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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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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樊美平
自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一百多年以来，收复香港就被视为洗雪耻辱的主要象征，成为中国人心中萦绕久远的梦想。一八四五年，一个名叫易之瑶的湖北生员赶到北京，想向皇上奏陈他收复香港的锦囊妙计。在易之瑶看来，从英国人手中收复香港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只需五千军士，由他带领，把用木料做成的假大炮“咱咱分抬”袭上香港四周山头，排列成行，居高御下，英夷就会胆战心寒，不战而胜即可夺回香港。香港一去，扫除其余地方的英夷应该势如破竹。但满清政府无意采纳易之瑶的计谋，反而认定他“以乡曲庸愚，率凭臆见，妄干时政，复来京欲呈奏章，请赴粤省襄办夷务，实属狂妄”，准备将他杖一百，流二千里，交顺天府定地发配。满清政府的这类行径常常被后人看作是卖国。
当时很少有人想到，全面洗雪他们所认为的耻辱，要经历一个如此漫长的过程。一九○七年，中英双方达成了关于英国在十年之内彻底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协议；一九二七年，中国政府收回部分租界主权；一九二九年，中国政府实现了关税自主；一九四三年，英国政府声明放弃除香港、九龙之外的全部在华租界，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这一过程达到高潮，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至此，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战争、即一般所称的鸦片战争所导致或被认为所导致的全部有形后果终于被彻底清除干净。但它给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却远未痊愈，使理性的思考仍然不能取代感情的冲动。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从来就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次之上，影响着至今一百多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于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
可以举几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道德批判的荒谬。某极具影响的青年报曾刊出一张照片，照片中几个模糊的人影正向紫禁城太和门走去，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
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分子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猖獗起来了。看，这是一个乘着轿子进故宫找皇帝说事的洋人。
很明显，照片是在一九○二年所谓“两宫回銮”之后拍摄的，因为在那以后，那位傀儡皇帝才开始在内廷里接见洋人，他们才被允许通过太和门。这时距离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中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最主要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洋人见皇帝才不再如从前那般艰难。把洋人见皇帝与第一次中英战争联系在一起是否过于牵强附会姑且不论，而把“洋人”等同于“帝国主义分子”，把乘轿子进宫“找皇帝说事”说成是“猖獗”，好象是没有弄明白“与洋人说事”（外交）正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臣子无外交”，只有皇帝才能够也理应履行他的这项职责，旁人无法代劳。但文字作者的真正意思是说：洋人们只有在朝贡时才能觐见皇上，否则就是“大胆”、“猖獗”。不过，对皇上如此呵护有加的作者居然把皇上龙体安憩的地方称为“故宫”，按照满清律例，应归入“大不敬”罪之列，实属十恶不赦。
根据作者的意思推测，中国应该重新建立朝贡体系，才能让他感到洗雪耻辱和扬眉吐气。具有这一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就我所知，台湾有一个名叫柏杨的作家曾在《中国人史纲》中热情讴歌过天下共主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大陆也有一位名噪一时的经济学博士发表过自己的类似主张。那位经济学博士曾发起一场对历史的挑战，博士的论文情绪激昂、言词夸张，读上去象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在对中英第一次战争作了一番杳无新意的道德批判之后，博士提出要以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来代替目前这种由各主权国家独立共处所形成的世界格局，目前的世界格局被博士看成是纷争的来源。博士有所不知的是，中国的“天下主义”正是《诗经》中所歌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演变成后来对外关系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四夷皆我藩属、按远近教化区分等级的一套完整的朝贡体系。当博士经常在外面这样胡言乱语的时候，人们还会严肃看待他在经济学中的高见吗？在进行了一百多年的道德批判之后，中国人在思想深处较之一八四○年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从知识精英到一般民众还有许多人在为朝贡体系感到自豪，说明这样的道德批判对社会发展毫无益处，但它之所以普遍流行却另有理由。可以讲深一点，只要政治动员构成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作为政治动员重要手段的道德批判就将长期流行下去，历史研究也只是在为它提供永不枯竭的题材。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茅海建先生所著《天朝的崩溃》一书就被看作有些创见了，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一些满纸口号的历史专著相比较，《天朝的崩溃》一书显得史料丰富，证据确凿，具体翔实，同时还具有情节生动，语言平实的特点，大受读者欢迎。作者在书中一再说明他将超越道德批判的狭隘视野，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终于使此书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发行，成为近年来有关中英之间第一次战争最好的一部专著。但在我看来，《天朝的崩溃》一书缺乏的是一种观念上的突破，反映出作者在思想上所存在的严重局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把克罗齐和柯林伍德的这两句名言合起来说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思想史，思想的价值决定了历史的价值。正是在思想上的停滞不前，大大削弱了全书的份量。中国知识精英知识贫乏、视野狭隘与思想浅薄的通病，作者也不能完全避免，在书中不时流露，使他难于再作进一步的开拓，仍然囿于道德批判的传统框架当中无法解脱。尽管本书号称是“对鸦片战争的再研究”，最终还是无力重新解释这场战争，只不过是为道德批判供应更多的细节，使之显得真实可信。
