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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四兄弟的现状与前途(6,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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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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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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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社会主义四兄弟的现状与前途(6)
金唢呐
2、相比较而言，我认为越南搞民主宪政可能要比中国容易。越南是个小国，又当过几十年的殖民地，还在南方搞过20年左右的民主“试验田”。另外，越南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较短，只有10年的光景，就搞起了“革新开放”，而且人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效法苏联而不是中国，搞的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尽管残暴血腥，但对社会的破坏相对较小，后遗症要轻得多。
首先，一般说来，搞民主宪政小国要比大国容易，从国体上说，联邦制要比单一制容易。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起源于欧洲，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与欧洲地理的多样性，有利于形成具有独立的小国家或小共同体有关。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船小好调头”。而像印度、美国这些大国，必须要把国家分成若干个小的“自治体”，也就是实行联邦制才行。对于实行民主宪政来说，联邦制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制度安排。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还不能搞联邦制（这肯定会被认为是分裂祖国的阴谋），让北京上海和西部地区按照统一的法律一起来搞民主宪政，人多议论多分歧大，怎么个搞法，我看是吴法宪他哥——无法弄。
当然，大国也不一定非搞联邦制不可，也有搞单一制成功的，这还与国民性有关。像日本，国土面积虽不大，可人口数量排在世界的第十位，也称得上是大国了。但只要去过日本的网友都会有这种感觉，日本人的言谈举止、思维方式、兴趣爱好等惊人的一致，异类很少。以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日本允许他做一个“不像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国家，搞单一制就很适合。但像欧洲的那些多元文化国家，尽管人口数量比日本少得多，可是也得搞联邦制，或者是英国那样的“联合王国”，不如此办理就得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那种斯大林式“民族自治区”，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前南斯拉夫，都被证明是失败的。有自治的名义，实际上又不让人家自治，挂羊头卖狗肉，实行专制的的时候还可以靠二杆子控制，一旦搞民主宪政，就是散伙的结局。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无非就是和平散伙，还是先打一通再散伙。
除了国家大小不同外，越南与中国的历史还有以下四点区别：
第一、越南实实在在当了五十七年的法国殖民地，而不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
越南在中国秦汉时期纳入中国版土1000年，在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独立后，一直作为藩属王国臣服中国。近代先是法国天主教势力侵入越南，在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到了1884年法国实现了对越南的全面殖民统治。这种几十年的殖民地经历，肯定会对国民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宗主国对落后殖民地的影响结果是“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跟着狐狸学妖精，跟着老虎学咬人”。殖民者对殖民地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屠杀和掠夺，这些罪恶不容掩饰。但客观讲，也传播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像非洲的那些国家，如果没有殖民统治，可能还过着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生活，还在草棚里面猫着。
不信看看邻居韩国就知道，那几十年日本殖民地可没白当，从行为举止到思维方式，都是当年日本人的做派，经济崛起靠的就是“财阀经济”，当年韩国总统朴正熙（小时候猜过一个谜语，谜面：面向东，打一政治人物。谜底：瓢正西，即韩国总统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局首长金载圭暗杀，即“10.26事件”，跟日本当年5.15事、2.26事件等政治暗杀事件也如出一辙。区别就是韩国的军官级别更高一些，但我认为这无非是少佐与大佐的区别。日韩两家的暗杀手段、方法差不多，性质也相近，都有“愤”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杀手都是来自下属而不是政治对手。连前几年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时切小拇指也是日本愤青的做法，欧美愤青不是这个路数，每逢“是可忍孰不可忍”时，便脱得精光来引起世界注意。
据官方报道，当年学运的导师方励之，曾说过“中国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再发生几次长时期大规模的动乱，中国再当西方发达国家的三百年殖民地”（好像刘晓波也有“三百年殖民地”的说法，两人不知谁是原创、谁是附和，还是巧合？）。我不了解方励之说这话的背景是什么，从实际效果看，这话除了刺激老干部的神经、坚定全国人民继续在专制的道路上前进以外，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没起到任何正面的作用。但如果抛开民族尊严和感情，客观说，老老实实、安安生生地做几十年英国殖民地，比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圈子里搞形形色色的痞子运动，杀得血流成河，对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则要有利得多。
遗憾的是，越南是法国而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就东南亚国家11个国家（原来是10个，东帝汶是2002年从印尼独立出来的）的情况来看，印度支那三国越、老、柬是法国的殖民地；新加坡、大马、缅甸、文莱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菲律宾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美西战争后归了美国；而泰国是东南亚唯一一个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泰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自由之地”，这也是泰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二战期间，东南亚各国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也只有泰国幸免于难。
