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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原创]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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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原创]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二)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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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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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原创]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二) (1565 reads)      时间: 2011-9-06 周二, 下午4:50

作者:金唢呐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二)


金唢呐


阻碍中国政治改革和毛左复辟的吴氏二兄弟:“无法弄”和“无法捞”

原本在胡扯几句就把这个“延安朝圣”系列给结束了,但看到本坛网友热议,知道大家对中国社会政治现状这类话题比较感兴趣,索性就改个题目,继续聊下去。从上一篇开始,改成现在这个题目,虽也不一定贴切,不过也想不出更好的题目来,就是它吧。

我所以在上篇提出“中国徘徊论”,说中国近十年内,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或退步,主要还是基于我对中国各政治派别、官僚集团、各阶层民众的政治立场和力量的观察和分析。无论进步还是后退(此处分别指民主化和复辟毛式社会主义),吴法宪的两个兄弟“无法弄”和“无法捞”都会出来作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吴氏兄弟!

说起这吴氏兄弟,我还得跟老芦解释一下,免得日后有人打假说我剽窃。这歇后语的原创不是我,我这方面的能力不像看上去那么强,只不过对民间文化的吸收消化、提高改造还是有点心得。这话最初出自官场,比方到衙门去找人办事,想给子女找份工作,他如果无能为力的话,会把两手一摊,做幽默状:这事儿太难了,吴法宪他弟弟——无法弄。甚至开会也这么说,去年我们学校分房子打成了一锅粥,要照顾的领导专家太多,后勤处长在分房会议上把桌子一拍,愤愤地说:“要说咱们单位的事情,那是“吴法宪他弟弟——无法弄!”后来不知哪个大淫棍又把这歇后语改成了:吴法宪的妹妹——无法弄,在民间也有流传。不过,“吴法宪他二弟——无法捞”是我首创,未见其他人用过。

我之所以说吴法宪的两个兄弟会阻碍中国政治的变化,主要是指左派和民主派的那些政治主张,抛开正义邪恶不说,都不具备可操作性,也就是“无法弄”,除非爆发了战争。这里说到的没有可操作性,是指根本无法被官僚集团所接受,要受到来自官僚集团的顽强抵抗(当然,左右两派也没有任何共识),原因是无论复辟毛式社会主义还是实行民主宪政,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法捞”。而且不仅仅是官僚集团,像这样一种重大的变革一定会引起社会短期或长期的动荡和混乱,也就是说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任何阶层的利益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对于一个目光短浅、看重眼前利益的民族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三年内战期间不知“为何扛枪为何打仗”的国军,遇到了“打倒地主分田地”的共军,在军力大致相等的情况下,即使是没有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很难取胜。而改革开放提出的“奔小康”、“富裕起来”的口号,再加上打开国门后民众所看到西方国家的富裕生活,也让左派无以招架,最后只好乖乖认输。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近现代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就认为中国人没有智慧。其实中国人是有大智慧的民族,这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着、混着,说好听点就是安身立命。电影《芙蓉镇》里那句经典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实际上就是本民族的座右铭。中国人不大会为那些空洞的理想去奋斗献身。我周围很多人一方面笑话那些左派,另一方面也不理解甚至鄙视东欧苏联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和改革家,认为中国就这么混下去挺好的,没必要强调什么“权利”,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够多的了。也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没有宗教,便没有了信仰,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比谁都坚定,这就是权力和金钱。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出自一个藏族导游之口(注1)。起因是汉人同胞看到藏人对藏传佛教的执着(尤其是五体投地式的磕长头)不理解,认为是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表现。后来藏胞反唇相讥,喃喃地说你们汉人其实比我们的信仰更执着,以后在杨均恒的追问下说了四个字:权力、金钱。我想大概不光是藏族同胞,世界各地人民对中国人都是这个印象。

先说说我为什么认为左派提出的二杆子社会主义复辟没戏。这里所说的二杆子社会主义,就是政治教科书中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二杆子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我首先使用的,来源于林副主席的一段精辟语录:“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我认为这句话道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此处“两”等于“二”,就有了二杆子社会主义的说法,以此区别“民主社会主义”、“国大党社会主义”、“复兴党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查韦斯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与毛时代的“二杆子社会主义”有些不一样的,至少还多了个“钱袋子”。市场经济(自由经济)从来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说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也可,说是特色资本主义也无大错。

二杆子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斯大林式和毛式两种亚型,前者血腥僵化,但短期内高效、特殊时期有奇效,而长期则难以运转;毛主席又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胡闹的成分,按老芦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烂污”,尽管丢失了高效,但不乏浪漫搞笑,令人回味无穷。我曾经说过,论治国的成就,毛主席不及斯大林的万分之一,而论美学价值,毛主席却是无人能及,谁也没有像毛主席一样创造出那么多流芳百世的胡闹经典来。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即使没有牛顿,三大定律一样早晚要被发现;但是没有贝多芬、达芬奇,人类可能永远也不会欣赏到“命运交响曲”和“蒙娜丽莎”这样的艺术奇葩。斯大林式的人物,至少是理论上还有可能出现,但毛主席乃人类历史的绝唱,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分店还没开张就倒闭了),是上帝送给中国和世界的一份最特殊礼物。

