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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大船何日过三峡？（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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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船何日过三峡？（七）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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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经验值: 61256
文章标题: 大船何日过三峡？（七） (1330 reads)      时间: 2011-12-12 周一, 上午9:03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大船何日过三峡？（七）


金唢呐


虽然“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悖论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最后以中医的“气血理论”结案了事，但我还是倾向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的说法。我认为经济、文化与民主制度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转换关系，但经济文化的变化不会自动地转形成民主制度，要经过很长的传递过程，并且必须有催化剂存在才能出现制度的“质变”。这个催化剂可以是领导人（集团）决策的改变、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丘吉尔所说的“活见鬼事件”的出现。

这里面还涉及马到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被描述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提高其生产能力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一个追求其物质需要的最大满足的社会动物。经济达到了一定水平，人们就要寻找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以谋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手段则是革命。于是就得出了先进工业国共同爆发革命，一起实现社会主义的结论，恩格斯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后来发生的事情不用我说，列宁同志的“落后农业国一国胜利论”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彻底推翻了马恩的“先进工业国共同胜利论”。不过，这是不是也反证资本主义是比“科学社会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说到这儿我这个外行想谈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腚”道理，并不完全是胡说八道，作为一种参考理论来学习经常会有“受益匪浅”、“茅塞顿开”的感觉。但这俩老家伙话说得太满、太绝对、太武断，思维也偏于简单，经常是“一因一果”、“静态单向”来解释问题，而且从不说明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充要条件，再加上马恩二老酷爱大手笔，经常搞预测人类的前途与命运之类的大题目，所以比较适合思维简单且雄心勃勃的民族当做指导思想来膜拜。

就拿那几个学说来说吧。阶级斗争学说（即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在某些时期是成立的，但楞要穿凿整个人类历史，就有点扯淡了。还有那个“剩余价值学说”，在极简单的生产活动中还适用，比如说搓麻绳，小贩上门来收一条十块钱，搓麻绳的农妇只拿到了五元，剩下的当然是黑老大给剥削了。可大工业生产不胜复杂，光是资本家的企业管理和风险投资这两大块就无法用剩余价值来衡量，所以剩余价值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基本上就是毫无价值。还有那唯物史观，按老芦的说法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屁话，屁就屁在那个‘唯’字上”。这经济水平确实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况且，先进的社会制度并不仅仅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在里面。譬如说，与民主制度比较，威权统治是否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还有争论，至少从短期看，民主未必有利于经济发展，台湾就是个例子。

台湾当年的威权政治体制，再加上蒋经国个人的因素，带来了台湾60年代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如果不是两蒋威权政治时代打下的厚实家底，台湾恐怕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台湾民主化后，经济发展迅速放缓。这当然不完全是制度改变的结果，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也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由于实行民主带来的扯皮、低效率确实存在。我还看过一个资料，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议二十年后高铁覆盖全美80%。结果第一条高铁，尽管由联邦政府提供90%的资金，地方仅承担10%的费用，仍然被地方政府拒绝。拒绝的原因很多，比如高速公路和航空等利益集团的反对，还有一个原因是今日美国已经无法解决拆迁问题了。还有我前边说过的成田机场瘸腿跑道的例子，也暴露了民主国家的软肋。当然，民主体制也可以避免出现专制国家集中力量办蠢事儿、办坏事儿、办缺德事儿的现象。

这次2012年总统选举电视辩论马英九自夸执政3年来的经济成就，小女子蔡英文不服：“那都是民进党打下的底子”，这时候宋楚瑜发话了（老宋向来是民进党、国民党都看不上，经常发表些“把政权交给民进党不放心，交给国民党不甘心”之类的言论），在旁边表示不屑地说：“不对，都是蒋经国奠定的基础！”意思是你们这些政治侏儒显摆什么，不过是站在了经国巨人的肩膀上而已（蔡宋两人对话均为大意，没时间查对了，原话网友自己看视频吧）。

这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使我想起网上看到的一段争论。某愤友提出，欧洲文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起源于中国，没有中国发明指南针和火药，欧洲的舰船只能在内海瞎转悠，就是出去也白搭，那些以捕猎为生的美洲土人个个身手敏捷，没有火枪的白人未必是对手，因此也就谈不到后来的大航海时代，也就淘不到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第一桶金，后面的工业文明更是无从谈起。后面立刻有网友调侃说，更严格地说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应该是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因为科学家在那里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人类化石。没有埃塞俄比亚人民果断地站起来直立行走，就没有由此而产生的双手和大脑解放，恐怕现在人类还和狒狒混在一起上树摘桃子吃，更没有文明可言。


