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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适者生存(11):清末关于种族优劣的争论(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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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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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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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适者生存(11):清末关于种族优劣的思考(下)
金唢呐
还接着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待满人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只有驱除满族，否则就没有出路。由于这些革命家们都接受了进化论的影响，所以他们认为满族征服与统治汉族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他们共同的认识是，汉人是“多数优等民族”，满人是“少数恶劣民族”，所以从种族的角度考虑，满人根本没有统治汉人的资格。如胡汉民说过：“以吾多数优美之民族，钳制于少数恶劣民族之下”。革命小册子作家陈天华在投东京湾自沉之前，曾经宣称：“盖政治公例，以多数优等之族，统治少数之劣等族者为顺。”《民报》还有一段更为铿锵有力的话：“夫以聪明无上，雄如睡狮，为世界最伟大之民族，如我汉人种一旦沉梦忽觉，仰天一吼，彼区区五百万之（满族）野蛮种无噍类矣，势何能敌哉？”因此，这些革命家们认为他们必须执行自然的律法以及奉行进化的指令（“天演之命”），进行“进化的审判”。所以，只能铲除满清政权，而不能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给满清贵族集团保留法律上、制度上的地位和特权。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满清政府是惟一的出路，因为生存斗争的铁律似乎排除了任何“让步政策”的可能性。这同梁启超等所持的“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也是“革命排满”与改良立宪之间的根本分歧之一。
辛亥革命，从本质上说是“排满革命”，是种族革命，最多也只能说是以民族革命推进政治革命。1894年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此后成立的华兴会、同盟会都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列入政纲，光复会“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也表达了相同的观念。不管这号军那号军，“排满”都是作为民族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前边的八个字，跟后面的关系不大。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山西老细儿、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的：“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
我理解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制，而当朝皇帝恰恰是满人，而汉人在人数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满族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所以“排满”作为推翻君主专制的宣传口号，是一件讨巧的事。篡改两句毛主席语录就是“排满是个纲，纲举目张”、“排满当头，‘革命’、‘民主’、‘共和’也就在其中了”。只要赶走了满人，自然也就结束了君主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排满”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排满”，只要把满人敢下了台，挂上共和的招牌，让汉人当上大总统，就是革命成功了，“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在当时因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就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能够自然跟上。”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客观地说，确实是只要把满人赶下台，就等于是推翻了君主制，当时的形势，谁也无法再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出来，即使出现，也是短命的，袁世凯后来称帝就是例子。实际上袁世凯“恢复帝制”还只不过是君主立宪制，不是君主制。袁世凯称帝前梁启超企图以自己的文章打动袁氏，他征引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说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则君主制在事实上很难恢复。
由于没有祭出“排满”的旗帜，孙中山早期的反清革命主张在国内未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正如孙中山所言，“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因为在维新变法前后，众多的仁人志士还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清王朝仍然还是时人心目中正统的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以后孙中山看到只要把所有的罪恶全推到了满人的头上，这就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于是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立马把那些留学生们唬得俯首帖耳。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更是振臂高呼“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
短短几年间，孙中山成了海内外革命派的领路人，反清革命风潮铺天盖地而来，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孙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以激越的言论，号召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和五万万“野蛮腥膻之鞑子”竞争，“‘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杨度语）“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由于“排满革命”引起了广大汉人的共鸣，孙中山也因此成了民族英雄。孙中山在论及“反满”时，以血统作为依据，将“华夏”、“轩辕后裔”同“鞑虏”、“野番贱种”对立起来，轻侮之词溢于言表。他将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也斥之为“失身于异族”、“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的“汉奸”，带有明显的种族优劣色彩。
1895年，孙文于民族主义宣言中云：“讵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1907年，孙文说：“……我们现在要脱离奴隶的地位，就应该起来赶掉从外国来的满人……恢复我汉室的山河……。”“试思满洲国主，本非华人，乃一野蛮腥膻之鞑子耳。”1910年，孙文在旧金山对华侨演讲说：“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滌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有人总结了孙文在辛亥革命以前历年的言论，认为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些激烈的排满主义主张。因为满人是“建州贼种”、“从外国来的”、“本非华人”、“野蛮腥膻之鞑子”，所以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恢复我汉室的山河”等。