一八四○年中英之间所爆发的第一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这一名称就暗含了一种先入为主的道德批判。从一开始，作者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再研究”中最为关键之处，不知不觉坠入它的轨道，作者的全部努力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与他超越道德批判的声明已是南辕北辙。除了细节丰富之外，其基本结论仍然只是一些老生常谈，价值十分有限。这当然不是说，在历史中只有翻案文章才有价值，而是说要把自己的立论置于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首先就应该意识到我们所认同是常识的那些旧有观念并不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它们同样应该受到怀疑，需要进行论证。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有可能获得观念上的突破，真正促成我们思想上的发展及其进步，而思想的发展及其进步正是社会发展及其进步的根本原因。要具体指出本书的局限，我想从战争的起因讲起。在英国政府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一八三九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小心谨慎执行的是一项旨在以和平方式争取与满清政府建立平等、直接外交关系的长期政策，为此，他们居然忍受住了满清政府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奇耻大辱”，具体的说就是发生在一八三六年的“律劳卑事件”。英国政府无意支持内皮尔勋爵（Napier.Lord，当时被满清政府有意译为“律劳卑”）提出的强硬主张，反而大幅度削减驻华机构的预算，降低驻华商务监督的行政级别并缩小其编制。再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消极无为的特点了。在亲眼目睹了英国政府对它的外交官所遭受的屈辱听之任之以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都不愿意去招惹妄自尊大的满清政府，他们在任期间几乎是无所事事，整天呆在伶仃洋的小艇上，穷极无聊的打发时光。只是当后来义律出任第四任商务监督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义律主要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积极执行着一项消极无为的对华政策。为了与满清政府建立起直接联系，他竟然违反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再指示而不惜作出卑下姿态，向满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蒋廷黻先生曾就此写道：“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的‘将就了事，敷衍过去’”。〔1〕
关于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它在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巴麦尊写道：
关于构成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和十二月七日来信主题的鸦片走私贸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的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2〕
在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武装部队前来中国时，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有关指示中也仍然强调：
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3〕
当义律因为全面违反英国政府的指示而遭免职之后，巴麦尊在发给新任全权大臣的长篇训令中再次重申：
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指禁止鸦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4〕
对于鸦片贸易，义律的立场比英国政府走得还要远，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满了对鸦片贸易的强烈谴责。他并不满足于英国政府一般的不干预政策，反而企图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的责任。他甚至提出与满清官员一起去阻止鸦片走私，因为他相信，那些英国鸦片贩子不大把满清政府的辑私官员放在眼里，他希望一旦他出现在辑私现场，有助于防止那些人的轻举妄动。出于对鸦片贸易急剧扩大的忧虑，他还更进一步鼓吹英国政府积极干预以制止鸦片走私。在林则徐所发起的最新一轮禁烟运动中，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警告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义律在通告中说：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门以内的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或臣民们严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伤害前来，该英国臣民或臣民们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于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装配的船只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而且他们将按照这种方式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们本国或任何外国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官员或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一样。〔5〕
即使就是因为“林维喜案件”而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四处飘泊之后，义律也没有改变他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的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选择”。〔6〕