我认为,如果二杆子社会主义复辟,只有在国家发生了对外战争,而且打得不顺利的情况下,由百年一遇的天才按照列宁同志原创、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夺权战争”的策略,利用政府狼狈不堪、人民怒火燃烧、国力消耗殆尽的大好形势,提出若干响亮口号,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最后夺取政权,才能再复制出一个二杆子社会主义制度来。从曾经出现过和现存的二杆子社会主义国家来看,无一例外走得都是这个道路。斯大林和毛主席都非常痛恨议会道路,原因就是议会道路毫无可能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人力资源,根本走不出二杆子社会主义政权来。

日本共产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五十年代初,日共就因推行议会道路被斯大林痛骂是“右倾投降主义”。到了文革初期1966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四个敌人”的概念:“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充分表达了“修正主义是比帝国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思想:苏修排在美帝前面,日修排在日本反动内阁前边。只要是文革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日本“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的。实践证明,日共是在野共产党对形势看得最透彻的,从来不理睬斯大林、毛泽东忽悠,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不干印尼共产党那种傻事。日共所坚持的修正主义主张(国内走议会道路,对外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行为),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据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议会里有席位的共产党。当然,也是永远不可能执政的“千年在野党”,除非像东欧下台的那些共产党一样改名重建。

而民主宪政的建立,恐怕靠和平手段也没戏。诸位不要把中国的情况跟台湾东欧苏联比,依我看根本没什么可比性。现在台湾不少统派人士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们自己还觉得很得意,认为找到了台海两地都认可的统一方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发表在《环球时报》的那篇文章(注2),他认为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不认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既然大陆现在已经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也就没什么不同了。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孙中山与马克思真正不同的地方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是不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力?孙中山认为不是,阶级斗争破坏人类文明,所以他在革命时期就强调,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延误国家建设,损害国家力量。邓小平执政后,大陆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今天也不讲阶级斗争了,这与孙中山并无不同。”

其实台湾人不知道,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和共产党“一党永久专政”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孙中山确实在近代史上干了很多搅屎的事儿,国民党更不用说,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干了很多烂事、蠢事、坏事。不但在大陆干,在台湾也是一样。国民党也搞独裁,不但在台湾搞,当年在大陆时也搞。但是国民党的革命是一种“国民革命或民权革命”,独裁专制不过是个过渡性政策,是一种“良性独裁”,国民党的终极目标是要还政于民。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是写在建国大纲里的,实行民主宪政是早晚的事儿。这也是为什么老蒋搞起独裁来总是缩手缩脚,像是带着镣铐跳舞,丢掉大陆后被人痛骂和鄙视“独裁无胆”的原因。蒋经国到底是在苏联受过训练的,知道怎么跟美国人斗、跟自由派斗、跟共产党斗,也知道应该如何在独裁专制下训政,就像蒋经国说的,“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

中国现在和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各国也不一样,那时候这些国家的民主形势基本上是“上面放,下边望,中间横着顶门杠”,如果中国真要是走到这一步,民主宪政也就有点盼头了。而现在中国的形势是“上面顶,下面抗,中间横着顶门杠”,看不到任何希望。

【未完待续】



注释

注1
杨恒均:一藏族青年说:汉人对信仰比藏人更执着(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1172194928525/)

……
我们对“信仰”的执着远远超过藏族同胞!

与我的想法迥异,通过在几个寺庙里的观察,我发现前来观光的汉人同胞,几乎都对藏人对信仰的执着不能完全理解,有些甚至当场嘲讽、口出秽语。有几位上海过来的游客,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藏民太愚昧。另外一群从广东过来的游客围着一位西藏青年导游,问他有没有信仰,是否磕长头,当这位青年说他有信仰,也会磕长头,但不会达到十万个的时候,那群广东游客又进一步问道,那些(指那些正在磕长头)藏民为什么要磕那么多长头?有什么用处?花这么多时间磕长头,难道不影响工作、生活?影响家庭?谁来赚钱养活他?这样做,是不是太傻、太愚昧了?

