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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斫鉴·抗日战争·战时国府与中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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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斫鉴·抗日战争·战时国府与中共关系】 -- HGC - (770 Byte) 2006-6-19 周一, 下午12:14 (1538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 高仲謙：黑牢進出——延安縣長歷險記 (531 reads) 时间: 2006-6-19 周一, 下午12:20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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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牢進出
——延安縣長歷險記

高仲謙

我曾經管過毛澤東

抗戰前後，我與中共頭頭毛澤東等交手過招十年（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兩度被關進黑牢，我抱着必死的决心與共酋共幹周旋。許多朋友知道抗戰時我當過陝北延安縣縣長，常常驚訝的說：

「老兄！原來毛澤東管過你！」

这時，我祇好不厭其煩的糾正他們，告訴事實真相說：「不！毛澤東從來不曾管過我，倒是我會經管過毛澤東，毛雖是共產黨的主要頭目，但是對延安縣而言，他只是十多萬縣民中的一人而巳，縣民中有三四萬共黨幹部及眷屬，不與共產往來的善良民衆壹萬餘人。軍隊與學生約七八萬人，我是延安縣長。因此，我管毛澤東；不是毛泽東來管我！」

難怪一些朋友們誤會，因爲在大家的印象裹，自從政府五次圍剿迫使中共長跑陝北後，延安一直是中共盤踞的赤都，當年在延安當縣長，大家以爲是當中共所管轄的延安縣長，因而誤以爲毛澤東管過我。

其實大家全猜錯了！

自從政府五次圍剿，將中共逐出江西經過二萬五千里長跑之後，殘部在陕北落脚，延安地區就成了中共的「老巢」，大家根本沒想到延安的管轄權還是在國民政府手中。

由於抗戰時共軍假意歸降，表面上不得不接受國民政府的整編，所以我們政府在延安仍是名正言順的行政主管，執行著一定程度的行政權，國民政府所設立的延安縣政府仍然順利的運作著，以法理言，我們仍是延安的主人。

我自民國二十六年任延安縣長，乃是中華民國的延安縣長，毛澤東只是我管轄上衆多縣民中的一人，他那能管我？依行政管理的劃分，我在抗戰時乃是真正管過毛澤東。

近年來，友好極力敦促我將在延安的一段經歷寫出來，一方面爲歷史作見證，一方面也可使世人得知，在中共盤踞延安，赤焰高張時，仍然有一批忠貞人士，不畏中共的迫害荼毒，而勇敢的在中共心臟地區奮鬥，這種精神勇氣，不應磨滅，也不能磨滅。

在这种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个人虽已年逾八十，仍願勉力來談一談當年在中共赤區內與共酋週旋的往事。中共初到陝北確實狼狽不堪，因爲他們是「逃亡」到陝北的。

他們最初以江西爲武裝暴動的根據地，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

江西是華中與華南的交通樞紐，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地區如果被中共控制，則北伐統一不久的中國，必將遭到南北割裂的分裂噩運，因此政府在肅清軍閥餘孽後，就決心剿共以肅清禍患。

但是剿共並不順利，民國十九年第一次剿共即因準備不足，遭致失敗。

民國二十年後，政府又一連進行過好幾次的剿共戰爭，由於中共採取閃避的游擊戰術，中共的主力始終未被完全殲滅。

因爲那時候日本時常有意無意的配合中共，在中共局勢最危殆時，進行軍事騷擾，迫使國軍必須抽調部隊防日，予中共喘息休養的機會。

直到國軍開始運用保甲、民團、碉堡圍堵的總體性剿共戰略後，中共才在國軍一步步緊縮的包圍圈下，逐漸的被殲滅，剩餘的殘共開始其長途流竄的奔逃過程，於民國二十四年底、二十五年初，殘衆流竄到陝西省北部一帶，經過長期逃亡後，中共的殘存武裝力量不過才一、二萬人，兵疲馬乏，狼狽不堪。

延安原名是膚施縣

我家世居汧陽，從小我就很喜歡讀書，最初負笈陕西省立第一師範，而後再升入西安中山大學，專攻教育科系，矢志爲家鄉貢献所學，服務桑梓，這個志願也就伏下了我在抗戰時期在中共盤踞地區內工作，始終不退的契機。

由於在學期間，受到師長的諄諄教誨，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服膺主義薰陶，奠定報國志願。

