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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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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通缉犯的故事
万润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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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标题:
通缉犯的故事
(1601 reads)
时间:
2013-6-20 周四, 下午3:38
作者:
万润南
在
驴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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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犯的故事
历史上的今天:1989年6月12日
1989年6月12日,中共最高当局在北京的局势得到完全控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全部表态以后,开始腾出手来毫不手软地对付民运人士。
六月十二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第十四号通告。当天,公安部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缉搜捕民运人士的范围由北京扩展到全国。
六月十二日,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铁道、交通、民航公安局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方励之,李淑娴通缉令"
六月十三日,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被通缉的共二十一人,依序为: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 翟伟民 、梁挚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伟、熊焱。
六月十四日,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被通缉的有三人,依序为:韩东方,贺力力,刘强。
六月二十四日,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铁道、交通、民航公安局发出搜捕严家祺等七人通缉令。被通缉的七人是: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 "通缉令"指出:"七人参与了北京反革命暴乱的幕后策划、指挥","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铁道、交通、民航公安机关和公安边防口岸立即部署查缉,严防外逃,一经发现立即拘留,并报告公安部。"
四份通缉令,一共通缉了33人,你们想知道这33人后来的命运和近况吗?从本期起,我将陆续向各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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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犯01 方励之
方先生比我长10岁,1936年生辰。16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应该是当时的"少年大学生"。 国内大学正式招收"少年班"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是从中国科大开始的,当时,方先生正在科大任教。虽说"少年班"是李政道提的议,邓小平拍的板,方先生根据自身的体验,应该是"少年班"的积极支持者。
方先生不仅学业上是"神童",而且政治上是"红小鬼"。他12岁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55年(19岁)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就这样,方先生犯了人生第一大忌:少年得志。磨难接踵而来,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此时方先生只有21岁。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开张,他被调到科大任教。方先生的专业是天体物理,研究的是宇宙大爆炸。探究宇宙的起源,这是一种"终极关怀"。这方面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方先生是这一行的顶尖人物。1980年,他44岁,成为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
1984年,就在我开始创办四通公司的同一年,方先生出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管惟炎先生。在1980年代的中国,方先生被称为是"青年导师"和"思想领袖",是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当时我全身心投入办企业,要应对1985年那场几乎招致灭顶之灾的"清理、整顿",但对思想领域的风吹草动,一直是十分关心的。温元凯是我们的座上客,金观涛、刘晓波曾经被请到四通管理学院来讲课。对方先生提倡的"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我是由衷地赞成的,因为中国要改革的,不仅是科学技术和经济,还应该包括我们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所有制。
有两件事,触动了邓小平的杀机,一是在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前夕,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等人倡议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被钱伟长和费孝通告了密;二是1986年年底发生了学潮。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
"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邓小平的讲话,成就了这三位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他们从此被称为"三剑客",挑战共产帝国专制政治的"三剑客"。很诡异,反对派的历史地位从来都是靠当权者的认可来奠定的。
此后,方先生被认为是"中国的萨哈罗夫",刘宾雁被誉为"中国的良心"。这一切,都是独裁者所始料未及的吧?开除党籍、调离科大,并没有让方先生闭嘴。他继续言辞犀利地批评时政,矛头直指四项基本原则。1989年1月6日,方先生发表了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1989年2月,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文章中提到:“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揭开了这一年政治大戏的序幕。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除了李淑娴老师和学生有直接的接触,没有看到方先生有任何具体的言行。应该说,方先生表现得很节制,冷静,也有分寸。在发生血案之后,方先生夫妇避入美国大使馆。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他们要走出这一步?
在美国使馆滞留一年多以后,几经周折,1990年6月25日,方先生夫妇终于离境到了英国。方先生在英国待了半年,其间,大约是1990年8月中,我和严家祺先生等人去伦敦,和方先生见面。 这次见面的主要目的,是想请方先生出山,担任民阵的下一届主席。
但方先生明确表示了拒绝,我理解,这可能是为了走出大使馆,他向有关方面做了某种妥协。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方面向对方做了某种承诺,而方先生不得不遵守。后来方先生只参与有关人权组织的活动,却和所有的政治组织保持距离。因为"人权"是超越政治的。我相信这不是方先生的本意,但却无可奈何。所以,有人说,方先生因为进了美国大使馆,脚"软"了。
方先生推荐管惟炎先生堪当此任,当天恰好管先生也来会方先生。他们在中国科大是一对好拍档,方先生被撤了副校长,管先生也被罢免了校长。管先生是一位超导科学家,他说自己在政治上"太不行"。严先生等人当天就离开了伦敦,我留下来和两位继续长谈。
后来管先生也离开了,他要去德国Juelich国家科研中心做三个月的访问研究。我和方先生继续谈话。 我们回顾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我谈到他当年那些睿智的讲话和在青年学生中的深远影响。方先生只是淡淡地说:"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向他陈述了海外民运的现状,我诚恳地说:一个组织,需要有人出头露面,需要有人出谋划策,需要有人埋头干活。我是埋头干活的人,陈一咨是出谋划策的人,都不合适出头露面。方先生还是执意推荐管先生。
最后,我问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当时,你和李淑娴老师为什么要进美国大使馆?"
方先生给了我一个非常诚实、推心置腹、让我终身难忘的回答。他说:"共产党的牢,不好坐啊!"
