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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膜之三：新时代的视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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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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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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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小丫头与小赤佬对掐，看得我乐死了，老加因为被我打入垃圾库，也愤愤不平地嚷了一阵，还把老万老金拉出来作为例证，其实我那“六十年代以前生的人基本是垃圾”，如同以前骂国人的劣根性一样，是主体判断而非全称判断，说的只是一般估计，主体估计，并未不留孑遗，一网打尽。还请各位中老帮菜勿要对号入座。
先调解一下小丫头与小赤佬争做前辈的问题，据本人估计，小丫头可能比小赤佬大了一岁，两人都是早期的80后，但小丫头可能是1980年生的，而小赤佬估计是1981年生的，因此，小赤佬要冒充前辈，实在是找错了人，跟新来的keypad还差不多。做前辈有什么好？谁巴不得年轻？真真怪了耶。小丫头也不要因为我管你叫小丫头就以为那是你抓狂，那完全是我老人家的老人眼光使然。60和70后在我老人家里都是后生丫头，何况80后？
小赤佬说我胡说八道，我还真不知道他是想讲个什么主题，忽而像赞成我，忽而又不像，一会儿说青年一代比老家伙们更无知，忽而又说其实老家伙们更无知，而无知与否其实并非关键，云云，看得我云天雾地，倒是佳佳妹儿更有条理，一二三四说得非常清晰，建议小赤佬多跟这位姐姐学学。
再说一遍我的意思吧。老家伙们之所以基本是垃圾，是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被我党卓有成效地洗了脑，这不是说他们的政治立场，而是说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完全由党模塑好了，此生无论怎么折腾，都跳不出毛泽东的手掌心。要明白这一点，看看当年的大腕们就够了。柴玲那个著名讲话，完全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哪怕到了西方20多年，她还是那德行，这辈子也没希望得救了。
如此简单的事实，大家之所以看不出来，是因为老帮菜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而小帮菜又不熟悉毛氏思维。我之所以能一目了然者，是因为我本人当年是个高造诣的毛主义者，真正掌握了毛思想的“立场、观点、态度、办法”，后来又花了足足十年的时间逐条清算，对毛那套从里到外翻检了个透，自然对新时代的变种一闻即知，还要引起强烈催吐效应，因而大打出手，毫无来由地冒犯得罪了无数人。
这种时代悲剧之所以发生，我也解释过了，全靠我党完全彻底地控制一切信息。党想让你知道什么，你才能知道什么，想让你知道多少，你才能知道多少，根本没有任何主动挑选的余地。如此定向喂养出来的动物，当然就只会如同马戏团做算术的小狗一样，党思维成了不假思索的本能。他们能发生的变化，也就只可能是政治立场的变化，“反其意而用之”，用共产党那套去批判共产党，从奴才“进化”成了响马而已。
新一代的成长环境可是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党的教育还是餐桌上的主菜，但文化专制毕竟是极大地弱化了，大量的西方社会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经典被翻译绍介到了国内，像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勒庞的《乌合之众》，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等，都在国内出版了，甚至就连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1984年》也这样。
这种大好形势，岂是毛时代敢于梦见的？我在回忆录里说过，当年为了一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我连夜走了几十里山路。其实卢梭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祖师爷，他的著作历来是苏联肯定的，否则也不会在文革前就翻译出版了。即使如此，在文革期间也成了禁书。我出国后，看了《1984年》，连连拍案叫绝，当下就立意把它翻译出来，自费出版，秘密走私回国，只是后来一直忙专业，顾不上。后来才知道，该书已由董乐山先生译出，在本世纪初由国内出版了。由此可见出版界之宽松，远远超出了我过去的估计。
所以，光是从纸质读物来看，小帮菜面临的选择就绝不是我们那时可以梦见的。小钟说什么他们没时间看书，那好歹是“有书没时间看”吧？跟“完全无书可看，只有垃圾”是一回事么？咱们那会儿就算找到了本“禁书”，也得提心吊胆，采取严密防范措施，否则一旦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我从不写日记，也不写读书笔记，就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有时思索有所得，实在忍不住，顶多也只敢写点与政治无关的话，诸如“存在就是被感知，现有的以及既存的感知”。这样即使被抓住了，毕竟也不是“三反”罪。饶是如此，还得把那笔记本包在塑料袋中，藏在老鼠洞里。
西方影视的大量流入就更是功德无量。我在回忆录里说过，当年看《望乡》，见到栗原小卷完成了采访任务，与阿崎婆道别。阿崎婆绝口不问她的来历，小卷有点纳闷，阿崎婆乃说：人家不说，当然有人家的原因，怎么能去问呢？小卷于是抱住阿崎婆，热泪长流。当时大家都对此觉得十分奇怪：没来由地哭什么呢？我那阵对西方其实已颇有理性认识了，却依然对隐私权和职业道德一无所知，只觉得老太太怎么那么好，那么知道体贴人，却不知道小卷为何要哭。直到出来后，才恍悟那是因为小卷隐瞒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入侵了人家的私密领域，违反了职业道德，为此感到内疚而已。老芦在那时代也堪称先知先觉了，但对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仍然无知到这地步，您就去想想一般水平如何吧。
