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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 芦笛:舒云的调查报告增加了“九一三”疑案的混沌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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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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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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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过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舒云的调查报告增加了“九一三”疑案的混沌度
Monday, February 4th, 2008 2:23 am
http://blog.dwnews.com/?p=33617
两年前，我根据当时可能搜集到的材料，写了《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贴在《海纳百川•罕见奇谈》上，旋应朋友之命修改了一番。但修改稿直到前些天才在《海纳百川•芦笛自治区》贴出。此后网友作了质疑，促使我再度搜寻有关资料，看到了舒云与当事人的访谈录。
舒云的报道记录了许多可贵的重大历史证言。可惜作者文化水平较低，记录得混乱不堪，颠倒重复，难以卒读。最大问题是采访对象的证言和作者的叙述缠夹不清，以致读者常常无法判断哪段话是采访对象说的，哪些是她塞入的私货，完全不是信史的写法。更因为她缺乏思维能力和整理原始材料的能力，使得其调查报告不但与他人证词矛盾，也充满了自相矛盾。本人无学，无从确证这些互相矛盾的证词孰真孰假，特地书此，候教于高明特别是舒云本人。
一、事发时吴法宪究竟在哪儿？
据吴法宪回忆录， 9月12日晚上大约11点，他正在空军大院与空政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谈话，周恩来来电话询问是否有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他查了后向周汇报。周告诉他叶群可能会跟他打电话要飞机，让他说必须请示周。叶群果然不久就来电话，他按周给的口径答复后便向周报告，并主动提出到西郊机场去追查三叉戟下落，周同意后他便在当晚12点左右到了西郊机场。他到西郊机场后，周来电话告诉他林彪一行已经离开北戴河，他当即让秘书打电话找到潘景寅，让他不要起飞，潘满口答应。
但舒云提供的吴法宪回忆却与此略有出入：
“吴法宪回忆，我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
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飞机调回北京，胡萍
说好。五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这是胡萍听了潘
景寅的假话），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
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
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
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
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
提出还是胡萍来。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
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
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
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
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
飞机还是起飞了。”（舒云：《黄吴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
这两段话例外地写得难得的明白，但与吴的回忆录有两点出入：第一，吴和叶群通话是在他到西郊机场之后。第二，林出逃前，吴曾给周安排了两架飞机，准备去北戴河。
第一个问题与吴的回忆录说的不一致，可能是舒云记录有误——既然吴和胡萍都在西郊机场，胡怎么还会用电话通知吴飞机出了故障？第二个问题回忆录里没有提及，但与汪东兴和胡萍的证词一致，看来确有此事。吴没有在回忆录里提大概是疏忽所致。
两份证词都说吴到西郊机场前是在空军大院，直接与汪东兴和李德生的证词相冲突。
汪东兴：
“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
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去了。”
李德生：
“9月12日晚上，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会议由总理主持，
讨论他即将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黄吴李邱也参加了
会议。”
但根据舒云的采访，那晚实际上只有黄永胜在大会堂。吴法宪在空军大院，李作鹏在海军大院，邱会作在家里。如果这些情况是真的，则汪李就是在撒谎。
二、李德生何时去的空司？
就此问题我已经专门写过文章了。汪东兴证词提示（没有直接说出），周恩来在和叶群通话后就派李德生去空司，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李德生则说是在256起飞后，周才派他去空司：
“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
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山海关机场曾三次报告李作鹏，
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然没有下令阻止起飞。总理一听这个
