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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八：“—天的临时记者”等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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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八：“—天的临时记者”等四节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八：“—天的临时记者”等四节 (903 reads) 时间: 2006-3-13 周一, 下午6:12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八：“—天的临时记者”等四节

作者：包天笑

◆—天的临时记者

以後，我也常常回到苏州去，只不过一两天就回来了，沪宁路的特别快车已通，甚而至於早车去了，夜车回来，也是有的。可是有一次回到苏州去，似乎重要，却是带有戏剧性的。

有一天，吴讷士先生，到时报馆来访我，他说：「我们苏州即将开一次运动会，为了提倡体育，召集各学堂学生，在城中王府基操场，作竞赛运动。」我鼓掌赞成道：「这是我苏州破天荒的事，届时我一定到苏州来观光。」他说：「不是观光的事，我今天特地来拜访你老兄，届时要请你在会场上当一位临时记者，报告运动会场上一切的事。关於家乡的事，你老兄一定要帮忙。」我说：「家乡的事，应当尽力，但是那些体育运动的事，我完全是外行。」讷士笑道：「你是外行，我们在外行上还加一『瘟』字呢。（按这一「瘟」字，吴语作愚蠢解）不过还要请抚台大人到场检阅（按当时的江苏巡抚是陈夔龙）至於他们官场中人，更加是莫名其妙了。」

那时苏州的学堂，分为几派：一派是官办的，那就是庚子、辛丑以後，清政府诏令各省都要设立学堂，省有高等学堂（大学堂则设在京师），府有中学堂，县有小学堂，苏省当然是遵办了。一派是公立的，有许多中小学堂，那是地方上以公款办理的，由地方上举出人员来办。一派是私设的，许多富厚之家，扩大他们的家塾的制度，如彭氏小学堂、潘氏小学堂等等。还有一派是外国人以传教性质，到苏州来办学堂的，那是别开生面，便不在此例了。

在苏州的办学经费而言，却不必愁，即那三个书院（正谊、紫阳、平江）都有它们的产业，如田地房屋等。还有什么「宾兴」款项，那是补助士子们乡会试所需的。现在科举既废，以之办理公立学堂，最是适宜。而这种公款，一向是地方上绅士所管理的，称之为绅董。现在的公立学堂，也是这样，承袭此制。吴讷士便是绅董之一，他是吴清卿先生的嗣子，对於办学堂等事，饶有兴味。即如出了许多的知名之士如顾颉刚、叶绍钧等的草桥中学，也是他和吴中的一班同志所创办的呢。

讷士所说的王府基，是什么地方呢？原来是在苏州城内的一片大荒场，在元朝末年，张士诚在这里起造的王府，当时占地很大，想起来也必定是宫殿巍峨的。後来张士诚为朱元璋所灭了，留下这一片瓦砾之场，为的是王府的基地，至今称之为王府基，苏人也称之为「王废基」的。苏州城内，好几个阅兵之场，都不在郊原，像北寺塔後面有一个校场，也是个练武操兵之地，见之於范成大诗集，可见在宋朝即已有之了。现在这个王府基，原亦是操兵场之一。

据讷士言：今已把这个地万修茸整治起来，野草乱石，概行扫除，也还可用。那边还有一座演武厅，本来空空洞洞的，此刻也临时打扫安排起来，招待许多官绅，总要做得像模像样，不能太觉寒伧。

我答应了他，但说：「我一个人独木不成林，要几个人帮助才是。」他说：「放心！帮助的人有的是，早已预备好了。」那个时候，时报在苏州销数不少，城市和乡镇，共约有三千份，为上海各报之冠，即申、新两报，亦望尘弗及，（申、新两报，本埠销数最多。）我便想借此为时报出出风头。便去买了一块近两尺见方的白纺绸，做成一面旗子，正中有「优胜」两个大字，傍侧有「时报同人赠」五个小字，请狄楚青写的。又嘱我妻震苏绣成红字（这时她正买了一部缝衣机器，可以绣花的，结果她说不好，还是用手工绣的），雪白的纺绸上，绣出的红字，倒也觉得鲜艳夺目，到了那一天，带到运动会上，作为献礼。

开运动会的时候，记得是在秋天，这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日子可已经忘怀了。王府基的场地，果然整理扫除一清，在南面扎了几十丈的篱笆，不是与运动会有关的人，都只能在篱笆外观看。苏州地方的人，原是最容易起哄，即如城里人看三节会，乡下人看草台戏，每足以哄动一时。况且这种运动会，是洋学堂里带点洋气的玩意儿，从古以来，也没有见过。有位老先生说：在书上见过，有什么吴宫中教美人战的故事儿，说不定苏州将来的「小娘唔」（小娘唔，乃苏人对一般少女的称谓），都要上操场咧。这时万人空巷，都来观看，一早便已挤了不少人，儿童辈则都带着长櫈来的，好像上海的跑马厅周围看跑马。更有许多做小生意的人，也来凑热闹，有卖水果的，有卖糖食的，有卖油豆腐线粉的，有卖五香茶叶蛋的，真是有吃有看，十分写意。

那个演武厅上，今天更热闹了，因为今天抚台大人要来，所有苏州城内，司、道、府、县各官，都要迎候站班；还有本地的绅士们，够得上与官场交际，并能与抚宪说几句话的，也一齐都到。演武厅上挂红结彩，气象堂皇，加着那些官绅们，翎顶辉煌，友冠整肃。只听三声炮响，先有报马报到：「抚台大人已出辕了。」

当这位江苏巡抚陈筱石中丞的绿呢大轿，抬进运动场，在演武厅阶前停下时，各属员，各绅士都群趋迎候。那时候的陈筱石，还不过五十多岁吧，白白的脸儿，黑黑的胡子，真是一位漂亮而和蔼的人呢。

那时候，各学堂的学生运动员，早已一队队鱼贯入场，也都有他们的地盘与岗位，准备一显身手。我们的临时新闻发行所，就在演武厅傍边新搭盖的一间席棚，很为宽大。已预备了几具油印器，都是日本货，从各学堂借来的。几捆毛边纸，那都是国货。还有好几架脚踏车，有的教员与学生，已经学会了，可以在观前街飞驰出风头了，如今也借来一用。那就是每一个比赛节目开始，与每一个此赛节目结束，用油印器印出了报告，以脚踏车环走於会场，散发观众的。但是他们怎样的比赛，那样的节目，我现在已经全然不记得了，总之不外乎跑跑跳跳而已。西方的运动新花样，在上海方才发轫，在苏州更是望尘莫及。但在那天最後一个节目，是八百八十码赛跑，那奸像京剧里的压轴戏，陈筱石中丞见了，他说：「八百八十码，未免太剧烈了，可否改为七百七十码呢？」在他也是体卹学生呢，但大家听了，不觉好笑，便传谕奉抚宪命，八百八十码，要改七百七十码了。此事大家引为笑谈，但我想八百八十码是谁立的法？七百七十码有何不可呢？