我在求學期間，曾代表青年團體，赴京滬一帶參觀黨政措施及教育機構，並入國民黨中央黨校講習。對國家建設之宏規及總理建國之規劃，有着深刻的印象與感受好正好當時北伐統一的軍事行動又己完成，訓政時期開始，各方建設均需青年參與投入。

最初我在陝西省政府任一級單位編纂主任，並主筆陝西民報及民聲週報。

而後，我又擔任行政院陕北善後救濟委員會的委員，並在米脂縣黨部擔任黨務工作，配合政府的剿共行動，處理有關清鄉及善後的救濟工作，從這時起，我就逐漸的與共酋有所接觸了。

在這裡必須要指出一般人所誤會的一件事，那就是「延安」原來並非是一個「縣」名，只是陝西省膚施縣舊名「延安府」而己，直到中共佔據陝北並將延安當作其發號施令的大本營之後，世人才只知延安而不知有膚施，延安也就不知不覺得被人以爲是「延安縣」了。

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以前，中共雖然盤踞陝北，但是却並未進入延安過，因爲一方面那時中共本身已是自願不暇，一方面張學良的力量十分强大，陕北的重要城市都還是由國軍控制，共軍只能在荒郊野地蹲臥。

當時，毛澤東所盤踞的地方叫瓦窰堡，乃是陕北一處皮毛貿易中心，他們佔據那裹，離延安還有一百餘里地方。延安是由張學良手下王以哲部隊所駐守，一直保持著未被中共竄入的安靖情形，這時我還在米脂縣擔任國民黨黨部的工作。做陝北的肅反專員。

西安事變發生後，陕北一带的各縣負責人集中在綏德縣開過一次會，大家作軍事方面的溝通、聯繫，最後決定在軍事上暫時保持守勢，因爲當地政府軍事力量並不大。

真空時期延安陷落

不久，陝北情勢因「西安事變」有了巨大的變化，政府撤出了陝北的重要城鎮，中共的力量便乘隙而入，陝北到那時才真正的、完全的「淪陷」了。

當時，毛澤東困守在離延安東北一百餘里的瓦窰堡，可說是一籌莫展。然而「西安事變」却給予毛澤東這一撮殘共起死回生的機會，先是事變一發生，中央對殘共的監視，無暇顧及，造成了這股殘共的擴展及威脅農民參加共黨。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將各個重要的部隊召回以鞏固集中其本身力量，而使陝北地區很多地方形成真空狀況。

駐守延安的王以哲部隊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被張學良將他們由延安調防回關中一帶。

王以哲部隊才剛沿著黄河开往關中，毛澤東的部隊就由瓦窑堡進入延安，而將延安當作其主要的老巢了，這是民國二十五年冬到二十六年春天所陸續發生的事。

不過毛共的部隊雖進入延安城，盤踞了陝北一帶，但是我們忠貞的政府工作人員却並未因中共進城而退縮，仍然堅强的困守在自己的工作岡位上，與中共週旋。

這一方面因爲當時中共被國軍多方圍剿，已經是日暮途窮，不敢再逞土匪作風進城大殺大搶。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當時中共爲了苟延殘喘，不得不假装向政府投誠，而提倡所謂的「抗日聯合統一戰線」。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間，中共曾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四點保證：①共產黨不再以武力作顛覆國民政府之行動。②中華蘇維埃政府改稱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政稱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之直接指揮。③三民主義將在特區政府管轄地區切實推行。④中共將停止執行没收田地之政策。

由於中共多方佯裝要服從政府，而日本的武力侵略威脅又實際存在，因此在抗戰發生後政府就在謀求整體團結和諧的情况下，接納中共的要求，整編中共，將「紅軍」編爲第八路軍。

因此，中共雖然在西安事變後趁虛進佔延安，但是始終不敢摧毀政府原來設在延安的縣政府，便得抗戰前後那段時間內，中共雖以延安作爲其「特區政府」的大本营，但在正式的行政編組上，延安始終還保有著中央管轄的縣政府，推動縣政運作。

中共初入延安時我並非是延安縣長，而是任陕北善後救濟委員會委員兼米脂縣黨部主委，之後民國二十六年我由米膽縣南調，調到延安以南一百多公里的洛川縣當縣黨部主任委員，負責組訓民衆的工作。

