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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胜战法》第五章用“自组织”哲学思想整合医疗

陈沅森

加入时间: 2004/07/15
文章: 63

经验值: 1457

标题: 《癌症胜战法》第五章用“自组织”哲学思想整合医疗 (583 reads) 时间: 2007-12-10 周一, 上午3:50

作者：陈沅森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癌症胜战法》第五章用“自组织”哲学思想整合医疗
(博讯2007年12月01日发表)

[ 导读 ] 本章第一节阐述医生和药物不能“治”好病，只起到调理和辅助作用,战胜疾病的主力军是你身体里的免疫机制；第二节简述西方医学发展、进步和“权威医疗制度”形成的过程；第三节指出“体内自血温热疗法”自疗癌症，最重要的特征是“患者用经过强化的自主意识主导治疗全程”，彻底否定了现代医学“对抗性”的医疗方法，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权威医疗制度”应该扬弃。由于不吃药、不打针，不动刀子、不花钱即可治愈癌症，符合“自组织”哲学思想的“体内自血温热疗法”将震惊医学界，以不可遏阻之势风靡全球。

第一节医生和药物不能“治”好病 (博讯 boxun.com)

人们生病了，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应该尽快去医院看病”，而且“应该找好一点的医生，最好是‘教授级’，起码得‘主治医’”；第二念头是“让好一点的医生给我开一些好一点的特效药”，便会“药到病除，早日康复”。——这是自古以来直到今天，“医疗事业”给人类圈定的固有观念——“病”是医生和药物“治”好的，所以生病后要去看医生，要吃药。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生了病不去看医生，不吃药，人们便认为这人“有精神病”，纷纷骂他“找死！”
人们生病后脑子里立即闪出“要去看医生”、“要吃药”这两个念头，盼望早日驱除病魔，恢复健康，无可厚非。但是，本书前面几章叙述“体内自血温热疗法”的操作方法及其原理，介绍现代医学、生理学的基本常识时，阐述了一个道理：
——任何医生，无论是专科医师，还是医学院的教授，甚至世界级顶尖医学权威，都不能“治”好你的病；世界上任何药物，包括祖传秘方、仙草灵丹、特效新药……都不能“治”好你的病。
你摇头，表示不相信，不可思议。
请注意，上面的话语中，连续几个“治”字都加上了双引号，是强调“医治”与“疾病”的直接因果关系。也就是说：
——世界上所有的病，任何医生，任何药物，都“治”不好；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病痊愈了，不是医生和药物“治”好的。
你争辩说：
——这就奇了！我生病后去看了医生，吃了他给我开的药，病好了，不是医生和药物的功劳，又是谁的功劳呢？照您这么说，医生“治”不好病，药物也“治”不好病，世界上办那么多医学院，开那么多药厂，做什么呢？
——请你听清楚，笔者只是说，你的病不是他们“治”好的，但没有说“不要医生”，“不要药物”。
——如此说来，更加离谱了。“医生”和“药物”“治”不好病，又需要“医生”和“药物”，且不是自相矛盾吗？请问：“医生”和“药物”在“医治”与“疾病痊愈”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回答是：
——医生具有丰富的生理、病理、医理和药理知识，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各种机器、仪器的检测、化验结果，基本能够判断你生的是什么病及其严重程度，他给你开的处方（包括针剂、水剂、药丸、理疗、化疗等），能够杀灭细菌，消炎镇痛，缓解症状，能够调节体内失衡的生化机制，补充生命活动中缺失的物质……当你接受这些医治和药物后，恢复或调动了体内各种健康机制的积极性，增强了免疫力，疾病就被征服了。换句话说，通过医治和药物的调理，你的身体强壮了，病魔就投降了。
——在这个“医治”和“服药”的过程中，战胜疾病的主力军是你身体内部的抵抗力：免疫机制，医生和药物只起到帮助和辅助的作用。再罗嗦一句，通过医治和药物的调理，启动了你体内与生俱来的“自组织能力”，疾病就痊愈了。
生活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受到细菌、病毒、霉菌、寄生虫、毒素和环境污染的侵害，一个人如果丧失抵抗力（免疫力），一时三刻都活不了，很快就会死亡。
除开抢救不及时等原因，如果医生和药物不能唤醒或加强病人体内固有的战胜疾病的力量，那么，即使是国王一类的重要人物，即使是金、银堆积如山的大富翁，病榻旁围着一大群世界医学权威和顶尖医疗高手，也回天乏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撒手人寰。耗资台币14亿元（约合人民币3亿多元、美圆约4000多万），经过一年多请海峡两岸一流医学院和名医诊治，台湾首富郭台铭之弟郭台成患血癌于2007年7月5日逝世，伤恸欲绝的郭台铭最终发出“财富买不回健康！”的哀叹，便是明证。
医“生”不医“死”——医生只能“治”“有生命力的人”，只能“治”“活生生的人”，无法“治”“濒临死亡的人”。
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不幸逝世后，常常听到医生无可奈何地哀叹：“我只能医治你的病，没法医治你的命！”——“命中注定”要死亡（其实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病人，医生是挽救不了的。换个角度思考，如果医生和药物能够“治”好病，那么，医院就不需要设置太平间了。可无情的现实是，只要医院稍具规模，太平间里每天都抬进病死的人，时不时还尸满为患。
以上就是医生和药物，不能“治”好病的道理。——当然，在疾病痊愈过程中，医生和药物对你的身体进行了调理和帮助，还是应该真心实意感谢他们。
早在2000多年前，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已指出：“最好的医生就是你自己。”本书第一章通过各种符合“自组织”哲学思想的成功治疗和自疗案例说明，体内的血液是最好的医师、最有效的药物！——最好的医生就在你的体内，也就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健康的免疫系统”。
所以，人们生病之后的第一念头应该是：“我的免疫系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种病会光顾我？”……如果能找出生病的原因，就可找普通医生医治（他们都懂得如何治疗这类常见疾病），接受对症的常规药物（常规药物经多年使用证明确实有效且毒副作用小），不但少花钱，病好得快，而且可以吸取经验教训，今后加强身体的锻炼和保健，争取不患换少患这类疾病。因此，结论是：每一个人生病后，应该向内寻找生病的原因，而不是单纯向外寻求“高级医生”和选择“贵重特效药品”。

