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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郭飞熊专稿：俞正声和杜导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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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郭飞熊专稿：俞正声和杜导滨案   
胡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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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郭飞熊专稿：俞正声和杜导滨案 (1513 reads)      时间: 2003-11-22 周六, 下午8:01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在极权社会里，助纣为虐的人可以找到种种藉口为自己开脱：什么迫不得已啊，什么“服从命令”啊……但对于这些遁辞，历史是不会认帐的，帮凶就是帮凶。主谋和帮凶的罪孽虽然轻重不同，但谁都无法逃脱青史冰冷而永恒的审判。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如果他还有一线良知，对未来还有着基本的预见力的话，那么，面对湖北应城杜导斌的冤狱，他的内心应该处于一定程度的煎熬之中。



俞正声为官清正，作风务实，在湖北官民中间有口皆碑。他升任政治局委员后也没 有离开湖北，作出了“一定要把湖北这壶水烧开才走”的架势。看来他真心想把湖北治 好，作为他未来在仕途上有所进取的主要依据。几年来，他的作为赢得了不少湖北官民的心，举止颇现实干家的风彩。但是，现在他的人生遭遇到了一种奇异的考验，他的手上沾染了自由主义者杜导斌的鲜血。



按照今日的极权体制，同抓捕孙大午时一样，抓捕杜导斌的决策者毫无疑问是“北 京中央”。湖北省委书记只是奉命配合。但是我们在孙大午一案中已经看到，奉命配合 的省委书记依然享有相当大的转圜空间。



众所周知，白克明是江──曾派系中的得力人物，去年11月23日由海南省委书记转任河北省委书记。在今年5月27日河北徐水县委书记设下鸿门宴诱捕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一事中，白克明应该是幕后主持人之一。据《亚洲周刊》和《明报》报导，河北省公安 厅一位官员证实，该案由徐水县具体执行但却由河北省和中央有关部门提供“有条件指导，不一块办案”。白克明书记事后曾经告诉有关人员：像孙大午这种人早晚都要出事的。当孙大午5月底被捕时，河北省有关部门秉承北京当局的意旨，曾要求对孙大午案“从重、从快、从严”处理。令白克明书记和北京当局意想不到的是，孙大午一案在海内外掀起了惊天波澜，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府辛苦营造的改革形象。有一次白克明在会见一些香港商界人士时，曾被问到孙大午案，在表示“那是法律问题”的同时，他也鼓励 港商、外商多来河北投资，他来作他们的后盾。嘴硬的白克明是一个聪明人，他心知当时港商退后会怎么想──如果连自己的民营企业家都不能保护，谁还会相信省委书记的“保证”？这令白克明意识到：孙大午一案处置得过于太匆忙了。白克明毕竟到海南镀过金，视野较为开阔，具有江─曾派系成员的一般特质：抓经济，抓政绩（江─曾派系成员在经济管理上颇具进取性，比如像贾庆林在福建和北京抓经济抓得特别得力， 孟建柱在江西抓经济抓得特别卖力，黄菊在上海、黄丽满在深圳捡别人的便宜也捡得特 别顺手；而在所有制问题上，派系首脑江比朱要更开明）。在河北的政绩将成为白克明下一步升迁的重要资本。

香港商人的关注让白克明害怕了。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便干出政绩，他不得不向民意妥协。据说，白克明安排有关部门，在徵求法律意见之后，要求“以法律为基础，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下”，尽快有一个了断。对孙大午案的最后处理“是在综合 了北京中央、河北省市县各级部门的意见”之后，才作出决定的。在释放孙大午的决策上，海内外民意的压力是决定性的，胡锦涛的批示自然很重要，但白克明的态度转变也 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他“更方便”说服派系首脑江老先生从需要出发，改变初衷， 顺从民意。



孙大午出狱后，诱捕者反过来为孙大午压惊。据孙大午在新浪网上所说，“我出来以后的第3天，我们县委的主要领导、县长召集了各部门尤其是公检法的主要领导、还有银行的行长一起开了座谈会，表示对企业要进行支持。”另据传媒报导，银行行长当场说，银行垫付的款项不是大问题。据说省委书记白克明近期也将与孙大午会面。