看得出来，东南亚不是个省油的地方，里面还像点样的国家还就是几个前英国殖民地。同样，香港和澳门的差距也相当大。当然，并不是英国殖民地搞得都好，缅甸就是个烂的不能再烂的国家。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很多，不是仅仅殖民地一个因素。比如说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就还有个宗教问题，这些伊斯兰教国家实行民主宪政难度要比无神论国家大得多。具体缅甸，我想可能也与离红色中国太近有关吧。当年我党输出革命，不少热血知青还到缅甸参加游击队，据说都是“革命最彻底，理想最坚定”的主儿，被缅共安排在最前面冲锋挡子弹，没少死人。老邓停止输出革命后，这些人转为贩毒，几个大毒枭都是当年的知青，把缅甸搅得天翻地覆。
为什么像点样的国家都是前英国殖民地？有人说与宗教有关，英国输出的是基督教新教，而其他宗主国是天主教，像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殖民地都是天主教国家。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和英国人务实、理智、冷静，善于制定规则，而且有遵守规则的习惯有关吧。而像法国这样的浪漫、爱冲动的民族，不仅殖民地不行，本土也不稳定。东南亚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国家都集中在法属印度支那三国，其他国家虽然也不稳定，但多是闹政变，像泰国，实行民主宪政以来一共发生了19次政变，前几年他信下台也是政变的结果，但革命、起义并不多见。相比较而言，军事政变是发生在上层的权力斗争，要比革命的破坏性要小得多。
奥地利皇太后曾说过，法兰西是一个“动辄群情激昂的国家”，市民经常自发性革命，“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一定时间内居然成了常态，闹起革命来就象狂欢节一样快乐。同样是闹革命，英国革命，和后来师承英国的美国革命，都是“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用很少的代价就成功了。咱们的教科书上都说法国革命比英美革命更彻底，对法国大革命称赞有加，而讥讽英美革命妥协、退让、保守。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法国人能享受而英美人不能享受的民主自由，法国革命“更彻底”在何处？为什么死人越多越能受到顶礼膜拜，难道这就是革命的美学价值？
除了国民性以外，恐怕还与法国人所继承的欧陆的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关。欧洲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重要理论：大不列颠的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理性主义者则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于人自身的理性。结果是法国更注重理想主义、唯心主义传统，而英美国家比较重实力、实用，形成实证主义。作为哲学观点，无论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没有错，不过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无限膨胀，总认为通过不断革命，就能达到理想中的终极目标。而且气魄极大，动辄就不惜一切代价。法国大革命是按照革命者头脑中理性模型进行的社会变革，注重终极目标，喜欢社会重建，厌恶功利，结果最后以失败告终。英国人保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祖先的经验传统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有什么意义可能现在还认识不到，先保留下来再说。像君主制不合理，按照试错法，先退一步看看，搞君主立宪制行不行，别轻言决裂、砸烂。
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又效法苏联，紧邻中国，而这三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上最爱闹“法式革命”的国家，所以越南乃至印度支那三国，当年都是受法国式革命影响最深、最动荡不安的地方。朱学勤把法国式革命与美国式革命分别比喻成闪电革命和阳光革命两种。“所谓阳光革命，是指美国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革命则指法国革命之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严格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效法法国革命，至少是深受法国革命的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列宁式政党领导下取得的“法国式革命”胜利。中国从戊戌变法时开始，改良派和革命派的重要分界就是对待法国革命的态度（此处指做法，而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是热情的讴歌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主席语录），已经成了区别改良派与革命派的重要标志。在康有为的笔下，法国大革命是一幅惨绝人寰的恐怖画卷。而革命家大多崇尚法国革命，张口闭口法兰西，叫的那份亲热。“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就以“卢梭诸大哲”的后继者自居，热情奔放地歌颂法国大革命，认为革命之目的就是：“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今天也是一样，体制内改革派、自由派与左派、海外民运（主张暴力革命而非橙色革命的那部分人），对待法国革命的态度也截然相反。
孙中山起事的时候十月革命还没有爆发，所以老孙从理论到实践都效法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但具体做法还是以效法妹妹法国革命为主（因为两场革命在时间上挨得太近，美国革命结束几年后法国革命爆发，以致后人并称为“姊妹革命”）。而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变化和法国极为相似：法国大革命杀得人仰马翻，并未建立能持久工作的民主宪政制度，法国的整个革命过程，还不说平民，光是领袖人物有多少上了断头台，不是专门治法国史的就根本说不清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直到第三共和建立，进行了近一百年，政体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游移，先后经历了三个共和国，两个帝国，三个王朝，期间争战不断，血流成河，君主立宪派当权、吉伦特派统治、雅各宾派专政、热月党人上台、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一次比一次彻底，在此期间，以“照着食谱做布丁”的架势制制订了十几部宪法，才最终确立了共和政体。再看看20世纪中国政局的频繁变动，所经历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惨烈程度，一点不输法兰西革命。
但法、俄、中这三国的革命特点还是有所不同的。法国革命好像“浪漫”的成分多一点，爆发次数多，目标模糊，无组织无纪律，一群乌合之众打来杀去，总也弄不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成效甚少。严格说，法国大革命就是一起“群体事件”，巴黎市民攻打巴士底狱释放七名政治犯与今天国内拆迁户联合起来砸拆迁办差不多，跟有组织、有纪律，目标明确的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完全是两回事儿。在路易十六的王位被推翻后，在被称作“黑寡妇”的断头台上身首异处的，不仅有已经退位的国王与王后，还有革命三大领袖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另一巨头马拉则被杀死于自家的浴缸里），以及成千上万的面包师调酒师、鞋匠裁缝。今天的刽子手可能就是明天的刀下鬼，侬今操刀人欢呼，他年杀侬知是谁？（我瞎改的）