第二节西医“权威医疗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现代医学有一个弊端，就是实施“权威医疗制度”。在医院里人的权利不平等，医生的权力至高无上；在诊室里，病人被当成“物”；医生独断专行开处方，将病人“打发走”了事……
很久以前，笔者在青年时代，就曾经怀疑过这种医疗制度是否合理：为什么不耐心倾听病人对疾病的感受？为什么不调动病人的积极性参与治疗？为什么不让病人知情？为什么不与病人讨论、商量如何医治这种病？……后来学习现代医疗制度形成的过程，才知道这是西方医学迈上科学化、现代化台阶时的一种“进步”！

19世纪以前，西方医学还是很落后的。那时候的医生，认为人生病的原因是体内“流体和体液不平衡”，是秽物、污水、毒气所致，所以无论生的是什么病，千篇一律的“处方”是：止痛、发汗、催吐、泻肚、放血……其目的是“清除体内有毒液体”。笔者年轻时读俄罗斯著名作家契柯夫（1860—1904）的小说，看到医生为病人“放血”治疗，好生奇怪，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年医生通用的“拿手好戏”。1900年前后，美国的老式医生出诊时，“他们随身携带的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这些顽固不化的老医生不但没有听说过年轻医生所用的“新型治疗方法”，而且深信“年轻医生最终会发现他们包里真正需要的是让病人呕吐和泻肚的药物。”（据《剑桥医学史》）可以说，19世纪之前的西医，对比中医，是大大落后和不科学的。
那时候，无论东方、西方，医生都是个体执业者。中国古代，医生的门前挂着一个药葫芦做招牌，美名“悬壶济世”。医生或在药店坐堂，或在家等待病人呼唤上门施诊。医生基本上是科举屡考不第的儒生，没有师徒承传、自学成才的医生俗称“看书郎中”，他们的一句口头禅是“不为良（宰）相，便为良医”。那时侯，医疗过程是开放的，病人及其家属可以参与治疗，医生与病人及其家属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医生给病人把脉、诊治、处方，皆在病人家中完成。在医患关系上，病人是主体，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医生的待遇由“医术”和“名气”决定。有名望、医术高明的医师倍受尊敬，轿子抬进送出，敬茶留饭，脉金（红包）丰厚。医术平常、名气不足者常常受到冷遇，地位低下。古时侯，除了京城皇宫的太医院，民间是没有医院的。西方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医生都是上门应诊。
病人住在家里，由家人护理。医生上门应诊时，家属在一旁监视，稍懂一点医药知识的，还会提出一系列问题进行诘难。如果医生不能回答，或回答令主家不满意，往往要承受不悦的脸色，甚至被驱赶出来。主家对医生的药方进行审核，可以随心所欲、想当然地进行增减；去不去抓药？按不按处方的剂量服药？主家握有决定权。有时候，医生走了，主家决定不吃这个医生开的药，再请另一位医生来诊治。

