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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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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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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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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10)
金唢呐
咱毛主席搞极权，“集中力量办大事”又干了点什么？独创的还就是大炼牛屎铁，四处赠送国土，能勾起人回忆的可能还就是三年不吃红烧肉之类的感人故事。毛主席一生嗜书如命，比斯大林学习劲头大得多、刻苦得多。不过除了诗词歌赋以外，大多是像《资治通鉴》之类的谋略大全。所以，毛主席的学问也就是控制人的学问，若让伟大领袖看什么亚当•斯密，还不得把老人家烦死。虽然毛主席也一直想接受西方的东西，可实际上他老人家根本学不进去。比如说，毛主席一生都在努力学英文，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历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实际上是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但几十年来我看老人家的英文实在没什么长进。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就开始跟着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学英语，比老芦学英语起步的时间早多了。以后在延安窑洞没断过，建国一直学，直到1976年临终时还在学。他老人家学习方法也与众不同，采取“对读法”。具体说就是搬本字典，再找本中文和英文译本毛主席著作，据说最多的是《矛盾论》、《实践论》，然后从单词到语法，一点一点“对读”。光是《矛盾论》就精读了三遍。
这种“对读法”效果估计不咋地，因为大陆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英汉小词典和英文教科书，扉页上都印着这样一条毛泽东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此话逻辑不通，难道外语就是因为“不好学”所以就一定要学吗？而且按照毛主席学习中国古籍时所表现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天赋，外语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东西吧。关键可能还是洋玩意儿老人家学起来不对路。
不管猫粉们怎么吹，毛主席的英文水平确实高不到哪去。1968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根据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阿达米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嘛。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译文是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是“阿特米尔”。毛主席有时候会见外宾也会秀几句（估计江泽民也受此影响），比较出名的几次就是会见基辛格和尼克松子女的时候，蹦出几句“papertiger”、“Class struggle”。
根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差役们回忆，1975年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两个二杆子寒暄时，“毛泽东突然说了一句‘Welcome’可能因为L、N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讲外国语，我发音不好。’双方谈完，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外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我觉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差役们说的非常真实，因为只要听过日本人讲英语的都知道，日本人很多发音含混不清，毛主席的英文肯定是让东山小学堂的那个二把刀的日本留学生给耽误了。再加上南方人“辣”“那”不分，“你”“李”不分，结果把金太阳说的一头雾水。
不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极权政治的贡献无人能及，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今天的卡斯特罗和金正日，都从未达到过这种境界。在毛的极权时代，全国实际上在实行军事化管理，城市机关厂矿学校自不必说，很早就实行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农村应该是在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实现了对农村农民的完全控制。毛主席通过国有化和集体化控制了全民的生计，通过单位制度、户口制度、个人档案制度等机制将私人空间个人自由剥夺殆尽。
人民公社这种体制简单说就是对农民什么都管，从生产、购销、财政、医疗、教育、治安、基础设施建设、社队企业管理等等。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管好，几乎是样样失败，依我看就是治安还算成功，其他的都是一塌糊涂。但从对农民控制来说，人民公社制度是空前绝后地成功，否则也不会全国一盘棋，说搞大跃进上下一起胡闹。毛主席58年的时候曾经想通过人民公社在农村实现“四化”，即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而且还一度获得成功。传统社会的“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这种事想都别想，明朝那些皇帝开豹房做木匠活，怎么胡闹的都有，但对普通农民没任何影响。
说起治安，毛时代确实比现在好，而且不光是农村，城市也不错；也不光是中国，斯大林苏联和纳粹德国当时的社会治安也都不错。这也是很多人怀念毛时代的重要原因。极权政权可以掌控一切，包括小偷流氓，而且可以成批的杀、秘密的杀、有计划按比例的杀、由广大人民群众热心参与的杀，和现在媒体到处渲染的刑事杀人案件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管再怎么解密当年的档案，毛时代死亡几千万也只是个数字而已，丝毫无损于毛主席的光辉。
就对人的控制来说，伟大领袖确实是像林副说的那样，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是难以复制的天才。斯大林和咱们的领袖不是一个路数，斯大林对发动群众不太感兴趣，更多的是大众恐怖（Mass Terror）推动社会发展，靠“十月革命以来的辉煌成就”来获得人民群众的崇拜。按照毛主席的观点，群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阶级斗争的理论也没有深入人心，社会各阶层之间没有太多的仇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记得看过几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电影，里面充满人情味和小资情调，应该说苏联那个时候已经变修了。古巴也是一样，看看新闻里面的镜头，光是穿衣打扮就知道，社会的宽松程度绝不是经过文革的中国人可以想象的。朝鲜按说够邪乎的，可社会各阶层之间没有矛盾，权力斗争完全就是宫廷斗争，所以这些国家将来搞起民主宪政来都比中国要容易。
毛主席执政后，一直致力于剥夺中国人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毛泽东时代与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相始终，如土改、镇反、肃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直到文革，毛主席可以自豪地说“余致力剥夺权利与自由凡27年”，令人诧异的是，包括受迫害者在内的官员、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都主动或被动地投身于这些运动、上演数不尽的作贱自已和相互残杀的人间悲剧闹剧惨剧。而且就拿我看到的，毛主席剥夺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农民的迁徙自由，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抵抗，相反，“剥夺一点，舒服一点；剥夺得多，舒服得多；彻底剥夺，彻底舒服。”人身自由和个人权利被剥夺之日，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对毛主席感激涕零之时。