这种关於体育运动的事，老实说：我实在是个外行。从前在青州府中学堂，那个体育教员徐粹庵，搞什么兵式体操，我看也不去看的。此刻幸亏有在这里的几位体育教师帮忙，我也便滥竽充数了。陈抚台来了，坐在演武厅正中，真像检阅军士，观看秋操一般。我想他是比我更为外行的，大概不到一个钟头，便鸣锣喝道，回到衙门，吃午饭，睡午觉去了。抚台一走，各官员也纷纷如鸟兽散。但是各绅士、各学董、各学堂的教职员等，还要支持这个场面，不能走的呀！

这次运动会，也有一张顺序单，分派於观众的。下午还有好几个节目，运动员正兴高采烈，喜气飞扬，因为许多官老爷走了，大家都显得松动起来。我们也照常发我们圈子里的新闻，我算是这个雏型新闻的总编辑了，还有好几位副总编辑，还发表了一点滑稽小评论（那天徐卓呆也在场，他曾在日本学体育，他夫人汤剑娥，便是教体操教来的）。这时篱笆外的观众，看到他们得意处，也不谋而合的拍手欢呼，做起啦啦队来了。

可是到了压轴的八百八十码赛跑，却发生问题来了（当时陈中丞说：改为七百七十码，虽然如此说，却有违宪谕，并未改过）。大家都不肯跑，说是选手与非选手的问题，成了一个僵局。实则其中还有官立学堂与公立学堂的内幕问题，因为这两派学堂向不协和。那时就有人向之调停，却未能解决。但这是最後一个节目，夕阳已挂林梢，怎能这样的僵下去呢？吴讷士心中很急，便来和我商量。我这时见我带来的这面白底红字的优胜旗，他们装了一根竹竿，插在演武厅的栏干上，迎风飘拂，我这「门角落里诸葛亮」（苏州俗语，言能出歪主意也。），忽然心生一计，我说：「现在试说，由时报献议，不论选手非选手，只要是运动员，谁能在此八百八十码跑第一者，时报即赠送这面优胜旗。」这个布告贴出去，大家说赞成，於是立刻打破这个僵局了。结果，高等学堂一位学生跑了第一，走上演武厅，拔去优胜旗，一群同学簇拥着、欢呼着，高高举起了这面旗帜，耀武扬威地回去了。

我想：这一回的赠旗之举，不免好事多为：对於时报却是擅自主张；对於运动会，出於越殂代谋；都是不合於法的。但因此一面旗而获有排解纠纷的功用，实非始料所及。这一天夜里，吴讷士在家请客，好像是一个庆功宴，还请大家吃蟹，时节已深秋了。他住居在葑门内南仓桥，原是他们世代的老宅。葑门外有蟹市，他家也有老主顾。那时阳澄湖大闸蟹，已渐著名，驰誉上海，其实秋老菊黄，太湖流域港湾繁多，处处有蟹，所谓金背红爪云云，亦不过老饕溢美之词而已。

那天晚上所吃的蟹绝巨，以一团一尖对搭，重可一斤，苏人名曰「对蟹」。我初不解大闸蟹之名，因问：「闸」字何解，疑为「煠」字的音同字异，大家用此闸字，亦习非成是了。座中有方惟一先生（名还，原名张方中，大约过继外家，後乃归宗，我馆在尤家时，即识之），昆山人，他居近阳澄湖。因说：「闸字不错。凡捕蟹者，他们在港湾间，必设一闸，以竹编成，夜来隔闸置一灯火，蟹见火光，即爬上竹闸，即在闸上一一捕之，甚为便捷，这便是闸蟹之名所由来了。」谈起蟹来，便也有种种故事，兹不赘述。

座中又谈起这位陈夔龙陈抚台。讷士说：他本是杭州许家，即许庚身家的女婿，他的所以升迁这样快，不用说全靠许氏之力。所以他对於他的这位太太是非常尊敬的。只可惜膝下无子，仅有一位千金小姐，她的父母，当然对她宠爱非常。这位小姐，年方十七、八，秀外慧中，真是既聪明，又美丽，在陈夔龙来苏州上任以後，不幸这位小姐，竟香消玉殒了。他父母是哀痛逾恒，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最可笑的，苏州官场中那些下属，趁此竟大拍马屁。有一位下属，请了个名画师，画了一幅仙女图，缥缈云雾之间，似月里嫦娥一股，还做了诗，呈献上去，说这位小姐，不过小谪人间，现已仙去了。这还算是附庸风雅的事，更可笑的，此间有一位巡警道汪某（或云汪瑞闿），叫纸扎店扎了一队巡警队共三十六人，和人身一样高，服装也和现代巡警队一样齐整，到了这位小姐出殡的那一天，作为仪仗队焚化灵前。陈夔龙虽也觉得这种事无聊得很，但碍於太太正在悲痛爱女之时，也就不管它了。

谈起了吃蟹，又忽忆起了吃熊掌的一件故事儿。小时节读「孟子」，有两句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两句，鱼是在我们江南水乡，已经吃得很多，熊掌却从未尝过呀！有一天，吴讷士到上海来，便走进了时报馆的息楼，他也是息楼中来宾，苏州同乡除我外，还有龚子英、杨翼之诸位，是息搂常客，而也是讷士的熟友。他说：「今天请你们吃夜饭，有熊掌一味，请你们尝尝。」原来那是他的一位北方朋友带来送给他的（按，他们吴家，和袁世凯、张之洞家都是亲戚）。他说：「这个熊掌，我问了上海几家菜舘，都不知怎样烧法，连那些号称北京馆子也说搞不来，倒是广东馆子说可以做。我昨天已交给杏花楼了，不过要今天晚上九点钟才可以吃，请各位赏光。」杏花楼是上海最老的粤菜馆，开设在福州路，和望平街不远。熊掌我们谁也没吃过，大家也愿意去尝试一下，以快朶颐。

那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为了守候吃熊掌的时刻，雷继兴、林康侯等提倡打小扑克。这时舶来的睹品，已侵略到上海来了，几夺麻雀之席，还有一种叫做「沙蟹」的，上海人称之为「强盗赌」，我们还不敢染指，扑克则已风靡一时。先时，讷士拿到三个十，换两张，我起首就是四个Ａ，故意换一张，我的下家，却是不换牌，可知不是同花，便是顺子了。不想讷士所换的两张中，又有一个十，也有了四个十。於是连我下家不换牌的，三人争加注码不已，当然最後是我胜了，赢得数十元。所以那天的杏花楼，除了熊掌以外，其它的酒席，是我付的账，当时物价廉，不过二十元而已。息楼打扑克，很多奇迹。有一次，有人以一个同花，遇着人家一个同花顺子，狄楚青在傍拍手大笑道：「我得妙句矣，其词曰：『君有同花，我有同花顺』妙极！妙极！」因为王渔洋有句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曾传诵一时，至词人称之为王桐花，楚青乃改之以为雅谑。至於这个熊掌，却是红烧的，颜色浓重可观，想见杏花楼已到火候功深地步。不过我却嫌其大黏腻。不是我和孟夫子闹别扭，他说「舍鱼而取熊掌」，我则宁愿舍熊掌而取鱼呢。