西方医学大约从1850年（历史背景参照年份：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随着显微镜下细菌原形毕露，发展了病因学；随着消毒学、麻醉学的发展，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成功率；随着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的发明，使许多不治之症一一俯首就擒；随着听诊器、X光透视机、心电仪等医疗器械的出现，查验病因更加准确……西方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医被甩在后面，差距越来越远。
西方医学的进步，导致具有近代意义的医院出现。这是一个完备的专门负责各种疾病医疗的场所，包括候诊室、门诊部、住院部、手术室、化验室、隔离病房和药房等。除了医师，还配备了专职护理人员（护士），负责照看病人；医疗仪器成为定义疾病的权威，疾病的分类和严重程度由检测的数据说了算；病历和处方笺上，写满了专门化的医学名词和术语……
随着医学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医疗效率不断提高，医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完成治疗的全过程……医学、医院和医生的权威地位日渐形成；随着生理、病理、医理、药理知识越来越丰富、复杂、高级，治疗方法越来越多种多样，医学院的门槛越来越高，也使人们对医生敬畏有加。为彻底推翻原来病人对自身疾病一知半解的想象和对治疗过程的干预，必须确立医院和医生的权威地位。绝大多数病人由于缺乏现代医学知识，也确实无能、无力干预医生的治疗过程。在医院里，医生用拉丁文开出的处方笺，病人是没有办法直接参与进去的。为了防止医疗过程中不必要的干扰，降低医疗成本，在西方医学的发展初期，确实有必要树立其绝对权威地位。——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
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是，天主教、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全面覆盖和西方医疗事业与教会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一开始就是教会的慈善机构施医施药救助穷人。随着医学的进步，教会开始兴办具有现代意义的医院，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奉和忠诚，使他们具有超越世俗的爱心和献身精神。医生们小心翼翼、极其认真负责地行医，把自己的职业看得无比崇高、神圣，用尽心尽力地医疗作为对上帝及其追随者（病人）的报答。
在上述两个条件下，传统的医患关系被打破，“把病人的身体、生命，非常信任地交给医生、护士和医院进行专门化管理”的“托管制”便应运而生了。
“托管”的理念起源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基督宗教的博爱精神”，亦即医生和护士执业的基本原则。“托管制”一个最重要的进步是，把病人的身体转为医学科学的客观对象，而不再是以病人为中心，尤其不再以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想象为中心。
什么叫“身体”？基督宗教认为，身体是灵魂的依附，是暂时的，只有天国才永恒，人生的终极目标应该追求永恒。这些基督徒医生，在医治病人“身体”疾病的同时，更希望病人（如果病人不是基督徒的话）信仰上帝，以便拯救他的灵魂。在强大的宗教精神感召下，医护人员手按圣经宣誓，尽最大的努力恢复病人的健康，保护病人的生命！他们还要进行职业宣誓，忠实地执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这种宗教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忠诚度与纯洁性，没有任何虚伪，掺不得半粒沙子，根本不是今天“无神论”医护人员和病人想象得到的。
“托管制”在西方国家实施非常成功。当近代医院出现时，基于对宗教的敬仰和信赖，人们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个新生事物。他们把生病的亲人抬进医院住院，放心地交给“白衣天使”，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去，耐心等候好消息，等待亲人康复归来。
在西方国家实施得非常成功的“托管制”，推广到中华大地一开始却行不通，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思想保守、宗族观念浓厚的中国人，实在难以想象“把遇到困难（生病）的亲人托付给陌生人照管这种‘绝情’的方式”。但是，西方医学的强大优势，世界新思想、新潮流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托管制”终于冲决了保守思想的堤防，在中华大地推广开来。——这一漫长、复杂、艰难的过程，在此就不赘述了。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是对“东亚病夫”的自卑感。西方医学的传入导致中国人“去掉东亚病夫自卑感”的民族觉醒，改变了原来许多不卫生习惯，使中国人的体质明显增强，终于摘掉了“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有学者认为，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改变中国人的身体状况，影响之大难以想象，甚至超越“坚船利炮”等科学技术的影响。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身体素质改变了，整个民族、国家当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面貌一新。

巴慕德[ 注19 ]说，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突破，其一是“准确真实性的寻求”，其二是“托管制度”。这两项突破，使现代西方医学的科学水准大大提高。
西方医学的进步，改变了“病人在医疗空间的位置安排”，在现代化医院，病人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一个陌生的医疗空间之后，“以病人为主”的传统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病人成为纯粹的医疗科技施行治疗手段的对象。
追求“准确的真实性”，使医疗符合客观实际，具有科学性且不断进步。于是，博大恢弘的西方医学殿堂傲然耸立，为全人类的健康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过程中，医学、医院、医生的绝对权威地位也无庸置疑地树立起来。

[ 注19 ] 巴慕德（Harold Balme，1878—1953），英国浸礼会传教医师，1906年来华，在山东传教施医，1922年任齐鲁大学校长，1926年辞职返美。著有《中国与现代医学：关于医务传教发展的研究》。

第三节 “权威医疗制度”应该扬弃[ 注20 ]

