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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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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五）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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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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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五） (2285 reads)      时间: 2007-11-11 周日, 上午9:05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５） 世凯告密之谜

教科书的“经典说法”完全沿袭了康梁一面之词，指控袁世凯告密促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剥夺了光绪的名义上的君权，实行“训政”，并捕杀了“戊戌六君子”等维新党人。

近来国内研究已经修正了这一“经典说法”，杨天石教授说：

“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也确有其事，但却是在西太后动手之后。西太后是在看了杨崇伊的奏折以后，感到变法要危及其权力才决定动手的。杨从荫的奏章主要有三点：说维新变法是改旧法、逐老臣，而且把日本伊藤博文请到中国当朝廷顾问。这些都促使了西太后决心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抓捕康梁等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加剧和扩大了西太后的镇压行动。”

这其实明明白白地写在两造的证词中，我实在不明白史学家们过去何以就是看不见。

据老梁的《戊戌六君子传•谭嗣同传》：

“（谭）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至初六日，变遂发。”

据此，则袁谭夜会乃是戊戌年八月初三晚上的事，会见结束已经是八月初四凌晨了。初五皇帝召见老袁，初六慈禧就发动了政变。

这时间表和老袁在《戊戌日记》中给出的完全一致。只不过他交代了皇帝初五那天召见他时他的应对，并说他在会见一结束后就赶回了天津，当晚就去拜访荣禄，刚说了点情况就被来客打断，一直等到夜里两鼓都没机会再说，只好告辞回府。次早（亦即初六）荣禄来访，他当即向荣禄和盘托出，但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禄就回去了，当晚又把他叫去，向他出示慈禧 “训政”的通电。接着荣禄就奉慈禧之召进北京去了。

由此不难看出，慈禧发动政变与老袁告密无关。老袁并无直接向慈禧告密的途径。就算有，按官场规矩，他也不会越过顶头上司荣禄一步登天，何况荣禄还是人家派给他的暗杀对象，在理在法他都只能向荣禄报告。但初四那天他无法离京，又不能用电报汇报此类机密，只能等到初五皇帝召见结束后再赶回天津。那时的火车速度很慢，到天津已是傍晚。就算他当晚就向荣禄告密，后者也没有可能立即向慈禧汇报，只能于次日也就是初六派密使赶回北京再到颐和园，还必须先通过太监或女官与慈禧联络。因此，慈禧得知此事再快也只能是初六以后，绝无可能初六一早即起驾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下了光绪的枪，并给各省大员发电报，宣布恢复“训政”。

更何况如果老袁告密在先，慈禧发难在后，那她在夺回名义君权的同时就会下令抓捕乱党。但据老梁的报道， “初七八九三日，（谭）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甚至还去日本领事馆探望在那儿避居的梁启超，一直到初十才被逮捕，说明慈禧听到密报多半是在荣禄返京后，不大可能是初九前的事。

这里无法确定的，是老袁向荣禄告密的决心究竟是何时下的，他的《戊戌日记》恰在此处留下了疑点。如果他一开头就决心向荣禄和盘托出，那就不会有密报被来客打断的怪事发生。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此人的总结能力很强，寥寥数语就相当准确地总结了老谭出示的皇帝朱谕抄件的主旨。因此，若他有意向荣禄密报一切，即使开头不说“请大帅屏退左右，卑职有重大机密禀告”，也只会上来就用几句话把大致情况讲清。而荣禄只需听上一两句就立知此事非同小可，只怕立刻就要扬手止住他，屏退左右，并下令闭门谢客，然后再入密室仔细听取汇报。

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据老袁说，他刚汇报了一点情况就被来客打断了，等到夜深都没有机会，只好告辞，跟荣禄说定次早再来拜访。但次日一早荣禄便主动登门，他这才有机会和盘托出。如果他这儿说的话是真的，那就非常奇怪。荣禄和他官阶相差甚远，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穆罕默德走向大山，没有大山走向穆罕默德的。如今荣禄主动登门，必是因袁头晚说的话提示他要说的事非比寻常，荣禄在他走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才会次日一早就迫不及待地主动上门问个明白。

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老袁在头晚造访荣禄时尚未打定主意，所以没能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却又忍不住泄露了足以让老荣过后疑惑不定的线索。这非常不符合老袁的性格和智力。正因为他深知此事关系实在重大，他才会以“零一态”处理之，要么守口如瓶至死不讲，要么一讲就竹筒倒豆子，不大可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以致让对方上门来追究，失去了主动立功的机会。