從那時起，我就與中共面對面的週旋、鬥爭。因爲洛川縣的情形可說與延安大同小異，雖然政府仍在洛川保有縣政府等行政機構，但洛川實際上已被中共所佔據。

革命的工作是明知山有虎仍向虎山行，由米脂經過延安我終於到了洛川縣，當地中共駐紮兩個團的兵力，一個團是警備團駐紮在城南，團長是陳先瑞，一個是砲兵團駐紮在城北，團長武亭是韓國人，同時中共還有所謂的「地委」負責當地的政府工作，負責人高克林。而城內駐軍爲楊虎臣的一個團，團長孟某。

我到洛川後，國民黨省黨部另外還派了一位張守約委員，來和我一起負竟領導共黨佔領區的黨務推展工作，由於當時我還年輕，很多工作也都由我主動的擔負起來。

我在洛川時，正好抗戰開始，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組訓民衆，共同參與抗戰。

很多人都以爲，在中共佔領區內進行黨務及民衆組訓工作一定很困難。

其實依我個人經驗，只要知道敵人的弱點，能够利用敵人來推展工作，沒有什麼「工作難以推展」的困難。

我在洛川就是照著這個原則去作，別人畏懼中共，擔心中共是洪水猛獸，而不敢與中共人員週旋。我則主動的與中共人員打交道，借租他們的力量來完成上級交付之任務。

因此，當洛川縣專員兼縣長鍾相毓因事回西安時，上級就要我代替洛川縣長。

我在洛川暂代縣長的時間並不很長，只不過兩個月而已，其後就由省主席蔣鼎文發表我擔任延安縣縣長了。

我所以能够擔任延安縣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毛澤東進佔延安後，政府派留在延安的幾位縣長都未能負起代表政府和毛共週旋以保留政府在淪陷區實力的任務，而看我在洛川的代理成縝還不錯，才要我出任延安縣長。

政府聲音已難聽到

當毛共初佔延安城時，政府派了一位馬豫章當縣長，這位馬豫章的意志不够堅强、思想也有些左傾，他當上縣長後居然就向中共靠攏，而完全忘了政府所賦予他的責任，使得延安城中幾乎全是毛共的天下。政府的聲音難以聽到。

因此，政府就將馬豫章給撤了下來，而另外派任了馬濯江當縣長。

馬濯江思想純正忠貞、意志堅決，絕不與共產黨妥協。

但是在那種局勢詭譎、風雲變化不定的複雜地區，太過拘泥也是不能推動工作的。馬濯江縣長就是由於太保守，完全不與中共打交道，而遭中共嫉恨在心，想了很多方法來整他，使他遭了很多挫折。

中共整馬濯江最厲害的一招，就是不讓馬濯江吃飯，當時政府雖在延安有縣政府，但是實際掌握控制延安的仍是中共，中共威脅恐嚇民衆，不准延安民衆賣吃的東西給馬濯江，若是有誰敢好心的賣東西給馬濯江，立刻就被中共抓起來迫害。這下子使馬濯江過的非常艱苦，幾乎是有一頓沒一頓，作了縣長没三個月就只得含恨離開延安，但是中共當時並没有把他殺害。

那是因爲中共的武裝力量還不强大，不敢貿然殺害政府官吏，後來中共，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自己的策略成功後，我不但曾被中共抓起來關進黑牢，再交羣衆「公審」，還有一些縣長甚至於被抓在「公審」臺上殺害了。

抱著必死決心赴任

由中共以「饑餓」的方式來對付馬濯江，可知中共很早就認定「控制肚皮」是控制羣衆的最佳辦法。

馬濯江被中共逼迫離開延安後，省主席蔣鼎文知道延安是政府一個不可或缺的據點，必須要找一個既忠貞又能與中共週旋，站得住脚的人來當延安縣長，以期在敵人的心臟地带工作。因此，蔣鼎文主席就看上了我在浴川的成績還不錯，而派令我爲延安縣（膚施）縣長、兼黨部主任委員。
那時已經是民國二十七年春天的事了，毛澤東進佔延安已有整整的一年時間，陕北地區已幾乎全是中共的勢力範圍。

說真話，要在那種中共盤踞的情形下到淪陷區當縣長，是真需要有一些異於常人的勇氣，因爲中共的暴虐、殘忍，中外皆知，他們在江西暴動時殺人如麻的記錄，更會令人不寒而慄。

而我們在這些淪陷區當縣長，政府並未曾派軍隊保護。縣裹雖有所謂的「保安隊」，却也不过戔戔幾十人，與中共的數萬軍隊相比，「保安隊」毫無「保」護縣長「安」全的能力，我們到這些地方當縣長，則是抱着隨時成仁的必死的決心前往上任的。

