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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达人闲说宗教（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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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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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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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伪达人闲说宗教（2）
金唢呐
我最初接触宗教还得从80年代在国外参加学习班谈起。
我不知道现在留学生们在海外是怎么过日子的。最近短期学术活动出去了几次，感觉小留们，尤其是富家小留们，吃喝玩乐甚至是吃喝嫖赌样样通、样样不松，对这些场所也是如数家珍，性价比清清楚楚。我们代表团临走时有人要赌一把，或者去开开眼，人家能准确地说出哪些赌场的老虎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能去；而哪些地方又是开张大酬宾，赢率比较高，可去一试身手。80年代我们出国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每天宿舍、实验室两点一线，星期天的时候到处转着去买便宜打折的东西。直到回国前一二个月，几个一起出去的中年人凑在一起讨论“to go or not to go”，觉得出国一趟连红灯区、赌场都没去过实在遗憾，对不起自己的性别，这才凭着“合群的勇敢”，几个人一起来了个“007勇闯皇家赌场”，又看了场脱衣舞，算是心安理得回国。
当年我们出国，走之前就树雄心立壮志，一是要把老婆孩子想办法也倒腾出去，若未遂至少也要实实在在挣笔银子回来。二是要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多出点成果。那时国内还没有“SCI影响因子”这么一说，不知道往点数高的杂志去发文章，不晓得这里面也有谋略，也要运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军事思想，只想着把实验变成铅字就行。当时只要是实验室里有实验就跟着一起掺和，发表的文章在评职称时也没发挥什么作用。
我去的那个城市当时中国人也就二三十人，不像现在，到处可以听到熟悉的乡音，看到熟悉的面孔，想躲都躲不开。头几周感觉还不错，处处看着新鲜。光是超市里卖茄子论个、大葱论根、白菜切两半就令人浮想联翩：“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全部的知识就是几段毛主席语录，我还算好的，还能偶尔蹦出几段鲁迅来）。这西方老儿文明倒是文明了，但总觉得不如萝卜论筐、白菜论车，一下子把一冬天的副食一次买断来的爽快。那微型西红柿，更觉得新鲜，感觉不如光着膀子啃大个的来着痛快，一嘴下去，汁液四溅。所以当时留学生们用鄙夷的口气说：国外地方小，西红柿也小。到了90年代，在国内也见到了这微型西红柿，里面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什么的比大个西红柿多的一塌糊涂，才知道这是高科技产品，“浓缩的都是精华”（国内曾有人用此来戏赞小平同志）。
还有就是在国内的鸡从来都是整只的吃，对国外超市化整为零，拆分成大腿、胸脯、翅中的卖法也很看不上眼。当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最招全国人民愤恨的地方，就是在延安时一天吃一只老母鸡（还有一条就是贪污了个金鞋拔子，我也就是到了国外旅馆才知道什么叫鞋拔子，不过直到今天，我也从来没用过）。改革开放后，在俺们北方，鸡，尤其是整只烧鸡（或扒鸡、熏鸡），几乎成了一个货币单位，大概15-20元。比方说，某人因迟到早退被扣了奖金，会拍着胸脯很男人地“大骂”：他妈的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月少吃一只烧鸡嘛。后来铁道部要进行车票“调价”，说现在火车票太便宜了，“半只烧鸡就可以上海滨”，那意思是说从北京到秦皇岛的海滩观光玩耍，车票价钱不过是半只烧鸡的价钱。这里面提到的“半只烧鸡上海滨”是北京人出去到秦皇岛海滨玩的时候常见的做派：两个人要一只烧鸡，一瓶二锅头，然后学着铁道游击队鬼子小队长的样子，边吃边喝边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讨论一下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涨就是胡耀邦的个子不长”，待烧鸡和二锅头都差不多了，也就该到站下车了。那时候出去玩就是这德行，跟现在“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撒尿”完全不一样。
扯远了，还是说怎么和宗教沾边的吧。刚出国时样样新鲜，几周过去后就开始烦躁无聊焦虑了。在实验室里倒还不觉得什么，“工作着是美丽的”而且充实的，忙忙叨叨一天就过去了。最难耐的是周末的寂寥。邻里之间互不往来，大多留学生都在忙着打工，更无暇串门聊天。我们这些有经济来源的日子好过点，无太大的生活压力，一到周末就想到周边景点走走、看看。两周下来，把城市和周边地区就转的差不多了。再往远处走，又舍不得兜里的银子。一算下来，走一圈那就是砸了一台彩电啊。