这些史料呈现出与道德批判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幅画面，最起码可以说，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他们所采取的禁烟措施并不企图干预。事实上，他们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相当严肃，我认为要比当时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权利及国家主权还要认真，上面的那些引文就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态度。这里再多举一些例子。当有一次邓廷桢试图在广州商馆外面广场绞死一位名叫何老近的据说是鸦片贩子的人时引发了西方商人的骚乱。本来，邓是想以此方式威胁那些被认为参与鸦片贸易的西方商人，而西方商人则认为这个广场属于他们所租用的商馆，平时被他们用作锻炼身体的场地，居然当成了广州当局的刑场，因此非常愤怒。这场骚乱规模很大，差点导致严重的后果，而邓廷桢也因为此事考虑得太欠周到，不敢向北京的皇帝报告。当事情传到伦敦之后，巴麦尊质问那些参与骚乱的西方商人：“他们根据所说的什么权利，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干涉中国的司法官员们在一座中国城市内为执行他们上级官员的命令所作出的那些安排。”〔7〕还有一次，为了管理在广州逗留的英国水手，义律上报了他所制定出的一个章程，巴麦尊在咨询了法律顾问的意见之后立即指出：“这些章程事实上等于在中国皇帝所辖领土内的黄浦建立了一个警察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一种干涉”〔8〕，断然拒绝批准。
所引用的史料在已经公开出版的英国官方档案中都可以看到，但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却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作者对这些相当重要的史料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似乎还不能简单的说成是片面。
既然英国政府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如此认真，他们的对华政策并不是要去干预中国的禁烟运动，因此，根据逻辑推理，满清政府禁绝鸦片贸易就不会促使他们去发动战争。再退一步说，即使英国政府的目的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要去“阻挠林则徐禁烟”，也实在犯不着去发动战争，因为满清政府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奏效，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承认了这一点。皇帝罢免林则徐的理由是“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并不完全是借口。以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推导当时，我们本来应该看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英国社会中反对鸦片贸易的人数非常之多，正是他们在议会辨论时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鸦片战争”，这是我所知道的“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要让这样的议会最后批准战争，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考虑到英国政府并没有设立宣传部，也无法垄断媒体，他们的理由或者说是“借口”要让大多数议员们接受，肯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量。尽管如此，在最后表决中，政府的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当然，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满清政府。
对林则徐禁烟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作者是这样评价：“林则徐完全可以将商馆里的外国人统统抓起来，审讯定罪，当时未取得治外法权的英国对此绝无任何干涉的理由。”林则徐“进行的是正义的禁毒行动，在司法程序上稍有过激也无关宏旨，更何况林并没有违反大清律。”林则徐是否违反大清律例是一个可以在技术上加以讨论的问题，而按照当时及现代的国际法，各国政府有权为保护本国侨民使用武力，与是否取得治外法权无关。撇开作者在这里的失误不论，从更深的层次上讲，这里包含了一个对法及法律的认识问题，看起来一百多年来无论是满清官僚还是现代学者都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正义的禁毒行为可以毫不顾及法律的正义原则，对那些更加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打击又可否同样办理呢？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其被宣布的中心任务，今天是禁毒，明天可能就是严打，乃至于什么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等等，如果法律的正义原则必须屈从于它们的功利性考虑，那么，法律的正义原则又可能适用于何时何处呢？而毫无正义可言的法律又如何去构成一项诉求于社会良知去自觉遵守的道德义务呢？这也正是当年西方在华要求治外法权的主要理由，也是至今为止中国的法治建设始终无法逾越的一大障碍。
不仅仅是法律，还应该看得更宽一些。在一八三九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中英双方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认识反差终于变得尖锐起来，构成了双方冲突的主要来源。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不同价值观念在双方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未被重视。知识精英习惯于用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更加通俗的说就是用钱来解释历史，把功利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动机，而将其它一切都说成是“借口”和“幌子”，反映出主张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但利益，只有被认定是有价值时才成其为利益，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总是通过它的视场来审视自身利益，这种视场犹如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同一利益既可被放大到不惜背水一战的程度也可缩小为忽略不计。当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面对同一事物时，事物实际上是怎样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应该是怎样。正是他们对应然的不同看法，提供了一条线索去探索那场战争的起源。当然那需要大得多的容量，远不是本文所能包纳，只能点到为止。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解释历史，照此看来，《天朝的崩溃》全书并没有多少新意，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此书的重大缺陷。很容易就把此书归于编年史、语文性历史、诗歌性历史、修辞性历史等形形色色的假历史中去，作者对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都付出了巨大心血，但对于观念的突破却作用不大，正好应证了克罗齐的一句话：“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9〕全书笼罩在作者对国家发展的忧思之中，洋溢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体现出一种情操的价值，让人想到克罗齐所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10〕。在洋洋四十万字的篇幅之中，作者居然无法就中英战争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意义再多作一点阐述，他只用了三十八个字非常草略的写道：“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应世界潮流。”隐含其中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之类，不过是人云亦云。