俄国革命特点则是所有的革命家都有钢的意志、铁的纪律，像西伯利亚天气一样冷酷无情，像十月革命完全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命令指挥下进行的。革命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中共革命是以俄为师的农民革命，按毛主席的说法就是痞子运动，在苏共革命的基础上又多了“痞性”。而文化大革命的“不断革命”，则完全是法国大革命的微缩版。与法国不一样的是，法国人生性浪漫，所以搞起革命来也是这个风格；而中华民族以拘谨务实著称，还有点胆小怕事，干别的事情都是谨小慎微，唯独搞起革命来一个比一个更浪漫、一个比一个更有气魄。
中共革命与法国革命有着不解之缘。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出版了《青年杂志》（翌年更名为《新青年》）的创刊号，该创刊号就登了陈独秀一篇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的文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又为中共培养了一批最早的骨干力量， 如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毛泽东、刘少奇虽然没去法国，但也为参与组织这场留学活动的需要而走出了湖南。湖南也真不是盖的，当时有“小法兰西”的雅号。戊戌变法中对法兰西革命持赞赏态度的仅谭嗣同一人，也是来自“小法兰西”。
文革中的“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狠斗‘私’字一闪念”、“彻底革命”等，在读法国大革命历史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戴高帽、挂黑牌游街，都是法国大革命时的经典做法。“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则完全是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法国是西方阵营里最欣赏中国做法的国家，法国总统也很佩服老毛。中国的文革，最先在欧洲引起反响的就是法国学生运动“五月风暴”，区别就是法国学生运动把革命变成了行为艺术，没有给老师剃阴阳头，没逼校长自杀，没揪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当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偃旗息鼓，法国一仍其旧，无论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方面，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动。不过无论如何，法国送咱大革命，咱还他一个学生运动，也算是咱输出了一回价值观，影响了欧洲一把，“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都说波尔布特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点我不反对，但需要补充的波尔布特的老师可不是毛主席唯一一人，他所领导的红色高棉实际上是将中国、俄国和法国革命的特点相结合的产物。从反智、收拾知识分子这点上看是继承了毛的衣钵，但毛主席收拾知识分子主要还是精神煎熬，检讨批判、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士可以不杀但必须辱”，才是毛主席欣赏的做法。虽然中国历次运动也死了不少人，那不过是群众运动中的过激行为。而柬共那种后脑勺开枪、活劈黑崽子等肉体消灭的做法完全是列宁斯大林模式。而不管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在搞革命时都非常务实（毛主席的浪漫主要还是在建设上），革命过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波尔布特政权还没坐稳就开始杀人胡来，则完全是法国革命式的浪漫。
越南当了法国57年的殖民地，法国人到底给越南留下了什么？是追求民主自由冲动还是不断革命欲望，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越南民主宪政的进程，还望各位高手指教。越南当过法国殖民地的经历，对越南的民主改革到底是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我也说不清楚，想听听坛子里高手的意见。“弊”我说得很多了，有利的一面我想就是法国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当然，对于殖民者来说，目的是掠夺财富，扩大势力范围，而不是来传播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的，但毕竟这些西方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方式与慈禧太后还是要先进得多。看看非洲就知道，像点样的东西还是当初殖民统治者留下的，长此以往，对国民也会产生影响。
【未完待续】
社会主义四兄弟的现状与前途(7)
金唢呐
第二、越南南方民众有过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过20年的亲身经历。
五十年代越南在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独立后，日内瓦国际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分建北越与南越，有点类似南北朝鲜。而胡志明也似朝鲜的金日成，他俩早期都在中国干过革命，都能来几句汉语，和伟大领袖都有深厚的感情。1959年，北越决定武力统一越南，开始派遣部队潜入南越组织游击战。为此，美国向南越派遣了一支特种部队以对抗游击队活动。1964年，一艘美国驱逐舰在北部湾受到北越鱼雷攻击，美国开始正式与北越交战。从50年代中期开始，南北方就分属于苏联社会主义和美国自由世界两大阵营，美国支持吴廷艳政府在南方实行自由民主制度20年（实际上类似南韩、台湾的威权统治），直到1975年被越南共产党“解放”。美国在越南南方这二十年没白干，并不是“浮云”，按照我党的说法“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不仅收获了混血儿，还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
越南南方虽然后来被北方武力统一，但是南方人对自由民主的了解和感情是一直存在的，甚至不乏政治、文化认同，现在南方人民还很怀念那段幸福舒适的生活。而且越南南方确实比北方搞得好，只要看看现在网上网友上传的那些越南游记就知道，不少人都喜欢用“越南越美”来形容自己的越南之行。南方不仅比北方建设得好，而且有情调、有韵味。随着近几年越南南方的干部大量进入国家权力的中枢，北方的干部也处处效法南蛮子的做法，就跟咱们当年很多做法都效仿港台一样，希望尽快脱掉自己身上的“土气”和“痞气”，怕南方干部瞧不起，让自己“黑不溜秋靠边站”。再加上地理遥远的美国不会在陆地、海洋上与越南发生争执，而中越之间存在着海洋边界纷争等矛盾，所以越南更容易认同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社会制度。
搞民主宪政如何实现平稳过渡，一直是各国政治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解决的方法一是充分利用传统资源，把现代民主观念移植、嫁接在传统文化上，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推演出现代民主的因素，让国民感情上不抵触，不认为搞民主是西化，而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与时共进。越南毕竟也是东方文化圈范围内的国家，更具体说是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中国的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看得津津有味。这跟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还不一样，确实还有个文化认同的过程。