和其他革命家比较起来，孙中山还算是温和的。《民报》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汪精卫在文章中写到：“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锧”，意思是对于残余的满人，应待之以“特别法律”，要像白种人对待美洲的“红夷”（印第安人）那样对待他们。对此，孙中山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而其他几位知名激进的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则公开主张向满人复仇。章太炎在《逐满歌》用儒家忠孝的观念告诉人们应该向满人复仇雪恨：“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当初鞑子破南京，尔父被杀母被淫。人人多说恨洋人，那晓满人仇更深。兄弟你是汉家种，不杀仇人不算勇。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恬。”
这里排满情绪最激烈的要数那个“愿诛此五百万批毛戴角之满洲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和革命鼓动家陈天华。邹容与章太炎、章士钊、张继结为兄弟，18岁那年，写了本《革命军》，由章太炎作序，革命党人集资，出版后立即轰动全国，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他发誓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用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革命军》先后翻印20余版。各地为之纸贵，销售量达110万册，为当时第一大畅销书。许多青年竟相传抄，偏远地区竟卖到10两银子一本。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孙中山赞誉它为“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鲁迅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满清政府1903查封了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革命军》一书风行全国，不少青年正是受这本书的鼓舞，走上了革命道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表彰邹容的特殊功勋，追授他“大将军”的军衔。
当时革命党对于“排满”，也做了一些论证，结论有两条：一是满汉不同种，满族是异族；二是如今的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已经亡国。
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渲染“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将国内少数民族视为蛮夷，排斥于中国之外。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革命必剖清人种”，认为“夫人之爱其种有，必内有所结，而外有所排”，他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把“满州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革命党不承认满人建立的王朝，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异族所得的中国；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由此，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亡国，现在要做的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曾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洽，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在中国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而满人是异种异族，入主中原就是异族王朝，是殖民政权。对于满人，“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回到东北老家去。由于孙的这个认识，导致他认为东北（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以至于他一度欲以东北领土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支持。这也是后来他一直被人所诟病的地方。
在这种荒唐的逻辑的指引下，所以章太炎宣布要召开“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而邹容则在《革命军》中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孙中山的《同盟会宣言》在标明日期时是这样写的：“1905年 （崇祯二百七十八年）8月”。为了增加汉族内部的凝聚力，并把满族异化为“外族”，他们大力宣传黄帝轩辕氏为汉人之鼻祖，是中国人唯一的“始祖公公”，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很多革命党人主张“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刘师培发表的《黄帝纪年论》中就明确宣告：“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因此“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用以否认满族在中国统治，使满族的君主年号流于空文。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使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和《黄帝书》的出版，陈天华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个小册子，都热情洋溢地讴歌黄帝“始祖公公”。
当时的保皇派，对于革命派把黄帝作为汉族祖先的做法提出了异议。认为黄帝不光是汉族的“始祖公公”，也是古代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不仅历代汉族统治者尊黄帝为祖先神，而且魏、辽、夏、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承认自己为炎黄後裔。实际上清末率先尊黄帝为汉族始祖的还是改良派人士。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汉种，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也说：“合中国汉族之始祖，黄帝也；合中国汉种各族姓所自出，黄帝之子孙也”。当时他们如此提法，似无多少政治用意，只是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国内各种族类。现在看来，争论这些实在没什么意思。这使我想起文革后期我学习外语的时候老师特别强调，英语里面其他中国人的名字都是名在前、姓在后，而且名字如果是三个字的话，必须在倒数第二字和第三字之间加一个横杠。而伟大领袖毛泽东名字必须写成“Mao Ze Dong”，既不能写成“Ze Dong Mao”，也不能“Mao Ze-dong”，我问他为什么，那时侯的英语老师大多是学俄语出身，教英语都是现买现卖，所以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告诉我说“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算是一锤定音。
当年《天演论》的译者（作者），后来的保皇派严复就认为满汉“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排满民族主义乃“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康有为考证说：“满洲云者，古为肃慎，亦出於黄帝後”，“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排满论“不过宋、明来据夷之旧论而已”。康有为所说的“旧论”是指当年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策略，即尊奉周王为中原之主，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不过革命党的“尊王”，到底是尊“始祖公公”黄帝为王，还是尊“革命”为王，却有不同看法。孙的追随者中，有个日本人名叫宫崎滔天，在他看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是“先‘尊王攘夷’，然后‘建立民国’。可中国没有王，根据儒家革命论，惟革命者为王，追随革命者，就是‘尊王’，而排满就是‘攘夷’。”