雖然情势險惡，却嚇阻不了我們革命報國的慷慨壯志，不但是我，還有其他一些同志，也都義無反顧的前往當時所謂「陷區五縣」清澗縣、延安縣、甘泉縣、安寨縣、鄜縣等地去當縣長或縣裹工作人員，與中共的人員作「第一線」的鬥爭。

這其中，又以我所處的延安縣情勢最爲險惡，因爲延安是中共的大本營，重要的共酋都在延安，要在延安與這些共酋週旋，更是一樁困難無比的工作。

在洛川縣的經驗使我知道，中共並不可怕，只要我們能正大光明的依法行事，中共是不敢把我們怎樣的，因爲畢竟那時中共是「歸順中央」，名義上一切受到中央的節制，而我則是中央明令派任的延安縣長，是當地最高行政首長，毛澤東等再狂妄，只要我不亢不卑，我們對我還是不敢小覷。

我就是以這個最基本的原則，在延安與共酋週旋了好幾年，不但與他們平起平坐，而且還在很多地方佔其先機，爲政府作了不少工作。

匹馬單槍到了延安

我去延安時，是匹馬單槍，到了延安後，縣政府的工作人員也是零零落落的並不足額，雖然我很想照洛川縣時的作法來大力推動有關的行政組訓工作、但是當我於二十七年春到延安後，發覺延安的工作又比洛川難作的多了。

因爲延安幾乎「遍地都是毛共」，除了善良的民衆之外，毛澤東的人馬則在八萬人左右，盤踞了城裹城外，對縣政府的號令大多採取了不理不睬的態度，使初到延安時，我也與馬濯江一樣，有動輒得咎的感覺。

對於這種情形，我倒是早有心理準備，在未赴延安上任時，我曾晉見省主席兼省黨部主委蔣鼎文先生，詳細的請教他中央政府在延安繼續設置縣政府的用意及我上任後應如何因應之道。

蔣鼎文先生一再叮嚀我盡忠職守、努力以赴，並囑我在險地一切隨機應變，不必太過拘泥成規。在晉見蔣鼎文主席時，我曾慷慨陳詞，首先我把與共黨鬥爭實際經驗及延安前二任縣長未能達成任務的教訓指出：

「我們到淪陷區與毛共面對面搞工作，這個任務是極艱鉅的，但是却得有一個心理認識，那就是我們工作的目的，並非在當地與共產黨打架，以當地的我方資源，及敵我形態而言，我們也根本沒有與共黨戰鬥的本錢！」

那我們到延安當縣長是去做什麼呢？對此，我的看法是：

「我們在延安設縣政府、派縣長的真正目的，應當是利用這一個名正言順的政府機關，在當地那種微妙的、風雲詭譎的政治情勢下，充份發揮我們『監視』赤共的功能，因爲我們在延安有縣政府、有縣長，就好像是在毛共心臟部位插了一支利劍一般，不但對赤共的動向可直接了解、採知，而且更可令赤共爲之驚懼，不敢有過份逾軌的行爲。」

聽了我的分析與剖視，省主席不禁頜首點頭，深以爲是，即囑我以「監視赤共」「作中央代言人」的原則到延安發展工作。

和而不同監視毛共

「監視毛共」的任務說起來容易，作起來可就千頭萬緒，不知從何發展，延安地區當時雖然已被毛共盤踞了一年乡，政府仍依原有的體制，保留了七個機關的建制，這七個機關皆由中央各個不同的機構所派出人員負責，縣長名爲一縣之長，但要如臂使指的統制這七個機構已經十分不容易了，更遑論要與毛澤東等共酋週旋?

對於這一點，我當下曾提出自己的意見：

「以我個人在陝北與毛共週旋鬥爭多年的經驗，我認爲若要在延安達成『監視赤共』的任務，我們得由以下幾點著手進行：

「第一，要能够持續的躭在延安，保持著不被毛共撵了出來，否則還有何『監視』可言?

「第二，爲了要保持躭在延安的目標，我們的作風就不能太過强硬，當然，在政治立場及組織抗爭上我們還是要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堅定立場，但是除此之外，在平常生活上的作風，我們應以互相溝通、來往，保持一定的關係爲手段，使得我們能有管道得知毛共的內幕，否則我們與毛共一句話也講不上，又如何去『監視』他們?