民国和港台新儒家干这活最卖力，比如说用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去套现代民主概念。民主按孙中山说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搞传统文化的学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已有民有（of the people）的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以及民享（for the people）的观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只是缺少民治（by the people）的一环，即政治应由人民自己来管的观念。中国人不缺民主的理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缺乏民主制度。其原因梁漱溟认为，只是因为“人民的经济力量与组织力量都得不到发展，民主便只具空谈了”。所以梁就要去搞“乡村建设”，其目的我想可能就是为了发展“人民的经济力量与组织力量”吧。
在有长期专制传统文化的国家里搞民主，我认为还确实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要搞渐进性民主，避免社会剧烈动荡。
当初孙中山提出的过渡方法就是“训政”：“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这里面“军政”好理解，即实现国家统一，由革命军队依靠武力来结束地方军阀割据，就是北伐胜利后中国的状态。1928年10月，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中国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宪政”也好说，就是还权与民，实行宪法治国，也就是今天台湾的模样。
唯独这“训政”，到底怎么个训法，让人费解。按照孙大炮1924《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里面的说法，“训政”过程大意就是：国民政府用武力完全占领一个省，即该省进入“训政”阶段；在此阶段，政府派员训练、协助人民建立一个自治的县，并直接选举县级官员；当一个省所有的县完全自治后，即该省就进入宪政阶段，可以选举省长；当全国有一半的省进入宪政阶段后，即全国进入宪政阶段，颁布宪法，由人民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而国民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此解职。简单说，就是由国民党充当“训政保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语），训练人民自治的能力，以为将来实施宪政做准备。并明确规定训政时期不得自组政党以干涉国民党“一党训政”，但人民仍享有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方面的自由。从1928年“训政”开始，对老蒋“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批判就没停止过，而批判的武器则是宪政民主思想。到了国共重庆谈判时，国民党近乎儿戏般地宣布，“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实际上，国民党在大陆从来没搞过什么“训政”，按今天的流行语说，“训政”在中国大陆只是一个传说。
从老蒋主政期间，中国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强敌入侵，再加上掌握上百万军队的反对党要武装夺取政权，这种情势下国民党根本没机会去实践什么“训政”。倒是大陆沦陷后老蒋到了台湾，在戒严环境下各个县市落实地方自治，于民国38年由时任省主席的陈诚聘请学者专家29人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民国39年草拟“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开始了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通过选举等活动提供民主生活方式，开启民智，训练地方人管理地方事，稳定社会的基层。以后待到时机成熟，小蒋顺应潮流开放党禁报禁，全面实行民主宪政。
我理解民主的适应过程实际上就是“不要招急，慢慢的来”（《毛主席语录》）。具体做法就是在威权统治下，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另一方面逐渐放权，最后全面实现民主宪政。亚洲的韩国、台湾都是这么干的，也都实现了平稳过渡。这里面最容易引起动乱的是所谓一人一票制的“普选”，而且这确实和国民素质和经济水平有关。很多国家最初投票时设定财富和学历门槛，或者根据财富和学历对选票的权重进行修正，恐怕也是这个道理。英国最早实行民主宪政，但实现一人一票，一票一价普选最晚。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将过去以出身分配选举权，变成以财富多少来确定选举权。以后将近300年的时间里，逐步放宽对财产、学历、性别和年龄的限制，到了1948年，才废除复数投票和等级投票，实行21岁公民一人一票，一票一价。到了1969年，才将选民年龄由21岁降为18岁，实现了全民普选。
第三、越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较短，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是从越南全国的情况来看，虽然越南南方被共产党占领三十年，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打仗，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并不长。越南全国在封闭状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从1975年算起，到改革开放（越南称“革新开放”）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并没有能够像中国和苏联那样，用枪杆子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用笔杆子控制人们的思想，清除各种异端学说。起码宗教的势力和影响就还在，没有完全被摧毁。据统计在8000多万越南人中，现有5300万佛教徒和天主教徒。越共党员只有约250万人，按人口比例计算，比中国要少得多。
前一段越南某天主教堂和政府为土地问题打官司，居然还胜了。而中国基督教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通过三自爱国运动，逐步摆脱了与外国教会的关系，传教士统统成了“帝国主义分子”，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基督教也变成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对国民的影响基本不存在。虽然现在又有恢复，有不少地方建起了教堂，不过诸位可以到基层去看看中国特色的宗教活动去，通过几十年的“自治、自养、自传”，几乎完全变味，跟原来的欧洲的基督教几乎是两个概念。
第四、“革新开放”前十年黎共（黎笋领导的越共）统治期间，越南实行的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
越南虽然紧邻中国，但胡志明衣钵最忠诚的继承者、越南革命的“烛光先生”黎笋在南北统一后实行的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越南黎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效仿苏联而非中国。从和中苏关系来说，也跟苏联更近。而且因黎笋1979年能够不畏惧强大之中国，敢于攻打中国的从属政权红色高棉，拯救柬埔寨人民于红色大屠杀之中，还获得当年苏联颁发的列宁和平奖。而且至今越南和苏联的关系也不错，始终没有翻过脸。
相比较而言，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摧残和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比毛式社会主义要小得多。我以前说过，只要二杆子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实行的时间一长，肯定出现“五致”的结果：致死、致贫、致愚、致奴、致痞，即导致大量国民死亡，国民贫穷和愚昧，培养出奴性和痞性。因为列宁所设计的社会主义蓝图，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私欲”这个动力。这在短期内、特殊情况下靠着热情还能维持，长此以往社会发展必然停滞。解决办法就是以恐怖作为动力，具体做法斯大林是靠皮夹克，毛主席是靠政治运动。因为二杆子社会主义必须对国民洗脑，而且要在封闭状态下进行，封闭导致愚昧，绝对封闭导致绝对愚昧。而奴性和痞性，也是在“齿轮和螺丝钉”环境中生存的需要。