后来有人告诉我个去处：到老外家里参加圣经学习班 (Bible Study Group) 去！并给我列举了几大好处，往小里说，大家可以在一起聚一聚、解解乡愁，可以免费练习地道的英语口语，还可以通过布道的老外解决一些生活问题。而且还特别给我说明去学习班有车接车送，学习班里有茶点伺候，虽不能敞开吃管够，至少晚饭可以省下。传统节日的时候，还会组织一些聚会，有大餐伺候，可以大快朵颐。往大里说，《圣经》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根基，通过学习《圣经》也可以了解西方的文化。我听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毛主席语录在耳边嗡嗡作响：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
顺便说一句，现在的情况不知道如何，我们那时候出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参加一些教会活动（在教徒家里或者在教堂），是许多中国留学生业余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是这个《圣经》学习班的“插班生”，我去的时候人家已经讲过两次了。给我们布道的是个中年女士，据说原来有份很好的工作，后来投身宗教，把布道当成了自己的职业。丈夫是个小资本家，靠榨取剩余价值维持她的布道开支。她讲课一般是先讲一些基本教义，包括上帝的定义、万物的产生、原罪和救赎、天堂与地狱等。我们这些人好像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常常是没等她讲完就把话题岔开，把内容引到圣经小故事的正确轨道上来，因为这跟日常用语更接近。
在学习过程中，众人跟《沙家浜》里小战士给沙老太提意见一样，“七嘴八舌不停口”，明知故问地提些儿童问题，或者复述一下圣经小故事的内容梗概，还一个劲儿的问人家，“我说的对不对？”。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大家是在那儿练口语，想让人家纠正发音和语法。那个布道的教徒也真耐心，比英语速成班的老师强多了。不光是这里，基督教教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好像都是这个特点，就是工作人员都极为热情认真耐心。整个学习过程大约两三个小时，气氛非常融洽，完全符合伟大领袖“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的谆谆教导。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场面，一帮人双手托腮认真聆听一位中年女士讲述《旧约》中两千年的圣经小故事，还觉得很有趣。想到这儿我甚至还会在耳边响起一首儿歌的旋律，“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那个圣经学习班实际上就是神话故事会，布道者就是故事大王，
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程序，学习班快结束时一定是布道女士为众人排忧解难。我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生活小难题，“城里哪家商店东西最便宜”、“水电费应该怎么交”、“明天要去教授家做客，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带什么小礼品”、“媳妇要来探亲，手续应该怎么办”等等，人家都是耐心细致地给予解答，直到提问者满意为止。只是“城里哪家商店东西最便宜”，她的回答经常不得要领，远不如我们这些外来户清楚，最后常常变成了留学生的内部交流。
我们当年出国的时候远不像今天的小留们这般阔绰，出手这般大方，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今天的留学生确实也是为国家争了光，让老外知道了什么叫大爷。我记得有个国内成功人士还特别提到，每次去欧洲高档商店买东西的时候都要在西服领子上别一枚徽章，国旗、国徽、天安门或者毛主席像章什么的标示身份，生怕售货员误认为自己是日本人或韩国人，说什么也要给民族争这口气。那时留学生可没有这么潇洒，在一起聊天有三个永恒的话题：怎样买便宜东西，到哪儿打工，如何延迟回国甚至拿到绿卡。就拿我来说，为省钱，那时吃的最多的就是“鸡架”。超市里鸡胸脯肉剔下来单卖，剩下的“鸡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摆在旁边，或者是Free，或者是象征性地收很少一点钱，半卖半送。虽说这鸡架只是“干巴巴的几条肉，像个瘪三”（篡改自毛主席语录），但买回去炖心灵鸡汤，吃鸡汤面，感觉极爽。我们这代人都认为喝鸡汤有营养、能“大补”，估计跟当年看电影有关，里面的老大娘给红军、八路什么的疗伤，好像都是灌鸡汤喝。