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
即对我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
他坐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
际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
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
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
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
作战部指挥所，并找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
达屏幕。这时，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
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他在两份回忆录中说的大体一致。舒云的报道也与官方基本一致：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深夜，周恩来打电话给海军政委李作鹏，说
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停在山海关机场的２５６号
三叉戟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
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虽然停在山海关机场的２５６号三
叉戟被周恩来判了‘死刑’，但２５６号三叉戟还是强行起飞了。
周恩来命令华北地区的所有雷达都打开。
李德生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主持的讨论四届人大报告的小型会
议。１０时多，周总理被叫去接电话，再也没回来。午夜１２时过后，
周总理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他立即赶到空
军指挥所，２４小时不要离开。零时４０分，在２５６号三叉戟从山
海关机场起飞８分钟后，空军指挥所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通知，
中央决定，派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立即到空军指挥所，代替总
理全权指挥。空军指挥所担任值班的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副参谋长白云
一边向上报告，一边派人到门口迎接。很快，李德生就带着警卫参谋
坐地铁来了。同时，周总理派杨德中‘陪’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到西郊
机场，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
空军副参谋长白云指着总空情的图板，向李德生报告三叉戟的飞行动
态和飞行特点。
李德生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桌上有直通周恩来的‘红机子’。
图板显示，２５６号三叉戟正向北飞，过了承德，到了内蒙古上空。
李德生不断将雷达跟踪的飞机方位、角度等等情况报告给总理，请示
如何处置。
晚１０时３０分左右，吴法宪打电话找空军参谋长梁璞，把他从天安
门游行排练现场叫回来。这时，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邝任农、
薛少卿等相继到了指挥所。大家都表情严肃，只有空军参谋长梁璞大
声说话。周总理指示，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
北京西郊机场和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西郊机场
也不断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
但是，始终听不到潘景寅的回答。
２５６号三叉戟先往内蒙古的西部，到了西部上空，突然向北直飞。
空军参谋长梁璞望着雷达屏幕上的三叉戟，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
情况异常。李德生问，有什么特点？梁璞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
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就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飞机的飞行高度只有３０００米，耗油率比高空增加许多，看来最远
只能飞到伊尔库茨克。但这也正是回避我夜航歼击机打击的较有效的
办法。梁璞不知道飞机上都有什么人，焦急地问怎么办？建议打。
那时我们的歼击机已经配有空对空导弹，对于三叉戟，只要下决心打，
完全有条件。２５６号三叉戟在飞出国境前，徘徊了一个多小时，虽
然飞得低空，那也比直升机高，又‘胖’，很容易发现目标。
李德生把梁璞的建议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说，已经请示过毛主席，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让它飞！
在此之前，１时１２分，在２５６号三叉戟飞出国境前４３分钟，吴
法宪急得满头大汗。他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彪专机已经起飞半个多
小时了，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
古。要不要拦截？并提出了拦截方案。吴法宪请示时，周恩来和汪东
兴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汪东兴让吴法宪别走，他立即请示毛主席。毛
泽东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
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恩来让汪东兴马上通知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
就这样，空军指挥所没有采取任何打击措施，眼睁睁地看着目标往边
