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到1989年,史塔西的毒雾渗透着整个东德。每间工厂都有史塔西派驻的官员,每座公寓楼都有一个以上的房客定期向该地区的负责人报告。超过十万条电话线路被长期监听,无数住宅被安置了窃听器,连公共厕所里都装有微型摄影机。而史塔西最重视的信息来源,则是数量庞大到令人咋舌的线民。在安全部的术语中,线民被称为“非正式雇员”(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简称IM。他们秘密为史塔西服务,随时将邻居、同事乃至亲朋好友的一举一动汇报给上级。据《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的作者约翰·科勒(John O. Koehler)估计,曾为史塔西工作的人数高达50万,“一桌10个或12个客人中,至少有一个是线民”。科勒的数据或许有失夸大。根据东德内部统计资料,1988年IM人数达17万,其中11万是定期提供情报的积极合作者。安全部本身另有9万名全职人员,其中负责海外情报工作的不足5000。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曾感叹,就镇压国内人民而言,史塔西比盖世太保更可怕:“盖世太保以4万军官监视国内8000万人口,而史塔西用10.2万名官员控制1700万人。”纳粹的恐怖统治毕竟只维持了十二年,而史塔西在四十年间一直以德式的一丝不苟进行着大规模的镇压、操纵、谍报与颠覆。他们不但关注一切涉及政治的活动,也关心人们生活中最隐私琐碎的细节:爱喝哪种红酒、患有哪种疾病和哪位有夫之妇有私情,都可能在当事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他的档案,成为秘密警察手中的罪证或把柄。史塔西的口号是“Wir Sind Uber-al”,即我们无处不在。这句仿佛出自《1984》的话,用来形容史塔西绝非夸大。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人们可能因为饭桌上的一句玩笑就从自己家中被带走,从此人间蒸发,而他们的亲友直到史塔西垮台之后才知道他们早已被枪决。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就像昨天一样。”当加顿艾什翻开他长达325页、代号为“罗密欧”的档案时,心砰砰直跳——他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真相是一把双刃剑,许多东德人的幸福生活被档案揭示的残酷事实击得粉碎。政治活动家薇拉·沃伦贝格(Vera Wollenberg)从档案中发现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就是安插在她身边的线民,作家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Hans Joachim Sch. dlich)发现他的亲生哥哥一直在监视他。“如果没有档案的话,他们或许还是亲爱的兄弟、和睦的夫妻——只是爱是建筑在谎言之上的堡垒而已。”与他们相比,加顿艾什是幸运的,他一度怀疑自己当年的东德女友是线民,档案证实了她的清白,报告他的线民中确实有几位是他曾经喜爱甚至尊敬的人,但并无特别亲近的朋友。
然而,这些人是否应该被宽恕?“我是外国人,他们对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我可以很容易地原谅他们,但有多少东德人因为他们的报告而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命?”加顿艾什讲述了一场他在南非亲眼目睹的审判: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法庭上,一位黑人母亲第一次确认她失踪多年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告知她这一噩耗的正是当年执行枪决的白人警察。警察表示忏悔之后,图图大主教问这位母亲能否宽恕他。她是这样回答的:“你们这些审判员没有权利宽恕他;你,图图大主教,也没有权力宽恕他。唯一有权宽恕的人是我——而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