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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七：“时报的编制”等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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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七：“时报的编制”等四节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七：“时报的编制”等四节 (962 reads) 时间: 2006-3-10 周五, 下午6:15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七：“时报的编制”等四节

作者：包天笑

◆时报的编制

时报当时的编制，我於上文已述及，但新闻事业，在中国是继续进步的，不是墨守成法的，而且随着时代的进化而转移的。中国的开发，比较欧美为迟，在东方，比较日本为迟，这是无可讳言的。所以中国的新闻界，在那时只可以算草创时代，精神与物质上，都是赶不上人家呢。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想是在进步，决不是退步的。

中国报纸的编辑上，有三件事，都是由时报创之：一是专电，二是特约通讯，三是副刊，我将依次约略言之。

第一说专电：专电者，是报馆里特派人员在北京，每日将政界要闻，特地发电报到报馆里来，以便迅速发刊。因为中国当时自己还没有通信社，政府也不重视将新闻传播於民间，有时还讳莫如深，报馆要知道政界重要事件，只有靠在京的特派员打专电了。上海的外国报纸，如「字林西报」之类，也派了专员在北京，他们是和他们的使馆联络的，很可以得到许多政界要闻。中国的报纸上，反而没有，要到外国的报纸上转译过来，岂不可耻。所以我们派了专员在北京，专拍政界要闻的电报了。

因为时报先有了专电，於是别家也有了。始而专电少，非关於重要的新闻不发，既而专电多，虽非重要的新闻，亦发专电了。为了各报都有了专电，便成一个竞争的目标。譬如北京政府发生一重要的事，这一家报馆有这样一个专电，而那一家报馆却没有，明天报纸上发表出来，这岂不是使没有这个专电的那一家报馆相形失色了吗？

发专电要有一笔电费，从前是由报馆汇一笔钱给特派员，或是每月有一个约数，规定电报费若干。到了後来，电报费可以记账，民国时代，交通部优待新闻界，新闻电比普通电特别便宜，专电也就多起来了。再到後来，各大报馆在北京特设机关，名曰「通信处」，专司每天采访新闻，拍发电报了。

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报馆在北京所委托的通信员，有些是秘密的。也有的是政界中人，因为非此不足以得到正确重要消息。时报馆曾经有一位通讯员姓锺的（杭州人，还是王文韶的孙婿）。为了泄漏秘密消息而被捕，幸有王文韶的老面子，得了轻罪。不过到了革命以後，那些通信员，也就公开了。但是在探访新闻时，也有个竞争，看各人的手腕，有的得到了新闻，有的得不到新闻，未可一概而论。

因为是新闻电，它的电费最便宜（每一字三分），所以北京电报局每压在最後发出，一直要等到官电、加急电、商电发完以後，方始发新闻电，所以上海报馆里接到电报，都在深夜。但是电报局也知道这些电报，是你们明天报纸上要登出来的，所以尽速在当夜也给你送到。即使在深夜两三点钟，也仍照送。可是报馆编辑最头痛的，就是深夜来的电报，那个时候，报纸将要开印了，但专电不能不加进去（这时上海各报馆，还没有一家有卷筒机），而且极迟来的电报，往往是极紧要的新闻。幸亏我们时报馆里翻电报的张先生，他已翻得熟极而流了，不用翻什么电报新编，信笔疾书的写下去。但是电报号码上，徜有错误，他却不管，翻好以後，就送到主笔房来。

可是这种专电，常常有号码的错误，而且错误得奇形怪状。那是要猜详出它的原文来，到底是什么字，有的要从它的上下文看出，方能猜到是什么字；有的却很难猜详，只不过电码上一个数字之讹。尤其是人名、地名之类，往往差得你匪夷所思。并且发电的人，为了省钱，电报打得字数愈少愈好，非有极重要事件发生，不肯打字数较多的电报，往往因了一二字电码的错误，使一条电报不能明了的，很使人费了脑筋。而且这些简略的电报，在明晨报上，不能将原文登出，必须要装头装脚，加进了许多宇，充足了这个电报的意义，方可以使人看得懂。