西医东渐后，人们看到，在医院里人的权利不平等，医生的权力至高无上，医生的话是“圣旨”、“圣经”，医生的判断无庸置疑，等同于法官的宣判……在诊室里，病人被当成“物”，忽略了人是万物之灵，认为病人什么都不懂，不让病人知情，不耐烦倾听病人对疾病的感受，医生独断专行开处方，将病人“打发走”了事……在中国大陆，不负责任的医疗事故层出不穷，粗暴对待病人及其家属的事情屡见不鲜，医患关系十分紧张。
这是笔者走出国门（2002）前，在中国大陆医院看到的景象。如今，医患关系更加紧张，医疗腐败现象更加严重。产生上述种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西医“权威医疗制度”与生俱来的缺陷，另一方面是移植到中国大陆的西方医学1949年之后灵魂被阉割、扼杀。
“南湘雅、北协和”，这是西医东渐后美国人在中国建成的两座顶级医院。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在长沙市街头巷尾，总是听到湘人有口皆碑地称赞湘雅医院的医术高明，设备、卫生条件一流，护士小姐如何漂亮……笔者小时侯就听到，湘雅医院的医生、护士互相称呼“密斯特”、“密斯”。——1949年政权易手后，“湘雅”就成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在5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被打得落花流水，批判得体无完肤。
实际上，被打掉的不仅仅是那些表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西方医学的灵魂。
上一节指出，西方医学取得长足进步的两个因素是“准确真实性的寻求”和“托管制度”。“准确真实性的寻求”，使医学科技日新月异，建成了一座座博大辉煌的医学实体（医院）；“托管制度”，则是西方医学长盛不衰、风靡全球的灵魂。
“托管”理念的起源之一是“基督宗教的博爱精神”。在强大的宗教精神感召下，医护人员极其认真负责地行医，把自己的职业看得无比崇高、神圣，用尽心尽力地医疗作为对上帝及其追随者（病人）的报答。
忽然间，1949年之后，新政权的“无神论”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一切“有神论”，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推动着声势浩大、了无尽期的批判、斗争，于是西方医学的灵魂——“基督宗教的博爱精神”——被无情地阉割、扼杀了。
西方医学的灵魂被阉割、扼杀之初，尚有大批留用的医护人员兢兢业业地行医，本能地维护着医疗职业道德；加上50—70年代社会控制严密，约束着医疗行业的行为，虽然能够明显看出新增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普遍降低，但基本上没有出格，尚未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到“改革开放”年代，老一辈医护人员随着年岁增长逐渐离开工作岗位，换上一批又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由“无神论”教育体制培育出来的新新人类。于是，供不应求、地位特殊的医疗便加剧变质了。“一切朝钱看”和“医疗产业化”之后，医药体系利用特殊行业的权力和优势，昧着良心，不择手段地从病人身上捞钱，医、药价格飙飞猛涨；贪污行贿，权钱交易，为所欲为的丑闻罄竹难书；甚至发生偷摘太平间尸体眼角膜、偷摘病人肾脏等亘古未有的奇闻，某些“白衣天使”竟然沦落为“白衣魔鬼”。——阉割、扼杀灵魂后的医疗体系的种种弊端，在社会大浪淘沙的变革中暴露无遗了。——这是“权威医疗制度”应该扬弃的第一条理由。