这些都足以说明，孙大午一案虽然是一场悲剧，但结局却是双赢。在长久的对峙之后，孙大午开始了和政府的协调、沟通。这是孙大午的胜利，是民意的胜利，也是白克 明的胜利。如果白克明是一位实干家的话，他蛮可以以此为契机，狠抓河北的投资环境，迫使“八个大盖帽吃一个破草帽”这样不劳而获的丑剧逐渐退出河北的历史舞台。这 将是造福一方的大好事，它将象沿海地带所发生的那样，有效地增强河北民众在经济领域的事实权力。如果白克明能够做到这些，他又何愁不能创下良好的政绩！



如果我们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经验出发，来寻找中国未来演进的道路，那么我们将发现，除了“民意的胜利”、“维权的成功”之外，孙大午获释案包含着更加丰富 深刻的历史内涵，需要我们去挖掘、去阐发。在关于孙大午是否“无罪”问题上（无罪 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继续纠缠下去是没有必要的，把明显的“双赢”鼓吹为“单方面的胜利”只会封住刚刚开启了一线的大门。即使对于当事人孙大午来说，他要渡过当下的经济危机，也非常需要获得政府的协助，把本次事件发展成为双方良性互动的契机，才 为重大节，识大体，知进取，向前走。



在孙志刚案中，胡温开始了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使他们的民望冉冉上升。难道江──曾派系就愿意一直扮演着残暴的压制者的角色？这些一直喜爱着唐诗宋词的老先生们，难道就真的那么乐意一直把优雅的诗篇和制造“莫须有”冤狱的毒汁绞在一起？就 真的愿意把历史罪人的黑锅背上一万年？我看他们是骑虎难下啊！！！他们不见得就不喜欢良性互动（至少有限度的互动），只是心病太重，总害怕失控，害怕被利用。现在 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释放了孙大午，“右派们”并没有乘机翻天啊。己方的当事人白克明的威望也上升了。白克明的实践经验证明，江曾派系也可以妥协，也可以和民间良 性互动。为什么总要把好东西丢给胡温享用？ (



历史的新因素已经悄悄出现了，对于互动和妥协，谁也没有经验，没有预先规划好 的路。有时侯为形势所迫，不得已做了某件事，事后发现，嘿，这样也成，它便成了 路。对于江曾派系来说，孙大午案的结局本来已经证明，和民间力量良性互动是可行的，手中所掌握的诸多资源，用到“软刀子”上，它的作用就大；用到“硬刀子”上，它的作用就小。对于民间力量来说，在总结靠“施压”来“维权”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应有所节制，不失含蓄，步步为营；不应带着先入之见看人，应欢迎一切温和、开明、实干的人物；在事态尚未展开、获得的信息较为片面的情况下，切忌过多过深地卷入党内斗争；在常规状态下，维持中立是必要的。中国今天最重要的是营造多元局面。对当政 的共产党内业已存在的派系多元，似可边压边拉、有赞有弹，促进其向文明的方向演进。



不管江──曾派系能否认识到历史递到他们手上的契机，就个案而言，在孙大午一 案上，白克明表现得相当不错，至少成功地化解了当初汹涌而来的困窘。



同样的考验也降临到了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身上。海内外的强烈反对声同样的波澜 壮阔。北京当局下令抓人当然是深谋远虑的，是极其谨慎的，同抓捕孙大午一样，他们首先选择了“边缘人士”、位处县城的杜导斌，以便观察动静，试探风向。然而，事态 已经表现出了，在网络的世界没有边缘，哪里有思想和活力，哪里便是临时和当事的中心。杜导斌乃是本年度维权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名字虽然少见于报章，但在自由主 义阵营内，他非常地“圈内”。这个自由主义阵营啊，虽然以天下为己任，一心想把自由、民主、公正的新型制度在中国给操作出来，但是在今天（也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在内骨子上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松散的学术流派。它负有启蒙自己、启蒙民众、启蒙统治者的责任。杜导斌便是这个学术流派中一位知行合一、才学和名望冉冉上 升、前途不可限量的奇人。正如作家东海一枭所说，“奇士不可辱，辱之成天神！”



俞正声今日也算不幸地接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了。由于杜导斌的影响力和民间力量的崛起，未来的抗议将更加国际化。如果处理不当，一意孤行地充当镇压自由主义 的刀斧手，俞正声将极大地损耗艰难集聚起来的声望。他今年毕竟才58岁，还没有日暮途穷，还有着近20年的政治生命。谁又能预测到5──8年后中国政坛到底有哪些决定力 量和牵制力量？相信这些都是他不能不考虑的。





