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zt余世存：怀念杜导斌先生 |
 |
茉莉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
|
|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怀念杜导斌先生
余世存
一．
金秋十月，我因家事回湖北随州，一到湖北境内，就想到家乡的熟人，首先映入脑海的，竟是素昧平生素未谋面的杜导斌先生。他住在应城市，这是我知道的，他似乎是一个机关的小公务员，这是我不能确定的。人真是奇怪，本以为自己都市化全球化了，却仍不能摆脱乡土、地域、部族、种族一类的影响，但对我来说，想到湖北的人物并不是有衣锦还乡之念，或合群而大之想，而是理解家乡从经济到文化是否“与时俱进”的一个角度。想到荆楚大地无数的乡亲也如非洲、朝鲜、战前伊拉克等地的人民一样喑哑无声，一样无面目无姓名无个性地活着，就有一种难言的羞耻和痛感。
我之所以想到杜导斌先生，是因为他是近年来网络世界的一个活跃作家。我上网不多，上网后也是匆匆浏览，知道名字，知道标题，混一个凡事晓得一点就可以了，有人称自己是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我有些同感。杜先生写过什么，我并不了解，但我却知道了他是我的老乡，这让我觉得亲切，对他的行踪也有些留意。印象中他很率真，经常会与一些人较真争论。这印象似乎是真的，夏天的时候，王力雄先生和我都写了有关网络签名的文章，引起了杜导斌先生的注意。他对我们的立意进行反思，写了一篇《一个人的多数—就网络签名与王力雄余世存商榷》，有人把他的文章发给我，我因此细看了一遍，看后觉得没什么分歧，也就没有回应；王力雄先生似乎也没有回应。不过，他在文章中提到了湖北人物，倒让我觉得有趣。“对余世存，我的了解不多，拜读过余先生不少大作，曾与郭飞熊先生言湖北有五人应多加交流，余世存、李昌平、姚立法、郭飞熊，杜导斌恭居其末，但也只是说说，至今没有缘分直接交流，深以为憾事。以上这些套近乎的话之所以先写在前面，明了说，主要是彼此之间关系还不十分‘铁’，为了缓和气氛，防止万一因下面的不同见解导致非生产性的口水战。”
我所以想到杜导斌先生，还因为他在文章里表现出一种明认的坚定，上述文章的第二段就有如下文字，“两位行文间着眼于理性探讨，没有那种指导下级网络江湖人士的意味，这样的反思从总体上来讲我是赞同的。对两位的大作，我认真拜读一过后，感到出发点都是建设性的，是为了促使网络签名走向‘规范化，集群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不过，自从两位的反思见诸网络后，从去年涌动到今年年头的网络签名活动势头明显减弱。我没有把这种‘唱衰网络签名’的责任加在二位头上的意思，但是否‘二位一思考，当局就发笑’，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考。”他用了“当局”这样的字眼，让我印象深刻，让我深以为然。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年青的思想者以及关怀中国命运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应如此看待自称代表他们的“政权”，这是他们思考或立身处世的起点，是他们做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要求。
我想到了杜导斌先生，自然也想到了他提到的几个湖北老乡。李昌平先生仍在挣扎，行踪无定；姚立法先生则跟我刚有过一次通话，他在潜江的工作似乎还顺利；郭飞熊先生隐居南方。这些人没有“多加交流”，更不能与执掌湖北的俞振声先生及其当局进行交流，甚至对其耳提面命，那么剩下的，如社科院的学者、作协的作家、媒体的记者、政策研究室的专家和笔杆子们，能以什么方式提多少建议和意见呢？一个一意孤行的牧羊者除了在他的利益集团内部做做平衡外，还能做什么呢？“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善治”很少遭遇非政府力量的批评、挑战，它有的只是天威、恩典和如何包装这威慑、恩典。真的，不用多想，就知道湖北的现状和发展之可虑。
我是很想见见杜导斌先生的，我想听听他的话，听一个生活在湖北中小城市的思想者的话。要知道，在六七百个城市中，能有社会分工分层，完成初步社会化、组织化和技术化的城市也许只有三四十个，追求都市幸福、建设小康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们，在中小城市里工作，如果不能进入代表他们的政权，或不能依附团结在以政权为核心的周围，他们将只能收获穷困、绝望，如陆步轩先生一样去街头卖肉。杜导斌先生有这样一个饭碗，否则他不会有精力上网、思考。我很想听他说说中小城市的现状，除了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除了绑大款，中小城市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让生活其中的人们发财，或自足、自信。