◆编辑小说杂志

前所纪载，我在上海的时报馆当编辑的时候，同时也写小说，编杂志，一天到晚，就忙了那些笔墨上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当壮年，精种很好，除了编辑报纸杂志以外，每天还可以写四五千字，在卖文上，收入很丰。那个时候，各女学校的教书已不去了，因为这个工作很苦，你倘然上两小时的课，就有一小时奔波在路上，租界华界，还要换车。而且课前还要预备，课後还要改卷。所得报酬，微乎其微，在史量才的女子蚕业学校，与杨白民的城东女学，算是半义务性质，每小时仅致酬半元；民立女中学则每小时致酬一元，觉得不如安坐家中，写写小说，较为自由而舒服便利得多了吧？

今要提起我所编辑的「小说大观」：小说大观是以文明书局名义出版的，那时文明书局已归於中华书局了，而它的名义尚在，不过做了中华书局一个附庸。主其事者为沈子方，那时还没有开办他的世界书局，便经理文明书局。他是绍兴人，绍兴人在上海，一向是在旧书业中一股巨流。

小说大观是预备每年出四巨册，每册约二十多万字，大型本。每年出四册的，名之曰季刊，现在出小说杂志的，都是出的月刊，出季刊的却还是没有。我对於出季刊，却也赞成，但对於小说大观这个名称，嫌它太庸俗，不雅驯。因为那时候坊间所出的什么大观、什么大观，实在太多了，他们只求量多而不求质佳，未免令人齿冷。可是以沈子方的见解，似乎要标示他的雄心豪志，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执定非「小说大观」四字不可。他说：「我们一出版就要使人家哄动。我们决定以後，我就要预先登广告，如果用小说大观这个名字，我在推销上，大有把握，若用别的名字，我就不敢说了。」我没有法子，只得屈从他了。因为我那时知道：一种出版物的发行，非常重要，在推广销路上，也正大有技术，他们商业上所称的「生意眼」，未可厚非。他是在发行上有把握的人，我们不能不相信他，以为是可靠的了。

商量到封面的事，我却占胜了。因为近来普通的那些小说杂志，都考究它的封面画，各种封面画，都用到了，而最多的封面上画一美人。直到如今，封面上用美人的还是很多，人称之为「封面女郎」。但我却主张用朴素的封面，不要那些封面画。这是一本大型挺厚的杂志，须用厚纸作封面，以朴实古雅为宜。子方想了一想，也以为然。不过每一期的封面上「小说大观」四字，每期要请一名人书写，这也是可以做到的事。

出版「小说大观」的时候，已经在辛亥革命以後了，也举办了三年，整整的出了十二巨册，每一册上，我自写一个短篇，一种长篇，此外则求助於友人。如叶楚伧、姚鵷雏、陈蝶仙（天虚我生）、范烟桥、周瘦鹃、张毅汉诸君，都是我部下的大将，後来又来这一位毕倚虹，更是我的先锋队，因此我的阵容，也非常整齐，可以算得无懈可击了。而且那时候，创作的小说渐渐增多，不似以前的专靠翻译。我写的短篇，记得有「冥鸿」、「牛棚絮语」、「影梅忆语」、「天笠礼佛记」等等，大半都有本事。惟周瘦鹃及张毅汉两君，都是译作。此外有许多名作，最使我不能忘怀的，那是苏曼殊所写的一个中篇「非梦记」。那是他最後的一篇小说了。（按，在翻译小说中，有一部是署名「悲惨世界」，是苏子由、陈由己两人合译的，其实苏子由即是苏曼殊，陈由己即是陈独秀。原书是法国嚣俄作品，上海东大陆书局出版，後来我屡觅未得，附记於此。）

推销方面，沈子方的确有把握，因为他们各埠都有分店，各处也有分销处，最少四五千份是靠得住的。以前上海办杂志，以能销三千份为一个本位，惝然第一版能销三千份，就可以不蚀本了，他们的支出与收入，也作三千份计算，假使销数超出了三千份，那就要算赚钱了。以後越销得多，便是越赚钱，因为他们既打好了纸版，倘使添印，所有稿费、排工，都不必计算在内了。

小说大观中的作品，在五、六万字以内的中篇，便是一次登完。十万字以外的算是长篇，也必在两期内登完，太长者我们便不大欢迎了，那只可以在日报上连载较为合宜。读小说如听说书一般，要继续读下去，方有兴味，那种季刊要三个月出一期，人家把三个月前读过的，早已忘怀了。其次，小说大观里面的杂俎栏，那些笔记、诗话、小品文、随感录，亦都是名人所作，颇能引人入胜。不过当时许多著作，还是文言为多，白话较少。

关於小说大观的图画，我倒不能不说一说。沈子方也是要许多时装士女作为号召的。在「小说时报」时代是狄楚青很为高兴，由他担承一切，还有他的民影照相馆，可以供应资源，不愁缺乏。但是在小说大观上，沈子方没有办法，却是全要我去张罗了。每一期的小说大观，图画要十余页，除去一二页中国风景或外国人物之外，全是要所谓时装美人，而且每一页不止一个人，二三人、三四人不等，还要予以配合，外加花边（这事我请了孙雪泥君为之绘画），试想一时之间，那里去弄这些照片呢？

要向那班闺秀名嫒去索取照片，休得问津。从前我办妇女时报，也只有几位开通的女士们，方肯取出照片来，给我登载。那些深闭固拒的太太小姐们，好像凡是正派的女子，都不能以色相示人。我那时在上海也身入花丛，偶然也可以向她们索取一两张照片，但也无济於事，那时上海的照相馆有一个规则，非得本人同意，不能把照相送给人家与卖袷人家的。

还有这小说大观上所要的，大都是海上名校书，素负时誉的人物，而她们有些还不肯以照相示人的；有些不喜欢照相的，偶然照了一次，又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所以徵求照片那件事，在当时也是有些麻烦的。

可是机缘来了，我那时认识了一位笑意老六（她後来是钱新之夫人），我向她索取照片，并诉说向姊妹们索取照片的不易。她笑说：「你今晚十二点钟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供给不少照片。」我绝不爽约，报馆里的事完毕後，如期而往。不想刚到了她的妆阁里，她又要匆匆出堂唱去了。她临走时，投给我一个钥匙，说道：「这个钥匙，是开梳妆枱抽屉的，照片全部都放在抽屉里，请你自己去选取吧！」

