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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博弈和我们的博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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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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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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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他们的博弈和我们的博弈（一）
——兼答小子和雪人网友
芦笛
一、 普世价值观是否存在
我不赞成“普世价值观”的提法，主要还是因为它似乎是一种科学主义主张。“科学”的涵义似乎有两重：必然性和普适性，亦即揭示的客观规律乃是必然的，普遍适用的。这当然是经典涵义，如量子力学表明的，微观世界不见得如此，但这确实是20世纪初物理学危机出现前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至今也适用于宏观常速世界。但主观价值体系是否属于科学规律，我深表怀疑，原因小子网友已经指出了，乃是先射箭，后画靶，没有科学必备的预言能力，也没有可证伪性。这其实是所谓社会科学的通病。
这还涉及到主观价值体系是怎么出现的问题。承认普世价值观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由同一规律支配的结论，重蹈马克思主义覆辙。而且，要在分子水平理解它，似乎就必须假定价值体系和人类的遗传相联系，而这与东西方价值体系具有重大差别的已知事实相矛盾。这是承认普世价值观的论者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但若说不同的价值体系毫无共通，也不是这么回事。马克思就是如此主张的，他认为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而社会奉行的价值体系乃是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被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与之相反，或是具有重大分歧。这就是林思云、日本右派以及信奉 “狼羊-点菜律”的党朋们的主张。在林及其日本导师眼中，“他们的正义不是我们的正义”。党朋的表述则是“谁的拳头最大谁正义”，虽略有不同，实质一样，这或许就是雪人网友对我否定普世价值观存在非常反感的缘故吧。
我觉得，价值体系的出现，为人类社会得以存在提供了前提。如果某个社会毫无共同价值体系，它就无法维持。这原理早就为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揭示了。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要有国家，是因为必须有个集体认可的暴力机构来压制个体暴力的泛滥，使得人类正常社会活动诸如贸易等可以进行。取消了这个暴力机构，则社会立刻堕入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一切交换活动都无法进行，社会解体，最后是谁都没好处。因此，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必须有个为全体成员认可的暴力机构来打击豪强，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一个社会要稳定，就只能有国家这个唯一的暴力来源。
这解释我觉得不是“画靶就箭”，它不但是唯一可信的解释，而且具有一定的可证伪性。暴力革命中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必然要让全社会受害，最后百姓盼治如大旱之望云霓。能够为公民提供社会秩序的暴力机构必然要受到百姓的竭诚拥戴而上台，而上台后统治者要做的事就是“收天下之兵”，消灭一切独立暴力来源，使得自己成为唯一的暴力来源。我在文革中见证了这一过程，虽然它比起“农民起义”的乱世来其程度远远不及，但仍然可以作为霍布斯国家理论的证明。