从前，“权威医疗制度”诞生之初，医学知识尚未普及，人们对疾病产生的原因、治疗的方法、药物的效应以及疾病上身之后应具备的心理知识都十分缺乏，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白衣天使”。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当今人们对疾病及其治疗方法的知识越来越多。特别是自身患了某种疾病后，买几本相关科普书，用关键词在互联网上搜索一番，对症研读，很快就能将这一单项疾病的病因及其治疗方法，了解个八、九不离十。这样，病友对自身疾病就具备了“一定发言权”的资格。由于“病”是生在病人身上，切身的感受比任何一位匆匆忙忙看病的医生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诊治深入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有什么理由不与病人多谈几句话，多了解一些情况呢？实际上，由于人的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千差万别，同样的病在不同患者身上，表现的症状和严重的程度各不相同，病人的感觉也就不完全相同。医生了解到这些差别，将提高疾病判断的准确率和处方的正确性。因此，耐心倾听每一位病人的自诉，对医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里举一个中医的例子。
笔者的中医师父石凝峰是一位传奇人物。1943年，他还是个初中学生时，遭遇日本侵略军在湖南省南县发动的“厂窖大屠杀”[ 注21 ]。将近一万手无寸铁的平民在鬼子兵刺刀的威逼下跪倒在河滩上，黑压压一大片。当日寇的机枪子弹横扫过来时，石凝峰的父亲迅速将他按倒，自己扑在儿子身上……不久，“哒哒哒”的机枪声和呼天抢地、声嘶力竭的哭叫声停下来的时候，只听见受伤的人发出零星的哀号……鬼子兵走下河堤，看到还在哀叫和能够动弹的人，便补一枪；在不能动弹的人大腿上戳一刺刀，有反应的再补一枪……石凝峰周围的人全死了，他被掩埋在死人堆里，父亲的鲜血和乡亲们的鲜血把他染成一个血人……由于他倒下的位置在一、两万人的正中间，鬼子兵补枪杀人还没来得及到他身边时，天色已晚，便集合开走了。掩埋在死人堆里的石凝峰吓得不敢吭声，也不敢动。半夜，清凉的风吹来，他从迷迷糊糊中冻醒，河滩上尸体横七竖八，寂静得可怕。石凝峰估计鬼子兵走远了，便从死人堆里悄悄爬出，向父亲的遗体和乡亲们的尸体磕三个头，朝鬼子兵开走的反方向转身就跑,一口气跑了60里。天蒙蒙亮时，敲开一座庄园的大门，一个惊魂未定的“血人”声泪俱下地向主家投诉厂窖大屠杀的惨烈情景……善良的地主安排他洗澡、换衣、食宿，第二天送他几块银圆回长沙，才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
大学毕业后，石凝峰在湖南师范学院任数学讲师，1957年划为右派，下放到岳麓印刷厂装订车间当工人，业余时间自学中医。60年代初，笔者进入该厂后，石先生很器重，建议说：“你有古典文学基础，不要把青春浪费了，最好跟我学中医。”石先生借许多中医基础知识书给笔者阅读。
石凝峰先生是怎样开始自学中医的呢？
原来，他的妻子肺部有毛病，老是咳嗽，咯血，看了许多医生，吃了许多中、西药，不十分见效，时好时歹，眼见得身体一天天瘦下去。怎么办呢？一天石先生偶尔得到一本中医书，随便翻翻，觉得书中讲的道理很实在，由此引起兴趣，便找朋友借来许多本，利用业余时间一一研读。那年冬季，他妻子咳嗽的老毛病复发了，先后请几位有名望的老中医诊治，吃药后不但不见起色，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是什么道理呢?石先生仔细翻阅医书后才知道，原来中医治咳，分“火咳”和“寒咳”两种，用药不同。几位老中医，都认为他妻子是“寒咳”，将他们开的药吃下去，咳嗽、咯血反而越来越厉害。石先生仔细询问妻子对疾病的感受，细心观察病情的变化，认为几位老中医诊断错了，妻子不是“寒咳”而是“火咳”。于是，他从《汤头歌诀五百味》中挑选一味治“火咳”的药方，辨证施治，酌情予以增减，大胆试验，一剂药服下去，咯血立马停止，咳嗽很快好转，身体渐渐康复。小试牛刀成功，鼓舞了石先生自学中医的信心，从此夜以继日研读，很快成为亲朋好友中信得过的“看书郎中”（因为右派身份，他不敢轻易给不熟悉的人看病开药方）。
石老先生如果健在，已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愚顽鲁钝的笔者时运不济，随后遭遇“文革”，辜负了先生的一片好心，没有学成执业中医。在此特地多写几句题外的话，表示深深的敬意、感谢和怀念！
由这一医案可以看出，医生耐心倾听病人对疾病的感受和细心体察病人身体反应，对正确判断疾病以及处方用药，十分重要。
由于“病”生在病人身上，所以许多病人对自己病情非常清楚，对自身疾患的严重程度感觉得非常准确。
70年代初，笔者邻居家一位叫“晶仙”的十四、五岁小姑娘，不知患的什么病，医治无效，从大医院抬了回家。一天，另一位邻居大妈告诉笔者：“晶仙这孩子好懂事，昨晚把妹妹弟弟叫到床边，将新毛线衣脱下来给妹妹，将漂亮的文具盒和好一些的文具给弟弟，嘱咐他们好好读书，将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两个钟头之后，就静静地走了……”——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小孩能拥有一件新毛线衣，能有几样好一点的文具，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晶仙抢在弥留之前把心爱的物品分赠给弟、妹，证明她心中十分清楚“大限”即将来临。《红楼梦》中薛宝钗出阁成大礼的时候，16岁的林黛玉独自焚烧诗稿，斩断痴情，证明她已深知自己离“归期”不远了。
这些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对自身疾病的深浅都如此清楚，何况成年人？许多老年知识分子朋友生病后，笔者去探视，其中几位即将生离死别者，都说过内容基本相同的话：
“我对自己的病很清楚，这一次，恐怕不行了，得到阎五爹（阎王）那里去报道了。”——不久，他们便真的告别了人间。
笔者给父亲送终，也是这样。1967年3月21日，被癌症折磨得瘦骨嶙峋的父亲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弹，不能进食，只好买来藕粉，放点白糖，调得稀稀的喂给他吃。喂食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喃喃地说：“我养你的小，你养我的老……”吃了三勺，便摇头表示不要了，像累得不行那样闭上眼睛，口中发出低沉的咕噜声：“我……只有……一、两个……时辰……了……”[ 注22 ]说着，眼角滚出两颗老泪，流淌在枯瘦蜡黄的脸上。3个多小时后，傍晚时分，终于安详地永远闭上了眼睛。
我非常惊异父亲临终时的头脑清晰，连自己还能坚持多久，都“感觉”（“计算”）得丝毫不差。
既然病友对自身疾病感受得这样深切，医护人员有什么理由不与他们多聊一聊呢？唯一的理由是医生很忙，时间不够。那么，为什么不让医生每天减少一点工作量（少看几个病人），而提高医疗质量呢？要知道，最好的现代化大医院的误诊率一般都在30％左右——人命关天，30％的误诊率落实到任何一位病友身上，都是100％啊！
现居台湾桃园年届花甲的著名中医师华景珍（女）说，“我把每个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我觉得每一个病人都是一本书，都应该好好研究”，其菩萨心肠、济世救人心态跃然纸上。粗略地读完一本书要花多少时间？“好好研究”一本书又要花多少时间？为什么医院门诊部的医生看一个病人的时间那么短呢？——这是“权威医疗制度”应该扬弃的第二条理由。