我便开了她的抽屉一看，除了她的几件珍贵的饰物以外，满抽屉都是姊妹们的照片。有些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有些是她们秘不示人的。原来笑六自己就喜欢照相，她照了相後，便把自己的照片，与姊妹们交换，交换得来後，就塞在抽屉里。我这时如入宝山，便有些应接不暇了，看看这张也好，那张也好，都觉得不能舍弃了谁。她本来说：尽我携取的，我就老实不客气，不管环肥燕瘦，一鼓而擒之了。

我便留下一张条子，报告她取了若干张，又声明用过以後，可以一律奉还。这一部份照片，足可以供小说大观三四期之用，而且都是当行出色，名下非虚的。第二天，我请她吃夜饭，谢谢她的盛意。我问她：「这些照片，不得她们本人的同意，登出来没有妨碍吗？」笑意老六的为人，非常豪爽而坦白，她拍着胸脯道：「请放心！有人说话，我负责。吃堂子饭的人，还搭什么架子呢？」因为她喜欢看小说，我便送了她我自己所写几部单行本，如「情网」、「空谷兰」、「梅花落」之类，小说大观出版以後，也赠给她与登有照片的姊妹们，托其转赠。

除了小说大观外，我们又出了一种「小说画报」，那是别开生面的。这小说画报的设计，说来也很为可笑的。那是有一天，我患了失眠，夜来睡不着，胡思乱想，便想出了这个设计来。谁知这个空想，却成了事实。这小说画报的几个大纲，却如此的：

一、小说画报中的小说，不用文言，全是白话的。因为上海那时所出的小说杂志，文白兼收，有的推砌了许多词藻，令人望之生厌，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现在的小说画报全用白话，一如画家的专用白描，不事渲染，可以一矫此弊。

二、小说画报中的小说，都要创作，不要译文，这也是因为现在译作太多了，尤其在英文、日文中译出来的，他们外国文还没有读通，便想译小说以博稿费，因此错讹百出，而译出来又不大能用，不是抂费精神吗？也有的外国文虽好，而国文欠佳，往往辞不达意。因此之故，主张多登一些创作的小说。

三、小说画报是石印而不是铅字印的，这在当时，却有点像开倒车，而且还是用线装的，这不免更有些复古意味了。不过这种线装，却是模仿的日本型式，用各式丝线，在书脊上贯穿着，像他们对於几种美术书本，都是如此的，虽是仿古，而却有新趣味。

四、无论长篇短篇的小说里，都有插画，为的是图文并重，所以称之为小说画报。但是绝不用照相铜版图画，而是仿从前的「点石斋画报」那种型式，画要工细，不要那种漫画、速写，或是半中半西式的，当时给小说画报绘图的，我记得有钱病鹤、丁慕琴（悚）、孙雪泥几位老朋友。

这在起初时，不过是一时理恩，偶与沈子方谈起，他竟大为赞成，却以为这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和这些商家合作，他们往往行一种「说着风，就扯蓬」的脾气，并且督促我即日筹备，邀约写小说的朋友，好在我的班底是现成的，至於印刷发行上的事，由他负责，照印书的成本算，反较铅印为廉。但是我却觉得这种刊物，不免有些标新立异，是个反时代性质。因与他约定了，不论销数如何，必须办完一年。因那时上海办杂志，真是风起云涌，但亦很多短命的，才露头角，便即夭逝，他也立即答应。

小说画报是月刊，於是我便约齐了许多朋友，有的写短篇，有的写长篇，有的短长篇都写，为的是都要创作，大家便提起精神来。记得毕倚虹写了一个长篇，题目叫做「十年回首」，署名是「春明逐客」，是记述他十年前在北京当京官的故事儿。因为他家是簪缨世族，他十六岁就到部里当差去做官的。他写的为了身体矮小，特定制了一双厚底靴子，在家里演习：「引见」时的排班背履历；到部谒见堂官等等，都是未经人道过。那时北京的相公堂子，还未消灭，他也跟着人逛胡同。可惜这书未写下去，那要比李伯元所写的「官场现形记」高明得多咧。因为李所写的，只不过是道听涂说，而他却是身历其境呀。

周瘦鹃也写了一个短篇，名曰「芙蓉帐里」，是叙述他新婚之夜的事（按，瘦鹃其时新结婚，是我做了他们的证婚人）。他的夫人名凤君，这篇小说写得很细腻，那也已经不似我们那时的旧式婚姻了，他的文词中有「凤君啊」「凤君啊」的几句，同人每以此为取笑之资（现在写此稿时，这一位贤淑夫人已逝世，瘦鹃已续娶了）。其他如叶楚伧、姚鵷雏、陈蝶仙诸君，每期都有稿子。还有一位新作家是刘半侬，（後改名刘半农）我也忘记是谁介绍来，他写了一个长篇，开头还好，後来不知写到那里去。向来杂志上的稿费，都是分期付的，而且要出版以後付的。有一天，他跑到我家里来，他说：「这长篇完全写成了，你付袷我稿费吧。」我问何以如此急急？他说有一机会，要到北京去，以此稿费作旅费，请帮帮忙。但是我向沈子方说，他不肯付，他说：「不能破例。」而刘半侬又迫得我甚急，大概为数有六七十元，不得已我只得挖腰包垫付了。以後刘半侬从未见过面，亦未通过信，而他的到法国、考博士，荣任北大教授，也可算得一帆风烦了。

小说画报初出版时，却也风行一时，照例印三千册，可以销完。但石印书不能打纸版，也不复再版，可是後来的销数渐渐退缩了。我就觉悟到这种刊物，到底是有点反时代性，不能再用古旧的型式，以示立异。那时的读者，只求外观，不顾内容，最初以好奇的心理，购几册来看看，以後又顾而之他了。不过无论如何，也得履行前约，出完了一年十二册，以了此局。

不久，文明书局便正式归并於中华书局，沈子方就跳了出来，组织了他的「世界书局」。他们绍兴人对於书业有根底，向来对於旧书业有办法，现在对於新书业，一样有办法。同时另一个绍兴帮也开一家书局，这就叫做「大东书局」。

如果那时候以商务印书舘与中华书局为上海第一号书业的，那末，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便是上海第二号书业了。那个时候，在福州路（俗呼四马路）从山东路（即望平街）起至河南路（即棋盘街）止，完全是报舘与书店，所有「商务」「中华」「世界」「大东」都在其内，所以人称此一带为「文化大街」。