有白克明作榜样，俞正声应该好好思量一下了：他白克明就可以扮好人，我俞正声 为什么就一定要“干脏活”？他白克明还要考虑他的地盘的投资环境，我俞正声就不可 以考虑我湖北的人文环境？！



俞正声当然也可以找出很多托辞。但隔壁的湖南在同等情况下的作派就足以让他闭口。湖北有个“过激党人”杜导斌，湖南有个“过激党人”张英红。张英红在北大网站上公开呼吁军队国家化，主张撤销政法委，也惹怒了“北京中央”，湖南的领导人在对张英红作出必要的“批评”之后，把他调到社科院，对他进行“监督”和“帮助”。这 多么象上升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的作派啊，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统战法宝简直用到家了。 而你湖北呢，却对杜导斌采取了下黑狱的作法，如果你俞正声要声称你没有责任，谁会 相信呀！！！



俞正声可能也想做白克明，却更担心引起江老先生的误解，什么“手软”啊，“买 名”啊，“动机可疑、有戈─叶情结”啊，等等。他毕竟不像白克明那样是江曾的圈内人而拥有着更大的弹性。为了自保，他可能更愿意牺牲一个“小人物”。但是这种丑陋的游戏过去可以做，现在不行了，因为民间力量已经兴起了，自由主义已经兴起了，中国社会不可阻挡的分化组合在3─5─8年必然地到来了。民意对政治人物的要求必将越 来越高了。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手上沾染了自由主义的鲜血，虽然不见得会完全抵消、却 必然会因此而降低自己的政治可塑性。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享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完全可以做到既丢掉“烫手的山芋”，又把良性互动的功劳和渠道转给江曾派系，赢得他们的认可。依俞正声过去 的作为，他也不乏这样做的经验和技巧。 在和解一事上，北京当局掌握着主动权，应该先走一步。杜导斌一案便是契机。



按当局的标准，孙大午的言行中不无“过激”之处，就可以和解；杜导斌为什么就不可以 ？！他在网络上活动，声音如果不大又怎么能让人听见呢？即使有一些言论你们一时接受不了，也可以谅解啊。近年来杜导斌已日趋稳健温和，且看他的一段心声：“开设[ 百问正义]论坛是我和同人所采取的行动之一。我们给拟制的论坛作出了四个基本定位：一，以促进和平地实现宪政为努力方向。对专制，不主张不谋求从肉体上消灭对方。 只向非正义抗争，不以任何特定的人或集团为敌，共产党不是敌人，国安局不是敌人， 网络警察不是敌人，富人不是敌人，权贵不是敌人。即使有人与我们为敌，我们也绝不作出报复的敌对的还击。我们抗争的目的在于寻求正义，在于反抗罪恶的观念和势力， 却不是要对做出罪恶的人进行惩罚。对做出罪恶的人，即使要施行惩诫，也得交付法律，而不是思想者的职责。”这样日趋成熟的学人，岂不是良性互动的极佳人选？！



上述设想可能是一厢情愿，实际效果可能是对牛弹琴。但当此微妙时刻，向当局者发出呼吁也不是没有必要的，自由主义者即使面对危机也不能忘记和放弃启蒙专制者的责任。





现在的中国，在水面以下，正处在各种力量的对峙之中：有胡与江曾之间的矛盾， 有民间力量和专制集团之间的矛盾，有农民、工人等弱势阶层与特权阶层之间的矛盾。 而今大陆与台独之间的矛盾正在引爆之中，从明春台湾大选开始，直至2008年北京奥运 会，中国大陆将面临巨大的军事危机。如果在此期间，国内各种矛盾发展成为高度对抗性的，那么中国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当此之际，实现内部妥协，应该是优先选择。



我揣测，近期强人们大约还有一个在温家宝访美回国之后的抓人计划。在当下民间力量与当局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可能是无法阻止的。但是，我想，每一个还对未来有所期待的人，都会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不有险阻，无以别利器。如果中国社会一定要最终走上对抗之路，那么今日的统治 者将负有首要的责任。如果想和解的话，那么，路就在脚下，请从杜导斌开始。

200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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