境移动。１时５０分，在中蒙边界４１４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并
逐渐降低高度，直到温都尔汗以南，从雷达屏幕上消失。４１４号界
桩上空不是国际航线，平时见不到飞机，更看不到飞得如此之低的大
飞机，被正在野外守夜的知识青年发现，印象极深。
李德生回忆，从这以后，总理反复让我们查清，２５６号飞机从北京
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
机所携带的油量，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我们根据查实的数据计算后，
断定这架飞机肯定飞不到乌兰巴托，并将情况和看法，一一向周总理
作了报告。
面对这个突发事件，毛泽东果断下达了‘全国禁空令’。” （舒云：
《九一三事件谜中之谜》）
熟悉党文化（或“党无文化”）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此乃典型的“纪实文学”，特点是塞入许多来历不明、丝毫不作交代的私货，让读者无法确定哪些话是当事人的证言，哪些话是作者自己的发明创造。
例如“毛泽东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此话莫非也是舒云的采访记录？如果不是，请问来源是什么？如此关键的问题竟然毫无交代。
如我所指出的，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彻底颠覆了以上说法，据他说：
（一）他独自在西郊机场监视林彪出境，从未提及空司在此期的活动。
（二）林彪出境后，周恩来给吴下的第一个命令是不许有任何飞机飞到北京，吴立即向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传达了此令，命令他打开所有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把它打掉。可见此前连北空都没有打开全部雷达，哪来舒云说的什么“周恩来命令华北地区的所有雷达都打开”？
（三）周恩来给吴下的第二个命令就是著名的“全国禁航令”，吴立即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作了传达，并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负责向其它军区空军作了传达。吴还特地说明，当时他没能找到空军参谋长梁璞，后者在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只好由司令部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
因此，吴法宪向空司传达禁航令时，梁璞还在天安门组织预演，根本不在空司，而此时林副早就越境多时了。但根据李德生的证词和舒云的报道，李和梁共同跟踪了256飞出国境。莫非梁璞有分身术？
（四）吴在回忆录中还特地说明，李德生和梁璞是在周宇驰等人乘坐直升飞机起飞后才到空司的：
“这时，周恩来已经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了解情况和‘协助指挥’，梁璞也回到了指挥所。”
此时林副都已坠毁几十分钟了，李德生和梁璞还怎么个目送他出境法？莫非他们会作时空旅行？
特别要指出的是，舒云此说显然有误：
“晚１０时３０分左右，吴法宪打电话找空军参谋长梁璞，把他从天
安门游行排练现场叫回来。”
此说不但与吴法宪回忆录相冲突，而且否定了舒云自己写的吴法宪访谈录：
“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六个指导员谈话，解
决派性问题。这个谈话结束已经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了，红机子
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舒云：《黄吴李
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
这里明明说吴直到当晚11点才知道林彪事件，此前一直在开会解决空军文工团的派性问题，哪来什么打电话把梁璞叫回空司的事？一个以客观报道重大历史事件为使命的“作家”，竟然意识不到自己的记述中存在着重大的自相矛盾，丝毫不作说明，遑论分析辨伪。这还不光是文化程度低下、缺乏思维能力，更是写作态度轻率的表现。如此轻率记录下来的历史性证言还有什么可信度？
三、杨德中是何时给派去监视吴法宪的？
据吴法宪回忆录，那是林彪已经越境之后的事：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
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
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此说不但与上引汪、李的证词矛盾，而且也和舒云的报道冲突，在《九一三事件谜中之谜》中，她照抄李德生的回忆录（因为她不说明来源，只好根据文字雷同判为照抄），写道：
“同时，周总理派杨德中‘陪’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到西郊机场，派纪
登奎到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
但在《黄吴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中她又记录了吴法宪的证言：
“凌晨2点，周总理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周总
理说我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是监视我了。”
竟然完全没意识到这两种说法根本不能同时成立。最令人丧气的是，本来她采访的第三者胡萍可以澄清此事，而且胡也谈到了这问题：
“９月１２日夜里，吴法宪在候机室对我说，准备一架飞机去北戴河。
他没说谁去，我以为吴法宪去。后来我发现杨德中腰里别着枪，我说
有点问题了。已经把吴法宪看起来了，他去可能性不大。我一直有问
号，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准备去。三叉戟飞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
线。我还在想，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舒云：《我
不是“资敌罪”——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
这段话给人的最初印象是，杨德中早在吴法宪为周恩来安排飞机时就在身旁监视他了。但若要细加琢磨，此话根本就含糊不清：所谓“后来我发现杨德中腰里别着枪”，究竟“后来”到什么时候？是256上天前，还是凌晨2点多？根本就是说不清的糊涂账。