沈子方开办了世界书局以後，一切要另起炉灶，自不必说，而那时这个後起之秀的大东书局也堀然而起。有一泣沈骏声君，是沈子方的侄儿，英俊有为，他是大东书局一个干部，专与上海的作家接洽，我又为他们编了一个周刊，名曰「星期」，是小型的。虽然是小型的，却也长篇、短篇、笔记、杂俎、小品文，色色俱备，可以说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时候，在写作上帮我忙的，以毕倚虹为独多。这时他已不在上海时报馆了，为了他父亲故世，亏空了公款，他以承继人的资格，关在杭州县衙门里吃官司。虽然吃官司，却住在县衙门的花厅里，清闲得很，就是不能出门一步。於是一篇一篇的短篇，写了寄给我。此外便是徐卓呆，专写讽刺滑稽小说。姚苏凤不写小说，好写小品文。范烟桥的写作，趣味盎然。此外如叶小凤、姚鵷雏、陈蝶仙君，各有所事，不再写稿了。

但有一个人，我必须在此提及，便是这位笔名平江不肖生先生了。向君留学日本，写了一部小说，名曰「留东外史」，回国售稿，却没有人要。後某君以极廉价购了，出版後，销数大佳，於是海上同文，知有平江不肖生其人（关於「留东外史」及向恺然其人其事，将另述）。但「留东外史」虽畅销，而向恺然其人则踪迹杳然，有人说已回湖南去了，有人说又到日本去了，莫衷一是。

有一天，我遇到张冥飞君，谈及此事。冥飞笑道：「你们不知，我却知道向恺然仍在上海，但此君意气消沉，不愿多见客呢。」我急问其住址，我说：「我以诚意访他，或可一见。」冥飞以向的住址告我，乃在新闸路一条极湫隘的弄堂里，名曰斯文里。冥飞且告我：「你要访他，须在下午三点钟以後，倘然在夜里夫更好。」我说：「我知道！向大人乃瘾君子也。」冥飞鼓掌道：「对啊！对啊！」因为张冥飞亦是湖南人，故我知所言甚确。

到了明天下午四点钟，我便去访问他了。他住在一家人家的楼上，一踏进去，我便记得从前人家一副集句的对联，便是「垂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有一位少妇，不知是不是他的太太，总之是他的爱人。此外房间里还有一只小狗，一头猴子。他是刚起身，必须过了瘾方有精神，我就不客气就在他烟榻上相对而卧了。那天就谈得很好，我要他在「星期」上写文字，他就答应写了一个「留东外史补」，还有一种「猎人偶记」。这个「猎人偶记」很特别，因为他居住湘西，深山多虎，常与猎者相接近，这不是洋场才子的小说家所能道其万一的。

後来为世界书局的老板沈子方所知道了，他问我道：「你从何处掘出了这个宝藏者。」於是他极力去挖取向恺然给世界书局写小说，稿资特别丰厚。但是他不要像「留东外史」那种材料，而要他写剑仙侠士之类的一流传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意眼，那个时候，上海的所谓言情小说、恋爱小说，人家已经看得腻了，势必要换换口味，好比江南菜太甜，换换湖南的辣味也佳。以向君的多材多艺，於是「江湖奇侠传」一集、二集……层出不穷，开上海武侠小说的先河。後来沈子方索性把这位平江不肖生包下来了。所谓「包下来」者，就是只许给世界书局写，而不许给别家书局写，就像上海戏馆老板，到北京去包了名伶来唱戏是一个典型。

这个「星期」周刊，也只办满了一年，整整五十二册，其中有四个特刊，什么婚姻号、婢妾号等。我觉得办周刊很为吃力，每七日一期，是追紧在後面的，要休息几天也不能，又没有一个助手，我对此实在有点倦意。

我便与经理这一部份事的沈骏声相商，我说：「倘继续办下去，请另换一人编辑，写稿我仍担任。」

可是续编也找不到人，其时瘦鹃也正在大东书局筹备一种小说杂志，取名「半月」，那就正好，於是「星期」便即停刊，「半月」是半月刊，比星期从容得多了。

◆在商务印书馆

我自入新闻界以後，每日与笔墨为缘，自不必说了。但译写小说，则不是这个时候为始。第一次写小说为「迦因小传」，那时间的译作，都是文言体。在未到时报馆以前，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便与我通信，因他们出版了教育杂志，要我写一种教育小说，或是儿童小说，要长篇的，可以在教育杂志上连期登载。但是我当时意识中实在空无所有，那就不能不乞灵於西方文化界了。

这时我每从青州回苏州，或从苏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经上海。到上海後，必常到虹口的日本书店，搜寻可译的日文书，往往拥取四五册以归，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译欧西各国文字者，我便在此中选取资料了。於是第一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苦儿流泪记」；第二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馨儿就学记」；第三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弃石埋石记」。

先说「苦儿流浪记」，原著者是一位法国人，名字唤作什么穆勒尔的，记一个苦儿流离转徙，吃尽了许多苦头，直至最後，方得苦尽甘回，叙事颇为曲折。颇引人入胜，而尤为儿童所欢迎。实在说起来，这是儿童小说，不能算是教育小说。我是从日文书中转译得来的，日本译者用了何种书名，是何人所译，我已记不起了。不过我所定名为「苦儿流浪记」，颇合原书意味。後来闻章衣萍曾译此书，定名曰：「苦儿努力记」；徐蔚南又译之曰「孤零少年」，均在我所译的十年以後，我均未读过，想他们均在法文原本中译出的了。这「苦儿流浪记」还曾编过电影，在还不曾有过有声电影的时代，已经在欧西有出品了。这电影到过上海，我错过了没有看到，後来有友人告诉我的。

再说：馨兄就学记写此书时，却有一重悲痛的故事，原来我最先生育的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是唤作可馨，这孩子生得俊美而聪明，又因我们前此有几个孩子不育，我夫妇颇锺爱之，因此我写这小说时，便用了「馨儿就学记」的书名，不想写未及半，馨儿还未满三岁，又殇亡了。（关於馨儿殇亡的事，後再拟提及。）後来夏丐尊先生所译的「爱的教育」一书，实与我同出一源。不过我是从日文本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

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本为日记体，而我又改为我中国的夏历，（出版在辛亥革命以前）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以我家为蓝本，今试摘录一小段於下。

三月廿三日，我侍我父母，往扫先人之墓。我祖莹在支硎山下白马涧，相传为支公饮马地也。时则父母携我及妹往，并随一老苍头。自金阊门，买棹行，虽轻舸一叶，而明窗净几，荡漾於波光山影之中，如入画图也。船娘二十许人，为态至甜净，衣服复楚洁，舟行如飞，和风煦拂，春意中人欲醉。两岸桃花，缤纷如红雨，落英飘堕水面，争为游鱼所接也。