本书公开的“体内自血温热疗法”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患者用经过强化的自主意识主导治疗全程”。这是人类医疗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提法，也是“体内自血温热疗法”的灵魂和实质，如果去掉“自主意识”，就不存在这种治疗方法了。
“体内自血温热疗法”在“自主意识的主导下”为什么能治好癌症？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中，笔者根据自身实践经验和冥思苦想，总结了17条（有些是结论，有些是猜想、假说）：
（1） “用自主意识调动体内血液”，血液流经癌变组织区域的速度加快了，流过来的血液量增多了，对制服癌细胞肯定是有利的；
（2）用“自主意识”主导身体机能，流过来的血液可能发生了有利于制服癌细胞的变化，可能增加了制服癌细胞的某种机能；
（3） “用自主意识调动体内血液”，使血液流到肿瘤区域后，那里的体温就会略微上升；体温上升后血液流速更快，形成“体温上升”和“血液流速加快流量增加”的良性循环；
（4） “上帝创造”或“亿万年进化”赋予人体血液和免疫机制一种特性：体内哪一处温度升高，便加快速度往那里流；血液中的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就会在体温升高区域集结；
（5）血液和免疫机制的特性是“一定要挺进到体温升高的组织内部”；
（6）体温升高可能瓦解了肿瘤组织的“阻挡屏障”，使免疫细胞、免疫体液能顺利地进入肿瘤组织的内部；
（7）只要体温稍稍上升，“体内自血温热疗法”就自行启动了，免疫体液、免疫细胞将“强行突破”肿瘤组织的“阻挡屏障”，进入癌变区域内部……
（8）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免疫细胞的作战能力随着体温的升高而增强；
（9）笔者称“用自主意识调动体内血液”为“携带正信息的血液”，“正信息”肯定有利于治疗；
（10）带着“正信息”的血液可能增加了某种令癌细胞丧失抵抗能力的微量物质；
（11）带着“正信息”的血液可能减少了某种癌细胞赖以生存、须臾不可缺少的微量物质；
（12）也许，厌氧的癌细胞在富氧的新鲜血液包围下，很快就被消灭和转化了；
（13）免疫细胞可能需要全面包围、集结达到超越癌细胞若干倍的某个数量级，才开始发动“全歼癌细胞”的进攻；
（14）中枢神经介入、大部队到来后，鼓舞了免疫细胞的士气而重振雄风；
（15）蜂拥而来的“第二梯队”（预备队）的免疫细胞作战特别勇敢；
（16）人体为防备免疫细胞攻击自体物质的抑制机制，此时此刻可能被被排除在外；
（17）也许，是人类永远无法知道的“自组织能力”的微妙生化机制在发挥威力，将癌细胞杀灭或转化了；
……
不管是哪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反正只要“新鲜血液向肿瘤组织内部浸进，癌细胞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就够了，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既然“患者用经过强化的自主意识主导治疗全程”如此重要，医生们还有什么理由将“病人物化”，将“病人作为纯粹的医疗科技施行治疗手段的对象”呢？由此可见，实施了一百多年的“以解剖学和实证科学为基础的西方医学”和“权威医疗制度”，不符合最新“自组织性”哲学思想，有必要进行改进，继承其科学的、优良的传统，去掉其“轻视病人”、“轻视人的整体性”、“轻视人的精神作用”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是“权威医疗制度”应该扬弃的第三条理由。