这些问题本来很容易当场弄清，可惜舒云由于缺乏采访的专业训练，没有清晰思维、准确追问、准确记录的观念，沉溺于模糊思维、模糊记述的习惯，因而再次对记录下来的证词的矛盾之处视而不见，竟然想不到去向采访对象落实这些细节。
类似地，她在《九一三事件谜中之谜》中照抄李德生的证词，紧接着又塞入来源不明的私货，说什么“空军指挥所担任值班的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副参谋长白云一边向上报告，一边派人到门口迎接。很快，李德生就带着警卫参谋坐地铁来了”，却又看不见李在两份回忆录里都自称坐车前往空司（一份是“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 ，另一份则是“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更意识不到“坐地铁来了”的说法之可笑。
四、关于“雷达监视”的种种混乱说辞
我已经在另文中指出这一严重问题，小结为三点：
（一）李德生在空司看的究竟是雷达屏幕还是标图板？
李在一份回忆录说的是从雷达屏幕上监视256机的航向：
“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
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
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
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
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
但另一份回忆录上却变成了标图板：
“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
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李德生：《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舒云采访的空司人员（未指明出处，只好笼统判为“空司人员”）则忽而说标图板：
“李德生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桌前，桌上有直通周恩来和汪东兴的‘红
机子’。白云指着总空情标图板，向李德生报告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动态
和飞行特点。” （《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下同）
忽而又说是雷达荧光屏：
“空军参谋长梁璞望着雷达荧光屏上的三叉戟飞机，说这架飞机飞行不
一般，情况异常。”
可惜舒云缺乏起码的科技常识，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因此再次错过了本来可以查清的疑问。
我想再次指出：无论是李德生说的“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还是舒云说的（当然只可能是她转述，可惜她习惯性地“省略” 了出处说明）“空军指挥所的标图板是布满整幅墙壁的大荧光屏”，都不可能存在——当时的中国没有组合电视的技术。这些证词的可信度大成问题。
吴法宪的证词里也有类似问题。他在回忆录里说什么：“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我已经指出，从雷达监视器上不可能跟踪飞机全程，必须经过标图作业。舒云采访的胡萍的证词其实也说穿了这点，只是舒云因为缺乏科技常识，再次错过追问良机而已：
“三叉戟飞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线。我还在想，他出国干什么？
肯定是雷达报错了。”
由此可见，监视三叉戟动态的乃是标图员，所以才有“雷达报错”一说，哪来什么吴胖子“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的神话？
胡萍还披露了空军跟踪专机飞行的常规：
“改航线那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说到上海，实打实，起飞后沿途雷
达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说去上海，根本不可能。但可以多发几条到其
他地方的航线，专机飞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
的任务派遣程序被取消，连飞行中起码的空中联络也被限制，只准按下
发话键，而不能讲话，至于飞机上拉的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声东击
西，这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司空见惯。”
这明显是未经整理的原话，读来“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意思还是清楚的：专机乘客绝对保密，起飞后不许有空中联络，但沿途雷达都要跟踪，以免出事。因此，我在《试解》中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跟踪256飞机不是西郊机场的一个雷达可以完成的，飞机的动态必须由沿途雷达站报到西郊机场后，标出图来才能查明。但256根本没按航线飞，沿途是否有雷达站大可存疑。至于“华北的雷达全部打开”一说已被吴胖子否定了，所以即使沿途有雷达，因为不在航线上也未必会打开。
（二）飞机出境走的是直线还是曲线？
舒云再次心安理得地记录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说词，丝毫想不到应该当场就查问清楚：
“此时，空军指挥所、北京军区指挥所、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以西
西郊机场调度室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三叉戟飞机飞出去是一条直线。”
（《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下同）
“据梁璞回忆，出境前，三叉戟飞机在边境上空绕了一圈。这有些让
人想不通，到了国境，要逃还不快逃，为什么还要绕上一圈？”
（三）空军有无本事打下三叉戟？
舒云又一次心安理得地记录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说词，丝毫想不到应该当场就查问清楚：