船进环龙桥，即系缆於树桩，岸距吾莹可三里弱，吾母及妹乘山舆以行，老苍头担箧而从，余与吾父喜徒步，循紫陌而行，菜花已黄，蜂蝶作团，而泉流之声淙淙然，与枝上流莺相酬答。展墓时，我父告我以：「主位为若曾祖父母，昭穆乃若祖父母也。若祖母吴太孺人，以孝闻於戚友间，若祖父早卒，祖母事衰姑，十余年如一日，食不安味，瞑无恬睡，所谓先鸡鸣而起，後斗转而息，仍未一解带安睡者。卒以劳瘁过甚，先汝曾祖母而逝，悲夫我母也。」我父言此，泪为之潸。

我母闻父言，亦襟袖为湿，而阿妹见母哭，则嗷然大号，我乃痴然如木人。我祖母之傍，有一小茔，我母语我曰：「此汝长姊可青也，殇时仅三岁，最得祖母欢心，每晨，必向婆婆索饼铒，後以病疡，殇时犹紧握尔父之手呼爷也。嗟夫青儿，今得长侍慈爱之大母矣。」我母语时，亦泣不能仰，我妹揽母颈，谓母不要哭。守墓看为一媪，与我父缕缕然道太夫人事，而肩山舆之老乡人，亦能话我家前三代故事。展墓既竟，守墓人请顾其庐，将烹茗饷客。我妹入乡村，觉在在皆可爱玩，沿路行来，掇拾野花，芳菲盈握，置诸吾青姊之茔，云将以此代花圈耶。既入媪室，亦颇精洁，村中儿童，围而观之，复窃窃私语，我母出铜圆数十枚分赠之，曰「添土钱」，此乡俗例也，咸欢跃道谢而去。

这都与「爱的教育」原书原文无关的，类此者尚有好多节，无需赘述了。当时尚不用语体文，那也是时代背景使然。以现在一般人的目光，那种文言，已成过去了。

至於「弃石埋石记」，这是日本人所写的教育小说，作者何人，已不记得，总之是一位不甚著名的文学家。其中关於理论很多，是日本人对於教育的看法。好像关於师生的联系，有所论列，那也对於我们中国尊师传道的统绪，若合符节。那书倒是直译的，译笔有些格格不吐，我自己也觉得很不惬意。所以究竟是怎么一个故事，到现在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这三部书的发行，销数以「馨儿就学记」为第一，「苦儿流泪记」次之，「弃石埋石记」又次之。「馨儿就学记」何以销数独多呢？有几个原因。一、那书的初版是在庚戌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全国的小学正大为发展。二、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又正在那时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设立分馆，销行他们出版的教课书，最注重的又是国文。三、此书情文并茂，而又是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最合十一、二岁知识初开一般学生的口味。後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时定价每册只售三角五分。所以此书到绝版止，当可有数十万册。「苦儿流泪记」虽然编剧演戏，也盛极一时，销数不过万余；至「弃石埋石记」，不知曾否再版（商务初版，例印三千部）。

我写此稿时，案头有三部「馨儿就学记」，那都是友人从旧书摊上拾得了寄给我的。有一册是民国二十七年在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面还画了一幅儿童观看的画，标明国难後第四版；有一册是上海第十八版的。还有除商务出版以外，各地方翻印的也不少呢。

民国成立以後的某一年，教育部忽然寄给我三张奖状，那就是奖给我这三部教育小说的。何处来这不虞之誉，好似天外飞来。询之商务，乃知前在时报馆息楼中的常客袁观澜（希涛）先生，已荣任了教育部次长，蒙他加以宠赐呢。其时总长是谁，我已忘却了。

再说到这三部小说的稿酬吧，那是每千字三元。千字三元，在当时也很算优待了，平常不过是千字两元。但每月所登载的不过一万字，只不过三十元左右而已。但我要写一笔，这三部书的稿费，没有全部入我荷包。为什么呢？原来那时候，商务印书馆正在加股，这加股是不公开的，尽先对於自己公司里的职员，有优先权。有几位同事，劝我将稿费积存作为股款，可以作一个小股东。（那时是每股百元吧）。这个时候，商务的营业，已年年有盈余了，也真能引人入彀，於是我在商务的股份便逐渐增长起来。到後来，有一位友人郑君，他有一部份商务股份，也让给了我，我共有了商务股份三千多元，够得上一个董事资格，（商务任董事，起码要有股份三千元），不过到我写此稿时，早已归公了。

我进了时报馆以後，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早已成立了，张菊生（元济）是总编辑。夏瑞芳那时已为总经理，以他的长袖善舞，成为书业界钜子了。记得那时中华书局尚未开业，商务印书馆几位老友，後来访问我：「能到我们编译所来吗？我们大家欺迎你来。」可是我那时巳答应了曾孟朴的「小说林」，每天又要报馆里编辑新闻，随後又被拉到女学校去教书，东扯西牵，实在忙不过来。我想有一个时期，曾称之为「游历编译处」，现在又要走老路了吗？还有一个问题：商务的编译所，是在闸北宝山路，那是属於华界的，我到上海，先住在英租界的爱文义路，继又迁居到老西门，到宝山路有多么远呀！坐人力车，到那里要换车子，因为租界里的车子不能去呢。所以我总婉辞了。

直到一九一二年，就是辛亥革命的明年，庄百俞奉了张菊老之命又来劝驾了。那个时候，我已迁移到接近北火车码头（即沪宁铁路的上海站），一条里弄唤作庆祥里，南出爱而近路，北接界路，到他们编译所的宝山路较近，踏到宝山路口，便可雇车，似觉便利得多。并且那时「小说林」也不去了，女学校教书也停止了。只是我要问庄百俞兄：「我倘到你们编译所去，有何种工作呢？」

百俞道：「这个我还未能知其详。」我想要我译日文书吗？又是写小说吗？我的技俩，只有此耳。因为我在广智书局时要译一本「下水道」的工程书，把我吓怕了，不敢再尝试。百俞说：「不！大概是关於教育一方面的。」我说：「那不免问道於盲了，我也不懂得什么教育，近来许多在东西洋学习师范回国的人也不少，不是可以延请吗？」

百俞说：「你如能俯就的，最好请到编译所看看，或者和他们几位主任谈一谈。」我说：「好的，我当来拜访一下。」

约定了日子，我便到宝山路商务的编译所去了。商务印书馆可说是以编辑教科书起家的。最先以三千元的资本开设在北京路的印书馆时候，便有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销行於上海各中、小学堂，一时颇为流行。他们号称商务印书馆，当然以赚钱为主，现在学校繁兴，这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更有推进文化的功劳。自从扩张了印刷部，推广了发行部，又开办了这个编译所，延请了许多知名之士，大大地致力於此，已非昔日寒伧可比。虽然此刻新刊古籍，丛书杂志，联续不断，而仍属於教育为大宗。