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区别还是有的。一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改造只是清算有钱有权阶层，即剥削阶级和统治者，并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重点收拾对象，反智色彩不重，“致愚”作用相对较弱。二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尽管血腥残酷僵化，但目标明确，胡闹的成分不多，“致痞”作用有限。斯大林从来没有认为手上的泥巴和脚上的牛屎是什么光荣的象征，相反，工农干部进城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知识，变外行为内行，尽快洗净手上的泥巴，擦掉脚上牛屎。苏联十月革命时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俄国9—49岁居民的72％，为了迅速提高成年工农的文化水准，苏联实行教育“向工农开门”，高等学校附设了工人系（旧译工农速成中学），还有的开设了夜校部，不少大老粗因此成为了红色专家。像赫鲁晓夫就是个地道的煤黑子后代，革命后在矿山技术学校工人专修班学习，以后又到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也算个半吊子专家；勃列日涅夫也是工人后代，以后在冶金学院夜校部拿到了学士学位和冶金工程师职称。
中国五十年代初期实行苏联一边倒，“工农速成中学”、“工人夜校”就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当时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遍地开花，学生都来自参加革命3年以上的工农干部和有3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学习3～4年，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考试后被送入大学。劳模郝建秀、作家高玉宝都是人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与李希凡合写评论红楼梦文章而受到伟大领袖赞扬的蓝翎，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教师，后来右派分子的帽子也是在速成中学戴上的。如果毛主席不另搞一套，一直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下去，中国现在什么样还很难说。新左派领袖甘阳有个著名的理论，大意是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胡来，使得中国的工业体系很混乱，厂长文化水平不高，才给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当初毛主席的胡来，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苏联共产党也不想下台，也想通过改革开放保住自己的执政党地位，无奈工业体系太完整，厂长经理学历和水平过高，所以改革进行不下去。细想想，我觉得人家甘阳说得有道理。
越南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还是斯大林模式。像越南在70年代的“红色恐怖”，更像苏联而不是中国革命成功后的景象。1975年，越南南北战争结束，实现了统一。实现统一的越共政权，没有跟知识分子过不去，只收拾有钱人，即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等“剥削阶级分子”，以后还涉及到了普通华人。越南的做法也像苏联：只要你交上两根金条或是相当于两根金条的钱款就放行，不少资产阶级就这样交上“赎金”后，大模大样地拉亲结友登上了逃往自由世界的轮船；钱少点的华人，就找艘破船投奔怒海，只要没有葬身鱼腹的后来也都成了大款。
在中国哪会有这种好事，解放后还没听说过谁交钱就可以海外自由行的，这完全是斯大林的做法。像文革中马思聪投奔自由世界那只是个别人的冒险，国家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口子。越南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保留了“民主火种”，所以海外华人和海外越人完全是两个概念。老华侨只要有钱赚就行，有奶便是娘；新一代华侨中有相当部分（具体数据没统计，只是感觉占比例不会太小）对民主宪政持反对态度，很多人用自己在海外的所见所闻（如低效率、罢工、游行）告诫国内的亲戚朋友：千万不能走那条路！而越侨对专制暴政有着刻苦的仇恨，在越桥聚集区连越南国旗都不允许挂，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民主力量。
当然，我说越南搞民主宪政要比中国容易只是个理论值，社会发展中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而往往是这些偶然因素，左右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未完待续】
社会主义四兄弟的现状与前途(9)
金唢呐
说起越南和中国将要进行而从来没有进行过的“壮士断臂”式的政治改革，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壮士”为什么要“断臂”，理由在哪里？怎样进行“断臂”才不至于流血过多而致死亡？，也就是说怎样改革才能不让共产党下台。本人智商不高，为此夜不能寐、食不安寝，思考至今也没能想出个道道来，现把思考过程晾晒出来，求教砖家。
首先是共产党凭啥要进行“壮士断臂”式的政治改革？再憨傻勇猛的壮士也不会平白无故切胳膊玩。当初进行经济改革，现在看来很好理解，首先是指令经济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白，文革把国民经济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华国锋语）：城镇人均住房只有3.6平方米（中央文件），农村连大便纸都用不起（我的观察，起码北方是这样）。再加上开放以后中国民众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物质繁荣，致富欲望如决堤的洪水，经济改革不过是因势利导。现在回过头来看，经济改革结果实际上是当局和百姓的双赢，至少谁也没吃亏，无非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喝汤，多少都沾了荤腥，就是个沾光多少的问题。
而如果进行政治改革，肯定是被“断臂”的“壮士”官僚集团吃亏，但看不到谁能马上得利；至于说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避免内战，避免统治集团内讧，首先这些并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实惠，也不是普通百姓关心的内容，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并不能说服大部分民众赞同民主化改革。况且如今的官僚集团内部是勾结大于争夺，大家都很识相（即通常说的识大体顾大局），对外绝对称得上是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派系斗争远不像外界说得那么激烈，根本看不出来有分裂的迹象。要知道，我党是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共产党的堡垒是最不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不信你看体制中的“改革派”、“左派”，都是李锐、谢滔和王任重、李成瑞这种离退休老家伙，在职的干部很少，起码我没怎么听说过。
按改革派辛子陵的说法，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是来自毛左：“由于政治改革没跟上，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止，社会出现不公正现象，老百姓意见很大，群体事件不断增加。左派朋友们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如果民众被左派朋友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有些领导干部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