因此，国家的出现，本身就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乃是大部分社会成员在“唯一的国家暴力”和“无数的个体暴力”之中作了选择，觉得两者都要让自己出血，但后者意味着被多人轮番抢劫（如苏联沦陷区的居民被德国人和游击队轮番抢劫一般），不但出血量巨大，而且毫无安全感可言，随时会送命。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要活下去，就只有和他人结成群体社会；既然要让人类社会存在下去，那就别无选择，只能“养独暴以易多暴”，使得社会能有个安定存在的前提。因此，国家的出现是符合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利益的。美国的警察至今还是社区的雇员，就充分表明了上述“社区拥戴独暴以维持秩序”的发生过程，同时也解释了西方文明社会为何厉行法治，反对公民“把法律抓到自己手上”。
有了国家，自然就要有一系列伴生的价值观念，作为国家赖以运行并维护权威的软件。法律和道德就是如此问世的。社会的理想运行状态，是完全靠这软件运行而不必动用暴力。这就是儒家的奋斗目标，其实也是一切社会的奋斗目标。区别在于孔教只强调靠公民的道德观念来维持社会安定，而西方同时强调公民的守法意识和道德观念。
因此，只要有人类社会，就必然有共同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个体暴力诸如杀人放火盗窃抢劫强奸都在禁止之列。在裁判人际冲突时也有基本共识，例如“谁先动手谁无理”，“必须信守承诺”等等。放大到族群甚至国家间的冲突上去，就形成了“侵略无理”、“背信弃义无理”等共识。这些价值观念乃是超阶级、超民族、超历史阶段的，只要是人类社会，就必然存在着这种共识，它是人类得以结成和维持社会的前提。马教教徒们如林思云辈否认这一点，提倡“他们的正义不是我们的正义”的误区就在于此。
所以，要说有“普世价值观”，这就是。这也是我当初和林思云论战的理论依据，同样可以用来回答小子现在提出的问题：日本人侵略中国是背信弃义，撕毁了他们签订的《九国公约》，而南京大屠杀更是违反了自古就有的“不杀降”的人类共识（例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上就有“祸莫大于杀已降”），当然在道义上是绝对错误的，所以哪怕是为恐怖分子辩护的林君也不敢推翻这条“他们的正义”，只敢否认大屠杀曾经发生过。
二、 价值观歧异的产生
上述的泛人类价值共识只是最基本的共识，实际奉行的价值体系要远比这复杂的多，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说的那个：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同取向，也就是如何看待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社会的价值体系随国家而产生，但不一定符合全民的利益，由此出现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博弈。霍布斯也发现了这问题。他认为，国家因为垄断了全社会的暴力，于是便天生具有利用暴力合法偷盗百姓的倾向。于是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既能抑制国家权力，剥夺它合法偷盗百姓的可能，又能保证国家具有足够权力和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平衡点。
马克思也看到了这问题，因而提出了极端的“阶级战争”说，他否认对立阶级之间有共同利益，认为剥削阶级建立的国家只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必须以“阶级战争”推翻，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国家消亡的目的，此时利益博弈就一劳永逸地消失了，社会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
在现代人看来，这无疑是一系列出格的昏话，放之四海皆不准，起码不适用于中国。传统帝王从来就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相反，在农民与地主的利益冲突中，官府裁决还常常有利于农民；它也不是靠地主支持而是为被孔孟之道彻底洗脑的全民拥戴。国民党政府也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如《剑桥中国近代史》指出的，它是靠自身支持自己；“三个代表”更是如此，它谁也不代表只代表自己，靠自己垄断的国家资源和暴力来维持统治。芦某无知，还从未在历史上见到过所谓“阶级政府”的样本，更无从想象社会上某个阶级如何去进行统治，只见过中共那样因掌握权力而出现的庞大的统治等级（关于等级与阶级的区别，请参考本人旧作）。
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战争却与中国痞子造反的深厚传统一拍即合。中国式利益博弈，乃是“狼羊博弈”，亦即否认“狼羊”之间有任何别的互动方式，只有吃与被吃两种结果。“狼”的愿望，就是“羊”永远处在乖乖被吃的状态；而“羊”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翻身作“狼”，把原来的“狼”们斩尽杀绝。“狼”的愿望激怒了“羊”，“羊”的愿望吓坏了“狼”，就此把两者锁死在只会使冲突恶化升级的恶性互动中，剥夺了双方达成妥协并找到另类博弈方式的可能。