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就有“剿”、“抚”两手，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除了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方面别无选择以外，其余所有的各次，最后都是选择了“剿”。而每次选择“剿”时，都认为自己有所凭恃，可以一战，并不觉得就腐朽落后，反倒认为对手是些半开化的“蛮夷”，“犬羊之性，饮毛茹血”，由此可见他们的评判标准根本不同。既然“先进”“落后”与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选择问题，这里面就包含了更深的主题，有着更多含义，限于篇幅，姑且不论。仅就技术层面而言，众所周知，当中国落后时挨打，先进时仍然挨打，毫无两样。甲午战争时被认为占据绝对优势的北洋水师让人轻易歼灭，那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真正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全付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再次取得了对日军的压倒性技术优势，可还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除了这些事实之外，对“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的热情讴歌，也与“落后就要挨打”自相矛盾，所以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销声匿迹，直到在把发展当作硬道理之后才重新成为历史的主题。历史学对于现实政治如此紧密的配合，反映出中国知识精英们服务于政府的主动精神。
“落后就要挨打”最早是在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大背景之下喊出来的，表达的是知识精英们对于历史的肤浅认识。中国知识精英在思想、精神及人格上的堕落，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却通过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大肆渲染，把中国近代史中的不幸遭遇归咎于物质技术不如人家。
他们把“落后就要挨打”作为政治动员中的重大主题，号召人民起来去实现他们自己“精英治国”的梦想。但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最终总是可耻的沦为别人团结、利用和改造的对象，正如革命总是要吞噬自己的孩子一样，知识精英们也会为他们所唤起的利维坦吞噬。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当它不幸被如此感情冲动的动员起来之后必然会丧失理性的思维，从上到下呈现出全面的浮躁，功利主义泛滥，历史决定论流行，乌托邦的许诺最让大家心动。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深刻背景之中，那种为了单一目标而最大限度集中社会资源的作法被认为具有最高的效率就成为包括中国思想界许多大师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同选择。而在西方，早就有人已经雄辩的证明，极权毫无任何效率可言，只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除了思想上急功近利、政治上极权专制之外，一个动员的社会在经济上理所当然会去选择增长第一的发展模式。思想、政治、经济上的三位一体再遇上头脑发热，一走极端就会去发动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其发展与进步的目标，反而导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降临。总结历史，正如作者所说，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由，它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目标真正有所理解，对“发展”与“进步”这些观念本身的认识也会获得新的深度；或者更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才会清楚我们所需要顺应的是什么样的潮流，站在正确的一边。
写于一九九七年
注释：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02页，东方出版社。
〔2〕《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258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3〕《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523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4〕《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6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5〕《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50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6〕《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483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7〕《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40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8〕《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34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9〕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8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
〔10〕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23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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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圆明园的硝烟