老辛所说的这种“隐忧”确实存在，现在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少，而且有些还很严重，但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用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摆不平而导致天下大乱的问题。经济发展虽然也存在问题，但总体说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形势还算不错的，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已经显效。按下葫芦浮起瓢，接着再按瓢就是了，而且可以党政军一起按，断不至于影响红色政权的存在。再不行就借鉴毛时代的做法，加强对媒体控制，减少对于负面新闻如矿难和暴力拆迁的报道，适当封锁海外消息，退一步海阔天空，也不一定非要民主改革不可，左转（或曰加强党的领导）要比实行民主宪政的风险和难度都要小得多，因为这样做有民意基础。有人总结中国的“左况”后得出结论说：高校比党校左，民主党派比共产党左，小愤青比老愤青左。根据我的观察，这种说法基本属实。
政治改革确实风险很大，说句诸位不爱听的大实话，民主改革不能像经济改革中的“一包就灵”一样，立竿见影地解决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短期内很可能是不利的，把中国搞乱搞散的风险又确实存在。例如关于“实行民主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说法，我就有保留表示同意。从长远看，民主宪政会对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有利，这我完全同意。但实行民主宪政的初期，肯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蒋经国抢在实行民主前，靠着强权政治推出的“十大建设”项目，钱不够沙特凑，尽管当时反对的人不少，以后也逐渐被认可，至今为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在台湾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实际上台湾人看重的不仅是开放党禁报禁，主要还是看得见、用得着的“十大建设”。
就拿拆迁来说，中国如此大面积的拆迁，在老外看来根本就是不可想象，不止一个老外这么对我说过。前一段有位官员说了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惹得众网友愤怒不已，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我也不知道网友有什么愤怒的，这位官员不过说出了事实真相而已：解放初期是无条件拆，还要把房主批到斗臭；现在的是给一定补助，不服者黑社会手段伺候。网友愤怒的结果，无非就是使说实话的官员越来越少，打官腔，说套话官话废话的官员越来越多。
民主国家对钉子户完全是毫无办法，日本成田机场的瘸腿跑道在那明摆着，凡是去过日本或在那里转机的网友，都可以看见那“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7家钉子户。60年代，日本政府计划在成田机场修3条跑道，由于计划用地上的农民拒绝搬迁，政府只得忍气吞声，换了个农户相对稀少的地方，但这里的农民还是拒绝出让土地。拖到1971年，日本政府动粗，大举强拆，结果1号跑道在1978年终于建成，用去了整整12年，代价是搭上了13条人命，其中5条命是镇压暴力抗法的日本人民警察，经费预算也翻了十番，日共也借此发动农运，革命实践了一把。2号跑道借韩日世界杯东风，总算是修出来了，不过因为钉子户没法解决，短了几百米不说，还改变了方向。所以至今2号跑道只能起降短程中小飞机，远程大型客机还是无法在成田机场起降，而且为了保证这七户人家的休息，成田机场在夜间还没有航班。至于3号跑道，日本政府早已彻底放弃，仅两条跑道就折腾了44年，哪还敢再折腾，有那份贼心没那份贼胆。现在，日本人终于想通了，与其费这么大财力去拆迁，不如填海造地，关西国际机场就是这个思路的产物。
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很多人都去过（去年海外留学生数量又排在了第一位），即使去欧美国家，很多航班也要从日本转机，所以不少人都对日本成田机场的瘸腿跑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借此说明对民主与专制的优劣。篡改一句鲁迅语录就是：“一个瘸腿机场，自由派看见民主制度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左派看见民主制度的低效与无能”一种观点认为，“以多数人未来权利的名义，剥夺公民的现实权利，貌似是一种共同责任理想，其实是强盗逻辑。是大家一起当强盗，打劫几个手拿果实的人，丢给他们一点点施舍。” 是这7个钉子户制止日本政府的过度开发，没有7个钉子户，就没有关西国际机场。而另一些人（恐怕还是大多数人）认为，成田机场是一个保护极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经典案例，提醒中国绝不能要这样的民主，即使搞民主也得把该基本建设搞起来再说。
对于国内暴力拆迁的反应，不能一概而论。像有些政府赔偿不到位，巧取豪夺所引起的群体事件，一般百姓是同情的。而那些个别钉子户，别看网民们个个怒火燃烧，据我的观察，现实中民众的态度是感情上同情，理智上认为这种人就应该被收拾。我的一个学生家是老工业区的，政府搞房地产开发准备把他们的宿舍楼拆掉，经过业主代表和房地产开发商反复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具体拆迁时99%住户都挺顺利，就两户倔老头不肯搬，轮流做工作也还是做不通，最后是动用拉闸断电停水停气，甚至雇佣小混混捣乱等手段才把两个老倔头制服。据他说他们宿舍居民对此都很气愤，认为政府太软弱，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入住，云云。
当局现在谈政治改革基本上就是大忽悠，用“渐而不进”的战术来应付：一不给出具体内容，二没有时间表，跟当年毛主席“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和今日左派的“社会主义最终一定会胜利”、民主派的“中国一定要崩溃”，都属于一个路数。温总理“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之类的言论依我看要么就是做秀，要么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都说胡左温右，实际上这是“党左政右”，明摆着政治改革最后要胡锦涛来运作拍板，最后承担责任的是胡总。人家冒这么大的风险图什么啊？当今领导人的行事特点是萧规曹随，在老邓的“强有力的政权加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的框架里，靠惯性继续走。无论胡总还是习副，其实就跟常见的地方官差不多，都是靠着吃吃喝喝吹吹拍拍上来的，没什么神秘的，用不着港台报纸花那么大的力气分析。
像第五代接班人习胖子和阿强（习近平、李克强）跟我的年龄经历也都差不多，应该说我对他们的内心世界还是有所了解的。总起来说，这些领导人一无革命理想二无大无畏魄力，换句话说既没贼心也没贼胆。绝不会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那样，为了一个既定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地带领全国人民一起奋斗或胡闹。所以这些人祸国殃民的能量有限，但也不会冒风险去搞什么政治改革。经过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和近三十年的一切朝钱看，像彭德怀那种人基本上已经绝迹。如果放在今天，收拾彭德怀根本等不到毛主席发话，官僚们早就一起动手把他掐死了。但是如今这些官僚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们一路摸爬滚打上来，平衡各种利益的能力超强，对基层那套“酒满饭停，不行也行；饭饱酒醉，不对也对”非常熟悉，软硬兼施把下边制的服服帖帖。而且他们处理各种麻烦也有一定办法，并不是像外界传说的那样都是全方位草包。
既然是外无压力内无动力，我实在想不出胡锦涛为什么要搞政治改革。况且，本民族对于民主自由的需求本来就不高，“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都是舶来品，不过说说而已，民主自由从来没有成为本民族压倒性需要。