但行路难，我们的走动权早已被盘剥了，真的，今天的中国人如我者行路是难的。记得当年二十多岁、做当局机关副处级干部的时候，一个专家想到我的老家考察未来中国中央都的选址，我就顺用职权带他回家乡，在政府宾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地方当局派两部车送我们沿随北山区桐柏山南麓了解交通、石材、林木、水源等情况。那真是风光，权力的感觉，也许用今天孩子们的话，一个字，爽。但当时的我一点儿也不轻松，晚上专家在宾馆休息的时候，我跑回家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对着母亲放声大哭，母亲惊吓万分，她永远不懂得她的儿子内心里那种不忠不孝的悲恸。是的，我们要活出一种新的生活。家国两难，在顾念家人和忠于国家之间我难以从容应对。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母亲面前表现我的软弱。即使我离开体制，成为社会的浪子弃儿，“求乞”寻食的时候，我也不断地宽慰母亲。我知道母亲还愿意看儿子做官的威风，地方当局派车来送我去武汉坐飞机上北京。她跟别人一样对年轻人过得好的理解是挣钱多少，我只能不断显示我不缺钱，我更多地宽慰母亲，她的儿子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好人。
我不知道杜导斌先生的年龄，我想他跟当年的我一样，有着对他内心里的国家的忠诚。我想当面见见他，但一百多公里的距离隔断了我和他。我在家乡的几天遇到了部分初中同学，有医生、税吏、老师、个体户、下岗工人、城乡结合部的待业青年，有的二十年不曾见面。他们热情地招待我，让我再一次体会兄弟情谊，让我想到可以再找机会与杜导斌先生联系。我在随州听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随州没戏，我听这没戏听了好几天，直到我离开随州。他们的感觉也许更真实，更让我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仍是风教之国。那么，社会的精英、君子之流，能做些什么呢？杜导斌先生是志士勇士，他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我要跟他交流也只能等待将来有缘了。
二．
我把父母接到北京来的当天，听到消息说，北京拘捕了16个人，上海抓了7个人，东北判了一个名叫罗永忠的残疾人。因为要照顾家人，我几乎没有精力上网，没有心思写文章，但我摆脱不了一种羞耻。中共抓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进行时的油彩，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小道消息中最能激起人的血性而非市侩的故事。我们麻木的神经倒是因为它的残酷才时时受到刺激，让我们多少明了这是怎样的人间。但看客依然是看客。
我知道许多人正在读哈威尔，正在研究王申酉、李九莲，正在寻找林昭；如果我记得不错，林昭在北大受难的时候，胡锦涛正在清华，一如天才的林昭把同班同学、后来大名鼎鼎的谢冕先生当作小弟弟一样，我们这位民族精神史上的圣女当时一定不曾想到清华的孩子如胡锦涛先生有后来的造化。这些当年的学兄学弟、当今的社会栋梁们有力量维持各种体制，却无意志打破专制桎梏，即时并有效地兑现我们社会的良知正义。我也知道许多人正在研究罗尔斯、哈耶克、斯特劳斯，当我反思我们社会的正义原则，以同情为第一要义时，那些步趋罗尔斯等人观念的人笑掉大牙。但他们至今没能建立起汉语知识共同体来教化教训国家，他们也很少参与公共政治以救赎我们社会的苦难和不义。当我们的拆迁问题、我们的下岗工人、我们的艾滋病人、我们的农民、我们的青年学生，等等，其受侮辱受损害的状况天下皆知，甚至受到当局的打压、收监时，自由优先的教士们只是以沉默表达自己的清白，以不作为表达他们的正义。
没过几天，我看到了朋友转来的一位先生的信，说是杜导斌刚被抓走，他也处于危险之中。我上网，看到了刘晓波先生就杜导斌先生事件对当局的抗议声明。我的羞耻感更重。你们为什么不来抓我？你们什么时候来抓我？我能做些什么？
我处于深深的自责和羞愧之中。就言论而言，多少人甚至如我都比杜导斌先生表达得更激烈更尖锐，但人家捡软的捏，人家把民间最少资源者抓进去了，什么叫欺侮弱势群体，什么叫杀鸡给猴看，什么叫欺软怕硬，这就是。记得一位朋友仅仅因为电脑里转发一篇文章，就被警察当局谈话三次，单位记大过处理。朋友愤愤然，骂中共有名者多了去了，怎么不去碰，单找他一个无名者的晦气。我当时还笑说，人家也是觉得你好欺侮啊。事后想到，那些名流学者，那些骂中共的名嘴是否也需要反思呢？