方先生的回答,让我非常感动,因为这是实话,是灵魂深处的坦诚。我扪心自问,在我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这种恐惧?记得六四过后,我到了香港,知道自己在通缉名单上之后,说了一句表面上很豪气的话:"TMD,老子这回不伺候了!"其实,在硬话的背后,依然是一种恐惧。
在运动期间,方先生夫妇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一次。但有关当局在学运初期就认定:北大的学潮是"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指使的"。一开始,他们很坦然,对在美国读书的大儿子方克说:“我们就等他们来抓”。直到六四开枪,李淑娴才考虑"躲一躲"。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
那次和方先生聊天,发现他总是测过身来听我讲话。我立即明白,他有一只耳朵的听力不好,因为我自己有同样的缺陷。一问果然,大家哈哈大笑。而且,我们都是左耳失听,都是拒绝接收来自左边的信号,只听到得到右边是声音,天生的“右派”!
无偶有三。从伦敦回来以后,我又去Juelich找了管惟炎先生,希望说服他同意出任下一届民阵主席。这次他明确地拒绝了,理由非常人性化:他的家人还在国内……我们一起迎着夕阳,并肩在一片旷野的小路上散步。我因为左边的耳朵不好,所以设法绕到他左边,以便用右耳贴近他。不料管先生又悄悄绕到我左边。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管先生也是左边耳朵不好!我说起方先生和我们是同样的"特殊构造",管先生好像第一次听说,于是大笑了起来。
方先生以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在剑桥工作了半年,1991年,转到了美国。先是在普林斯頓任客座教授。1992年,方先生正式受聘为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一直到2012年。
期间,我们见过许多次面。每次见面,方先生都有一些非常睿智的谈话。有一次在普林斯顿开研讨会。我问:“方先生,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国?”
方先生说:“那得看国内局势的发展了。”
我问:“怎么发展?”
方先生:“现在不行,因为我们是‘主要敌人’,如果国内出了新的一批‘反革命’,我们就是‘次要敌人’了,这时候还不能回国……”
“如果国内再出一批更新的‘反革命’,我们就成为‘统战对象’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国了。”
二十四年过去了,在当局眼里,我们依然是“主要敌人”。一叹。
记得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方克,高高的帅小伙,眉清目秀,既有方先生的大气,也有李老师的秀气,更兼具了他们的灵气。方克笑眯眯地走到我跟前,说:“万先生,你总是比别人先走一步……”
“此话怎讲?”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看,别人还都在国内琢磨的时候,你出国了;别人都出国了,你下海办企业了;别人都下海办企业了,你出来‘反革命’了……”
唉,其实每一步,都不是我自己的主动选择。
我和方先生还谈到美国在全球的角色和定位。方先生说:“如果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一个警察,那么这个警察还是由美国人来当比较好。”我深表赞同。方先生又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当警察也不错。”这隐约就是“G2”的构想,我由衷地佩服,方先生确实是一位智者。
1987年,因为邓小平的亲自点名,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位被开除出党。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当年(1987年)颁发的“第二届杰出民主人士奖”的得奖名单中,就有方先生和王老。
1991年,"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旧金山举办颁奖活动,邀请方先生和我作嘉宾。我在致辞时说,希望有一天,我们再也不需要评选"中国杰出民主人士"了。孟子说:有忠臣孝子,非国家之福。因为家、国不幸,才需要孝子、忠臣。有孝子必有寒门、有忠臣必有暴君。你看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还需要评选"杰出民主人士"吗?因为中国不民主,才需要所谓"民主人士"……
方先生深表赞同。
后来方先生出任“中国民主人权基金会”的共同主席,和刘宾雁先生有密切的合作和往来。但他们和老剑客王若望一直没有碰面的机会。直到1992年8月,三剑客才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美国旧金山聚首。
1992年8月7日,"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邀请王若望和夫人羊子访美。当时,民阵和民联两大民运团体正在讨论合并事宜,王若望便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所以,两大组织的主要成员在8月中也聚会旧金山,方先生和刘宾雁先生也一起来赴会。
在欢迎王老的会上,刘宾雁先生在谈到海外民运的现状时,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大家深以为然。王老在讲话中说自己是一个资深的共产党员,所以心中的小毛泽东比较顽固。在第二年(1993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王老又重提这段,使得这一精彩比喻广为人知。
在我印象当中,相对而言,方先生心中的小毛泽东要比我们大家都小一些。换一种说法,方先生“全盘西化”要更彻底一些。
2001年12月19日,被当局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王若望,因患肺癌在纽约逝世,终年83岁。
2005年12月5日,流亡美国十八年,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良心”的刘宾雁,在普林斯顿离世,享年80岁。
2012年4月6日早上,既是“赛先生”,也是“德先生”的方先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自己寓所溘然离世,终年76岁。
至此,三剑客悉数凋零。我写了一副挽联,给方先生,也是给三剑客的:
方先生千古
德先生 赛先生 方先生 引领民主启蒙一先生 先生从容仙去
方剑客 刘剑客 王剑客 挑战专制愚顽三剑客 剑客悉数飘零
另外写了一首七绝,悼念方励之先生:
剑客凋零噩耗来,神州又失经天才。
曙光初露地平线,可惜先生不及回。
真的是“曙光初露地平线”了吗?可能是我又太乐观了一点。但我坚信,曙光一定会有的。因为谁也挡不住,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
20130618
作者:
万润南
在
驴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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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读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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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C60
- (0 Byte) 2013-6-20 周四, 下午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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