第二，特约通信这件事，也是由时报创始的，虽然申报、新闻报，各地都有访员，但是这些通信，都是无足观的。时报当时最重要的是北京通信，当然，那时的政治重心在北京，所以北京通信，显出重要来了。自然那几位特约通信员，都是有政治知识而文笔优富的人，方可以胜任愉快。记得时报最初的通信员是黄远庸（笔名远生），他是江西人，还是前清的进士，曾到日本留学。因为他与时报的雷继兴（奋）同学，狄平子与他亦相熟，因此时报一创刊，即担任为时报通信。後来史量才接办申报馆，便把黄远庸拉去了，但仍为时报偶尔通信。袁世凯帝制时代，为了上海开设亚细亚报馆事，友人劝其赴美避祸，卒遭暗杀，真是冤哉枉也。此外，邵飘萍与徐彬彬，亦都曾为时报作过北京通信员。飘萍太忙，发专电是专长；彬彬得不到重要消息，文章多肉而少骨；都不及黄远庸，飘萍与彬彬皆我所推荐。

这班北京特约通信员，都在报上标明「北京特约通信记者某某」，虽不是天天要写通信，但一星期至少要有两篇通信。这种有系统的、文艺性的，观察时局，评论人物，用一种轻松而幽默的笔调写出的通信，颇为读者所欢迎。大约每篇总要有两三千字，过短觉得不足以过瘾，过长则又觉得冗长无味，甚而至於画蛇添足。我们收到了每篇北京通信之後，都排列在专电後，各种新闻前。除非看出它有笔误或有所忌讳外，未敢轻改一字。凡属高才，都不喜人家擅改他的文字。我每见许多编者，恒喜乱改他人文章，自诩博雅，其实识力不足，反致点金成铁，更为作者所不悦，所以因此为戒呢。时报上偶然也有国外通信，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几位留学在欧美日本的，或是使馆里的朋友写来的，这是他们一时高兴，而也是不受什么报酬的，并非是一种职业性的通信员。

到後来，上海的各大报馆，也都有了特约通信员，更为当行出色，这都是民国时代的事了。报业既进步，经济自更发展，像黄远庸在时报写通信，不过月酬二百元，已经算是最高了，其它报馆不肯出此（如当时申报馆的总主笔张蕴和，在外国资本时期，月薪不过四十余元）。在大公报的特约通信员，则除了月薪之外，还有交际费可以开支，那当然宽展得多了。

有一时期，邵飘萍曾担任了时报的专电与通信，在新闻上可以说统一。因为飘萍那时在新闻上大发展，除了在北京开设了「京报馆」，又办了一个通讯社，网罗了许多人材，在北京认识了许多人。认识寻常人不足异，要认识在政界方面足称重要的人，方可探索出重要的新闻来。因为他的交际广阔，方可以对於新闻上，如张网一般，无所遗漏，他这时不但与时报发电，也曾与申报发电。正在军阀时代，有许多秘密的消息也传了出来（有要闻他不打新闻电）。但上海的各报，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加以他在北京连吃官司，结果和黄远庸一样，断送了生命，殊可哀也。

第三、从前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副刊的，虽然也登载些小说、杂文、诗词之类，都附载在新闻的後幅。我在初进时报馆去时候，便是如此。但时报那种杂录，如楚青所写的「平等阁笔记」和「平等阁诗话」（後为陈子言所编）都是附载在新闻之後。还有名人投稿，弃之亦属可惜，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於兴趣，并不索稿酬的。因为时报的读者，都说时报是趋向於文学方面的，喜欢弄笔的人都来了。

後来我创议别开一栏，名字唤作「余兴」，专登载除新闻及论说以外的杂著，商诸楚青，他颇赞成，便嘱我主编。当时亦没有什么副刊的名称，但自辟此栏後，投稿者非常踊跃。因为时报对於教育家、文学家，著有信仰，上海以及外埠的各学校都阅时报，尤其是青年学子，故所有投稿家，大半是从此中来的（我认识范烟桥、周瘦鹃，即在此时）。这余兴中的文字，正是五花八门，矜奇斗巧，讽刺歌曲，游戏文章，可谓层出不穷。

他们虽不受酬，可是我们为了鼓舞投稿人的兴趣起见，分别酬以有正书局的书券，好在有正书局那时的出版物，甚为丰富，都是狄子平所选取的。苏州、常熟、吴江（同里缜）的投稿家，积聚了许多书券，到上海来，选择了一大包回去。

