改革。农业改革的容易之处在于中国的农业落后，搞一个“分田到户”就解决了生产资料的使用问题，一家一户就是一个做小饼子的单位，到时交一份公粮就算完事，国家盘算着给个什么价能把农民胡过去就行。临到工业生产的改革就麻烦了，如同胡平的分析，生产资料分起来不容易，不分又走不下去。记得刚开始是搞奖金刺激，很快变成一人一份的固定工资；后来又搞承包制，但是只管用不惯养的承包人很快就能把机器用散了。就算老老实实地干，还是有人事权的问题，市场的问题，定价的问题。这些都还是生产经营避免不了的问题。
但是，一旦将生产由外资（或合资）来做，把市场转移到国外，以上问题就迎刃而解。在深圳开始的试验，就是这样开始的，而不是将国有产业私有化。以上介绍的1976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表明那是的人力是多么便宜，并不存在政府故意压低人力成本的问题。相反，据我所知，凡是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最初付给的工资都高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
2、
价格改革是“做大饼”问题中的关键，双轨制催生腐败也是事实，但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产生腐败，而在于治理不了腐败。中共执政开始就有腐败， 治理的方法是通过分配制度的设计，而不是法治的惩处。一旦将分配制度改动了，没有法治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以至于腐败愈演愈烈，最后触发六四。如老芦所说，六四是民众的不满的宣泄，其中并没有更多的对于制度改革的主张。最后弄到不可收拾，我认为主要还是政府根本就不知道政治为何物，抱着你死我活的态度来处理问题，而学生又懂多少妥协的艺术？直到今天，我们这些人又懂多少妥协的艺术？
说中共的所有头面领袖都早已不相信社会主义，只知道追逐权力，我觉得这个推论难以成立。我倒认为，他们也是同样一些摆脱不了不受制约的权力的腐蚀的凡人，以至于逐渐成为拜倒在权力下的奴才和暴君的混合物：有权即暴，无权则媚，少有例外。加之共产党的结构设计，更助长这种倾向。邓的开枪镇压的决定究竟是不是基于误判，有多少是误判，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资料的证实。
3、
如果没有六四，还会有后面的经济大跃进吗？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改革开放十年后，到1988年，大陆的人均产值收入为1830美元，台湾、香港分别为8900美元和16700美元；而苏联、东欧（不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东德）分别是7000美元和6000（4000到8700不等）美元（以上均据Maddison Project）。所以当时的情况仍然只会是中国的劳力最便宜，用不到人为压低劳力成本。至于像征用土地这样的事，这在改革开放前就有，基本就是“征地带人”，征多少地，安排多少相应的农民就业。深圳等地都是这样，后来逐渐改为赎买，这样一来就催生了大量的腐败。首先是村干部私分，后来又加上更高级的，以至于到后来就没了底。经过改进，现在透明很多了，以至于苏州工业园区所在地的被征地的农民都成了百万元户，打麻将过日子的很多。
邓小平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六四后没有走回头路，而是力排反改革派的反对坚持改革。这一点也反证他不是只关心权力的人，否则难以解释他的勇气的来源。毕竟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不管有多少错误或罪恶（包括过去的反右等等），没有他的最后一呼，中国很可能在六四后又回了头。我们评价六四，我以为不能否认中国新一代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政府对于这种权力利的镇压的恶性，也不能将后来中国发生的“低人权”现象归于六四。六四虽然和中国后来的经济大跃进有时间顺序的关系，但是这一点无法证明两者间的因果关系。
4、
在关于劳力、资金、土地、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四大经济要素中，中国凭什么争得优势而有90年代以后的经济大跃进？我的分析如下：
----劳力 如上面数据表明的，中国当时的劳力的确比苏东转型国家便宜。同时，由于当时进入中国的大多是低端制造业，当然更适合雇佣中国的劳动力。
----资金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以为中国当时恰好对上了欧美的泡沫经济，得到了一次少有的“循环投资”的机会。试以制鞋业为例：一方面有投资人来中国办厂生产鞋子；一方面同时又有投资人在美国投资房产，增加人们的泡沫资产；还恰逢美国政府减税，举债增加民众福利。如此一来，在一个外汇管制的中国，鞋商把鞋子买给了美国人，付给劳力的钱以及其他的能源、租金等，都转到政府手里（政府发出RMB）。本来一个美国人只需要买一双鞋，结果因为泡沫资产的影响和福利的提高，而鞋子又便宜，并且还有“买二送一”的优惠，于是多买了一双鞋。中国政府如上面的程式又多了一笔钱。钱多了干什么？到美国买国债，美国于是可以持续举债，维持低税率。如此循环往复，实际上是把很多美国人的钱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了，当然收益更多的的是外商。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企业加入其中，于是中国人发财的愈来愈多。而美国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民众有便宜货买也开心，游戏就这样持续到泡沫的破裂。我以为这才是中国大跃进成功的主要资金原因。
----土地 中国政府对于土地的使用的确有独裁制度下的方便，这一点使得中国在建设基础设施上面沾尽便宜也是事实。但是光有这点不是决定因素，也解答不了“快速”问题。但是土地问题催生了大量的腐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不可再生资源 我以为这一点未必是个决定因素。中国的资源其实并不丰富，除了大量的煤炭外，其他矿产未必多。以中国引进的产业来说，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有多大的吸引力恐怕未必有说服力。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来刺激经济，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低人权”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五、结语
以上分析说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非自外于经济规律，但是遇上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低人权”是中国的制度设计的逻辑结果，但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六四因此也不能认为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当那样的机遇消失后，中国就不会再有那样的发展，其他国家哪怕有便宜的劳力也未必有中国曾有过的运气。
如果对照前面列举的外部压力的变化以及中国一向的应对，我觉得中国现代化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还在那里。贫穷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贫穷可能是一个次级问题，只解决它未必能解决现代化问题。中国的文化在过去百年中未能积累足够的思想资源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现代化的挑战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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