有一次学习班里有位老大姐带来一包瓜子，说是无意中在卖鸟食的商店里发现的，回去在烤箱里烤了烤，味道能气死傻子年广九。装瓜子的纸袋一打开，按鲁迅小说里的描述就是， “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瓜子香”、“屋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整个学习班一时欢呼雀跃。然后那位老大姐拿出“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架势，给每人分了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众人津津有味地磕起来。小青年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代人对花生瓜子的感情要远远超过洋人的腰果开心果，嗑瓜子过程乐趣妙不可言，尤其是对于青中年女性。她们的门牙上大多有个小豁口，俗称“瓜子牙”。新一代靓女们虽然也嗑瓜子，但“瓜子牙”已经少多了，说明还是功夫不到。那天老大姐还象征性地给了布道女士几个，她先是自己嗑，不成，又看着这帮中国人嗑，在一旁琢磨，基本上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最后终于嗑出个完整的瓜子仁出来，乐得手舞足蹈，像个在海边拾到贝壳的孩子。
学习班上还有人玩小聪明，话里话外提出某种暗示的：“天气越来越冷了，我带来的御寒衣物却很单薄”、“最近手头紧，又找不到工作，唉…”，每逢这种情况，布道女士只是详细询问，并不许诺。等到下一次布道结束的时候可能交给一条毛毯，或者给你几个电话号码，叫你过去试工。我觉得布道女士一是本人就很善良（起码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再有她也有她的目的，就是以这种亲情、感情笼络你，让你不知不觉受其感染，自觉信教。就跟八路军给房东挑水扫院子一样，最后的目的还是让大娘送儿参军。
我们这帮人都经历过文革，还有比我年龄大得多、曾经在文革中站错队的，所以很难轻易去相信什么。就象样板戏中那句著名的台词说的那样：“这号军那号军，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大家谁也没有想信教，甚至也没有想了解宗教的意思，大多是来“打秋风”的（我们那里“打秋风”意思是假借名目蹭吃蹭喝）。按众人私下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活着很多事儿还整不明白，谁还管什么死后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人们刚从一个月半斤肉三两油、过年特供半斤花生一两香油（当时省会城市的居民供应）的生活中走出来，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特别强烈。我记得当年在国外过新年的时候电视里看过一段报道，外国记者在街头采访北京市居民，问你明年的愿望是什么，回答都是赤裸裸的“赚钱”、“发财”，连“平安”、“健康”之类的愿望都没有，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信仰和追求，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布道女士过一段时间就要问到“信不信上帝”这样关键问题，每逢此时，大家就使出在国内练就的功夫，闪烁其辞，不说信，也不说不信，让她感到这些人还是大有希望的，“布道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胜利的希望和有利情况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毛主席语录）就这样，让人家整整坚持了一年。我没有坚持到最后，去了几次，面对眼前这位如此虔诚的女士，总觉得自己毫无希望成为教徒，老是到人家那儿蒙单词、蹭茶点实在是不大地道，也很没意思。有这个时间，不如认真工作、努力赚钱、保持健康，好好对待周围的人。这也符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博爱”：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后来我就借口实验室里“时间紧困难多任务重”，不再去了。学习班的其他人还在坚持，他们还得意地告诉我，以后还去教堂参加过几次“福音聚会”，菜品极其丰富，大开洋荤，但照样是“酒肉穿肠而过，上帝心中不留”。并为我过早退出感到惋惜，说我“亏大发了”。
我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么虔诚的教徒。虽然以前在国内也遇到不少人自称是“信佛”，那都是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只是家中遭窃、高考不中、怀孕未果、股票狂跌的时候，花点银子许个愿，按老芦的说法就是贿赂某佛（佛教有拜一佛就是拜众佛的说法，所以具体是哪个佛并不重要）。现在的行情是北方的寺庙经常是66、666、6666、66666元几个档次，南方的多是888什么的，我亲眼看见一个国企的老总去拜，出手就是8万8那个档次，大概是祈祷别让反贪局抓进去吧。至于充斥寺庙道观里那些“处级和尚”、“科级道士”、“正厅级方丈”、“副厅级主持”，个个一副酒囊饭袋的模样，看着就让人反胃。比如国内的少林方丈，据说是小学二年级文化，摆摊卖耗子药出身的骗财骗色的骗子。现在国内很多企业引进佛教文化，就是企图利用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即洞视彻听、一切明了的无上智慧），让企业赚取更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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