扯远了，接着说这个话题。我认为决定制度的因素很多，除去偶然因素外，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经济和文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模式、道德标准、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等）。不顾文化基础和经济水平，依靠外力成功完成民主转型主要见于特殊时期，比如战后日本，美国在“把日本炸回石器时代”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国家机器已经被彻底打烂，国民被打怕、打服，一切由麦克阿瑟说了算。阿富汗若将来的民主政权若能顺利运转也算个例子。在和平时期，对中国这样的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强烈的大一统观念的大国来说，外力的作用有限。没有一定的文化和经济基础，这种民主转型我看很难实现，更谈不到正常运转。

网友“越南人”提出民主转型的“混合动力推动说”，我理解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台湾的民主转型就是“混合动力”推动的结果。台湾的民主转型是平稳过渡，起码从现在看，目前的运作也还说得过去。整个转型过程，称得上是“上下互动”、“里应外合”。

从高层来说，国民党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民主宪政，党纲、宪法里写得清清楚楚，还政于民是迟早的事儿。以前还有个共产党颠覆破坏的问题，一旦国际共运威胁解除，大陆宣布停止金门打炮，老邓提出“一国两制”，这时候再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糊弄人说不过去的。体制外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民进党愤青也不依不饶。另外，老蒋小蒋在严峻的岛内外形势下建立了二元政治体制（威权体制），即上层（中央）的专制体制和下层（地方）的代议体制，使民主政治有了生长点。

从台湾当时情况来看，选择这种威权政治体制是合适的，再加上蒋经国个人的因素，带来了台湾60年代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威权政治体制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在工业化初期可以有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整合民众，避免民主的低效率，若领导者明智，可以使经济快速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政权缺乏合法性，而且从长远看也难以避免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所以只能是一种不稳定过渡状态。

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也让台湾有了大量有知识的中产阶级，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假如选民都是一帮子急红了眼的穷棒子，民主选举能顺利进行才怪，恐怕最终结局“不是选举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选举”（篡改自《毛主席语录》），最后建立起一个红彤彤的革命政权来。再者，本土文化儒教作为一种准宗教在台湾还在发挥正面作用。虽然我本人没有去过台湾，但从台湾回来的亲戚朋友都普遍感到“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在台湾社会生活处处存在，跟香港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儿，香港社会丝毫没有台湾那种缠绵温柔乡的感觉。台湾人也远比大陆人规矩老实（到了大陆得另说，那可是入乡随俗），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也远不如大陆人强烈。连佛教台湾也和大陆不一样，比较一下星云大师和少林寺CEO释永信，就知道两者的区别。我党过去定义老蒋为“政治流氓”，有一定道理，起码是没全错。但老蒋最多也就是个“城市流氓”，多少也还知道点讲规矩、守契约，甚至太把对盟国的承诺当回事儿，和翻手云覆手雨、无法无天的“农村痞子”有天壤之别，否则也不会输得这么惨。

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西方国家在共产国家和威权体制国家之间肯定要选择后者，但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输出革命的做法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态度恐怕就要转变了。在价值观上不与民主国家保持一致，有事儿没事儿就鼓捣出“陈文成事件”、“江南事件”、“雷震事件”、“美丽岛事件”，谁捣乱就把谁做掉，很难得到西方的长期支持。即使总统不在乎，议员和选民也不会答应。在人家眼里你总是怪怪的，“见面都不好意思打招呼”（电影《大腕》经典台词）。可不这么搞，又很难维持威权统治，保持社会安定。这恐怕也是促使统治者下决心搞民主宪政的原因吧。

另外，实行中央专制、地方民主的威权体制（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市长县长和省市县议员完全是选举产生，十几年来的基层民主选举，使国民受到了民主训练，也培养了台湾人的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这种小权分散，使得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独立自由的民间组织逐渐建立起来：农民有农协，工人有工会，学校有学生会。这种民间组织，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极为重要。尽管我没有去过东欧，但对金雁“教会遏制腐败”的说法完全可以理解。

在大陆农村呆过的网友都知道，农村刚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的时候，实际上是农村什么都没人管了，一时间秩序混乱、治安恶化，甚至不少地方的农民晚上要睡在牛棚里，否则牛就会被人偷走，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甚至还有不少人希望恢复人民公社，重建大队民兵，南街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民国时期的农村可不是这样，农民相对老实憨厚不说，乡绅对于稳定农村的生活秩序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少数勾结官府、欺压百姓的劣绅也肯定有）。只要没有战争，不闹土匪、不搞农运，中国农村苦确实是苦（一亩地收获二三百斤粮食没个不苦），但完全是安定祥和的大好局面。阿Q不过是表达了想和吴妈睡觉的愿望，“淫欲一闪念”而已，就被一顿臭揍，真要是谁干点鸡鸣狗盗的勾当，赵老太爷的家法、钱老太爷的文明棍可不是吃素的。

歇个晌，然后再接着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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