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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侯凤菁：《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_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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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侯凤菁：《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_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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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侯凤菁：《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_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382 reads)      时间: 2007-10-30 周二, 下午1:1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10月23日的钟声

匈牙利的10月底正是摘葡萄的季节，经常天气阴霾、雾气沉沉。1956年10月23日（星期二）却是个少有的晴天。这天风和日丽，和煦的阳光沐浴着坐落在多瑙两岸的布达佩斯，使这座千年古城充满生机。

那天早晨，全城一些主要街道的墙上、树上贴满了传单，吸引着匆匆去上班的行人。他们一堆堆地挤在一起，都想看清传单的内容，最后往往由站在最近处的人高声朗读，众人侧耳静静的倾听。传单上写的是大学生们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时告知市民们当天将在市内举行示威游行。

来自波兰的消息前一天就已传到匈牙利：波兰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挫败了苏联的干涉，把1949年被贬的哥穆尔卡扶上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座位。匈牙利青年为此深受鼓舞，也想按照波兰人的样子去做。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当晚在布达佩斯工业大学召开会议，到会者多达2000多人，决定次日举行支援波兰人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裴多菲俱乐部闻讯也连夜召开领导成员会议，讨论在当时形势下应采取的立场。与会者们最初态度犹豫，担心在激动气氛下群众的行动会走向极端。但当听到赶来旁听会议的大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举行示威的决心已定，他们才决心赞同大学生们的要求，决定参加23日的示威游行。作家协会、劳动青年联盟等组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他们眼看示威游行已无法阻止，认为只能参加和从中引导这一行动，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极端行为。

匈牙利大专学生联合会22日开会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后来人们归纳为12点、14点、15点或16点等不同文本，但是它们的主要内容都是一致的。其中最详细的16点文本内容如下：

1.我们要求全部苏联军队按照和约条款立即撤出匈牙利。

2.我们要求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全体党员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下、中、上层的干部。这些干部应该尽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和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

3.必须在纳吉伊姆雷同志领导下改组政府，立即解除所有在斯大林一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的职务。

4.我们要求对法尔卡什米哈伊及其帮凶的案件进行公开调查。拉科西马加什，作为最近时期所犯的所有罪行以及使我们国家陷于崩溃的主要负责者，必须被解回国和将其送上人民法庭。

5.我们要求在全国举行普遍的、平等和秘密投票选举，选出一个有多党参加的新的国民大会。我们要求保障工人罢工的权利。

6.我们要求在政治和经济完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审查和调整匈牙利与苏联以及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7.我们要求吸收专家参加，对匈牙利整个经济生活进行改造。必须从匈牙利具体条件和我们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重新审查我国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整个经济体系。

8.必须公布我们的所有对外贸易协定以及永远无法付清的赔款的确切数字。我们要求坦诚的公布有关我们铀矿储藏、开采以及在这方面给予俄国人特权的精确资料。我们要求匈牙利按世界市场价格自由的出售铀以换取硬通货。

9.我们要求全面修订工业生产定额，立刻彻底调整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薪金。我们要求确定工人最低生活标准。

10.我们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实行交售制度和合理地利用农产品。我们要求平等对待个体农民。

11.我们要求由独立的法庭重新审查一切政治、经济案件，释放被判的无辜者并恢复他们的名誉。我们要求立即遣返在苏联的战俘和被流放者，包括匈牙利境外的犯人在内。

12.我们要求完全的思想、言论和新闻自由，我们要求建立自由电台和为匈牙利大学生联合会创办一份大量发行的日报。我们要求公开和销毁现有的人事档案。

13.我们要求尽快拆除作为斯大林主义暴政和政治压迫象征的斯大林像，代之以1848－1849年为争取自由的英雄和殉难烈士的纪念碑。

14.我们要求以过去的匈牙利科苏特纹章代替现在使用的匈牙利人所不熟悉的国徽。我们要求匈牙利部队采用符合民族传统的新式制服。我们要求3月15日为公休的国庆节；10月6日为国丧日，届时学校放假以表纪念。

15.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的青年一致宣布他们完全支援波兰和华沙工人及青年进行的波兰独立运动。

16.建筑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将尽快成立匈牙利大学生联合会地方分会，并决定于本月27日星期六在布达佩斯召开一个有全国青年代表参加的青年议会。