基於這兩點認識，我當場提出了我在延安的工作原則是「和而不同」，換言之；我計劃在延安與那些共酋們展開密切的溝通與連繫，秉和平的作風來使這些共酋們得知中央對他們並無惡意，使他們在不設防的情況下與我交往。

建立種種直接管道

我雖然與共酋和平相處，但我也同時絕對的堅持立場，信仰三民主義，不同意共產思想的毒害。對於我這個工作的方針，上級極爲欣賞，並叮嚀我以這種方式來進行延安縣的工作。

我在赴延安上任前，有了心理準備，到達延安，接觸中共時，對他們那種冷淡的態度並不以爲意。延安共酋很多，我到縣政府接事時，沒看到他們來道賀，我知道，他們是想以對付前任縣長馬濯江的方式來對付我，想把我逼的站不住脚自行離去。

居住安定後，大致瞭解有關縣政府業務，我就開始積極主動的展開了事先擬定好的「和而不同」的計劃，我一改前任馬縣長的作法，主動拜訪他們與他們溝通。

毛共等人當時對我的「主動出擊」當然是颇爲吃驚，不過他們都是老奸巨滑，固然他們摸不清楚走了一個毫不交往的馬濯江，換了一個笑容滿面，到處與人握手談笑的高仲謙，到底有何目的，但是他們却也不將吃驚露在臉上，仍然滿臉堆笑的與我交往。

這是因爲毛澤東等共酋心中也很清楚，我到了延安當縣長，就是中央的代表，縣長更是地方的父母官，加上中共又正鼓吹「抗日聯合統一戰線」，對中央更是不得不賣帳，對我這個駐在當地的中央派來的代表，他們自然會另眼相看。

因此，雖然初去時頗爲冷清，但是由於我的積極主動很快的使延安地區的國共關係邁進了新局面，以往馬縣長與共酋們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雖然他極爲忠貞，但是這種被動的方式却也使得他無法得知毛澤束的動態與作法。

我在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陳紹禹、賀龍等主要共酋，經由不斷的往來酬酢，建立了直接溝通管道，對搜集毛共情報，監視其動態，產生了很大的功效。

當時，政府在延安，除了縣政府外，還有郵局、電報局、飛機場、兵站、軍事辦事處等機構，由於當地是敏感地區，一言一行若不注意，很容易就發生問題，尤其是與中共間「和而不同」的尺度拿揑更是必須要有分寸。

如果與中共交往太過密切了，很容易被人誤會是「傾共份子」或是被誤會已經遭共黨所滲透分化進去，但是如果不與中共交往則又無法達成上級交付任務，分寸如何拿捏，真是極費思量。

幸好，我在延安當了二、三年的縣長後，與毛澤東、周恩來及大大小小的共酋不知打過多少交道，却從來没有人懷疑過我的忠貞有問題。

我與共酋們交往，應當爲政府辯正的，絕不放棄，時時闡釋政府的嚴正立場，使共首們對我一直莫可奈何，因之上級對我頗爲信任。

周恩來真是老狐狸

有一次，周恩來由重慶回到延安，騎馬時不慎摔下來，把膀子給摔傷了，我特地帶了我們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去看他，以表示中央對他的關懷之意。

誰料到周恩來却狡猾得很，他時時刻刻都在從事著分化我們的工作，當我們一大夥政府人員去看他，問候聊天完畢，大家正預備退出時，周恩來却叫住了我，要我留下來說還有話要跟我談，其他人可以先走。

與我同去的人當然是頗爲驚訝，人人都知道周恩來是老狐狸，肚子裹的鬼主意比誰都多，有些人不免心存疑慮：「周恩來要高縣長留下來『密談』，是否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知道他們心中疑慮，我却毫不擔心，因爲我問心無愧、正大光明，自信與周恩來毫無「勾搭」，何怕周恩來這種「分化」的統戰技倆?

周恩來却是狠毒，他一方面借著單獨留我下來「密商」的曖昧態度來分化我與同事間的團結，另一方面等我留下來後，却又企圖舆我展開「心戰」，企圖給予我壓力！周恩來問我：

「今天你來；看了我的狀況之役；免不了要對上級寫情報吧！」

我對他的這個問話倒不吃驚，也知道說假話是瞞不過他的，因而坦率承認：

「對這種事我也不好否認，中央總是要了解大家的狀况，對周先生的傷勢如何，中央也是很關心的，我總得報告中央有關周先生傷勢並不嚴重的好消息。」

周恩來步步逼人，他聽了我毫不隱瞞的答覆後，就陰險的對我說：

「你知道嗎? 有關我們共產黨的情報送到你們中央後如何處理? 」

對這，我未作回答，周恩來看我不同答，就面有得色的講下去：

「告訴你！你們寫的情報到了中央後，凡是有關中共問題的，你們中央就全交給了我，情報該如何寫，你該知道了吧！」

周恩來這樣說根本就是想對我示威嘛！他想以這種威脅恐嚇的方式，來嚇阻我繼續向中央報告。我辭別恩恩來，走在路上時不禁忖想，周恩來實在是厲害，短短的幾句話就作了好多的統戰工作，這幾句話一方面暗示我們中央與他是「一體的」，一方面威脅我不得寫出對共黨不利的報告，更同時意圖分化我對中央的信心。