作者：樊美平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象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象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象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仅以英国来说，大约与中国满清王朝建立之时起至今的几百年中，就有霍布斯、约翰•洛克、培根、牛顿、贝克莱、休谟、亚当•斯密、边沁、斯宾塞、达尔文、马克思、密尔，乃至本世纪的凯恩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乔治•奥韦尔等等，在这些名字中有许多对于我们来说还非常陌生，但他们的思想已经成了我们今天常识的一个部分。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中，当今最流行的思想观念竟然全部是来源于西方，不仅是中国，当今全球流行的三大主要观念，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同样产生于西方，其中两个滥觞于英国，另一个是在法国。观念的生产也与产品一样，由中心制造，在边缘消费。
我注意到，对于英法联军当年用于焚烧圆明园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盖起来，似乎其中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明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可耻借口，完全可以公开予以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滔天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象是害怕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当人们对事情经过知之甚少时，怎么就可以发表那么多的感概。
由此进一步想到，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有可能在很多地方都进行了这样的处理，以适应现实政治的特殊需要。历史被说成是要为政治服务，发挥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动员人民的巨大作用。尽管现在已经不提这些惊世骇俗的口号，却并不意味着这些想法已经消失。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历史必须有用，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用以长久维持自己的统治，《诗经》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表达的就是这种想法。除此之外，历史的另一个作用是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收敛他们犯上作乱之心，这是孔子当年对于历史所寄予的厚望。所以后来人们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自古以来功利主义历史哲学对于历史用处的强调，理所当然导致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决定历史学自身也在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历次政治运动就是选择历史作为突破口。而为了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需要按它的标准来解释历史，对史料的精心剪裁和编排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成为历史学教授、学者的终生职责，他们不少人曾经自诩为是宣传战线上的普通一兵，并在政治斗争的火线上蒙受重大伤亡。这当然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终结。[①]
人们把历史看得如此重要，除了历史一无所长。怎样看待历史，就决定了他们怎样看待现实；怎样解释历史，就决定了他们怎样解释现实。当历史的视角被固定的时候，现实的视角也被固定，当看待历史只能有唯一的视角的时候，所有的人也就被精心抚育成一样的观点。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才充分体现出历史学的主要价值。毫不奇怪，我们经常会看见万众一心、举国一致的场面，这被宣传成是发展及进步的必要条件。
时至今日，我们还在相信这种层次之上也能够发展、进步和强大？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希望举国一致去寻求富强，却仍然远远落后于当年的西方列强，甚至还不及一些新兴国家，差距不断加大。这还仅仅是按照经济指标计算，而经济的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和进步。如果按照一些更为全面的人文指标衡量，中国几乎是落在全世界的最后面。尽管不少人自我感觉良好，但据加拿大政府最近的调查，中国生存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方面）的恶劣导致了中国人大量向外合法及非法移民。当然，人们总是可以把它归咎于某个政府的无能、某项政策的失误、某些个人的破坏，从满清皇帝、袁大总统、蒋委员长，以及后来的毛泽东、林彪、四人帮，甚至刘少奇、邓小平一律成了替罪羊。美帝和苏修当然也被说成是阻挠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绊脚石。为什么中国的发展总是有这么多的障碍，是天不助我还是另有原因？
限于篇幅，我不能在这里对举国一致的乌托邦发展模式进行冗长论证。我只是直接提出我的观点，即任何物质上的发展、进步及强大，都依赖于思想的发展、进步及强大，都只不过是思想观念的具体物化。思想源于思想，思想的发展、进步，依赖于思想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它们必须经受住严厉的反驳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这一切，首先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平台。既然如此，发展、进步、强大最终就取决于自由的程度，它们与自由之间就呈现出正比的关系，是先有自由再有发展、进步和强大。这不仅为西方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同样也为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理论而言，要检验它是否正确，却不能采用实践的方法，而是要看它能否经受得住批判和反驳，因此，实践并不能代替自由交流的平台。理由在于：首先、受资源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流行的理论全部用于实践中去检验。其次、把整个社会投入到一场实验中去将涉及到道德伦理上的严重问题，谁又拥有这样一项道德权利可以把亿万人民的命运用于一场试验以检验一个理论的正确呢？第三，即使试验者本人出于崇高的道德目的通常并不屑于考虑人们的权利问题，一个社会也无法如同自然科学的实验室一样，被单独隔离出来进行试验。和自然科学差异更大的是，试验者本人与他用于试验的客体同属一个世界，他和他们之间是互动关系，因此，试验与最终结果之间就不再可能是一种直线发展似的前因后果，而是一种渗透着双方期望、反应、偏见及情绪的共同反射的过程，由于在它内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与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作用，使得人们可以对试验结果作出任何解释，例如乌托邦的失败是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等等。第四、以整个社会的命运来证明某项理论的正确，如果最后失败，代价岂不是过于惨痛，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已是屡见不鲜。于是，我们只能以反驳和证伪的方式来达成思想的发展。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以我们的思想代替我们自身去接受适者生存的检验，以便当我们的思想在反驳中不能生存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生存下来。