当局不去碰名人，要么是他们骂当局的声音不大，不能被传播，或在外面可以被屏蔽，要么是骂得无关痛痒。杜导斌先生被抓，让我想到，杜导斌先生的言论是处于他那一层面者的底线，那是做人的底线。那些名人们，资源、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都较丰富的学者或知识分子们，他们有他们说话的底线，如果他们说的话在水平质量上与杜导斌先生相似，那么他们基本上在安全系数以内。他们的做人底线或历史使命在于更理性更深刻更有力，只有如此，才能逼使当局对话交流，才能起到批评当局限制当局无限权力的作用。就是说，他们必须像杜导斌先生一样成为对当局的压力。但往往是，人们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往往把自己降低好几个层面，以至于最后把自己等同于孩子，口吐真言就以为尽了公民的义务，他们甚至从杜导斌先生的底线处后退了十几步。他们学会了圆滑、智慧、机灵，他们骂中共都有了分寸，他们甚至在骂中共的过程里享受到了快感或别的什么，但他们骂了多少年也无济于事，他们的骂不如杜导斌先生的一篇文章，是杜导斌先生的文章而非他们的骂触动了当局的痛感或耻感神经，所以当局才会报复杜导斌先生而不是惩处他们。这是我们的悲哀耻辱，这是我们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变形记。
近百年前，中国人以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行共和可以救中国；五十多年前，中国人以为社会主义、共产党、人民民主可以救中国；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以为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可以救中国。假若这一次看准了，不会再错了，那么，如何实现自由民主呢？是否真的如我们的官产学精英们那样，等待、希望、梦想、自恋、自作多情、自然演进，他们曾如此恳求过江泽民先生，寄望过朱镕基先生，今天他们又以为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有戏。也许江泽民先生确是才学富赡之人，朱镕基先生确是耿直之士，胡锦涛先生确是智慧人物，温家宝先生确是干吏，但我想，与林昭等民族的一流人物相比，他们最多算得上中等智力罢了。仅仅因为专制社会的优汰劣胜法则，这些二三流的泥沙留存沉淀下来，并且俨然关乎千万人的身家性命。借用马克思的话，只要这个颠倒的世界存在一天，江泽民先生、朱镕基先生、胡锦涛先生总还是我们当代的一个人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他们既蔑视，又对他们保持相当的尊重。
这确是我们的变形记。由于有这些大家长式的人物存在，我们没有了说话权、走动权、交友权、信仰权等生命自由，这导致了我们虽为成人却如孩子一样的生活状态。同样悲惨的是，类人孩的心智又使得我们总以为思想在别处，在如家长一样的所谓大师那里。我们最多如孩子作文一样谈谈心得，鹦鹉学舌，代罗尔斯立言，代胡适立言，代哈耶克立言，代鲁迅立言。只要我们内心的颠倒世界还存在，我们不曾超越专制哪怕学问的桎梏，那么，罗尔斯先生、胡适先生、哈耶克先生、鲁迅先生就总是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个人物。
杜导斌先生却没有变形，他努力表达自己，他说的是自己的话。因为只有经常说话，才会交流，才会获得成年人具有的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一个不说话的人，一个喑哑的民族，久而久之，就不会说话，就说不了自己的话，他只会在别人的卵翼下说话，他就可能成为类人孩里的臣民子民顺民蚁民，或成为类人孩里的小地痞警匪流氓无赖。他可能代表了真理的要求，但他代表不了真实的要求，他可能发出了权威、金钱、学问或知识的声音，但他发不出人世的声音；他可以说出主席、书记、大师、资本、学者、教授、警察的话，但他说不出人的话。我愿意相信，杜导斌先生在努力成就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在努力做一个人，一个真正的成人。他说得对与错，都无关紧要，因为他有说话的权利，但他却被当局抓捕，投进了监狱。这是怎样的世道？这里究竟是谁的道理，何种生存秩序？
三．
天气越冷了，我不知道柔石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
我在冰冷的机器前写字，父亲在我的身后踱来踱去地御寒，我忽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是的，我不知道杜导斌先生在狱中是否平安，这话本身就有毛病。谁愿意坐牢？谁会以为监狱如家？那么，我只能说，杜导斌先生在中国自由民主的前夜受难，因言论受难，他在表达个人权利、实现个人生存的正当性之外，具有了崇高和烈士的品格，他承担了自己的某种责任，他是有福的了。