学生们的上述各项要求主要集中在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改革和实现民族独立这三大问题上，全面地表达了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地政治要求。因此，这些要求一经张贴到街上，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就像清水落入滚烫的油锅，激起沸腾。居民们聚在街头，一面倾听别人高声朗读这些要求，一面默默地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不时还低声发出简短的评论：“对！”“好！”“正是这样！”他们为终于盼到了可以当众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一天而激动不已，一些老年人甚至为此眼里噙满热泪。

就在这时，坐落在市中心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自由》编辑部大楼里也卷起风暴。信息灵通、政治神经格外敏感的党报工作人员们清早就举行会议，讨论面临的紧迫形势。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记者们强烈要求对报社领导进行改组，一位被视为斯大林主义的副总编辑当场被迫提出辞职。这个会议没开完就中断了，随即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党中央，警告格罗一伙应该尽快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不然会为时过晚，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在此之前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中竟无一人留在国内，他们去南斯拉夫谈判已经一个多星期。这个致力于改善匈南关系的党政代表团10月15日启程赴贝尔格莱德同铁托进行“和平谈判”，其阵容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埃尔诺、政府总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党中央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另外还有奥普罗安道尔和科瓦奇伊什特万。在国内政治气氛已很紧张之时，格罗还沉醉在这次访问的成功之中，全然不知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车站以沉稳和满意的声调发表了一个谈话：“从第一分钟起，谈判就是在真诚的同志式气氛中进行的。我们认为这次会谈卓有成效，因为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当他得知学生们的游行计划之后，显然被激怒了。

当天上午，格罗在里瓦伊、卡达尔和马罗山的陪同下接见了《自由》代表团。格罗的态度冷漠、高傲。编委会负责人霍尔瓦特马尔通陈述了编辑部的观点：应该严肃对待群众的要求，这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最后机会。格罗的回答结结巴巴，然而态度很坚决。他指责来访者丧失理智，低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他说，党和政府有办法对付制造混乱者，游行将坚决禁止。代表团中有人问如果青年们不顾禁令坚决游行怎么办。格罗和里瓦伊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就开枪。”里瓦伊还气愤地一再重复“那就开枪”这句话。卡达尔在这次接见中态度比较温和，但在实质上也支持格罗和里瓦伊的意见。

中午12时53分，电台开始播放内务部长比洛什拉斯洛发布的禁止游行的通令：“为了保障社会秩序不受干扰，在未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前，内务部不准在街道公开集会和举行游行。”

党和政府领导人这时还在玩火。作家协会，裴多菲俱乐部和大学生们多次派出代表去党中央，要求解除禁令。代表们指出，禁止游行的通令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党的领导要为因此产生的后果负责。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在场的党的领导人慌作一团，忧心如焚，但又一筹莫展。当时参加会见的代表纳吉鲍拉日在他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党政领导人会见代表时的慌乱情景：“格罗是从办公室冲出来的，其他人面色苍白，束手无策。奥普罗安道尔高举双臂哭声哭气地向裴多菲俱乐部负责人坦佐什加博尔央告说，

‘……请你们挽回局面吧！’

下午2时23分，电台再次中断正在广播的节目，宣布内务部长比洛什拉斯洛解除不准在街道集会和游行地禁令。这种朝令夕改的事在1956年10月屡见不鲜。电台接着还广播了当晚八点格罗将发表广播讲话的消息。

至于禁令是如何解除的，后来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群众代表要求的结果。也有人说在内务部高级官员会议上，布达佩斯警察局局长提出反对禁止游行，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比洛什部长马上把情况报告给格罗，征得他得同意后解除了禁令。还有一种被认为更可靠的说法：武装力量的指挥者们告知格罗，如果得不到可以开枪的命令，他们无法保证能成功地阻止群众上街，格罗这才同意解除禁令。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禁令的解除得到了格罗的许可。在此之前，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已被派往各处说明禁止游行的必要性。其分工是卡达尔去电台、马罗山和奥普罗去工会、里瓦伊去《自由》、比洛什去内务部。