本章第一节阐述了医生和药物不能“治”好病，医生和药物只能起到调理和辅助作用，真正“治”好疾病是患者体内的免疫机制。因此，只能“起调理和辅助作用”的医生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认识到：你只是接受过专业训练，只是生理、病理、医理、药理知识多一点，临床见识多一点，经验丰富一点，并掌握了仪器的检测手段……占有这些优势而已。对于某一专项疾病的见解和判断，在资讯特别发达、医疗知识大面积普及的互联网时代，不见得比患者“高明”多少倍；最重要的是医生缺乏“对疾病的切身感受”这个关键因素。因此，医生应该谦虚一点，不要用居高临下态度，以给患者“医治”疾病的恩赐者自居。
在人类医疗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是“巫医”。上古时期人们生病之后，某些胆大的人装神弄鬼，口中念念有词，手舞足蹈地祈祷；他们也有点经验，给病人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或者捏拿捏拿，鼓捣鼓捣，居然给弄好了，病人恢复了健康，于是，就出现了“巫医”这个行业。其实，这些“巫医”只是碰巧鼓捣对了路，或者是给病人以某种心理暗示，或者是高潮一过病人自己抗住了，实际上是病人体内的免疫机制“治”好了疾病，荣耀却归功于鼓捣的人……后来，才慢慢出现“医生”、“医治”、“医疗”这些词汇。
“医”这个词汇，诞生于人类对疾病茫然无知的古老年代，误认为疾病是“医治”好的。从现代医学的视角来看，“医”这个概念是错误的，不存在“医治”这件事，只存在“调理”和“帮助”。如果不能改变“医”这个词汇的原始意义，最好的办法是逐步舍弃，不用它。
由于“医”这个词汇诞生之初的概念就错了，“医生”“医治”不好疾病，因此，笔者建议逐步取消“医生”、“医师”这两个名词，代之以“导引生”、“导引师”：指导人们遵从健康的生活方式，辅导人们学习有关生理、病理知识，引导人们自疗或参与治疗。——这已是题外的话了。
笔者预言，“体内自血温热疗法”推广实施后，可能创造一个重大的“医疗改革”契机：由于许多重病、怪病、疑难杂症用“体内自血温热疗法”自疗好了，小病小痛用“体内自血温热健身法”祛除了，到医院去就诊的人大大减少，就腾出了大量的医院医疗空间，富余了大量的医生。这批巨大的资源和力量正好用到“医疗改革”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以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这是“权威医疗制度”应该扬弃的第四条理由。

传统的中医倡导“上工治未病”，其大意是：高级医生，能够看（诊断）出某人潜伏着某种重大疾病，在这种疾病尚未爆发出来的时候就给以预防，或者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给以早期治疗，用很小的医疗力量将重大的疾病隐患消灭于无形。中国春秋时代的大医家扁鹊，就是一个“治未病”的“上工（上等医疗技术人员）”。
“上工治未病”思想不断发展，就形成了现代医学“以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是对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进行评估，为个人和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指导，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手段降低人群患病率。——也就是用企业运作的方式促进人群的健康素质，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和降低医疗费用。
“健康管理”的宗旨是：使健康需求者减少疾病，尽可能不生病和解除疾病的困扰，身体更加强壮，使其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全部达到良好状态。
“健康管理”二、三十年前始于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卓有成效的健康管理使90％的个人和单位的医疗开支减少到原来的10％，达到了维护健康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美国曾在上世纪80年代作过调研，发现经过5年健康管理后，美国人的胆固醇水平下降了2％；高血压水平下降了4％；冠心病发病率下降了16％。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30岁，其中，医学科技的进步只延长5年寿命，而预防医学的发展却延长了25年寿命。当今，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7个享受健康管理服务。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时代”，人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不健康的行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不懂得怎样维护健康”，眼睁睁地看着“健康流失”。因此，每一个人的健康确确实实需要科学的、合理的管理。
中国卫生部对10个城市上班族的调查，处于第三状态（亚健康）的人占70％，其中沿海城市高于内地城市，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中年人高于老年人。中国医学工作者经过研究宣布，60％的中国人（7亿左右）处于第三状态。因此，在中国大陆刚刚起步“健康管理”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人人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但是，任何公营事业总是免不了官僚主义、浪费严重和效益低下。值得称颂的“加拿大公费医疗”制度，经过公营多年的岁月消磨，如今已陷入重重困境，怨声载道。除非救护车送进医院的急症病人，非急症预约就医等待时间往往是几十天。政府和民间都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予以改进。
加拿大的“家庭医生”制度，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但是，家庭医生数量不足，尚未进入“以预防为主”的角色，尚未完全成为“健康生活”的指导者，仍然忙于“看病”，也需要改进。
虽然加拿大的“医疗保健制度”和“家庭医生制度”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要达加拿大到这样的水平，还须经过多年努力。
从“上工治未病”、“以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方兴未艾来看，“权威医疗制度”确实应该扬弃，这是第五条理由。

以上从“医疗行业职业道德的恶性下降”、“病友对自身疾病的认识提高和对自身疾病的深切了解”、“与最新‘自组织’哲学思想相悖”、“医生和药物不能‘治’好病，只能起到调理和辅助作用”以及“‘预防医学’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性”等五个方面论证了“权威医疗制度”应该扬弃，应该采用最先进“自组织”哲学思想来整合医疗事业。
由于“权威医疗制度”太强大了，太权威了，以至于一般医生根本不敢怀疑、不敢触动、不敢冒犯这个制度，在成功的“辅助及替代医学”[ 注23 ]案例面前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不敢坚持真理，不敢进行尝试。请看下面一段生动的描述：