天下没有免费餐，任何发展、进步总是会带来许多事先不可预见的后果，总是要付出代价，有可能付出的代价会超过所取得的进步。问题在于：用于指导这些发展、进步的思想观念，只有从一开始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不断经历最严厉的反驳、并在反驳与批判中逐步加以完善，才有可能将代价减至最少。因为它的负面影响，已经在严历的反驳和批判中被提出来加以讨论过了，全社会对此已有充分认识，从而能够加以预防。人性天生的弱点，使他们一厢情愿相信天下免费餐的许诺，不愿意看到虚假的许诺遭到反驳并被揭穿。根据一种理性至上的幻想及对知识与科学的迷信，人们相信可以事先制订出完善周全的乌托邦计划来避免付出代价，而分散的个人行为只有被统一在计划当中才不至于危及计划的实施，于是举国一致成了计划的必要条件。人们最终不得不以极权和专制的手段维护举国一致的局面，制止对计划的怀疑、反驳和批判，结果是放弃了对于那些事先不可预见的后果的任何心理及物质上的准备。要想在这样的态势之下迅速发展、进步，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当一种历经批判与反驳而发展起来的思想与一种依赖极权及专制手段才能生存下来的观念之间相互竞争之时，体现在相应的两种社会结构中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在最终历史发展方面的不同结果，谁胜谁负，在最初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
其实，多想一下就会明白，按照我们的标准，所有西方国家，都是一派天下大乱、四分五裂的模样。议会里唇枪舌战，互相攻讦，大街上示威抗议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这被说成是它们腐朽、垂死的征兆，曾让人情不自禁站了出来准备充当掘墓人。赫鲁晓夫曾向美国人高喊：我们将埋葬你们！到头来，掘墓人反而先被埋葬，庞大的苏联帝国已经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其中的道理，足以让人深思。
黑格尔曾说：历史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什么人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因此，可以想象，尽管不乏前车之鉴，人们还是会继续维持万众一心、举国一致的大好局面，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一如继往的把历史作为制造各种政治神话的工厂，源源不断的为之生产出政治动员的重大题材。
言归正传，再回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去。显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铺垫，我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并提出新的解释。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现在的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而这种“天下一统”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与儒家“礼治”思想的结合，就汇成了古代中国独裁专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一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合法性的来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尽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绝向皇帝本人磕头，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样效法？如此推导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会摇摇欲坠，那他还能在金銮殿上稳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布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在前不久美国公使到达北京之后，清方坚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国书，这一重大的“外交胜利”曾让满清政府相信他们能够坚守住第二道防线。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直达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
满清政府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大营，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的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并调兵遣将，作好了开战的布署。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满清政府的特殊国情。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象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统治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顽固坚持要亲递国书。
其实，在满清王朝的两百年历史当中，也有允许西方来使不向皇帝磕头的先例，而且还有皇帝与他们握手（行西礼）的记载，但那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的时候。随着这种合法性的逐步丧失，任何诸如磕头之类的烦琐小事，只要看起来象是能够证明皇帝及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为之一战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这类事情上的让步就如同堤坝上的漏洞，最终会导致大河决堤，使大清江山毁于一旦。因此，当他得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感到所有三道防线全被突破，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而标榜“鲜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②]似的国家关系才是荒谬绝伦的。但满清王朝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拒绝与之谈判与协商。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家，其余各国都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③]。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④]
