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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果威：梁振英和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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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C60
加入时间: 200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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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ABC60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胡果威：梁振英和共产党
2012年3月25日，梁振英击败唐英年与何俊仁，，以689票当选为下任香港特别首长。大陆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集团旗下的“人民网”祝贺梁振英当选，并称梁振英为“同志”，被网友发现后，该条消息中“同志”一词被删除。3月30日，梁振英在候任特首办公室会见记者，并当场签署声明，强调自己不是共产党或任何政党成员，也从来没有被邀加入共产党或其他政党。4月1日，15,000名香港民众在西环“抗议中联办乱港大游行”。
1949年之前，许多中共党员在地下活动，不能公开身份，那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白色恐怖下，一旦被捕，则有两种情况：一，如果国民党没有确凿的证据，则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如果证据确凿，或是被叛徒出卖指认，才会承认是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之后，又分为两种情况：一，如刘胡兰拒绝投降，大义凛然地引颈就义，被国民党用铡刀残酷杀害；二，因贪生怕死而背叛共产党。还记得在初中时，我班上有一位女生酷爱表演，成天“红岩上红梅开”的，排练了一出“江姐”歌舞剧，游说我扮演叛徒“甫志高”，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同学，云其形象酷似“徐鹏飞”。我们俩被她缠得走投无路，便硬着头皮假戏真做。近五十年后同学聚会，回忆当年的那出戏，我还是大家的笑料。不知她为什么没有叫我演“许云峰”，想必我从小就不具有革命烈士的气质。
梁振英究竟是否共产党员？胡某一介布衣，无党无派，不敢揣测。但是基于一些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仍不敢信其有，抑或信其无。
还记得1966年文革时，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一位女红卫兵给伟大领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主席说“要武啊。”于是宋彬彬便改名“宋要武”，从此便打开了破四旧的潘多拉盒子。那时我们弄堂里有一个玩伴住在三号，8月下旬，他突然到我家，问我们借钱，云“陈家姆妈”大吐血，急需用钱，问下来才知道缘由。“陈家姆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每个礼拜都要到“国际礼拜堂”做礼拜。教堂和寺庙是红卫兵的主要目标，除了打砸抢烧之外，那些红卫兵将教堂的李牧师揪出来斗了。
一顿暴打之后，李牧师扛不住了：“你们别打我，我是共产党员。”
“什么共产党员？”红卫兵们反驳道，“我们的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你他妈的是牧师，打的就是你！”
“我真的是共产党员，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周总理，是他派我来的。”
红卫兵们将信将疑，到北京一调查，嘿，那个李储文还真就是共产党员。此后李储文便被保护起来，不再以宗教人士身份出现，调回中共上海市委工作。1977年他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1980年12月升为主任 ，1978年起又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侨务办公室主任。1983年6月30日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日后被中共官方评价为“为香港回归做出贡献的知名外交家”。在香港期间，李储文似乎仍然分管宗教人士的统战工作，虽然没有公开与宗教人士联络，但是仍然邀请一些香港的基督教领袖，与他们进行私下接触，许家屯仍然对这些宗教人士表示“李储文就是你们的人”。
陈家姆妈本以为李牧师是“主的人”，平时与他无话不谈，推心置腹，如今得知李牧师是共产党员，陈家姆妈惊恐万分，一病不起，乃至吐血。当时他们家还有一些首饰和细软，愿给我们家作抵押品。然而在红卫兵抄家的高潮中，我们自身难保，怎敢接受“金银财宝”？毕竟救人要紧，我们还是给了他们家一笔“无抵押贷款”。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从地下转为地上。我的大舅原是地下党员，先母告诉我，南京解放之后，大舅便背着枪，戴着军事管理委员会的红袖章回家了。从解放初到文革结束，共产党员一直是令人骄傲和自豪的荣誉。当时入党叫“解决组织问题”，无论是就业、升学，甚至是择偶，共产党员照例是被优先考虑，捷足先登的。
我儿时痴顽，一直被拒于少先队的大门之外，先母多次请班主任高抬贵手，班主任说我表现不好，还没达到标准。先母情急曰，“这是入队，不是入党，你们的标准是不是高了点？”班主任仍不为所动。到了小学六年级，我意识到如果没有那条红领巾，就可能考不上初中，于是在课堂上乖了几个星期，终于在六年级下学期戴上了红领巾。但是在入队宣誓时，因为已经失去了童贞，竟然没有泪下。文革时下乡，1971年团组织恢复吸收团员，当时我离开农村心切，认为入团可以早点抽调进城，便写了入团申请书，为了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还批判了先父一通，现在回想起来都愧疚万分。然而因为先父1949年前在中央银行工作，是“反动党团骨干”，并有“金融特务的嫌疑问题”，咱家还有“海外关系”，我自然也就无缘成为“混入团内的异己分子”。
1982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到昆明云南民族学院教英文，抗战期间云南是大后方，西南联大便在昆明，所以昆明有许多民主党派。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成了团结的对象，于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来发展我入党。因为我对党派政治毫无兴趣，便以表现不够好，还需组织上多考验为名婉拒，1983赴美留学，保持了无党派人士。申请签证时有“是否参加过共产党”一项问题，我可以坦荡地填“No”。
后来我在美国念了法律，成了律师，也曾为亲友们办过几个移民的案子。据我所知，如果申请签证时填写是共产党员，美国领事馆便会拒签的。中国共产党有8,000万党员，党员将子女送出国的人数众多，许多党员父母还到美国探亲，甚至到美国去照顾第三代，含饴弄孙。既然到了美国，他们在申请签证填表时，是如何回答“是否参加过共产党”这一问题的呢？
改革开放后，我的亲友中有不少参加共产党。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都让家人和朋友不要告诉我他们入了党。现在已非白色恐怖的年代，尤其是在大陆，无须隐瞒党员的身份。更何况胡某既不会、也不可能迫害他们，如此对我保密，是出于何种动机呢？
基于以上的例子，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在某些场合，共产党员对外不暴露身份是必要的。以此推理，既然李储文牧师可以是共产党员，香港的新特首为何就不可能是共产党员呢？
作者：NABC60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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