一个中小城市的思想者如杜导斌先生，可能激烈地批评了中共，但这并不构成他犯罪的理由和证据。这道理谁都懂。中共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随意抓人，这反证“天下”从来没有构成哪怕与中共相当的力量，是的，天下有量，无力，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那么，中共以及紧密团结在它周围的其他体制如医疗、学术、教育、新闻、社团组织等等，在一意孤行地施行不义、残害社会个体成员时，什么力量才能制止它呢？它今天可以抓杜导斌先生，明天也就可以抓我，后天可以抓江绵恒先生；它今天可以侮辱郑恩宠先生，明天就可以从它自己的小团队里找替罪羊来作践侮辱；它今天以无知于人格和生命尊严的军警特为工具，明天也就可以把它自己的妻子儿女当作牺牲。需要有一种力量，能够限制、分解、监督中共的权力，能够让中国人觉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安全有自由有机会，能够让中国人感觉做人的体面、自豪和信心。这道理谁都懂。清华出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胡锦涛先生更应该懂得。
我知道自己的孱弱，我知道自己的性格局限，我不是一个勇士，由此品尝体味的耻辱和伤痛更深更重。我曾经乐观地为我这一代人见证，“我所属的八九一代人，我想强调上次说的，我们这一代出生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正是毛泽东像神一样处于仿佛是造化自然之母开创的绝对权力的巅峰之时，我们这一代人来到世上似乎是为了延续那些为极权主义力量和中国专制传统合谋打算切断的东西。那一切东西，一个五千年的文明、民族和它在文化生命上的理想和普遍价值，并没有完全被切断。我们悠久的文明传统始终有着它在历史演进中的表现形式。即使经过1989年的颠覆、判罪，随之十年的流放发配，我们这一代人仍然在苦难的历程里担当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但今天的我一点儿也不轻松。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为人，还没有人的力量，我们面临内外交困的精神个性危机。我们成人的资源太少。我们有可能与专制中国的生活融为一体，我们最终可能消融到“中国”中去了。
真的，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史，我们的精神遗产太少了？除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外，还有哪些人和观念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起点？全球化或自由主义等可能是我们的目标，反抗专制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连江泽民先生都倡导民主，柳斌杰先生都以言论出版自由为自己工作的参照系，可想而知我们并不缺乏真的或假的信徒，但我们缺少一次自由民主革命，我们太缺乏自由民主在当代中国的人格形式。康梁孙黄、陈胡鲁蔡之后，是几代人的消失。从林昭、李九莲，到刘荻、杜导斌，这个新的伟大的中国自由主义推进路径并不为更多的中国人理解，这实际上是洛克、托克维尔、潘恩、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米奇尼克、哈威尔等成人之路的中国版本。与西方的成人之路比较，中国的反抗专制的队伍是由青年、学生为主体组成的，他们的声音还太微弱，太幼嫩。只要这条道路宽广，只要走这条路的队伍壮大，只要官产学精英加入，中国人就有有效的力量抵抗专制、审判罪恶、实现正义、尊重生命。
我们大地上的苦难罪恶太深重，对每一个追求生活平安幸福的个体成员而言，缺乏有力的社会力量伸张正义，是人世间最为不幸的事，因为它意味着个人的生活随时可能被剥夺。直到今天，我们的城市和乡村的贫苦的、平凡的人们，都处于与自然法则、天理和任何正义相违背的境地，他们承担着专制力量盘剥的沉重负担；甚至我们的官产学精英，也身受制度机器的绞索不得自由。我曾经说过，“一方面，我们的大家长权威太强，一方面，我们生活中需要的权威又总是缺席，伊拉克人曾问，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相信对相当多的中国人而言，这句话有着血泪；我相信这句话里蕴含有类人孩们成人礼的方法和内容。必须有力量现身，必须有力量走去，必须有力量到来。而现在，我们远远不能成为一种力量，也就是不能成就为一个人，批评政府，限制政府，彰显民权，我们远未能成为把做人的尊严、力量、信心和正义还给自己和别人的人。”可怜的是，我们中国人甚至连问话的对象也没有，没有“你们”，没有戈多，对北京上海的拆迁户来说，对东北的下岗工人来说，对河南的艾滋病人来说，对中国广大的农民来说，对杜导斌的妻子和家人来说，没有“你们”来仲裁、来保证、来解救；很多中国人甚至终生都不知道有一种力量，是你，是我，是他自己，他们叫天天不应，他们无望的人生永远消融于前现代的暗夜里。
就写到这里，愿以此怀念杜导斌先生。
2003年11月6日，杜导斌先生被抓第九天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战略与管理》原执行主编，居中国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11/8/2003 1:45)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