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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从蒋庆、胡平说儒家宪政谈起   
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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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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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从蒋庆、胡平说儒家宪政谈起 (1150 reads)      时间: 2013-12-26 周四, 下午12:44

作者:马悲鸣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蒋庆、胡平说儒家宪政谈起
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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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儒家宪政
蒋庆,贝淡宁2012年07月13日

周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蒙古发表演讲,谴责亚洲某些国家试图“限制人们接触观点和信息的机会,把发表个人言论者关进监狱,剥夺公民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这是打在中国专制政治体制的一记耳光。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民主,但是,用民主和专制这样的术语作为辩论的框架掩盖了其他更好的可能性。

中国的政治未来更可能由儒家悠久的“王道”来决定而不是被西方式多党选举来决定。毕竟,民主既是一种理想但也存在着缺陷。其政治合法性仅仅建立在民众的最高权力之上,更具体地说就是授权民选代表组成政府。但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只有一个的说法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民主在实践上也是有缺陷的。政治选择最终归结为选民的愿望和利益。这导致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多数人的愿望不一定是道德的,它可能喜欢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第二,当民众的短期利益和人类的长期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正如全球变暖中表现出来的情况,民众的短期利益成为政治上的优先选择。结果,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民选政府几乎根本不可能推行限制能源消耗的政策,而这本来是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的。

在中国,政治儒家为另外一种模式辩护:王道的途径。政治合法性问题是其宪政思想的核心。这里,合法性不仅仅是人们选择自己的领袖;也是决定统治者是否有权进行统治的决定性因素。与西方式民主不同,合法性的源头不止一个。

按照对儒家经典的评论---公羊传的说法,政治权力可以通过三个来源来辩护:天的合法性(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历史和文化的智慧)和人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政治服从)。

在古代,早期中国君主施行过王道。但是历史情境的变化要求统治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今天,民众的意愿必须通过过去所没有的机构形式体现出来,虽然它应该由反映其他两种合法性的机构性安排来限制和平衡。

在现代中国,王道应该通过三院制国会来实施:代表天的神圣合法性的通儒院,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的国体院和代表民众的合法性的庶民院。

通儒院的领袖应该是个大学者。其议员候选人应该由学者提名并考察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知识和连续性的更多管理责任的政绩而选拔,类似于皇权时代选拔士大夫的科举制。国体院的领袖应该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其他议员应该是大圣人或君主的后裔以及中国主要宗教的代表。最后,庶民院的议员是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或者行业团体的代表。

这种体制将拥有权力制衡。每个院都按自己的方式协商,并不干涉其他院的事务。为了避免三院冲突造成的政治僵局,一个法案需要至少在两个院获得通过后才能成为法律。为了保证儒家传统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通儒院应该有最终的独有的否决权,但它的权力受到另外两院的限制:比如,如果他们提议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案,庶民院可能提出反对并阻止它成为法律。

不是仅仅通过询问中国是否变得更加民主来评价中国的进步,用王道来判断政治进步或许更完整和更具文化敏感性。

蒋庆是中国贵阳阳明精舍的创立者。他和贝淡宁(Daniel A. Bell)分别是即将出版的新书《儒家宪政秩序:中国的过去如何塑造中国的政治未来》的作者和合作编辑之一。

翻译:吴万伟、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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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不只是迂腐而已——简析“儒家宪政”

《纽约时报》于7月10日发表了蒋庆和贝淡宁合写的“中国的儒家宪政”,令人略感诧异。

蒋庆先生提出王道政治与国会三院制有好几年了。不过据我所知,很少有人把他的主张认真地当作今后中国的一个选项;即便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儒学同道中,认同蒋庆这种主张的也寥寥无几。

蒋庆的主张,既不可取,也不可行。

蒋庆坚称,儒家的王道政治比西方民主更高明,因为它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而不像西方民主只有人的单一合法性。王道政治是通过三院制国会来实施的:代表天的神圣合法性的通儒院,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的国体院和代表民众的合法性的庶民院。

按照蒋庆的设计,通儒院的领袖应该是个大学者。其议员候选人应该由学者提名并考察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知识和连续性的更多管理责任的政绩而选拔,类似于皇权时代选拔士大夫的科举制。国体院的领袖应该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其他议员应该是大圣人或君主的后裔以及中国主要宗教的代表。最后,庶民院的议员是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或者行业团体的代表。上述三院,各自独立,相互制衡。一个法案需要至少在两个院获得通过后才能成为法律;为了确保儒家传统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通儒院享有最终的独有的否决权。

显而易见,蒋庆这套主张是不民主的,是反民主的。在蒋庆设计的三院中,只有第三院即庶民院才是民选的,另外两院都不是民选的。通儒院是由某种类似于科举制的办法产生的,国体院干脆是世袭的。

蒋庆的理想国是政教合一,儒学被奉为国教。不但国体院的领袖须是孔子的直系后裔,通儒院更是清一色由儒家组成,并且位最高、权最重。

蒋庆设计的这套制度和现行的共产党专制制度很相似。两者都是把自己的那套学说当作整个国家的指导方针强加于国人;自我加冕,不由分说地把自己当作全国人民的当然领袖;两者都是在口头上承认民主即人民主权之外,又强调人民需要正确的引导而使自己高居于人民之上,从而否定了民主。所谓通儒院代表天意,无非是共产党代表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翻版而已。

不过有一点不大清楚。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理论自以为是一套普适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全世界都要走向共产主义,共产党人是要为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那么,儒家宪政是不是一套普适价值呢,抑或它只是“中国特色”?