我那天去了，就算是拜访庄百俞，他那里有个小小的会客室，坐定以後，百俞出见，他说：「今天竹庄没有来（按，蒋竹庄，名维乔），要见见菊生先生吗？你们也是熟人。」张菊老我前在金粟斋译书处时，曾经会见过多次（现在金粟斋出版的严复所译各书，也归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他也和狄楚青相熟，但不甚亲密，不过商务出版的新书广告，只登时报一家（有一时期，商务每日出版新书两种，规定登时报封面报头旁边，以包月计，每月似为二千元），到上海後，数年来没有见过张菊老，从前的所谓维新党人物，今亦寥落了。

张菊老出见，长袍马褂，风采不减当年，就是同我一样，脑後少了一条辫子了。先谈谈金粟斋的旧事，旋问问时报馆的近状，然後谈到了正文。他说：「我们出版的小学国文教课书，年年改版，现在革命以後，又要重编了，要请阁下来担任其事。」我说：「我没做过这个工作，恐怕才力不及。」他说：「看过你写的教育小说，深知你能体察儿童心理，必能胜任愉快。」又加上我几顶高帽子，我算是答应了。後来我和庄百俞商量，我只能去编译所半天，因时报馆里回去得迟，早晨起不了身，於是定了每日下午一点至五点，星期日休假，他们送我每月四十元。

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既不像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著书的型式。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

这个编译所，以江苏人为最多，江苏人中，尤以常州人为最多。即以我们编辑教科书方面，如蒋竹庄、庄百俞、严练如诸位，全是常州人。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已在发起了，而主其事的陆伟士先生（尔奎）也是常州人；还有孟纯孙先生（森，又号心史）也在商务编译所任事，我不知道他是担任那一科。其他还有我所不相熟的常州人也不少。次之乃是无锡人，我所熟识的如蔡松如（文森，後来成为亲戚）、王西神（蕴章）诸君，而我本乡苏州，则寂无一人。其时王云五尚未进商务印书馆，而沈雁冰、郑振铎则是後起之秀。

编写这个小学国文教课书，我完全是个外行，虽然我一向以教书为生涯。虽说是重编，其实也可以算改版，先把前任原来的课本，作为参考。还有庄百俞、严练如，他们两人是熟手，可以和他们商量，有时还请教於蒋竹庄老作家。那时又认识了高梦旦先生（凤谦），他们都是年龄比我长的长者，高先生人极和气而恳挚，每有所谘询，必详细答覆，所以我们也常和他接洽。

这个高等小学国文教课书，共编四册。我却小心翼翼，颇为谨慎。每编三、四课，就要与庄、严两君斟酌（教育杂志就是他们编的），编成一册，即送高梦旦批阅，然後请总编辑检定。我当时即知道日本所有的教科书，均须经他们的文部省检定的，可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个制度呢。新国文的内容如何呢？我现在已完全不能记得了，大约我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老实说，在那个时代，也不许我不作此思想，现代的青年，也许目之为封建产物了。

当这书出版时，我主张封面印一新国旗，即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标明五族共和之意，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是销行於全国的。同事诸公，初时还有些犹豫，後来决定不印在封面而印在内页，即在开卷第一页上。大概发行以後，不到三年，这高小国文教课书又改版了，那时我早已出了商务编译所了。这时期正是筹安会兴，袁世凯想做皇帝，幸而洪宪八十三天，就此夭亡了。不然，这高小国文教课书，将要歌功颂德，另费笔墨呢。但後来改版的高小国文中，却摘取了我「馨儿就学记」中关於扫墓的一节文字，如我本章上文所述的，故在现今年已五六十岁的朋友，凡读过商务高小国文教课书的，犹留有印象咧。

高小国文编成後，我又编了书名「新社会」的四册。那是高梦旦先生提议而经众赞成的。这不是教课书，而是一种课外读物。所谓新社会者，亦可以称之为新知识，意在对於社会革新而言。国家既已革命了，社会也须革新。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广泛了，因为太广泛，反致无从着手。若说是课外读物，自宜注重给学生们阅读的，那不外於培养他的德、智、体三育。可是要改造旧社会而建立新社会，则又有种种如破除迷信，改善家庭，戒绝嗜欲，厉行节俭等等，亦为新社会所应有的条作，那就并不限於学生，亦为一般成人，无论男女所当知道的了。

编这个东西，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我只能以最浅近的文言出之。这也分章的，写了几章看看，自己不觉摇头。我想倘出之以小说体裁，把所有应当改造的新社会包孕其中，或者稍有一点趣味，而当初约定的并非小说。现在我所写的什么新社会，只是老生常谈而已。而又好像板起面孔，向人说教，谁要听你的滥调呢？我觉得还是时报上每天写一个短评，有意思而且有趣味得多呀。果然出书以後，销数并不多，远不及我的三部教育小说。

我这个人自己知道很少恒心，对於商务编译所又有些厌倦了。我觉得这一个编译所，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披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我却一向习於松散，自从出了书房门，又当教书匠，以及现在的记者生涯，都是不大受束缚的。而最大的原因，自顾才力疏陋，学殖荒落，商务编译所正多通才博学，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大约还不到一年，我患了一个头痛之病，却就借病辞职了。

◆记余觉沈寿事

在时报任事後，第一次出游是在南京开南洋劝业会时候。南洋劝业会到上海来，邀请上海各报记者参观，一切由他们招待。

楚青便派了我去，他以为我在南京住过，较为熟悉，景韩、继兴，还都不曾到过南京，他们也不愿意去。其实，当时我住在蒯礼卿公馆，就不大出门，什么地方也都没有去过。加以南京地方辽阔，路径生疏。此刻南洋劝业会所开设的地方，却是新辟的一个区域，好像是什么叫做丁家桥吧。我那时性好游览，没有去过的地方，总想去走走；没有见过的事物，总想去看看；便欣然答应去了。

南洋劝业会是上海各报馆都邀请的，那时和我同行的，有申报馆的席子佩，他是苏州洞庭山人，现在寄居於青浦珠家阁（那时申报还没有让渡於史量才）。有神州日报的汪寿臣（名彭年，又号瘦岑，安徽旌德人），还有一位章佩乙，也是吴县人，是我的同乡，却已忘却是那一家报馆。这三位同业，在我可还是初交，原来上海各报馆的编者，向来不互相往来，除非本是旧交。不过大家闻名已久，也有相见恨晚之雅，一路之上，谈笑甚欢。

提起汪寿臣，我又有一段插话了。神州日报本来是于右任等诸位所创办的，後来转展入於安徽人之手，汪是皖籍，与一班皖籍有势力的人如杨士琦等互通声气，颇为密切，但神州日报很为风厉，讥弹政事，出之嬉笑怒骂的文章。洪宪帝制议起，那时亦女权活跃，有沈佩贞者，她在名片上有「大总统门生」字样，人称为女志士。但放浪形骸，招摇过市，时人为之侧目。有一天，在北京醒春居宴客，以嗅女子脚为酒令（按当时沈不承认有此事），上海神州日报尽情登载，连刊三日，描写当时的丑态，於是沈佩贞大发雌威，率领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一班娘子军，直趋南横街汪宅（其时汪以选举众议院议员，滞留北京），孰知汪不在家，适有另一待选议员的郭同，借住汪宅，却被那班女志士殴辱了。这事成为一时趣史，濮伯欣在小时报上，写有打油诗云：「最是顽皮汪寿臣，醒春嗅脚说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但这是後来的事，不在我们同赴南洋劝业会时期，此亦当年报界一轶事，偶一回忆，故记之。