我當然不會受周恩來這種恐嚇的脅迫，我知道，在國共激烈鬥争的時候，中央單位裹有潛伏的共諜那是不足爲奇的，因此，我們的某些情報會爲周恩來所知悉，這也不过是敵我雙方諜報戰的一種運用罷了。

至於說中央主動將情報交給周恩來，那只是周恩來惡意的誇大與分化。

不過，爲了避兗與共酋們打交道時彼此之間心裹隔閡，我決定向中央報告時，儘量避免情緒性的辱罵，完全以實際情形上報告，達成上級要求之任務，會造成與共酋們直接的、表面化的衝突。以這種作法，我與周恩來一直保持良好關係，雙方沒有衝突過，雖然彼此立場對立，總還能保持表面上的和諧。

與毛澤東交往則比较麻煩，因爲毛澤東當時是共黨最主要的頭目，他不像周恩來一樣的到處遊走、見人就打哈哈。最初我到延安時，毛澤東還住在延安城內，我要見毛澤東總能够很快的去看他。二十八年春天，日軍爲了要轟炸蘭州我政府基地，每次出發炸蘭州時總會順道炸延安，一月時就轟炸了二十六次之多，使延安城那段時間幾乎是草木皆兵，日本飛機不分白天、黑夜，時時轟炸。

暴露草莽稱王性格

對日機轟炸，我們是不怕的，延安的老百姓也不把它當一同事，但是自稱「革命幹勁比天高」「共產黨員不怕死」的毛澤東却被這些日機轟炸給嚇的半死，心驚膽寒的搬出城外。

雖然毛澤東跑警報而不敢躭在延安城的繁華地區，但是光跑不是辦法，總得要辦事呀！

爲了與我見面談事情，毛澤東後來就在延安北邊一處民房稀少的地區，挑了間民房與我見面，在那時就可看出毛澤東奢華靡爛的習性。

當時延安處於兵荒馬亂，一切殘破不堪，大家生活都過得很苦，住在窑洞喝稀粥、穿補釘衣服，唯獨毛澤東過的是
奢侈華麗，不但吃的好，穿的好，凡事還要講究排場。

我在那間臨時安排的民房與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就很重視形式，房子當中擺了張木頭桌子，他坐桌那頭，我坐這頭，週圍最少有六個「女秘書」隨侍在他的身旁，毛澤東一付「風流天子」的派頭。

每次我去那裏與毛澤東洽商事情時總是非常的小心謹慎，因爲毛澤東這六個「女秘書」除了專門侍候毛澤東外，還負責「記錄」，幾乎與毛澤東的所有談話都會被她們記錄下來，以作爲日後的敲詐勒索之用，所以我與毛泽東談話非得小心不可，否則一讓她們逮著把柄就大事不妙。

所幸毛澤東對我表面上還十分客氣，因爲他知道，固然他是延安的土覇王、中共的大頭目，但是我高某人却也是堂堂正正的政府在當地之最高行政首長及中國國民黨在延安的最高負責人，憑此兩種身分，我是足可與他平起平坐、不遑多讓的。

沾了這種身分上的便宜，我當時要見毛澤東可說極爲容易，別看毛澤東他表面上說的多好聽；他們常宣傳共產黨內無階級、大小的分別，人人皆平等，但實際上共黨內部階級劃分的最嚴重、最厲害。

毛澤東本人就是中共的土覇王，固然那時中共內部還是鬥爭不已，毛泽東未必見得能够坐穩中共最高領導者的位子，但是他所搞的排場却已顯出他迫不及待想「沐猴而冠」的草莽稱王性格。

我這話絕非惡意破壞毛澤東，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徒向來說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表面上，毛澤東一向看起來是一副和善可親的面貌，裝得很喜歡與社會大衆親近的樣子，但骨子裹，他却會利用各種方式與社會大衆隔絕，而在「深官大院」裹作他的「皇帝夢」。