这后面几个问题显然让那位藏族导游很不自在,反复说,那是信仰,那是信仰,你们应该懂的,那是信仰……可那几位汉人显然没有搞懂,还在追问,而且,口气中越来越多的不以为然与嘲讽。这时,那位藏族青年有些不耐烦了,反问道:你们怎么会不理解?难道你们汉人就没有信仰?其实,你们每一位汉人也都有信仰,而且比藏人更执着……

藏族青年说这几句话时,脸上鲜有地出现了一种这些天我从没在藏人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嘲讽。我想,这也许是他在汉人学校里学到的一种态度与表情,或者他接触了太多嘲讽他信仰的汉人而被感染了。就我的观察,原本的藏人实在太淳朴太老实,或者“天真与愚昧”得连玩世不恭与嘲讽这些现代人用来躲避俗世的态度都不会。

不过,青年藏人脸上的嘲讽一闪而过,也许是回归了本性,也许是不愿意与顾客争吵。而那些顾客显然误会了这位导游的意思,其中一位说,是啊,我们汉人中有信仰基督教、佛教与伊斯兰教的,还有信奉真善美的,但没看到这么执着的……

这段争论由于下一个需要介绍的景点的到来而结束,但我却知道,那位看上去只有20岁左右的藏族青年导游的话没有被理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找了一个机会与他聊天,我说,你刚才说,汉人都有信仰,并不是说的宗教信仰,对不对?

他一开始有些犹豫,随后(在我说了一番让他立即信任我的话后)才告诉我,我的理解是对的,他说,每个人都有追求,都有信仰,这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只是当有些信仰成为一个人的一部分时,那个人自己可能并不觉得而已,就像院子里那些磕长头的藏人,在你们汉人看来,他们是那么的固执,很傻很天真,甚至很愚昧,但在我们这些拥有同一种信仰的人看来,那不过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他们是有福的。这就是信仰。

我打断他说,你刚才既然不是在说汉人的宗教信仰,那么,你认为汉人还有什么“信仰”是他们自己不觉得,但在你们看来,却是那么执着,甚至比你们藏人更加执着?

他笑了笑,简单的回答了四个字:权力,金钱。
******
是啊,各位,这种“信仰”你我并不陌生吧?那么多“德高望重”发誓终身为人民服务的人紧紧抓住权力,到死都不愿意放手。为了一人一己之权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将功成万骨枯,害死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请问,藏民们“愚昧的”宗教信仰比这种对权力的信仰更加难以理解吗?


注2
台湾统派学者王晓波:除了台湾 三民主义精神已深入全中国
(http://taiwan.huanqiu.com/opinion/2011-07/1826547.html )

环球时报

摘要:王晓波表示,“我在大陆践行孙中山思想的同时,台湾的许多政治人士却早已将孙中山“和平统一”的革命遗愿抛在一边,“统独划界”成为党派竞争操弄的话题,连国民党亦不敢轻言国家统一”。

  回顾百年前那场辛亥革命,会发现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路线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竟如此相似。可以说,三民主义精神已深入全中国,除了台湾地区。

  以民族主义来讲,孙中山对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五族共和;对外,决不重蹈帝国主义的覆辙,而是主张和平。以今天中国大陆来讲,至少在宪法上、理论上做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关系上来讲,也在讲和平发展,绝不称霸,也不当头。由此看,我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理想正在实践中。

  以民权主义来看,很多人误解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不同于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的民主自由。孙中山讲得很清楚,自由不可以用到个人身上,用在个人身上国家就没有力量了,自由要用到团体身上。他的自由是有纪律、有规范、有组织的,而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散漫的个体自由。

  以人权来讲,孙中山不赞成有所谓天赋人权,他认为只有革命民权。孙中山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乌托邦式的民主政治,而是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步步训练人民来行使民权。

  以民生主义来讲,孙中山主张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比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及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等等。很重要的一条是,他说我们讲共产,不是共今天而是共明天,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大富人,只有“小贫”与“大贫”的区别,我们要共同创造财富然后来共产。我们看到后来邓小平的路线,也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慢慢来处理贫富差距的问题。

  还有一点,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有何不同?孙中山批评马克思主义有三条,第一条是他的唯物史观,坦白地说,孙中山可能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读得很清楚,孙中山所说的民生史观难道不就是唯物史观吗?第二,孙中山批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其实我看他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也是有所误解,马克思没有那么蠢,以为唯一的价值就是劳动价值,马克思也没那么笨,他是读过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三,孙中山与马克思真正不同的地方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是不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力?孙中山认为不是,阶级斗争破坏人类文明,所以他在革命时期就强调,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延误国家建设,损害国家力量。邓小平执政后,大陆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今天也不讲阶级斗争了,这与孙中山并无不同。另外,孙中山《实业计划》一文题目的英译是《国际资本共同开发中国计划》。所以,邓小平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思路与孙中山的思路是一致的。

  令人错愕的是,在大陆践行孙中山思想的同时,台湾的许多政治人士却早已将孙中山“和平统一”的革命遗愿抛在一边,“统独划界”成为党派竞争操弄的话题,连国民党亦不敢轻言国家统一。

  值此两岸中国人都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时,我们要研究发扬理解孙中山的思想及其理想,研究如何来找出一条我们两岸和平统一的道路。▲(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晓波)

作者:金唢呐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金唢呐于2011-9-22 周四, 下午3:47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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