除了热情讴歌“始祖公公”黄帝外，还有就是揭露清朝的暴政和民族压迫，讴歌明末反清英雄。鲁迅说，东京留学生中有一部分人，“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裏，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一时间反清英雄们的传记、反清思想家的文集、太平天国的战史、清军入主中原的痛史、各种历史古籍和珍贵的照片画像，充斥於留学界。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这样控诉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揭发满人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记》、《广州三日记》、《嘉定屠城记》、《亡明流血史》、《亡国惨史》、《大明亡国痛恨史》以及明末清初反清思想家顾、黄、王所著的《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黄书》等都翻印出来，广为散发。国粹派的黄节有感於国家种族之濒临灭亡，发愤作《黄史》，全书网罗历代节烈志士凡一百八十人，实际成传者二十人。陈去病则刊有《明遗民录》一书，搜罗典籍至数万卷，所传人物，分省论次，气势尤为博大。还有马叙伦的《啸天庐搜幽访奇录》、刘师培之《刊故拾遗》、庞树柏之《龙禅室摭说》等笔记杂志，也都记述了大批宋明人物的佚行遗烈。在这方面革命报刊做了更多的工作，其中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的火力最集中，影响也最大，《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州檄》，《普告汉人檄》，《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檄》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实际情况，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和反抗，如《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镶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
孙中山还以“满”划线，凡是排满的我们就要拥护，反之就是汉奸。他本人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认为自己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洪秀全的事业。将他创立的旧三民主义，看作是对洪秀全开创的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是对太平天国“奉天讨胡”的承继和发展；“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是对《天朝田亩制度》中“田产均耕”的思想的发展。
除了歌颂和揭露，再一个措施就是抓汉奸。1903年，章士钊就写了一篇《汉奸辨》来定义真正的“汉奸”。“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按照这个定义，1906年《汉帜》创刊，其《驱满酋必先杀汉奸》一文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汉奸”，只要是与非汉族人交往的，一概骂倒：远自商周，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实为“汉奸”之“召戎伐周”，而“申侯鄫人为中国第一次卖汉之奸也”；周末狄人灭卫，也是卫人反戈助狄所致。
清初自入关起的“汉奸”主要有：北方的范文程、金之俊、吴三桂、洪承畴。“三藩之乱”时广西的孔有德；广东的尚可喜、耿仲明；陕地的赵良栋、张勇、五进宝、孙恩克；楚地的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闽地的杨捷、吴兴祚、赵贞；浙地的李之芳；粤地的傅宏烈。台湾郑成功割据时，则有汉奸姚启圣、蓝理、施琅、施世骠。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则有“汉奸”杨遇春、杨芳。太平天国时，则有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骆秉章、沈葆桢、彭玉麟、罗泽南“残杀同种”。咸同捻军时，李鸿章、刘铭传、张树声则“再杀同胞”。在政治、文化方面为清酋效力者，则有纪昀、阮元、赵中乔、岳钟琪等。到戊戌变法后要杀汉奸有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必杀“庆祝立宪党”、必杀“各官吏之暴者”、必杀“各监督兵官之妖者”、必杀骑墙派。作者认为，“汉奸”与满洲有密切的关系，实已同化於满，所以，现在杀“汉奸”，“谓之杀汉奸也可，谓之杀满人亦可也”。
应该说，这种感性的“排满”的宣传，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社会动荡时期，人的感性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再听不进理性的东西，特别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是如此，理性的诉求一般都不敌感性的宣泄。要想让他们拥护“排满”革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汉人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然简单粗暴，但却能在大多数的汉人中间大行其道，使得保皇派的理性文章黯然失色。任凭梁启超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也绝对敌不过陈天华和邹容那几本充满激情的“排满”小册子。杨度曾私下奉劝梁启超，文章要得到读者的赞成，最好的革命党人所做的一样办法就是“多骂政府，少批国民”，杨度在一封与梁启超议“开国会事”信里面这样说：
社会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
关于“民心民意”，我上次在文中也没有太多提及，我认为这玩意儿只是在民主国家才管用。老芦纠正的对，“民心尽失的清王朝”实际上是在立宪派人士中人心尽失。况且当时孙中山的主要手段还不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他们“排满革命”的主要手段是搞暗杀和兵变。后来革命中被杀的地方满人官员和旗兵也不在少数，不能不说和排满理论有关。如1905年试图用炸弹扔宪政考察五大臣的吴樾，就推崇“暗杀”、“恐怖革命”等信念，认为暗杀是革命排满的最好办法，杀一个就少一个祸害。吴樾曾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吴樾还是给他们来了一下子。当然，结果是五大臣没事，自己倒给炸死了，当时国内舆论对吴樾的举动大都持批评态度。
虽然排满理论对“民心民意”影响不大，但对动摇军心起了很大作用。随着革命党人在军队中散布排满思想，军队军心涣散，甚至还演变为有组织的排满行动。促使清皇朝最终覆灭的军事因素，不仅仅是南方革命军队的战果，部分北洋新军背弃清延也起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爆发后，第20镇拒绝开赴汉口镇压起义。陕西新军10月22日在西安起义，宣布拥护共和事业。第6镇官兵不仅拒绝镇压山西“叛军”，而且还屯兵石家庄，切断赴汉口镇压起义的北洋第1军与北京的铁路通道。即使在汉口与起义军交战的第l军，也没有全力作战，一度满足于对起义军和清廷双方保持威慑力。到11月底，关内的北洋新军只有直隶一地表面上未受革命运动影响。事实上，新军中的精锐北洋军大多以静待变，相机行事。辛亥革命初始阶段的顺利进展，是全国大多数新军部队程度不同地同情或支持革命的结果。
在辛亥革命后，满族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国家”，“少数恶劣民族”统治“多数优等民族”的现象以不复存在，但推翻清朝后的国内政局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汉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更加坠入深渊。
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写了本《太平杂说》，里面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我想，这是不同时期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共同特点。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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