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Youlicaca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沈从文的义薄云天与丁玲的落井下石<o></o>
鲁先圣<o></o>
在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史上，丁玲与沈从文都是卓有建树的作家，但是他们的关系始终是扑朔迷离。他们本来是一对湘西老乡，从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一生却始终瓜葛不断。早年丁玲遭遇不幸的时候，沈从文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丁玲。但是后来他们两人的政治地位有了霄壤之别，在沈从文受到残酷迫害不堪屈辱的时候，担任了领导职务的丁玲不仅仅没有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公开抨击沈从文早年的作品，澄清自己与沈从文的关系。这让沈从文非常痛心和伤感，到晚年依然不能原谅丁玲，到死都是形如陌路的仇人。<o></o>
1923年，丁玲和胡也频恋爱了，沈从文也认识了胡也频。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在北京沙滩，三人住在一个院子里。几个月以后，沈从文去了上海，在上海租了间阁楼，丁玲与胡也频也到上海投奔沈从文，三个人又住在了一起。当时上海的小报有三个人住一起的报道，说他们三人“大被同眠”。这些绯闻是不是真实并不重要，但可以看出丁玲和沈从文之间那时的深厚友谊。<o></o>
但友谊归友谊，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不同的，丁玲和胡也频积极向往革命，沈从文只是想追求自己的文学梦想。这个立场不久就带来了直接的后果。<o></o>
<st1>1931年1月17日</st1>，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胡也频被捕。那时沈从文正从任教的武汉大学到上海度假。胡也频从捕房中带出一个便条给沈从文，要沈营救自己。沈看到便条非常焦急，在左翼人士不便出面的情况下，挑起营救重担，一方面请徐志摩、胡适等人帮助找律师，一方面请胡适写信给在南京的蔡元培设法营救。沈从文又去上海找上海市长张群帮忙。沈从文又与丁玲一起去关押胡也频的监狱看望。<o></o>
正当全力营救的时刻，一位朋友建议他们去南京见国民党的中宣部长陈立夫，说这个案子是他主管。沈从文以一个知名作家和教授的声望立即到南京去见陈立夫，请求他将胡也频按无辜被牵连的作家身份予以释放。陈立夫提出，胡也频释放后如果同意住在南京，他可以想想办法。沈从文把陈的意见告诉丁玲，丁玲坚决地说：“这办不到，也频本人不会同意这样做，我也不愿意他这样做。”于是二人决定不再见陈立夫，当天晚上就搭上回上海的火车，离开了南京。也正是在这天晚上，胡也频和其他同时被捕的二十多人在上海龙华被杀害了。<o></o>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带着他的遗孤住在上海，沈从文又陪同丁玲将遗孤护送到湖南老家，交给丁玲的母亲去抚养。但是由于这几个月一直在营救胡也频帮助丁玲，沈从文耽误了回武汉大学开学上课的日期，因而也就丢掉了这份工作，不得不去青岛谋了一个职位。可是到了1933年，丁玲在上海又遭绑架。沈从文在青岛闻讯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议和营救活动。他在蔡元培、杨铨等三十八位文化界知名人士为营救丁玲的电报上具名，又单独撰写《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寄往在北平出刊的《独立评论》杂志，对国民党的暴行提出抗议。文章历数国民党绑架、暗杀胡也频和丁玲以及用石灰袋子套头处决二百多名异己的残暴罪行，大声斥责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采用非常手段去扑灭他，残酷到何种程度”，这只会“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文章刊出的当天，沈从文又针对当局强辩“被捕者并无丁玲其人”的遁词，写出《丁玲女士失踪》一文，严正指出：“然事实上则人已被捕，且由非法律手续捕去。十几天前，她曾从另一人传出口信：‘我已被人诱捕，不自由。’”沈从文在文章中警告：“政府应当明白，尽把一些稍有生气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决，是不成的。”他把这篇文章寄往天津，6月12日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同月，沈从文又把胡也频的失踪与丁玲的失踪联系起来写道：“我们皆不应当忘记，这两个作家，是在中华民国党治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政治思想与政府相左，两年内先后突然宣告失踪的。”他呼吁读者：“你们若知道沉默是你们的耻辱，你们就应当用各种抗议方法，来否定这个现象。”这篇文章发表在9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其措词之尖锐足见沈从文对丁玲的深厚情谊。<o></o>
到1935年，沈从文从青岛转到北平工作已经一年多，但他仍然挂念着失踪了的丁玲。北平有家报纸突然刊登外地通讯，说丁玲向国民党办了自首手续，现在生活过得自由安适。沈从文根据自己对丁玲的了解，识破这消息“若非有意说谎”，也“是白日见鬼”。立即写了一篇题为《消息》的文章，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为丁玲辩诬，指斥这种报道“污及其人格”，是“造作一些无聊故事，糟蹋其人”。<o></o>
但在这一年里，沈从文终于打听到了丁玲的确实下落：她被软禁在南京中山门外的苜蓿园附近。他专门到南京去看望丁玲。当时丁玲大病初愈，生活艰难，沈从文提出帮她去找教育部长王世杰，给她介绍个工作。<o></o>
解放后丁玲回到北京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沈从文则被定性为反动文人，基本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随着国家政治形式的变化升级，丁玲作为一个作家和朋友与沈从文的距离越来越远。到了沈从文被批判的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去向丁玲求助，丁玲却表现出一个领导者的傲慢，说“共产党不会杀你，你害怕什么！”<o></o>
60年代的一次文代会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开完会，丁玲走出会场之后，沈从文在路边等着要跟她打招呼，丁玲走过来，沈从文上去打招呼，丁玲不屑一顾，没有理沈从文就扬长而去了。<o></o>
后来，为了彻底澄清自己与沈从文的关系，丁玲又写了一篇文章，其实是痛骂沈从文的文章，题为《也频与革命》，登在《诗刊》上。她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称《记丁玲》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她全然不顾几十年的深情厚谊，不顾当年自己遭受厄运时沈从文的义无反顾，对一个也遭受了厄运的朋友落井下石，不留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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