对今天的人来说，这还能是个问题么？90年代我回国，看到《法制文学》上有篇纪实报道，说嫌疑人对警察使用了拒答权，声称那是他的隐私，警察无权过问，当下就大喜若狂，恍悟西方影视的潜移默化作用——就再笨的主，看多了好莱坞那些烂警匪片，也该记住“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米兰达警告”吧？我多次指出，传统文化的致命缺陷，就是没有“权利”这个概念，而好莱坞大片正在把这基本概念点点滴滴地注入国内影迷的心田，正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维权运动之所以在大陆勃兴，我看有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莫如归结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更重要的革命性变化，是高科技的发展以及网络革命导致了“自媒体”出现。如今绝大多数人都有手机，许多人的手机都能摄影或录像，于是不管发生什么大事，总会有人第一时间就捅到网络上去。“今夜，咱们都是记者”，而且还是最先发布可靠的现场消息的记者，使得官方垄断信息再也没有了可能。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斯大林的发明再也无法撑下去了。老金在其经典的《二杆子》系列指出，对维系极权统治，笔杆子的作用其实要超过枪杆子。离开瞒和骗，苏式极权政体根本就无法长期顺利运作。
对比一下温州动车事故与云南通海地震就够了。据《百度百科》：
“1970年1月5日，在云南省通海、峨山间发生了7.7级的强烈地震，使通海、建水、峨山、华宁、玉溪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严重损失。在通海县高大乡五里村。震源深度仅134米，主震后发生5级至5.9级余震12次，引起严重滑坡、山崩等破坏，受灾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造成15621人死亡，338456间房屋倒塌，166338头大牲畜死亡，生命财产损失巨大。仅通海县造成的经济损失，按可比价格计算就达27亿元之巨，被命名为‘通海大地震’。这是20世纪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亡人数万人以上的三次大地震之一（仅次于‘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
如此惨祸，却“仅由新华社对外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地震震级压低了。”以致全国人民对此一无所知。
前些天我才在凤凰网上看到刘心武无意间得知这“国家机密”的反应。他向同事借了本书《日子》，打开书时，里面掉出了一张薄纸，那是同事的云南老家亲戚寄给他们的家信。
“我读完不禁从床上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因为“那是一封报丧的信。告诉他们家乡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信中还一并列出了与我那位同事及爱人有关的一个名单”。名单很长，前面开列的是类似哥嫂侄甥叔姨舅那样的至亲，后面则是一些邻里同窗，最后说还有许多受伤者，“兹不详赘”。
“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光与他们两位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地区一共该死了多少人呢？”“在‘文革’时期，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被一种‘革命思维’所训练，那思维逻辑里，不要说人祸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就是天灾，也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我们这边即使偶有天灾，也终究是人定胜天，怎么会死掉那么多人？而且，报上没那么说、广播里没那么播，那事情就应该是没有。散布、传播报纸上广播里没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谣。造谣不仅可耻，而且有罪。再说，革命者应该懂得：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应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么多人，这封信竟只是纯客观地报道死讯，写法也成问题。”
为处理这封信，刘心武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与这位同事彼此“信得过”，但他们从未提起过家乡的地震、亲人的死亡，否则必成“现反”。若是他把信还给同事，同事夫妇一定会紧张万分，因为这种内容的信已被别人知道，若再扩散，他们的结果一定不好。同事很可能会为有他人知道这封信、自己是否应向‘组织’上交这封信而左右为难，如果上交，自己可能没事，但肯定会连累写信的亲戚。到最后，刘心武只能把书还给他们，却把信悄悄烧掉了。“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私信而产生任何一种心理反应。我将永远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过《日子》，而没看到，也不晓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云南发生过那样可怕的地震。”（刘心武：《我是刘心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51页）
那是何等黑暗的时代，今天的小青年们根本就无法想象。然而这种国家规模的黑箱操作，如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再也无法重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于绝对黑暗的昨天，今日算是个“灰暗的时代”吧。如果说昨天是没有月亮的漆黑的夜晚，今日则出了月亮。在月光下长大的“月光族”，当然要比压根儿没有视力的鼹鼠要心明眼亮得多。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如此。我绝不怀疑小帮菜里确实有许多醉生梦死的酒囊饭袋，更有许多“爱国狂”。我只是说，新时代的信息传输手段的爆炸式革命，使得共党再也无法轻易指鹿为马了。而今天与昨天的本质区别在于，要睁眼，眼睛总是可以睁开的。想看的，就看见，想找的，就找着（这似乎是圣经里的话哦），而我确实见到了若干令人振奋的小青年。他们或许没有多深的学问，却比老帮菜更有理性与文明常识，更具独立思考能力。“不是当奴才，就是做响马”的千古格局，有望被“新新人类”打破。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2-5-29 周二, 上午6:43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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