後来申报、新闻报，也便有了副刊了，申报的唤作「自由谈」，新闻报的唤作「快活林」，其他各报也都有了副刊。自从毕倚虹进了时报馆以後，我们又商量了别辟一栏，名之曰「小时报」，一切都是小型的，可谓具体而微，有小评论（我与倚虹轮写，一名小生，一名小可）、小专电（此电是电话），小新闻（里弄间琐屑奇怪的事）一概都是袖珍式的，颇沉新颖有趣。其时助我们的，还有濮伯欣、陈彦通诸君，诗词并载，庄谐杂陈，可以做到雅俗共赏之作，为读者所欢迎。编副刊亦要有种种技巧，而且常常要变换方式，乃可以引人入胜。这种副刊，毕倚虹题其名曰「报屁股」，现在报屁股三字，已传诵人口。

◆集会结社

这个时候，上海有一个「江苏教育总会」，在江苏全省的教育上是很有势力的。虽然那时是在前清末纪，政治腐败，可是一班革新人士，以为欲改革政治与社会，非兴教育不可。况且江苏省内，上海、南京、苏州、无锡，以及各府各县的学校，也风起云涌了。江苏教育总会设立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区，而交通亦利便，可以支持各地的新教育而总其成。

江苏教育总会的会长是张季直（謇），并无副会长，另有一位总干事是沈同芳，他是常州人，好像在前清曾做过官的，是位孝廉公，我已不记得了。这位总干事，就同後来的秘书长似的，管理会内一切事务。每逢开会，都是他报告处理一切行政事项，纪录开会时的议决案。他是住在会里的，可以领取一笔夫马费（实在便是薪水），其余的干事，都是没有薪给的。

江苏教育总会最初的地址，是在白克路的酱园弄（後来改名为青岛路），我初到时报馆去的时候，还是在酱园弄的，後来他们筹集了一笔款子，就在老西门外，造起了一座西式的两层搂来，便作为永久的会址了。

到那个时候，会务也忙起来了，干事中如沈信卿、袁观澜、黄任之诸君，最为活跃，他们是中坚份子，因为他们都是教育界的人。那时这个江苏教育总会，在江苏教育界中，颇有势力，以张謇为会长，可以直接与江苏最高长官相交接，因此之故，也很有反对他们的人，称之为学阀，还有一班人，骂之为「西门破靴党」。

入会的资格，要办过学堂，当过教员的人，或是对於新教育有知识的人，我当然有这个资格了。

我起初并不想入江苏教育总会，後来却参加了。一则，楚青劝我加入，他自己本是一个干事，却从不到会，但时报在教育界颇占势力，虽然陈景韩、雷继兴，都未加入（他们不高兴加入），而常到时报馆来作客的人（简称息褛中人），大半是那边的干事与会员，藉此可通声气。二则，有许多苏州同乡，都怂恿我加入教育总会，可以有部份力量，在故乡或可多少便利之处。所以我的介绍入会的人（须有两个会员介绍），一位是狄楚青，一位是我的表姑丈尤鼎孚先生（苏州绅士）。

第一年，我是普通会员，第二年，他们便选举我为干事了。干事约计有二十余人，但我实在是个哑干事，在会议席上，难得发言。这因为我在江苏教育界的情形，不大熟悉，而他们都是教育界老前辈呀！不过我是有表决权的，徜然我不列席，表决权就少一票。所以每逢开会，总是打电话到报馆里来催请，被催请得急，只好去了。他们的开会时间，总是在下午五、六点钟，这时候，我总在报馆里发外埠新闻，被他们一捉就着。遇到他们开会不足法定人数，拚命的打电话来，宛如十二金牌一般。这是义务性质，自己还要贴钱。但亦有所酬报，开完会後，会中备有一顿丰富的夜饭，足供一饱。

江苏教育总会，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後，便即取消了。因为当时的政府，以为教育是属於政府的，政府自有教育方针，不能操纵於一班士绅之手，会员们、干事们，也都别有所事，有的离沪，有的做官，大家星散了。我写此稿时，从前教育总会的同人，大概都逝世了，只剩一个黄任之，还在活跃咧。