“梁璞不知道飞机上都有什么人，焦急地问怎么办？建议打。
那时我们的歼击机已经配有空对空导弹，对于三叉戟，只要下决心打，
完全有条件。２５６号三叉戟在飞出国境前，徘徊了一个多小时，虽
然飞得低空，那也比直升机高，又‘胖’，很容易发现目标。
李德生把梁璞的建议向周恩来报告。” （《九一三事件谜中之谜》）
中间那段关于可行性的议论，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猜测其版权属于梁璞而非作者。此乃她的典型写法。不过下面这段好歹还是交代了出处：
“据朱秉秀回忆：吴法宪弄不懂，对付直升飞机我们有手段，打三叉
戟飞机，从技术角度看当时没有手段，我们作战参谋没有提出来打。
真正落实打，技术上不好解决。当时夜航大队的飞机都是歼五、歼六，
没有装备空空导弹。配有空空导弹的飞机不在引导范围。而且歼击机
起飞不那么简单，要有准备的时间。三叉戟飞机的速度并不比歼击机
慢，拦截也不大可能。地空导弹可以守株待兔，但那时中国的地空导
弹主要是打台湾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都是2万米的高度。而三
叉戟飞机高度太低，无线电跟踪不到，导弹无法制导。看样子，林立
果一伙事先仔细研究过航线，考虑过如何躲过地空导弹和空中歼击机
的打击。三叉戟飞机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沿途基本上没有机场，也
没有地空导弹部队，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拦截到。” （《林彪
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
其实李德生的回忆录早说出真情来了，我已在另文中引用过：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飞机呼叫返航，直升飞机不听不理。我问
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
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
飞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
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
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为歼六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
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这一措施收
到了效果。”
“事后得知，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
于新野要判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迫他继续
北飞。正在这时，歼六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
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
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 （李德生：《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所以，以当时的技术条件，第一不大可能全程监视低空飞行的256专机，第二没有可能击落该机。可笑的是舒云因为缺乏科技常识，在采访了朱秉秀后还认定空军有能力击落256，在人家李德生把话说得那么明白之后，还要把“为什么歼击机没有打下直升机”当成“对九一三事件作颠覆性总结”的“32条发现”之一！
五、错过了查明真相的良机
综上所述，九一三事件当事人的证词互相矛盾，其中以吴法宪的证词最重要，它否定了官方版本。
这里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吴法宪说了假话，要么李德生等人说了假话，但不可能如某网友建议的那样，老吴当时并不知道李德生给派到空司去，是事后多年才知道的。老吴不但在事发时仍是空军一把手，而且还内定为四届人大的副委员长，在事后还主持空军工作长达十天，在9月24日才被捕，绝无可能不知道李德生被派到空司。上引舒云的调查报告中就说：“海关机场起飞８分钟后，空军指挥所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中央决定，派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立即到空军指挥所，代替总理全权指挥。空军指挥所担任值班的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副参谋长白云一边向上报告，一边派人到门口迎接。”这里的“向上报告”除了老吴，在当时更有何人？更何况老吴还特地说明，他找梁璞传达禁航令没找到，只好由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难道是梁璞在场而故意不接电话？
老吴记错的可能性也不大。据师东兵的访谈录，老吴记忆力非常之好，竟能把毛在庐山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背得一字不差。更何况老吴在那晚干了什么，早就写过不知多少次坦白交代了。我党的惯伎是让你反复交代同一件事，在不一致处找到突破口。记忆经过此种反复强化之后，势必变成永久记忆。因此，老吴的关键证词不可能是出于记忆错误或无知。如果是假的，就只会是有意撒谎。
的确，我已经指出老吴所谓“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不可信。但他在李德生、梁璞何时到空司一事上撒谎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这是想把监视林彪出逃的全部功劳归于自己，那么在杨德中何时被派去监视他的问题上撒谎又有什么意义？
澄清这些重大疑点，本来有助于彻底查明九一三事件的真相，遗憾的是，有条件采访当事人的舒云女士因为文化水平限制，更因彻底缺乏思维能力以及新闻采访和史学研究的专业训练，只会写含混不清、出处不明、时时“代证人立言”的党八股报告文学，对诸家说辞之中的诸多矛盾视而不见，只知机械记录，使得她错过了追问历史人物的宝贵时机。于今许多见证人已然谢世，本文指出的问题大概是再也无法查清楚了，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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