这就是老袁《戊戌日记》在我眼中的最大的疑点，本人愚钝，无法从既有线索中推知真相。只是恍惚记得国内曾有人考证出老袁其实一直是在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回到天津后并没有立即告密，是在荣禄传达了慈禧训政通电后，他才知大势已去，赶快反戈一击，立功自赎。可惜我刚才去网上查却再也找不到原文了。

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我认为可能性不是很大。以袁的阅历和智力，不难立即看出维新党人划的是绝无可能登岸的漏船，他再昏聩也不至于去为那些背时鬼莫名其妙地殉葬。而且，如果他真是绝望之余才反戈一击，则后来慈禧和荣禄也就不会那么宠信他了。因此，看来老袁主动告密的可能性更大，只是无法确定他下定决心的时间而已。我在下文中试图“复盘”，拼出老袁的心路历程来，不过那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并非什么证明了的事实。


四、 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角色的客观评价


上文通过比较辨析戊戌政变涉入者双方证词，结合国内最新研究发现，指出袁世凯提供的证词基本可信，而官方史学（甚至包括剑桥中国近代史）赖以评价袁世凯的事实基础基本是弥天大谎，这就引出了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所起作用的再评价问题。

官方史书对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袁世凯备极谴责，说他早期投机改革事业，伪装进步，看到皇帝重用维新党人便有心投靠攀附，但后来看出光绪有职无权，又反过去投靠慈禧，为个人名利出卖了维新党人，招致慈禧发动反动政变，血腥屠杀维新党人，中断了改革事业，乃是民族的千古罪人，云云。

愚以为，这完全是典型的党文化冤狱，几乎每句话都是诬蔑不实之词，乃是国人最精通的阴谋论，亦即丝毫不尊重古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先扣上现代帽子，再牵强附会地去发掘种种不可告人的肮脏动机。

老袁主张维新，那是他的阅历和智力导致的必然结果，不是什么有意投机。那个时代的所谓先知先觉（如今的先知先觉仍然如此），无非是看到并承认“中国文明不如西洋文明，中国打不过洋人，唯一的出路是向人家学习”这么一个简单而难堪的事实而已。任何头脑正常的人，只要和鬼子打够交道，迟早都要得出这个结论。老袁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朝鲜办外交和练兵，又经历了甲午战争，见识过鬼子的厉害，深知自家的痼疾，当然要变成自发的维新党人。他在小站练兵时首先以西法改革中国军制，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陆军，开办了第一个西式军事学校，成绩斐然，中外交口称赞，深获荣禄和慈禧等人器重，慈禧特赏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和乘坐拖船，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实际改革家与实权派。早在康有为主张变法前他就作出这些成绩了，乃是不折不扣的改革先驱，谈何为了爬上去而赶维新时髦？是维新党人去拉他那名声赫赫的实权派，不是他去巴结圣眷正隆的红人们。客观来说，康梁是改革的宣传者，而他是改革的实干家。两者都是改革事业需要的人，不能因为谁的声音洪亮就把全部功劳归于他，把实干家们贬为“跟风派”。

至于“投靠攀附维新党人”就更是莫名其妙。他和谭嗣同素昧平生，老谭却找上门去，硬要他去发动兵变，杀了荣禄，攻占电报局和火车站后奔袭北京，兵围颐和园。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唯一可以探讨的就是老谭是否真如他在日记中描写的那样“气焰凶狠，类似疯狂”，不但以死威逼他马上同意他的荒谬提议，甚至要求他以死威胁皇帝下发动兵变的朱谕。这些乖张举动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令人不免怀疑老袁是否无中生有，或起码是夸大其词。但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实话。谭嗣同乃是个镇日生活在古书中的典型的唐吉诃德，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游民文化的牺牲品。

老袁笔下的谭嗣同的那些乖张离奇行事，虽然太过匪夷所思，却是直接从《战国策》或《史记》上抄下来的，当初鲁国的曹沬就曾用匕首劫持齐桓公，威逼后者同意退还齐国从鲁国夺取的土地；蔺相如也曾用性命保全了赵国的和氏璧；朱亥椎杀魏国大将晋鄙，使得信陵君得以窃符救赵，而出了这个主意的侯赢则慷慨自杀，以死相谢被枉杀的晋鄙……这些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难道不是谭嗣同的人生演出脚本？他模仿得惟妙惟肖，几乎可以乱真了。