口呼同志手揮屠刀

中共「流亡」在延安，已經够狼狽了，但毛泽東仍然不改其擺派頭、充場面的性格，同時設了種種障礙，讓大家不容易找着他、見着他。

這是毛澤東狡猾的一點，他自己在外面活動，總擺出偽善、好客、平易近人的面目，要大家「經常去看看他」，但是當大家有事想去找他幫忙時，却被他的手下以各種理由給推擋、拒絕掉，根本看不到毛澤東。

連我也吃過這種虧。

我每次與毛澤東因公務會談見面，談畢要分手時，毛泽東總是很親熱的握着我的手，一叠聲的跟我說：「多過來坐坐，聊聊嘛，大家多連繫連繫！」其親熱狀好似完全把我當一家人般。

但是當我真有事要去找他時，却會受到他手下的阻挠，不容易見到他的面。

這就是中共口蜜腹劍，嘴巴說的好聽，行動上往往背道而馳。有時候，政府有要員來往延安，都要我陪他們去拜會毛澤東，我當然也是義不容辭，但却往往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因爲毛澤東手下那些「小鬼」很會狐假虎威，每次我們很誠懇的前去拜會時，他們都很神氣的推托，不是說毛澤東不在，就是說他很忙没有空。爲了這個問題，我曾當面問毛澤東：

「毛先生，我有一個請求，以後我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用電話與您連絡嗎?」

毛澤東是會作表面功夫的人，他當下立刻連聲的說：「可以、可以，當然可以！我馬上交代他們，今後有高縣長同志的電話來，直接轉給我來接。」

這就是毛澤東狡猾的地方，他明知手下人該擋駕的電話仍然會照樣擋駕，但是嘴巴上却講的很熱絡，活似把你當成他最要好朋友看待。

幾乎所有的共酋都會這一套，當面和你稱兄道弟，套關係說交情，但只要一背轉身，就無所不用其極的陷害你，這些共黨的真面目，我在延安看的太多了。

以稱呼而言，我們對毛澤東都以「毛先生」相稱，他對我們每一個人都稱「同志」，同志也者志同道合之士也；照理比稱「先生」要親近的多，毛澤東想藉稱呼「自己人」的叫法，來拉攏我們及降低我們對中共的警覺心。

不過，後來的歷史證明，中共完全是「同志口中叫，屠刀手上揮」，不要說中共迫害屠殺原屬敵人的「同志」，就是對自己人真正的共黨「同志」，內鬥起來，其殘忍殺戳的手段，真是令人不寒而傈，劉少奇、林彪等人，那個不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 林彪甚至是中共憲法內明定的「接班人」。

然而這些「同志」的最後結果却都是悽慘無比，劉少奇在默中被折磨至死，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逃亡俄國途中飛機墜落在蒙古草原上，落個屍骨不全的悲慘下場。

因此，毛澤東稱我爲「同志」，我不但沒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相反的，有時想到共產黨徒對自家「同志」的兇殘惡毒手法，面對毛澤東笑嘻嘻的面孔，我心中不禁泛起寒意，連汗毛都因而慄然聳立了。

我們常見一些人輕易的上共黨的當，受共黨利用而成爲共黨的幫兇，這是因爲未曾與中共接觸過，不知道中共爲了「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時，是無所不用其極，只要認識稍有不清、意志稍有不堅，就很容易上當受騙，不知不覺被中共騙使。

當年，毛澤東爲了拉攏我，企圖使我「倒戈乙爲中共工作，曾使用很多小手段向我示惠。

有一次我與毛澤東談話完畢後，晚上，毛泽東還特地寫了一封親筆信，派人送來給我，並附一封要我送給解放社社長徐冰的一封親筆信，他信上說：

「今天下午我們談的很愉快，我已經命令『解放社』（中共刊印宣傳資料的地方），將我們所出版的資料各送三份給你，以讓你更了解我們共黨的特色與內涵。」

這是共黨在每一個可能的情況下加强宣傳的實際表現，毛澤東寫親筆信給我，更是蓄意拉攏我，表示對我「另眼相看」，其心思十分深沉，我們對共黨每一個行動、每一作法都得要瞭解其潜在的實際用意，否則很容易上當受騙。

施展宣傳統戰手段

中共「解放社」的動作很快，那是專門刊印中共宣傳品的地方，位在延安城東過延安河的一處山坡邊的洞穴裹，那個洞叫萬佛洞，中共借用這個洞穴的天然形勢，將其裝修佈置成一處傳佈赤色毒素的大本營。