这一点在主张儒家宪政的人那里好像有争议。蒋庆本人似乎比较强调儒家宪政的中国性,但这在理论上就有些讲不通。按照蒋庆的说法,通儒院代表了天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如果王道政治仅仅是“中国特色”,那岂不是说“天”竟然是有国籍的,“超越神圣”实际上连国界都不超越吗?

蒋庆的儒学宪政在现实中没有可行性。共产主义把无产阶级当作它的物质力量,而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今日中国,一向被视为儒家的社会载体的乡绅阶层早已消失,蒋庆曾感叹当今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儒生。既然如此,儒学宪政的理想又是靠谁来推行呢?

按说,对中共而言,蒋庆的儒学宪政要远比例如零八宪章提出的民主宪政更激进。在民主宪政下,共产党还可以和其他政党平等地竞争,如果它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还可以执政;可是在儒学宪政下,共产党顶多能赢得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按定义就不可能赢;也就是说,在儒学宪政下,共产党预先就被排除了执政的可能。

照理说,共产党应该对儒学宪政更痛恨。但有趣的是,在中共一党专制下的今日中国,偏偏是儒学宪政的主张享有比民主宪政主张更大的存在空间。蒋庆的几本书,包括去年年底出版的《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都是由国内的官方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其中原因很简单:因为共产党根本不认为儒学宪政具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

按说,现行的中共一党专制,和民主宪政固然相距甚远,和儒学宪政相距更远,因为它连民选的庶民院都没有,更没有由清一色儒生组成的通儒院和由孔子后裔领导的国体院。照理说,蒋庆和贝淡宁们应该对现行制度更不满,更不认同。但奇怪的是,蒋庆和贝淡宁对现政权的态度却并非如此。

蒋庆和贝淡宁文章原来的标题是《民主、专制和王道》,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是其修改稿,原作的结尾是这样两段话:

“当然,王道是政治理想。但是我们需要用理想来评价(激励)中国的政治进步。不是仅仅通过询问中国是否变得更加民主来评价中国的进步,用王道来判断政治进步或许更完整、更值得向往和更具文化敏感性。

而且有一些令人乐观的理由。比如,过去几年来,中国领导人不大可能通过一人一票的形式选举产生,但是如果精英选拔出来的领袖能够为工人、农民和子孙后代做得更多,如果更多的人支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保护,那么,作为平衡,我们应该得出结论中国是在朝着更加王道的方向前进。

这就怪了。因为按照作者,王道政治之所以比西方民主高明,就在于它不只是有单一的合法性而是有三重合法性。那么,以王道的标准评价当今中国,就该依据这三重合法性。今日中国,别说没有三重合法性,连一重都没有;可是作者却宣称“中国是在朝着更加王道的方向前进”——只要精英(此处就是指中共)选拔出来的领袖能够为工人、农民和子孙后代做得更多,只要更多的人支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保护。

且不说现今中共当局是不是为工农和子孙后代做了很多,是不是在保护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问题是,在这里,蒋庆和贝淡宁把他们竭力鼓吹的三重合法性扔到九霄云外,干脆给中共的一党专制唱起赞歌来了。

看来,儒学宪政论者不只是迂腐而已。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3期 201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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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庆、胡平说儒家宪政谈起

马悲鸣

迂腐不迂腐的,拿出来讨论也是允许的嘛。记得戊戌名人王照(字小航)就曾提议教学分开。“教”指宗教,在中国就是儒教。“学”是应用之学,也即刚传入中国不久的数理化。当时每县有一学官,专管学内童生的岁考。王照提议每县设“教”、“学”两个学官。一个管“教”,一个管“学”。管“教”的学官督促四书五经的修习,管“学”的学官督促应用之学。因为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能给皇上加冕的宗教,故不应废了儒家把“教”、“学”混在一起的“教”那一部分。结果朝野没人听得懂,都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于1905年下圣旨断然废了公元605年隋朝大业年间创立,例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越南是直到1919年才废除),致使全国饱读圣贤书的广大平民童生一下子断了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之想,而又误了练数理化的童子功。结果“刘项原来不读书”,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全国知识分子无人再肯替大清国效命。

湖南大儒王闿运就把清亡定在1905年。盖科举一废,儒家经典的忠君爱国道统就不值一钱了,谁还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想?都恨不得废了科举的清政府越早亡越好。亡清者,自废科举之大清朝廷也。

任继愈临终最后的念头就是恢复科举,可惜已经被他自己参与的共产党革命铲除得无人能听得懂了。

蒋庆与胡平究竟谁更迂腐?

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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