公平的说，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荒谬行为也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却是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而中国为什么又要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呢？从中国“天下一统”观念看过来，西方国际法中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才是荒诞可笑。因此，这就出现了两套用以判断国家对外行为的价值标准。用西方国际法行为准则去衡量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不符合它的那些观念和行为痛加批判，除了肤浅之外，还总有一种事后聪明的感觉。就如同当年的阿Q批评城里人错误的把“条凳”说成是“长凳”一样，他所依据的只是未庄的标准，并不足以作为凭据。理由在于：国际法并不因为它是国际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当然正确，它同样需要证明，同样需要我们去批判，而证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和标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标准之上，我们才可能既判断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观念和行为是否错误，也证明国际法的标准是否正确。如果有必要，甚至这样一个前提和标准也需要由一个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标准来加以证明，通过这样层层递进，我们将会到达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用以证明国家所有观念及行为是否正确的基础。因此，更具体的说，要对“天下一统”观念及“磕头外交”的行为进行批判，需要最终深入到有关国家与个人（而不是“人民”）权利相互关系的层次上，需要解释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需要实际上去分析整个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远不是那些肤浅的道德批判就能办到。这里只是提及而不赘述。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的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
满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作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另外怀有的一个目的就是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皇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厚颜无耻的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然后从圆明园苍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则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审问。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的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因为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着我这新来者……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⑤]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可以说是怒不可遏，为了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满清王朝脸面（当时英法正与清方谈判《北京条约》），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在焚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英法联军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国子监。英法联军列队入城之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北京居民观者如市，这一场面后来被痛斥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隐去。
对于当时的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着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一年不到就死于热河。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皇帝的那种感觉似乎离他们远了一点，他们每天为生计奔波，只盼望能有一个平安的日子。在专制极权制度之下生活的人们毫无任何尊严可言，他们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并去同情皇帝所遭受的屈辱。他们成群结队闯进已无人守卫的皇家禁苑，带走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他们的行为被说成是“盗贼”，而皇帝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圆明园以供淫乐的行径却是被冠冕堂皇的宣布为全国人民的崇高道德责任，今天把圆明园说成艺术精萃、辉煌瑰丽，皇帝的行径自然就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成就。
皇帝的屈辱后来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屈辱，圆明园成了人民和国家屈辱的象征，真是天大的笑话。皇帝的遭遇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头或不向皇帝磕头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皇帝为了他所认为的屈辱而不惜一战，却是以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为代价，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还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终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那是中国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罗斯付出的代价，这样惨痛的损失永远也无法弥补。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场代价最为昂贵、同时又最为无聊的战争。正如蒋廷黻教授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那样：“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⑥]不仅是民国，今天我们也可以同样自问，我们现在的所谓民意与咸丰时代又有多大区别呢？