【未完待续】
社会主义四兄弟的现状与前途(9)
金唢呐
再说说第二个问题，如果共产党真想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即政体的改革，到底怎么个改法？实际上，不管越共还是中共，由共产党主动或被动进行政治改革，最后实行民主宪政都非常困难。中国和越南的区别可能就是越南比较小，改革不容易但搞橙色革命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扯上条幅街上走几个来回，再静坐几天，就有可能拿下。最重要的是后续政权建立相对比较容易，理由正如学徒网友所言：“国家较小，一般来说环境和人们的诉求差异较小，人口也较少，达成合意的成本较低。”即使出点问题，国际社会干涉一下，在维和部队监督下来几次全民投票，也就慢慢适应了。
有人认为越南将要走的是“党主立宪”的模式，这是中国党校大佬20年前提出的、现在还在热议的改革主张：“既然历史上出现过君主制与民主制以及宗主制与民主制的结合，为什么我们不能设想党主制与民主制的结合呢？既然有了君主立宪的概念，为什么不能演化出党主立宪的概念呢？”他们提出的党主立宪的要素有二，一是政党主权，二是政党主权受宪法控制。这些党校大佬呼吁了二十多年，中央也无动于衷，这道理很简单：具体说共产党的哪些权力要受到制约？是军队，媒体还是司法机构？欧洲的君主立宪都是虚君共和，像欧洲大多数国家和亚洲的日本；或者是多少给王室保留点权力，如泰国。泰国王室别的权力没有，但还控制军队。所以一旦王室和首相意见相左，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这次他信下台就和得罪王室有关。所以君主立宪就是让皇室交出全部或大部分权力，作为回报就是世世代代保留皇室待遇。共产党凭什么要交出权力？这么庞大的官僚集团又怎么养得起？
我党无法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是由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一提民主宪政，很多人拿台湾做参照物，我看没什么道理。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成功实行民主宪政，因素很多，固然也有个人因素，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还是与国民党性质有关，它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这是国民党的庄严承诺，在那儿明明白白写着；同样，搞土改也是国民党非做不可的事情，因为这是三民主义中“平均地权”的重要内容。蒋经国临终前毕竟大陆已经开始“以经济为中心”，对台湾的赤化威胁已不复存在，再实行军事戒严和集权结合的专制统治，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来治国，有点说不过去了，而实行民主宪政是顺理成章的事。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有这样公正的评价：“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蒋经国死后，台湾的社会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从修宪、直选台湾“省长”，最后实现了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总统”。你看看我附在后面的“台湾政治笑话：蒋介石与孙中山在天堂的对话”就知道，国民党再不搞宪政实际上已经混不下去了，人家要拿国民党的性质目的宗旨纲领、国父的遗志来找你说事的。再看看大陆群众自编的政治笑话，也有类似“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天堂的对话”的段子，都是借毛主席之口大骂邓小平背叛社会主义路线。
所以，台湾“政治转型”、实行民主宪政也就是早几年晚几年的事儿。国民党内大佬尽管不愿意走这一步，但只能拿时机是否合适说话。对于国民党来说，搞专制独裁是权宜之计，行民主宪政是终极目标。人家小蒋可是继承国父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明目张胆这么干。同样，前一段时间坛子里争论的南非曼德拉是“非暴力领袖”还是“恐怖分子”也是这么回事。在非国大的“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后，曼德拉看到成效甚微，为了激发群众的觉悟和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于1961年创建了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任总司令。在当时情况下，可供曼德拉和“民族之矛”选择的武装斗争方式有4种：破坏活动、游击战争、恐怖活动和公开的革命，曼德拉选择了第一种方式。他认为游击战争与公开革命只会导致南非分裂或爆发内战，恐怖活动亦将给种族关系带来不可弥补的裂缝。而“破坏活动”不以人为目标，可避免杀伤生命，把种族仇恨降低到最低限度。根据这一方针，在实际操作时，“民族之矛”的破坏活动是受到全国最高指挥部严格控制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带有明显的种族隔离标记和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目标。指挥部一再强调“对物不对人”，反对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活动。据后来宣布的数字，破坏行动中确实很少危及生命的，即使有也纯粹是个人行为。
所以我认为非国大领导的废除种族隔离运动，运动的性质整体上是非暴力的。把它和甘地、马丁路德金领导的运动并称为“三大非暴力抵抗运动”并没什么错，“非国大”本身也应该属于非暴力组织。它的“破坏活动”是无奈之举、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而共产党正好相反，在某些特殊时期、特殊场合，为了斗争的需要，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夺取政权，领导人不得已也做出一些民主的承诺，其实那不过属于“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办了一些违心的事”，当不得真。大陆自由派作者笑蜀把49年以前我党这些对民主的承诺写成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我想作者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提醒我党，要兑现自己当年的承诺；二是恶心一下我党，你老小子说话不算数！其实只要熟悉党史的网友都知道，我党从来是不拘小节的，信奉孟子所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个“义”，在我党眼里就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话不一定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凡是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说是林彪抄了孔老二这两句话，意思是林秃子说话不算数，做事不负责，来说明林彪欺骗毛主席。后来在孟子语录里找到了类似的说法，孔老二是否说过，至今我也不清楚）
而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就在那摆着，多党制、议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那条能拿到桌面上来？要让今天的党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确实很难。邓小平当年提出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是钻了个空子，含糊其词说了句“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靠着他本人的权威，“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再加上计划经济确实难以为继，而市场经济短期内就可以见效，明摆着国营菜店的黄瓜就是发蔫，个体户的黄瓜顶尖带刺，毛左们有苦难言，能拿到桌面上说的理由实在少得可怜，真争论起来也未必占便宜，市场经济就这么瞒天过海搞起来了。