在一天之内的不长时间里，电台反复广播内务部长的禁令和解除禁令的公报，使整个首都以至全国都已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也使他们进一步看到领导人的僵化、无能与优柔寡断。学生们的游行开始时，布达佩斯的许多市民早已聚集在街头。当青年学生们还在多瑙河边的裴多菲铜像下集合时，禁止游行的通令尚在生效。青年们把游行的集合地点选在裴多菲铜像下有着鲜明的象征意义。十九世纪的爱国、革命诗人裴多菲是匈牙利民族的精神领袖。1848年－1949年他参加领导了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民主革命和参加了此后的独立战争，最后战死疆场现出26岁年轻生命，成为匈牙利青年长期崇拜的偶像。裴多菲铜像高达数米，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他当年朗诵号召人民革命的力作《民族之歌》的情景。青年们从四面八方朝这里涌来，广场上和附近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们有的打着国旗和红旗，也有少数人举着表示支持波兰人民的标语牌和横幅。

下午3点这里开始举行示威活动，但是时间持续不久。著名的青年演员申科维奇.伊姆雷朗诵了《民族之歌》，作家戴里.蒂博尔转达了作家协会对学生们的支持，然后由一个学生宣读“十六点要求”。接着，数千人从这里出发，高唱《科苏特之歌》、《马赛曲》和《国际歌》开始示威游行。根据原定路线，示威群众经过科苏特.拉约什大街等地奔向玛尔吉特桥，然后过河去贝姆广场。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较少一部分人按照另一个计划在高尔基林荫道的波兰大使馆门前集合，那里的马路拐弯处便是作家协会的办公楼。这批群众的游行开始后，一些作家走在这支游行队伍的前列，其中作家协会主席莱什.彼得最引人注目。他那蓄胡须、穿高统黑皮靴的形象早为全国所熟悉。解放后这位作家曾是民族农民党领导人。

后来，这两支游行队伍在拉科齐大街与博物馆弯路的交叉处会合，声势更加浩大。沿途的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停下来为游行者让路，小汽车纷纷拐进旁边的胡同。行人停下脚步站在路边惊奇地观看，有的干脆加入到游行的行列。住宅楼和办公楼的窗户全都敞开，里面的人探出头向游行者挥手欢呼。队伍所到之处，商店、餐馆停业。售货员、厨师、侍者都被卷入人流，甚至有的电车乘务员扔下车里的乘客，自己跑去参加游行。一些人自动在队伍中维持秩序。起初，人们呼喊的口号是“以波兰为榜样，走匈牙利大道！”“波匈友好！”“自由！”“独立！”之类。后来的调子不断升级，很快喊起“推倒斯大林像”“苏联军队滚回去！”“拥护纳吉伊姆雷！”“纳吉伊姆雷进政府，拉科西进多瑙河！”“谁是匈牙利人，同我们在一起！”等等。

潮水般的人流涌到西车站附近已经四点多钟，大批下白班的工人的加入进一步壮大了游行队伍。这时有人打出挖掉苏联式国徽的匈牙利国旗，被挖去的部分留下一个大窟窿。许多人纷纷效法这个“发明”。每栋房子的守门人本来都保存节日时悬挂在大门口的国旗，游行者可以轻易地从他们那里得到，所以后来打出的被挖去国徽的国旗越来越多。

贝姆广场在多瑙河对面的布达一侧。贝姆•约瑟夫是位波兰将军，1849年独立战争期间任匈牙利国防军总司令，打过不少胜仗，后来成为匈波友谊的象征。因此，游行者选在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支援波兰人民。贝姆的塑像竖立在广场西侧，从佩斯游行过来的群众已把整个广场和附近的空地、街道挤的水泄不通。裴多菲军事政治学院的800名学员在教官们率领下也加入了示威游行者的队伍。这个学院是为军队培养政治干部的，学员都是工农出身，而且全部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出现，无疑在人群中又引起一阵激动。作家协会主席韦莱什•彼得站在一辆汽车顶上，首先向游行群众讲话，然后由大学生代表再次宣读“十六点要求”。接着，在人群中的这里那里，不断有人即兴发表演说，别人把他们抬在肩上，只是在嘈杂之中很少有人能听清他们在讲些什么。

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贝姆广场上的人群开始四散。有的走回家去，大多数人却余兴未尽，又通过玛尔吉特桥回到佩斯一侧，奔向国会大厦。这座本世纪初兴建的格特式建筑是国会和政府所在地。它门前的巨大广场上很快黑压压地挤满人，据估计最多时达20－30万之众。在匈牙利1848年民主革命和1918年“紫菀花”时期，这里都曾出现过这种群众自发地举行大规模集会的场面。