（女作家柯岩）接触了若干癌症病人之后，惊奇地发现，一些被医院确诊，甚至处于晚期，医生断言活不多久的癌症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找到了郭林[ 注24 ]，参加了癌症班学习气功的行列，在接受新气功疗法一段时间之后，病情好转了，肿物消失了。既然全世界都在运用各种不同的药物和疗法攻癌，而中国有人实验运用气功疗法，并产生了一定的疗效，干嘛不宣传推广呢？她找到一些医生朋友，向他们发问：
“你不信么？”
“信。气功么，怎么不信？”
“气功在配合中西医治癌中的作用呢？你承认不？”
“可能！”
“那为什么你们不能试用于临床？”
“病人自己做，我们不反对；但让我们用于临床，却必须有数据。”
数据，就是气功治疗的系统科学的理论根据及实验的各种数据。
这当然没有。柯岩认为，数据不是从活人的实验中统计和总结出来的么？于是，她千方百计地动员她的医生朋友们去看活人。她陪同医生朋友去访问，听活人的自述，检查他们的诊断书和病案号。
有一个肝癌患者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说：“来来回回练了这么一年多功，现在，你们看，我有多胖。Ｘ光片上什么肿瘤的影子都没有了，没了。你们说，神不神？”
一位医生打断他，问:“做过切片么？”
“没有。当时所有的检查都支持是癌。在肝上那样大，都说手术预后决不会好。都说不挨这一刀，可能存活期还长点。”
这位曾经的肝癌患者扫了医生们一眼：“哎，我知道，你们会说，没有切片，就不能证明那是癌。是的，我一好了，片子上没有阴影子，我只说一说没动手术，是气功治好的，医院顿时就说是当初误诊了。可怎么这么多医院都误诊了呢？还不是不相信气功能治病呗。咱是不懂医，可你们大家琢磨琢磨，退一万步说，就不是癌，是个良性瘤，是个囊肿，那么老大个家伙，就这么吸吸呼、吸吸呼地给吸得不疼了，呼没了，你们也该研究研究吧！否定一件事咋那么容易，肯定一件事咋那么难呢？我也懂，要数据，要数据，可不研究，不积累，死了才是癌，一好了就说是误诊，这数据从哪儿来呀？”
柯岩花了几个月功夫，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癌症≠死亡》（《北京文学》1982年第五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获得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注目和欢迎，也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摘录自《气功防癌抗癌》P87—89）

19世纪获得长足进步跃上科学化、现代化台阶，对人类健康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西方医学，20世纪后半叶在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下，逐渐成为医学进步的阻力。大部分主流医学专家至今仍不肯放弃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在解剖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证医学中许多明显的弊端和错误。顽固地拒绝有显著效果的医疗新方法，将其打入“辅助及替代医学（CAM）”范畴，斥之为“另类医疗”。
幸好，伟大的“自组织”哲学思想应运而生，给人类的健康事业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本书公开的自疗方法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没有深奥的道理，正巧碰中了符合最新哲学思想。由于不吃药、不打针，不动刀子、不花钱即可治愈癌症，“体内自血温热疗法”将震惊医学界，以不可遏阻之势风靡全球。笔者请求采用“体内自血温热疗法”自疗自愈癌症的朋友，告诉两、三位医生、医学教授或医学专家，你的癌症是怎样治好的。其目的是引起主流医学专家的广泛重视，让新的自疗方法迅速推广，以便拯救更多的生灵！
谢谢阅读。

[ 注20 ] 扬弃——哲学用语，指事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发扬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抛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
[ 注21 ] “厂窖大屠杀”——1943年5月8—11日，日本侵略军在湖南南县厂窖镇及其周围地区疯狂地烧杀抢掠，杀死我同胞3万余人（其中国民党军人5000多），是日军侵华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二大惨案，震惊中外，史称“厂窖大屠杀”。
[ 注22 ] “时辰”——中国古代将一昼夜平分为十二段，每段叫一个时辰，合两小时，用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做名称。半夜11时至第二天１时是“子时”，中午11时至13时是“午时”。
[ 注23 ] “辅助及替代医学”（Complemen tary Alternative Medicine，简称CAM），其医疗方法尚未经过科学实验证实有效和证实其安全性。“辅助及替代医学”囊括古老的中医、印（度）医和其它许多国家、民族的民间医疗方法。由于主流医学治疗癌症的方法副作用太大，迫使患者及其家属不得不另有所求。据美国国家健康中心2002年健康普查时统计，有70％的癌症患者曾寻求过“辅助及替代医学”的治疗方法。由于许多“辅助及替代医学”治疗方法具有实实在在的疗效，且没有发现安全隐患，渐渐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主管部门容忍、默认，有的大学开设CAM课程，准备逐步接纳。
[ 注24 ] 郭林（女，1909—1984），原名妹殊，广东中山人，岭南派著名画家。1949年患子宫癌切除，1960年癌转移至膀胱部分切除，先后作了六次手术。有幸生还后，决心在早年学习气功的基础上抓紧练功，先自救而后救人。1971年9月，郭林带着亲身体验、潜心研究的“新气功”在北京紫竹院公园、地坛公园免费义务教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风靡中华大地，惠及港、台、日本以及许多西方国家，虽然未被主流医学接纳，但长盛不衰，至今在民间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陈沅森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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