“今上”可不能再玩这一手了，你“不争论”会有人找你争论，你“不问姓‘社’姓‘资’”可有人找你去问姓“社”姓“资”。左派惹不起老邓还惹不起你小胡？况且你搞政治改革跟大部分民众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在短期内也见不到什么实际效果，除了极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会得到太多的民众支持。而且有关共产党领导和专政的条文都在宪法、党章中清清楚楚写着，再搞瞒天过海恐怕蒙不住人了。所以真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的话，恐怕再来“不争论”不行了，得修改宪法、修改党章，甚至还要把共产党改名为人民党，除此无他。
像英国工党的布莱尔就是这么干的。英国工党从一开始成立就宣称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1918年由费边社领导人悉尼•韦伯起草了工党的党章，确定了为实现公有制（common ownership）而奋斗的党章第4条：“在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公有制以及对每一工业或服务行业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群众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确保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的生产者获得其辛勤全部果实和尽可能做到的公平分配。”以后英国经济发展缓慢，英国人把“英国病”都算在工党推行的“公有制”和大力支持的“工会”头上，使得工党常年在野，就只好用“公共所有制”代替“国有化”口号，以后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所有制”。无奈选民还是不买账，工党还是上不了台。90年代叛徒布莱尔当上党魁后给全体党员摊牌：是要党章第4条还是要政权？在布莱尔等修正主义分子的不懈努力下，工党最终取消了原来关于“公有制”的表述。把从一个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超越于左右”的“人民的党”。在布莱尔的领导下，工党终于“杀去伦敦，夺了鸟位”，实现了入主唐宁街的目标，而且是长期执政：在20世纪的100年中，工党仅执政23年，而自布莱尔取消第4条以后，工党就执政了十几年。
共产党实际上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想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第一步就是修改党章。可惜共产党不是英国工党那种松散的组织，不是一个动不动就妥协、退让的资产阶级政党，况且目前共产党也不存在“是要党章还是要政权？”的困境。党魁的位子坐得稳稳的，干嘛要与共产党决裂当叛臣逆子？这种做法不要说胡温，连主张“第二种忠诚”的老干部那里恐怕都通不过。而且我党最恨的就是叛徒，远超过拿枪的敌人，当年托洛斯基逃到了墨西哥，照样没有躲过斯大林派出的斧头帮，还是给活活的劈死了。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八大金刚有这样一句台词：“三爷最恨的是让共军逮住过的人”，说的其实完全是一个道理。再说即使胡锦涛想这么干，其他人也不答应啊。共产党新生代领袖不同于不丹国王，自己捞点、给亲戚朋友谋点私利没问题，要想政治上做出点让步他可没这个权力。
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里，所有的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被颜色革命赶下台的，而没有一个为了继续执政修改党章做出让步，也没有一个是实行民主后曾经执政一段时间，然后被选下台的。因为他们都明白，楞梗着脖子下台，那属于“虽败犹荣”、“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修改党章做出让步，首先未必反对派能通得过，即使反对派通得过，革命阵营的同志也不答应，最终还要落个叛徒的悲惨下场。所以苏东波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都是“下台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活”。而且所有的共产党（真）没有一个能够重新上台：重新上台就意味着要废除多党制、议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私有制，这在民主国家可能么？如果不坚持一党专制、计划经济、公有制那还有脸叫什么共产党？所以所有民主宪政国家中的共产党，都是“永远的在野党”。
真正的共产党通过议会道路上台执政也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顶多在议会中占几个席位。议会道路成功的共产党要么是“混合党”，如70年代，智利共产党与社会党、激进党、社会民主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独立人民行动组成人民团结阵线，联合参加总统竞选成功，阿连德成为总统。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党”，如尼泊尔共产党，虽说上了台，可连一党专政都实现不了。没有一党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凭什么叫毛主义共产党，你也配！仅仅搞点武装斗争连李逵都懂，不能叫“毛主义共产党”，顶多是个“李逵党”。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党上台后应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毛主席语录），而不是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中混日子，否则根本不配叫“毛主义共产党”，这完全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大亵渎。这事儿想起来就令人气愤，说句幼时经常听到小女孩说的一句话就是：呸、呸、呸，呸你尼共一脸黑！
所以，共产党这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怎么个搞法，这良性互动应该怎么动，如何在实行政治改革过程中保证不让我党下台，我实在想不出来。即使靠“神情迷乱”网友说的幻觉，也还是想不出来。
【全文完】
台湾政治笑话：蒋介石与孙中山在天堂的对话
蔣介石去世後，不可避免的在天堂遇見了國父孫中山先生，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國父孫中山，非常關心中華民國的狀況，於是問老蔣：
『我死後中華民國有沒有行憲啊？』
蔣介石馬上回答：『有啊！有行憲，有行憲啦！』
孫中山又問：『那第一任總統是誰？』蔣介石回答：『是我。』
中山心想還好，反正才做一任，又問：『那第二任呢？』
這時老蔣不太好意思說還是自己，可是又不太想說謊對不起老孫，於是回答道：『于右任，﹝余又任﹞。』
孫中山高興的說：『不錯，不錯，書法家當總統，文學治國，那第三任又是誰呢？』
蔣中正腦筋一轉，機智地答：『吳三連，﹝吾三連﹞。』
孫：『嗯，輿論界有人出任總統，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誰？』
蔣：『趙元任﹝照原任﹞』
孫想了一想說道：『很好，語言學家當總統，那第五任呢？』
蔣：『是，是趙麗蓮﹝照例連﹞。』
孫中山開心的說：『太好了，連教育家也做總統了，那國家可真是越來越進步了，那第六任呢？』
說到第六任，蔣介石已經有點詞窮了，於是隨便嗚拉的說：『伍子胥﹝吾子續﹞。』
這時孫中山有點不解了，問道：『怎麼春秋時代的古人也能跑來當總統了呢？』
老蔣只好不慌不忙的回答：『同名同姓啦！』
聽了國父若有所悟，慍中含笑的說：『該不會是林憶蓮﹝您憶連﹞吧』
老蔣尷尬假裝耳背的說：『......是啊，俺也喜歡吳復連﹝吾復連﹞.....』
國父聽了火氣更高了，怒聲說道：『你乾脆改名叫﹝連.......佔﹞！』
接下來應該是..老蔣也發火了，大聲說：『隨便（水扁）啦』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金唢呐于2010-12-16 周四, 下午10:14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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