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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论语鼓吹》选章（学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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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老金在线 - (1661 Byte) 2008-9-24 周三, 上午1:05 (428 reads)

老金在线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36

经验值: 2453

标题: 5 (415 reads) 时间: 2008-9-24 周三, 上午1:07

作者：老金在线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历史上的儒学和法家，既有直接性的争论，也有隐秘性的斗争。一般来说，儒学的光明性，连法家也不能遽然弃置不用；法家的实用性，儒家也并不全然否定。两家在确立崖岸时，也有互相间的打量。但儒学即使在与这个强劲对手较量时，采用的也往往是光明手段；而法家则将儒学视为工具，采用了“篡改”或“栽赃”的手法，从儒学原典开始，就试图“改造”儒学为法家学说，为我所用。现在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许多儒学经典，都经过了法家的“改造”过程。参2•03、3•09、11•19、12•19、14•29、16•01、17•05各章《鼓吹》。
孔子被后世用了各种方法所“改造”。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当属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合谋。H.G.顾立雅说：

“汉武帝极其聪明，他没有公开反对儒学；相反，他摆出了赞助和拉拢它的姿态。他给一大批儒生以政府俸禄，并亲自主持初期选取官员的考试，他对儒家学说的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这时起，儒学开始被滥用为替专制政治作辩护。这是对孔子全部主张的败坏……敌对的思想派别起初是攻击和嘲弄他，但后来又利用他。甚至极权主义法家都把孔子变成了极权主义者。其中最有效的是，他们借他之口倾吐极权主义的情愫，并在他们的行文中写入最受人尊敬的儒学经典的文句。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些寻找使孔子陷入窘境的民主情愫并想把他再现为肆无忌弹的帝国权威支持者的人们来说都是有用处的。他们希求的只是强调这些虚构的附加物（它们被认为是孔子所说并解释给他人的）而忘掉了其余的。这样，他们就建起了一层隔阂，使人们两千年来难于发现真孔子。”（《孔子与中国之道》第一章《传说与实情》）

H.G.顾立雅对孔子的偏爱，有时会不免牵强立论，但此说却是允当精准的。
这是在阅读儒学经典，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
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以他独有的人格魅力奔走于列国之间，为了一个认定的合理的治理秩序，不遗余力。与后来的纵横家、策士们比较起来，孔夫子有一点是远远超越他们的，那就是：一以贯之的以“公道-仁德”理念为核心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模式。而纵横家、策士们，如商鞅、李斯之流，几乎个个都是机会主义者，权谋主义者，全无夫子那样的道义担当。同样是在干政，这就有了人格和职业道德上的差异。孔子周游列国，倘邦国无道，孔子并不改变自己的主张，宁肯起而辞行。而法家者流则不然。他们可以揣摩上意，随时改变主张。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将修秦穆公之业，于是西入秦，通过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孝公初见卫鞅，聊了一段时间，孝公不断打瞌睡，对他的意见根本不听。尔后孝公责备景监说：“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来责备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过了几天，卫鞅再次见孝公。这一次孝公听了听他的话，但是还是不满意卫鞅的意见。孝公再次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卫鞅第三次见孝公，孝公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但还是不想用他。第四次见孝公，越说孝公越爱听，一连聊了几天。景监问卫鞅怎样得到孝公的欢心？卫鞅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这是说，商鞅根本没有自己的一定主见，能否为人君起用才是目的。这就是政客伎俩。孔子从来不搞这套伎俩。
另一个法家代表人物李斯也是个没有操守定力的人物。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胡亥与赵高定下篡位的密谋后，赵高来说服李斯。赵高说：“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赵）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李）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于是李斯开始听从赵高摆布。
足见李斯也没有定见，不是孔子儒学倡导的那种成仁成义的士大夫。他所有的，仍然是利禄所在。精神价值的维度，在他那里是不存在的。
这也就是政客伎俩。孔子是断然不会搞这一套“权谋”的。
孔子的温良恭俭让，有至大至刚处。
郑汝谐《论语意原》卷一：

“诸侯……乍见圣人盛德之容，其谁不欲与之谋其政乎？惟其道大莫能容，是以始虽谋之，终必弃之。当夫子皇皇于七十二国，岂可谓无所求也哉？然夫子之求，，非众人之求也，求行吾道以泽天下耳。”

此说可以概见孔子儒学之广大。
《荀子•不苟》：

“君子宽而不僈（通慢），廉而不刿（音贵，本义为“切，刺”，可引申为“割伤”，也即刻剥），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矣。”

这是说：君子宽宏而不傲慢，廉洁而不刻剥，善辩而不争吵，明察而不激进，特立独行而不盛气凌人，坚强而不暴虐，宽柔和顺而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但待人宽容。这就是最文雅的了。《诗》云：“温良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基。”说的就是这种人了。此说可以概见孔子儒学之谦抑。广大而又谦抑，与“温、良、恭、俭、让”就有了关联。
孔子儒学，是太极柔术，练的是内功；它从不咄咄逼人。所以，孔子儒学不是暴民造反的思想，也不是暴君统治的思想，而是君子内修的思想。但这个“内修”，是指向天子以至于庶民的。当它指向庶民的时候，暴民往往不快，以为是对造反事业的一种限制；当它指向天子的时候，暴君往往不快，以为是对统治事业的一种限制。孔子儒学就是要对暴民的陵轹秩序说不，对暴君的残虐天下说不。孔子儒学的中道思想，在政治思想论域也是实践着的。
说孔子是“统治阶级”的什么，或是“人民”的什么，都是不准确的。孔子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如果确实存在哪一个阶级的话），他属于民族共同体。试图将孔子或孔子儒学划分至某个阵营的努力，无论在理论还是经验层面都是有问题的。孔子关注的是民族共同体间的共同问题。用赫伯特•芬格莱特的说法就是：

“无庸置疑，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发现并教导我们：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孔子：即凡而圣》第三章《人格的所在》）

“人的存在”，乃是“全民”而非部分“人”。就是在这个维度，孔子做成了他做的事情，影响了整个中原诸夏民族，而不是某个阶级或阵营。

作者：老金在线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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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老金在线 - (1619 Byte) 2008-9-24 周三, 上午1:12 (42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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