所以，我感觉在这种环境里呆的时间长了人会变得很残酷，会潜移默化地产生一种“对奴才的怜悯就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的想法，觉得中国人就该没事儿给收拾收拾、折腾折腾。
相比较而言，威权主义社会比起极权社会来，感召力和诱惑力要差得多。威权主义政权的特色是严重倚仗军警和传统精英，这使它容易受到广大下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疏远和憎恶。而极权主义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巧妙地运动群众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运动来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同。中国和俄罗斯，确实有极权的土壤，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极大的“被剥夺”的潜质。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毛时代除了贫穷以外，一切都没有什么不适。卡里斯玛型领袖，不出则已，如果出的话，俄罗斯就该出斯大林，中国就该出毛泽东。若出个别的什么人，大家肯定看着别扭。
毛驾崩以后的中国，外国人称为后极权时代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最主要的是一个地道的极权国家要有一个有无上权威、能够操纵二杆子“二杆子王”。这种极权的独裁者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为所欲为。现在的胡温的权力和极权政府的金二根本没法比，既要看官僚集团的眼色行事，还要适当考虑民意舆情。像金二“用核武器对付内部反对势力”的豪言壮语，借给胡温十个胆也不敢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极权是把专制推向极致。传统皇权专制制度看起来对国民的统治很完善，从六部衙门到乡保里正，朝廷的触角几乎可以伸到每一个家庭中去，但实际上具体事儿管得却不多，整个体系主要就是征粮纳税，防止民众造反。整个系统缺乏对思想的控制，缺乏人民群众的参与。传统皇权专制的一大特征就是，国家在地方行政系统中尽可能少用“朝廷命官”，因为传统小农经济根本无力支撑起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传统社会有“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说法，也就是说朝廷命官到县一级为止，而且县太爷的工作也很简单，就是征粮纳税、拉夫抽丁、升堂断案。对老百姓的进行“教化”只是个软指标，靠县太爷一个人也根本完不成。维持古代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的组织保证是官僚制度和宗法制度。后者是控制农民的。古时社会比现在简单得多，没太多职业，平民阶层主要就是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数量不大，而且相当一部分织席贩履、引车卖浆之辈也并没有离开土地，属于“忙时务农、闲时经商”。
就连平时的征粮纳税、拉夫抽丁那些行政杂事县太爷也管不了，农村由胥吏、乡宦、生员把持，所以县衙门只能大量雇用胥吏、衙役和乡官去干。“胥吏行文书，治刑狱、钱谷”（苏轼）这些人上边不给工资，只好自己找米下锅，从搜刮的民脂民膏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这些人的开支。明摆着当胥吏差役总比种地强，所以七大侄八大甥越来越多，胥吏差役队伍越来越庞大。而且工作性质决定了这些人必须具备地痞恶霸的素质，否则什么也收不上来。“吏胥视民为鱼肉，民畏吏胥如虎狼”。而且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政府只有农业税可收，没有其它财政来源，政府根本离不开这些地痞恶棍，否则将一事无成。现在国家取消农业税最大的意义我看不是直接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少养一些与收税相关的胥吏、差役。因为只要收农业税，就会有这些鱼肉农民的胥吏、差役存在；城市也是一样，只要这么大规模改建拆迁，一定会有半黑社会性质的拆迁办，这是必须付出的制度成本。
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就出现这样一个“必然规律”，就是历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员人数总是比初期大得多，通常会膨胀数倍甚至数十倍。年景好还没事，碰到自然灾害、异族入侵、叛乱兵变农民就会不堪重负，小农经济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压榨，就会周期性爆发农民起义，狠狠地杀掉一批，然后轻松过上几十年，循环一个周期后再接着来。有人做了个统计，说中国皇宫寺庙保存的都不错，但没一处县衙门是保留完好的，全都是破烂不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衙门的工作是征粮纳税、拉夫抽丁，是压迫剥削的象征，农民一旦造反先砸县衙门。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毛主席语录），所以各地的县衙门都难以作为完好的文物而保留。
中国古代的皇帝在理论和观念上，无疑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正统的权威，但坐上君主位置的人能否有效的行使这种权威是另外一回事。皇权是处于帝国政体的核心地位，但是，用儒家思想训练出来的官僚队伍，很多时候对皇权也起制约作用，皇帝的最后决定权包含在政务运行的程式中。比如在宋代，原则上皇帝的指令须经“二府”以“敕牒”的方式颁行，从宫内直接发出的批示被认为是“灭裂纪纲”的源头，经常受到臣僚的批评和抵制。无论东方西方，政治结构都是上中下三层：在古代西方，国王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阶层。而在古代中国，皇帝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文化为纽带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起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至今还大模大样的活着，对政治局的决策起着制约作用。
宋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牛气冲天的皇帝，却经常被臣子们噎得半死，弄得心情郁闷，牢骚连连。元丰年间，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非常恼火，打算抓个典型杀一儆百，内定的这个替罪羊是一名漕运官员。就这么小萝卜头，也被宰相蔡确以“祖宗以来，未尝杀过士人”顶着不办，最后神宗恼羞成怒发牢骚，“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底下大臣还不依不饶，还要接着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再从决策机制看，很多皇帝虽然是决策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但其决策很多都是建立在集体讨论、决议的基础之上。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才可以完全无视这支官僚队伍的存在，想杀就杀，想抓就抓，想批就批。
所以啊，中国的极权专制只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与列宁主义结合的产物，李锐所说的“秦始皇加马克思”有道理，但“秦始皇加列宁”可能更准确些。伟大领袖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的专制传统，把专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可以说是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峰，按林彪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人无法超越的“顶峰”。
【未完待续】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金唢呐于2010-5-24 周一, 下午10:18修改，总共修改了4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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