且说那个南洋劝业会，也算是中国破天荒之举，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这种国内物产展览会呢。那时好像瑞方正在做两江总督，他是自命为满洲人中的新人物，要行一点地方新政夸示於人，号称南洋劝业会，也徵集东南各省的新产品不少。

我们到了那里，便有人来接往招待所居住。丁家桥这里，本来一片荒芜，招待所还是临时建筑起来的平屋。我们到了以後，也有开会、饮宴，然後领导各馆陈列所展览，忙碌一时，且不必说。

到了晚上，回到招待所，有客来访，视其名片，却是「余觉，号冰臣」这个人我们早已知道，因为他夫人沈寿，是中国一位著名的刺绣家，曾绣了一位义大利皇后像，驰誉中外。时报上曾登过她的新闻，妇女时报则徵求沈寿的照片。余觉是浙江省一位举人，现在北京当一位小京官，他的所以见访，也因为时报曾经为他们宣传过，并且沈寿还是我的同乡咧。原来他们所住的招待所，和我所住的招待所，恰是贴邻，不过咫尺之间，来去甚便。只是我和余觉，却是初次见面，沈寿虽是同乡，亦未见过面的。

他来过访後，我立即去回访。一则礼尚往来，从前的交际总是如此的。二则渴欲一见这位在中国号称针神的沈寿。那时沈寿年在三十多，端庄贞静，不减大家风范，待客殷勤，饷我以茶点。但有两女郎，一为十七八，一可在二十许，跳跃欢笑，颇为活泼。余觉告我道：「这两人乃是小妾，痴憨如此，这个年小的，预备送到日本去学绣，日本有刺绣一科，属於美术学校，中国却没有，得此基础，将来庶几有传人。」辞出後，我想沈寿自己也还不过三十多岁，竟让他的丈夫纳妾，而且一纳就是两人，谁说妇女善妒是天性呢？（按，後知沈寿有隐疾，性冷感症，故亦无所出。）

这个南洋劝业会，有一部份的出品，可以出售的，我以窘於资，也没有购买什么，就只从湖南出品的瓷器，略选购一些。我国的瓷器，当然以江西的景德镇最著名，人称之为瓷都，南洋劝业会中陈列也很多。我觉得它那时只是墨守成法，不肯改良。今见湖南新产品，瓷质明净，绘画新颖，因购了杯碟数套。记得一套是绘的枇杷，一套是绘的青菜，色采美丽，甚为可爱。

我当时正在编妇女时报，归时乃索得沈寿的照片，及其制品的照片。随後，余觉又寄来他的赴日学绣的小夫人照片，姿容曼妙，手张日本绢伞一轮，含笑睇人，亦印入妇女时报中。

越二年，余觉到时报馆访我，颜色甚沮丧，他说：「你知道我的在日本学绣的小妾，已背我随人去了吗？」问其所以，他说：「此人本为天津班子中人（天津妓院，均称某某班），是北方人，今随一赵某而去，亦北方人。那赵某是留学生，亦是革命党，在日本演新剧，艺名赵嗜泪，原名赵欣伯。」我说：「你何以调查得如此清楚？」乃劝慰他道：「佳人已属沙叱利，足下可以挥此慧剑，斩断情丝了。」

余觉道：「此事尚有新闻，最近听说两人为了革命，到武汉去，已被捕获，存亡未知。你们报馆，武汉当有访员，可否请为一询？」我那时正编地方新闻，因答应了他，一询武汉访员，来信模模糊糊。说是传闻有一赵姓革命党被捕，最近又有一女革命党，发髻中扎有白头绳，传为赵之配偶，赵则已伏诛了。我即以之覆余觉，其时在辛亥革命之前。越四十年，余觉馆於我表弟吴子深家，课其子，告我道：「前所云我有一小妾在日本随一赵姓而去的赵欣伯，并未死去，现已在伪满洲国为立法院长了。」至其院长太太，是否在日本学绣的女郎，则未加考证呢。

至於在南通发生的一段因缘，余觉、沈寿之间，忽插进一张謇，这正是佛家所谓一重业障。好事者详为记述，新闻界添此材料，我就所经历的说一说：那时余觉在愤恨之余，写了一册「痛史」，登载了张謇的亲笔情诗，精楷石印（他本是书家，擅楷书与草字），便来访我，意恩要我介绍这「痛史」登上海各报。我正言告诉他：「张四先生是我们江苏的乡先生，乡前辈，众望所归，我不能为你向各报介绍此册。老实说：即使介绍了，上海各报，也没有一家肯登的，我不犯着去碰这一个钉子。」

余觉迟疑久之，便说：那末登小晶报如何？（上海的晶报，人每呼之为小晶报，这是出於街头报贩之口）我倒为之一怔，便说：「我也不能介绍，你自己看余大雄便了。」我知道晶报一定欢迎的，他们的宣言，常说凡大报所不敢登不愿登的，我晶报都可以登。

这个我未便阻止他了，晶报果然把他的痛史，排日登出，於是喧传遐迩。後来大生公司（张謇所创办）一班朋友，有疑心我给余觉代送晶报者，那真不白之冤。平心而论，张謇、余觉，都有不是处，而沈寿最是可怜。她以身怀隐疾，专精艺术，两方竟挟以相争，酿成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怎得不愤郁以促其生命呢？

张謇邀沈寿至南通一段因缘，我不甚了了。但余觉自辛亥革命以後，即无职业。既邀沈寿，余觉自必偕行，南通事业大，必可得一好位置，张亦曾予以照应，出资为经营一「福寿绣品公司」，後来亏蚀了，尚有其它经济上的事，总之两方都不慊於怀，余觉遂离去南通。张謇至此，遂有买珠还椟之心，亲沈寿而疏余觉。其最无聊者，张忽自作多情，写出了许多缠绵悱恻，鸳鸯蝴蝶派的诗词，贻人口实，这位殿撰公，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及至沈寿病死於南通，张葬她於狼山风景之区，树一墓碑，不题其夫姓，又无余觉署名，於礼亦不合。余觉更大愤，至欲将沈寿棺木自狼山迁出移葬，且声莒欲与张打官司，正纷扰未已间，而张亦逝世了。一死以後，诸事都解决，安土重迁，沈寿孤坟，亦长眠於狼山。余觉年至八十余，遗一手一女，即其另一如夫人所出，女嫁我一远房的吴氏表弟。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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