除了江苏教育总会以外，我所加入的集会团体，便是南社。我从山东回到上海的时候，南社早已成立了。

第一次参加时，觉得人数极少，不过十余人而已。这个南社的组织，既无社址，也没有社长，每逢开会，不过聚几个文艺同志聚餐会谈而已。到了後来，社员渐渐多起来了。每年有一次大会，但仍然是聚餐性质。地方没有一定，我记得有一次在苏州虎丘开会，还是坐了画舫去的；有几次就是在上海西餐馆开会。原来社员的入会，再简便也没有，有朋友介绍，说某君愿入南社，说出他的姓名履历来，大家都赞成。也有某君，某君，我们要邀他入社，只要某君答应了，便算是社员了。社员虽多，并不须要列席，即使算是开会了，聚餐一回，餐後即散，无所事事。到了後来，有了编辑社友诗文集这一件工作，算是一点成绩。

我的加入南社，因为南社中早已有了我几位老朋友。如陈佩忍，在吴江同里镇金松岑家里就认得的。如苏曼殊，在苏州吴中公学社就认得的。还有许多人，也都是到上海来後认得的。後来在南社成为主干人物的柳亚子（他起初叫柳安如），那时还在他的故乡吴江黎里镇咧。那时主持南社的人，我只知道陈佩忍与朱少屏。少屏名葆康，早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西门办了一个健行公学。陈朱两位常居上海，每逢南社开会聚餐等，总是由朱少屏处发出通知，社员名籍、住址，也都是由他保管。他英文颇好，但要似南社一班文人词客般，吟诗填词，他是敬谢不敏的。不过他在办事上，甚为干练，在新学界中，认得的人也很多，後来于右任发起的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以及太平洋报，都由他帮忙拉拢不少。

在南社中，我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自然是江苏人最多，浙江人次之，广东人又次之，此外各省人都有。那是因为它的基地在上海，尤其是侨寓上海的人，其次，就是常常往来於上海的人。最初，报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即以时报而言，就只有我一人，申、新两报，是阗其无人。有一天，狄楚青问我：「南社里是有些什么人，有人说：是一个革命机关。」苏曼殊到报馆里来看我，报馆里有位广东先生，问我道：「这位西装朋友，人称他是一位革命和尚。」我说：「和尚应穿袈裟，他怎么穿西装呢？不但不穿袈裟，而且还吃花酒呢。」因一笑置之。

南社是提倡旧文学的一个集体，虽然其中人物，都是鼓吹革命的，但他们的作品，还是固守着文言，不渗杂白话的。上言报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但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平洋报，几乎全部是南社中人，叶楚伧的入报界，便是从太平洋报开始，他本来是在广东，和姚雨平在一处的。在南社里的朋友，我认识的就有诸真长、邓秋枚、李叔同、陈陶遗、胡寄尘等，仅有一面之交的，还有高天梅、高吹万，刘季平（即刘三，後在南京，与他同寓则常见了）、黄晦闻、蔡哲夫等等，现在已不能尽忆了。有一次开会，于右任、汪精卫亦列席。南社中人更有一特客，则为陈仲甫（即陈独秀），似亦一社友，此真所谓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了。

在此时期，我要提到陈佩忍，佩忍自他夫人故世後，并未续娶。仅有一女，他携其女，住居上海。每晚必至福州路一妓馆花雪南家。花雪南年十六、七，貌不甚佳，闻其为巫来由籍。但佩忍志不在花云南，从未与染，乃借她的房间，作为会客之所。凡是熟朋友，要访佩忍，晚间至花雪南处，必可见到。上海妓家，有一规例，房门前挂一门帘，无客则悬起，有客则垂下，如果门帘垂下，生客无论何人，即不能擅入，名之曰「闯房间」，为所禁忌，则曲在闯入者了。

所以当时上海一班有志之士，高谈革命，常在妓院门帘之下，比了酒家、茶肆、西餐馆，慎密安适得多。花雪南貌既不扬，生涯亦寥落，绝少访艳之客，而佩忍更满意，常盘据其房间，甚至写文章，通书札，亦在此间，他的一位八九岁的女公子，也带到此间。

其所报酬於花雪南者，则逢时逢节，必开筵请客，妓家谓之「做花头」，如无人做花头者，佩忍拍胸脯包办，在妓家开筵请客，即是上海人所说的「吃花酒」了。以其交游之广，群贤毕至，就我所记忆得的，如诸真长、邓秋枚常在座，有时亦有杨千里，如苏曼殊在上海，极为高兴，主人为他召集许多名花坐其侧，我有句云：「万花环绕一诗僧」，在座大都是南社中人。我亦常在座，无容讳言，二十年颠倒於狂荡世界，诚难自忏也。