这就是典型的东方“博弈”，乃是一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生死斗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奉行这种“单向博弈”的哲学，笃信“规则永远为拳头最大者制定，谁有力谁有理”。这种“单向博弈”排除了双方受益的可能，更培育出了统治者几千年一贯的惊人短视，以权贵为了眼前利益不惜杀鸡取蛋、竭泽而渔、不顾大局糜烂为突出特征。明末周皇后她爹在闯贼围城之际还拒绝毁家纾难，以便留下万贯家私请入城的刘宗敏受用，就是奉行这种“单向博弈”的极端例子。眼下中共统治集团又再度表现出周国丈的愚蠢贪婪。当然时代毕竟不同了，人家早就在海外营就销金窟，哪怕它洪水滔天？到时自可溜之乎也。
西方博弈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它似乎主要是英国人摸索出来的，美国人不过是发扬光大而已。所谓“博弈理论”乃是数学家们研究赌博下棋的合理对策而创建起来的数学理论，“博”指的是“赌博”，“弈”则是下棋。因为这名字太难听，所以华罗庚曾经将之翻译为“对策论”。在我的模糊印象中，概率论最初不过是它的分支，什么排列组合等等似乎也是从那儿来的。
开赌场的前提乃是，第一，有明确固定的游戏规则，庄家和赌鬼一体凛遵，谁也不许违反，毫无弹性可言。在规则面前，庄家和赌鬼是绝对平等的。如果赌鬼和庄家一方输了就赖账，那赌场立刻就要垮掉。第二，那规则必须保证庄家和赌鬼具有同等的赢钱机会。如果庄家和赌鬼互换位置，则赢钱的机会应该不变。做不到这一条，赌场也无法开下去，或是庄家输光了赌本而倒闭，或是赌鬼只输不赢，最后赌场因无人光顾而倒闭。
这第二条还是某位赌鬼朋友告诉我的。据他说，根据概率计算，赌场庄家赢钱的机会还略低于赌鬼。赌场之所以能赢钱，靠的完全是资本雄厚。因为双方互见输赢，赌鬼必然要在赢钱后增加赌资，越赌越大，最后把所有的赌本全押上。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坚持到底，谁就席卷了对方所有的赌资。因为谁的资本也比不过赌场，就算能比过，赌场还可以滥发不用立即兑现的筹码“通货”，当然到最后所有赌鬼都只能衣袋空空离场。因此，赌场之所以一本万利，其实是利用了人性贪得无厌，决不会见好就收的天性。
这其实就是西方价值观的精髓所在。我曾在《芦文指要》中简单介绍了西方民主社会运作机制，阿胖那老赌鬼立刻就说我是澳门赌场老板，还用赌场语言准确翻译了有关话语。其实他也没说错。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无非就是那么几条：第一，承认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赢钱机会，这就是所谓“人权”；第二，规则高于一切，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包括政府在内）不得恃强单方面修改或践踏规则；第三，游戏规则必须同一而且公平，保证每个人都有同等发财机会。正因为此，它能为社会所有成员接受，由此保障了规则的稳定性。
这最后一条特别重要。如今连中共都同意规则不能随便乱改，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为参与各方都心甘情愿接受的游戏规则，才能持续下去而成为真正的社会规则。而各方之所以能心甘情愿接受那规则，乃是它实行费厄泼赖，确保了各方都有同等获利机会 。故杨小凯先生曾强调指出了这问题，并用数学演绎了一番霍布斯理论。
这在我看来就是东西方价值观念最主要的歧异。东西方在建立了国家后，开头都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忽略公民权利，强调公民义务，使得国家获得合法偷盗公民财产的巨大权力。到了13世纪，英国人便发现了这问题，制定了保障公民（当时主要是贵族）权利的《大宪章》，剥夺国王单向收税的权力。这趋势发展下去，就是《独立宣言》的出笼，全面界定了个体人权，提出所有公民生而平等，那平等指的是权利的平等，落实下来其实也就是机会均等。因为这套价值体系能为各方心甘情愿接受，所以它能持久存在下去，不但带来了全社会的繁荣富裕，而且保证了长治久安。美国宪法自制定后历两百多年至今尚未作过较大改动就是明证。
这也是为何东方和西方相遇后从此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中。这我已经在前文中解释过了：一套公平的价值体系当然要在奉行强权主义的东方民众之中引起渴慕之心，从内部瓦解腐蚀专制社会赖以运转维持的价值软件，逼得国家不能不频频动用暴力威慑潜在的暴民，再也无法光靠公民的守法意识和道德观念来维持秩序了。要在这种社会中寻求“和谐”与“稳定”，不如求我于枯鱼之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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