人们高呼口号，要求纳吉.伊姆雷向他们讲话。但是纳吉.伊姆雷这时并不在这里。广场上的照明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忽然全部熄灭，大家立即将手中的报纸、传单等卷成火把点燃。当照明重新恢复时，群众由于不耐烦，情绪更加激昂，不断高喊“纳吉•伊姆雷！”“纳吉•伊姆雷在哪里？”政府土地部长埃尔德伊•费伦茨走上国会大厦的一个阳台试图讲话，但是广场上顿时嘘声大作，他被轰了回去。

当10月23日匈牙利已开始沸腾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并没有在首都。他应一位农民的邀请，到巴拉顿湖北岸的鲍道楚尼去过葡萄节。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逸的快乐时刻。直到10月23日中午时分他才回到布达佩斯，朋友们向他介绍了群众的普遍情绪和要求。有人建议他参加下午的游行，引导青年不发生失控。他对此毫不考虑，甚至表示不同意学生们的游行计划，使朋友们不欢而散。当晚上群众在国会门前焦急地等待纳吉•伊姆雷讲话时，他的亲密朋友洛松齐•盖佐、瓦沙尔海伊•米克洛什和阿策尔•道马什等人乘汽车赶到纳吉•伊姆雷在欧尔肖街的住所，催请他立即去同群众见面。纳吉•伊姆雷问明情况后还有些犹豫不决，但在大家的劝说下最终还是动身了。他在车里看到街上的国旗都被挖去了国徽，不禁惊奇地叫道：“你们看那些旗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布达佩斯10月的夜晚已经很凉，但他这时却在用手绢不住地擦拭额上的汗珠。

晚上8点左右，纳吉•伊姆雷来到国会大厦。他出现的本身就意味着他们的胜利。纳吉•伊姆雷用手示意大家肃静，人声鼎沸的广场很快鸦雀无声。他开始讲话了，首先向在场的人群称呼：“同志们！”这时四处忽然响起口哨，人群也开始骚动，许多人又节奏地呼喊：“我们不是同志们！”待广场上稍微平静一点，纳吉•伊姆雷才接着讲下去。他的讲话很短，大意是说对匈牙利青年表示尊敬，但是他说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在党内讨论和澄清才能解决，重要的是要维护秩序和纪律。最后，他要求大家快点回家去，显然想为事态降温。在场的人听后都非常失望，对他的热情明显地凉下来。纳吉•伊姆雷这时也不知自己如何是好。为了脱离困境，他建议大家合唱国歌，并且自己带头唱起来。之后，有一部分人泱泱不快地离开了广场，大部分人仍然留在那里。朋友们都从纳吉•伊姆雷的神情中察觉到，他对自己讲话效果之糟感到沮丧。然而，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失利的原因在于尚未调整好自己与群众的关系。

在国会大厦门前的广场上发生这一切的同时，一些示威群众采取了另一个行动。他们来到城市公园旁边，想完成学生的要求中最容易办到的事：推倒斯大林塑像。这尊塑像是一座矗立在广场上的25米高、几十吨重的青铜像：足登长靴的斯大林站立在高高的基座上，手臂扬得高高地指向远方。这时，早已有人把一个大牌子挂在斯大林脖子上，上面写着：“俄国人，他们走时可别把我丢下！”

到这里来的多是产业工人。他们在塑像上套上上钢缆绳，想用拖拉机和卡车把它拖倒。由于塑像非常沉重、坚固，他们的多次努力都告失败。最后有两个工人找来电焊工具，在一阵蓝色的火焰和片片火花闪过之后，铜铸塑像的两膝部分越来越细。他们再套上缆绳去拖时，塑像便从基座上倒栽葱般地倒落在地上，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人们在兴奋中用卡车把塑像拖到位于市中心的博罗豪•路易佐广场的民族剧院附近，七手八脚地把它的头部割下，又有人在上面刻上“厕所”的字样。而城市公园附近的原塑像的基座上，这时只剩下了斯大林的一双孤零零的俄国大靴子，这种景象后来保持了几个月之久。

晚上9时左右，广播电台方向忽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几辆卡车开到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面的人喊道：“保安队在电台那里向人民开枪！”广场上这时剩下的人已不多，大约还有数千人，都是一些最坚定的分子。他们闻讯立即赶往广播电台。一部分人爬上卡车，大部分人步行，都想去出事的地方看个究竟。队伍拐上鲍伊奇－日林斯基大街后，不断有节奏地向正在回家的行人们狂热地高喊：“谁是匈牙利人，就跟我们走！”他们这时尚不知道，不远处的枪声已经在改变下午游行示威事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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