很难设想老袁能凭空捏造出这种生动的古侠士作派来。更别说老梁在《谭嗣同传》中说他“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年甫弱冠就“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长达十年。他在变法开始后鼓吹流血，甚至在被捕前三日还在“与侠士谋救皇上”，完全是个脱离现实、生活在英雄幻想中的唐吉诃德。这种奇特心态的养成，大概与他“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的经历有一定关系。被虐待的经历养成了崇尚暴力的复仇心理，再加上《史记》《刺客列传》、《侠客列传》一类古代游民文化的熏陶，便使得他变成了 “冲决网罗”（这是他的所谓“仁学”的主张）的士林异类。这在他大概很自然，只是他认定素不相识的袁世凯也是这种“奇男子”就太过于想入非非了些。

即使老袁的描述不足信，业已确定的事实也就足够震得老袁的五脏六腑统统倒转了。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功利考虑上，老袁都绝对无法接受谭的激烈主张。

须知那个时代的人被儒教忠君教义彻底洗脑，视“犯上作乱”为不可思议的滔天大罪，老谭却要他去杀了长官荣禄，甚至发兵杀害“圣母皇太后”！就算是皇帝亲自下了朱谕，又有哪个忠臣孝子会接受这种注定要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乱命？就算老谭是他老子，他也只能本着“忠孝不能两全”的君臣大义毅然拒绝。

更糟糕的是，他本来好好地做他的官，踏踏实实地干他的事业，老谭却从天外突兀飞来，毫无来由地将他这局外人强行推入帝后之争，要他在为儒家深恶痛绝的母子相残的“纲常惨变”中扮演关键角色，使得他莫名其妙地陷入道德困境，无论帮哪边都绝对只会落个不是：帮太后则是“累太后以不慈”，帮皇帝则成了“累天子以不孝”。对此老袁已经在《自书戊戌纪略后》中讲得明明白白了：

“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有无母之国哉！我皇上孝治天下二十余年，璇宫侍养，备极崇睦，薄海臣民，同深钦仰。为臣子者自当矢志忠贞，随时维持，不敢议及天子，累皇太后以不慈，更何敢议及慈圣，累皇上以不孝。 乃谭嗣同等煽惑构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

现代读者要体会他这种两难困境，只需假想一下自己去介入别家的夫妻争吵就够了。谭走后，老袁自称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绝非夸张之词。哪怕他再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随机应变信如神的英雄，被骤然抛入这种动辄得咎的困境也必然要如痴如病，不知计将安出。他后来引用《春秋》对“赵盾弑君”的谴责，反复对荣禄说决不可杀了皇帝，否则他们就要成千古罪人，我看的确是他由衷的心声，也是当时深受儒教熏陶的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心声。荣禄所说“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亦非子孙所敢闻”，就足证这是臣子能遇到的最大道德困境。而这几乎无从摆脱的道德困境乃是维新党人强加给他的，并不是他自己去揽来的。

因此，用当时的道德标准也就是儒教规定的一系列大义来衡量，老袁拒绝与“陷君于不义”的乱臣贼子合作，并举报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完全是典型的忠臣孝子的模范行为，殊不便以现代自由观或外来的阶级斗争理论评判之。

以功利考虑而言，无论是从君国利益还是从个人利害得失来看，老袁都非得倒向后党不可，这理由他也在《自书戊戌纪略后》中解释过了：

“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设予稍露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幸得佑免三危。然祸机之来间不容发，亦云险矣。 ”

这是说，当时有三大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如果康党奸谋得逞，杀了太后，则一定会天下大乱，内忧外患同时发作，中国马上就会被列强瓜分；第二个危险是如果他当时不与谭某虚以委蛇，欺骗麻痹之，则立刻会被康党杀害，再以他人取代袁的角色，内外夹攻，皇太后就要遭到杀害；第三个危险是在事泄之后，如果荣禄不马上进京调解帝后冲突，皇帝被太后杀了，各国必然以此为借口武装干涉，乱党也会籍此闹事，必致大局糜烂不可收拾。幸亏祖宗保佑避免了这三大灾难，但当时危机真是间不容发，堪称危险了。

这三大危险我认为只有第一个存在。如果康谭得手，杀了皇太后，去除了稳定当时危局的最重要因素（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弊病，如同我党是今日中国的稳定保障一般），让那伙愤青挟九重天子之威，强制推行他们的激进改革，将“老谬昏庸大臣”悉数罢免，拟定宪法，召开国会，实行君民合治，满汉不分，建设新京，断发变服改元（这些都是维新党人拟定的上谕，只是光绪不敢颁发而已。但若弑后密谋成功，皇帝便从此断了退路，只能受康谭任意挟制，必定会颁发），必然引起守旧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拼死反对。到时“弑后”之罪便必定成了诸侯“清君侧”的旗号，全国必将陷入大乱，极有可能引起列强武力干涉，如后来之拳乱然。即使免于被瓜分，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统一局面一旦被打破，乱局就难以结束了，只怕要像后来的辛亥革命一样，制造出个历半世纪才能结束的乱世来，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袁世凯主导下的新政带来的繁荣了，今日中国比现在还要落后得多。