最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识，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对圆明园的财宝也作了极尽夸张的描绘，字里行间却让人看出某种垂涎的神态，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终生享用无尽的财宝，岂容他人染指。至于谈到圆明园的艺术成就，即使它被吹嘘成“万园之园”、“天上之园”、中西建筑合璧等等，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来，并没有太大价值。首先是它的中式那一部分建筑，所谓宫殿楼阁、亭台碑碣、桥廊水榭均为清代风格，较之中国古代如唐宋时期建筑，已经是一个大的倒退。更何况后来又新建了大同小异的颐和园，就更没有什么可希罕的了。而且，在园区的规划和布置中，各景区特点过份突出，比例笨重的官式建筑，往往不能和自然风光相调和，破坏了整个园林的风格。特别是圆明园中的西藏建筑和长春园中的欧式建筑，更是十足的败笔。再说圆明园中的欧式建筑，全都属于洛可可风格。这种在十八世纪演变形成的建筑风格最大的特点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尺度和质感完全淹没在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当中，没有任何分寸可言，因此，它只是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筑中一个颓废的流派，艺术价值非常之低。二十世纪国际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对此类建筑从来就不屑一顾，甚至拒绝参观，说明它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卑下地位。不过，它却深得皇帝喜爱，上有好焉，下必甚焉，皇帝的个人好恶理所当然要演绎为时尚。于是，清代的艺术风格流行着同样是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形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潮流。
在对圆明园被焚毁经过有了一个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我们的义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两国了。皇帝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即使这一准则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遵守。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最痛恨那些“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由他来下令焚毁圆明园，不啻是历史的悲剧。但无论怎样，比起中国在那场战争中所丧失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圆明园实在算不了什么。对圆明园的大肆渲染和对国土沦丧的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愤怒谴责与对专制制度野蛮暴行的有意隐瞒同样构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如此处理，圆明园才能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热情绪之外，还能把社会舆论导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主题。
1999/6/27
注释
[①]顺便提到，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为我们讲述了历史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恐怖故事。在他的笔下，历史隶属于真理部，其职能就是随时改写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在真理部任职，每天的工作就是从史料中删去与现实政治不相符合的内容，并修改和编造事实，这让人想起现实中那些被终生雇用的历史学家。当离经叛道的史密斯受到群众狂热情绪的感染觉得自己已经脱胎换骨，终于开始热爱老大哥及他的国家的时候，现实中即将被迫害致死的历史学家们还在发自内心的祝愿“万寿无疆”，通过小说与现实的对照，人们才能体验到奥威尔的描述真实得犹如一场噩梦。《1984》在西方被评为本世纪最具影响的英文读物排行榜上的第二名（第三名也仍然是奥威尔同一主题的小说《动物牧场》），它对老大哥统治之下人民生活许多细节的刻划，让那些亲身经历过噩梦的人们看了非常熟悉，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寒而栗。但另一方面，对于历史应该怎样更好的去为现实政治服务，只有恐怖的手段并不太有效，把历史学家组成诸如“梁效”、“石一歌”之类的御用班子为我所用，让他们感恩戴德，充分发挥出他们的主动精神，具有积极得多的意义。
[②]“巴依巴依”是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一句政治口号，意指中国印度两国是兄弟。
[③]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要》、第25页，东方出版社。
[④]黄宇和：《包令爵士与广州入城问题》，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第56页。
[⑤]哈利•S•帕克斯（Harry S •Parks）的回忆，原载1861年3月30日上海《北中国先驱》。
[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要》、第169页，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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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Gavroche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这帖子好。能寄到天堂的雨果手里就再好不过啦
*.*.*.* 2007-3-13 19：21：10
文章提交者：咪发嗖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圆明园大水法、西洋楼是被英法联军用火烧毁的吗？
一直以来，报纸、书刊一提圆明园，刊登的照片就是石雕大水法的断壁残垣，让我们一想到圆明园眼前也是它。但是你们想没想过，我们看到的圆明园大水法、西洋楼是火烧毁的吗？去过圆明园的人都看到，大水法、西洋楼是完全用石头砌成的，不是木结构，石头怎么能烧毁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不假，但烧得不是东南角的大水法、西洋楼，而是其余的亭台楼阁，因为是木结构现在已看不到了，其分布在圆明园西、中、北部的广大空旷地区，现在长满树木杂草，大水法、西洋楼完全是中国八旗子弟、官宦子弟和老百姓自己拆的。圆明园被烧后，无人看管，这些人乘机把它拆毁，长条、方形的石头都拉回家铺地盖房，剩下带弯曲花型的石头无法利用抛弃在现场。没去过的国人去看看就知道了，尤其是剩下许多上大下小的倒梯形土台，难道能把石头烧掉只剩土台？显然是有人把条石拉走了。我们现在从最有代表性的圆明园遗址照片上看到的大水法断壁残垣，真正是民族败类的杰作，中国人的耻辱。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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