「解放社」與我住的地方相距不近，然而毛澤東的親筆信送來沒兩天，他們就將各種中共資料全都送了三份來，將我的窑洞堆了個滿坑滿谷。

中共希望我「看一看」這些資料、宣傳品，如果我被這些宣傳品給迷惑了，最好! 就算我不被迷惑，只要縣政府有人好奇的看一看這些資料，他們也就達到宣傳的目的。

與中共打交道多年，感觸最深的是共黨靠宣傳與統戰的顛覆破壞力量竊據了整個大陸。

有一次，我與毛澤東聊天，毛澤東突然很有興趣的問我，「高同志：你每個月待遇如何？夠生活嗎？聽說國民黨政府的人員待遇都很優厚，你日子應該過的不錯嘛！」

我被他這一問，楞了一下，不知道他到匠有何用意，當下就很老實的回答：

「也没多少錢吶；我是依政府規定每個月領法幣一百八十元，家人衣、食、住、行及一切開支，應付下來還蠻緊的，不能算是待遇優厚，國難當前，我們是當省則省。」

毛澤東聽了我的回答，當下眉開眼笑，如獲至寶，他立刻大聲的說：

「唉喲！高同志，每月一百八十元已經是好的不得了的待遇了，你怎麼還嫌委屈呢? 你要知道，我們共黨可才是真正的重視目前國家正面臨困難、國勢艱危，而每人都勒緊了肚皮作事。」

「你看，我雖然是共產黨的最高負責人之一，但是爲了國難當前，我們共產黨沒有階級、沒有上下的劃分，人人一律平等，皆是同等待遇，我們紅軍的一個戰鬥員每個月領五元薪餉，我也領每個月五元的薪餉，我們共產黨內還不是人人过的快快樂樂、積極奮進！」

我一聽毛澤東這麽講，知道差點又上了他宣傳的大當，因爲當時中共在向國際間大力宣傳中共的「簡樸」，「苦幹」，他們爲了使世人以爲是「土地改革者」，而掩飾其暴力叛亂的本質，就不遺餘力的塑造一些中共黨員是「特殊材料」「不要錢、不要名、只知苦幹實幹」等一類的神話。

「中國共產黨由上至下每人每個月只頓法幣五元薪餉」正是中共極力宣傳的花招之一，中共希望藉著這花招迷惑世人，誤以爲中共領導幹部個個「充滿熱情幹勁」「清廉正直」，與他們宣傳的「腐敗的國民黨」大有區別。

因此，毛澤東與我的對話，絕不是隨隨便便與之所至的聊天，而是經過其事先「設計」，想來套我的話。

只要我一承認政府官員的待遇確實優於中共，並基於客套而向毛澤東說：「你們實在真辛苦，拿那麼少的待遇！」中共就可能藉機大作宣傳，强調「國民黨派的縣長都『誇獎』共產黨『堅苦卓絕』的勤樸精种與意志！如此一來，豈不是我也變成了中共的統戰宣傳工具？

這種當，我可不會上，憑著與共黨多年的交手經驗，我已經知道毛澤東他說這一段的真正目的何在。

月亮像燒餅啥好看

談到待遇我也毫不客套，直率的正色告訴毛澤東：「毛先生您太客氣了！沒錯，我每個月拿的是一百八十元，但是這一百八十元要付家中的一切開支，我們還捉襟見肘呢！那像您，雖然每個月只領五塊錢，但是你一切開銷都不必花錢，比较起來，我一百八十元不够用還經常得拿私蓄補貼，你的五塊錢却可完全留下來，生活比我過得富裕優渥，過的舒服，我可以與你交換! 」

我這麽的「頂」毛澤東，使毛澤東感到很是尷尬，他呵呵的笑了一聲把話轉了開去，不再針對這個問題與我談了。

我之所以敢頂毛澤東，是因爲當年延安的情形確實是「以宣傳掩飾一切真相」，外地的人或許會被毛澤東那種「我跟士兵一樣每月只領五元钱待遇」的說詞所迷惑，而以爲共產黨真的是「革命的幹勁冲天」。

但是延安當地的民衆却知道這些都是共產黨的宣傳花招，沒有人相信共黨的宣傳，因此我才敢大膽的頂毛澤東，並揭穿他的虚偽假話。

江青勾搭上毛澤東

■ ■ 原作較長，上爲選錄，閲讀全文，可至——
■
【彰往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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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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