但这危险出现的前提是老袁死心塌地投靠乱党。离了老袁的枪杆子，则毫无实力的康谭辈根本没有作乱的资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袁毅然倒向后党似乎可以说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即使是用现代标准来看我觉得也是如此。

老袁当然只会在日记中写大道理，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时的烦恼绝对不光是君国利益，更是被老谭扔进去的个人生死祸福陷阱。他给没来由地夹在皇帝和太后这两扇阴阳磨里，随便哪边都惹不起。虽然太后权倾朝野，可皇帝春秋正富，享有年龄优势。站在太后这边当然可保眼下平安无事，但日后太后死了皇帝必然复辟，到时岂不是要化为肉酱？因此，他虽然最后作出了选择，但那毕竟是非常困难的选择，其实有大半是老谭的表现促成的。

以老袁目光之锐利，不难从老谭荒诞不经的战略谋划、乖张离奇的话语行事中一眼看破康、谭辈实在是一群误国乱国的小丑，竖子不足与谋。老谭跟他说什么：“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此话为后人称道不止，反复传诵，他却立刻看出了“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绝非可以合作之辈，就算双方势均力敌，跟着他们干也绝对只有失败的份儿。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看出了老谭此来决不肯空手而归，腰间似有凶器，这绝非夸张之词。老谭既敢在半夜去策反一个素不相识的将领，将暗杀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当然也就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如果老袁如传统忠臣方孝孺那样当场明确拒绝，只怕立刻就要被谭大侠灭了口。处此危急时刻，老袁的应对可圈可点，当得上智勇双全。

他先断然拒绝了老谭的死亡威胁，显示了自己的勇气：“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接着又指出了老谭暴动计划的致命弱点——军队远在天津，起事很可能反而断送皇帝性命，然后又推出了他那现实得多的替代方案，最后还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他对皇帝的赤胆忠心，终于折服了老谭，令其乖乖从命而去。有趣的是，这故事本身倒很像《战国策》、《史记》上那些贤相感化折服前来暗杀他们的刺客的故事。老谭那梦游病患者立意模仿古侠士，最后演出的闹剧的角色却完全反串了。

在这其中，他逐步摸清了老谭的底细，连密诏抄件都看了，初步断定老谭并不代表皇帝意图，多半是虚张声势。但老谭毕竟是正当红的天子近臣，密诏上的话是真是假还有待查清。于是他便在初五请训时对皇帝说，改革要慢慢来，不要招急，要使用老成谋国之士，同时跪在地下偷窥“天颜”，发现“上为动容，无答谕”——变了脸什么话都不说。这似乎说明皇帝本人确实倾向于激进改革并“尽去老谬昏庸之臣”的，那朱谕抄件并非老谭伪造。

我想，此时才是袁大头“如痴如病”的高潮时期，回天津的路上他大概一路都神不守舍。直到见了荣禄，他大概都还没最后下定举报决心，之所以对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大概是因为荣禄一直在刺探朝廷情报，早就得知帝后失和，因老袁刚从北京来，不免要向他打听这方面的消息。老袁因为还未下定决心，再加上几天来“反复筹思，如痴如病”，状态不佳，便随口说了两句：这都是下面的小人结党营私，挑拨离间，意图谋害宗社，臣子必须保全皇帝以安天下，云云。因为是泛泛而论，所以没有引起荣禄的特别注意，过后荣禄才回过味来，从“谋危宗社”“保全皇帝”的话里意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次日一早不待袁来拜便主动上门追问端的。他的到来才促成了袁最后下定决心，当即就孤注一掷，义无反顾地站到“慈圣”那边去了。他此时最怕的就是太后杀了皇帝，让他变成弑君凶手而遗臭万年，但他当然也不会希望皇帝在太后死后复辟，所以他盼望的最理想的解决，可能还是太后废黜皇帝，另立新君。

这些心理活动当然是我根据当时人的精神世界拟想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过硬证据，但我觉得这是可能性最大的猜测，起码要比官方史学那些不顾时代、不顾起码事实强加于人的阴谋理论实事求是得多。

不管老袁实际上怎么想，我觉得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私人前途来看，他都做了正确的决策。如哪位不同意我这“满遗”、奴才加汉奸的理论，请您设身处地想想看，如果有陌生人突然来请你参加某种为当时道义绝对禁止而又明摆着只会失败的轻率冒险，您若断然拒绝就会遭到对方杀害，您会怎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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