南社後来无形消灭了，这也是有理由的。第一，因为这班人，都是研究旧文学的，不能与後起的新文学沆瀣一气。有些人是无论如何不肯写白话文的，而且也不赞成那种欧化的新文学与新诗词的，在五四时代，已成为过去人物了。第二，南社里有许多人已入政界，他们做官去了，也有的是别种职业，谁也没有闲情逸致，来南社做文人词客了。剩下几个人来，也渐渐取消极态度。第三，南社是一点没有基础的，既无社址，也没有职务，当初只不过每次开会，大家凑出钱来，聚餐一回。虽然辛亥革命以前，他们也很鼓吹革命，辛亥以後，便是军阀晨代，一直到北伐成功，政府也不曾支持它，而它觉得这个政府实在不能满意呢。

在我初进时报馆去的半年中，便有几多有志之士，热心朋友（有些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组织了属於政治、法律以及地方自治等会。因为时报同人及息楼来宾，不少是在日本的政法大学毕业的，而尤以早稻田大学为多，如雷继兴（奋）、杨翼之（廷栋）以及常来时报的人。自从清廷对外吃了几次败仗，国内革命之声渐起，又承了戊戍政变，庚子拳祸以後，上下都闹着要变法了。於是清廷便下预备立宪之诏，意思要君主立宪。那时世界各国，皇帝还很多，君主立宪也很盛行，实在清廷这个预备立宪之诏，也不过缓和一下空气而已。

在当时，日本留学青年，便出版了提倡立宪的许多书报，召集了讨论立宪的许多集会，时报馆同人以及馆外贤达等，也有一个会，好像是什么「宪政期成会」吧？现在我已记不起这个名称了，总之就是这们一回事罢了。

这个会，也有数十人，虽不限於江苏人，但十之七八是江苏人。张季直、马相伯，这两位老人是不祧的，每开会必有演说。马相伯的演说，最擅胜场，词令之妙，无可比拟，深入浅出，层次井然。其次要算雷继兴，起初声音很低，愈说愈高。他们从未预先超一稿，录一底，只是随机应变，大概非平时练习不为功。此外又出一种杂志，是一种月刊，名字叫做宪政什么的，可是现在想不起了。杂志中的材料是丰富的，因为他们都是法政学家，可以一挥而就，我却是门外汉，可是他们有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也把我拉进了这个会里去了。

在编辑杂志的时候（雷继兴主编的），他们一定要我写一点东西，可是我一个跑龙套，跑龙套照例是不唱的，我能写些什么呢？小说是用不着的，政论又怕不合意旨，在日本报上东翻西翻，翻着一篇「俄罗斯新宪法」。那个时候，俄罗斯还在沙皇时代，「苏联」两字尚未出现，大概也是国内革命党闹得不可开交，所以不得不颁布一种宪法，这种宪法，也是和日本一样的钦定宪法吧？现在上海一班维新党，主张君主立宪，也足以供参考，我就「瞎猫拖死鼠」的，以此塞责了。不过，这个宪政杂志，没有出到半年，也就停刊了，大概是沉闷不过，难以引起人家的兴趣吧。什么叫做立宪，也有许多人，怕还是老不明白呢？

对於地方自治，也有很多人加以研究。那些到息楼来的朋友们，以上海本地人很多，目覩租界里一切地方行政，都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无从问津。中外有什么交涉，老是中国人吃亏，喧宾夺主，就是上海本地人，也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此刻在租界外的地方，如南市、闸北以及浦东等，也渐渐繁荣起来了，极思有所振作。即使在租界里，纳税者也都是中国人，不能放弃这个权利，当时倒没有在租界当一个大亨的思想。谁知後来，却出了许多土豪地棍，靠着洋人，恃势作恶，以此为巢窟呢。

◆编辑杂志之始

我今要谈到我与编辑杂志的关系了。我与杂志的关系，大概都是属於文艺的，其次是属於教育的。在我没有从山东回上海的时候，上海出版的杂志已经风起云涌了，其中小说杂志更是不少，一半也归功於粱启超的「新小说」杂志，似乎登高一呼，群山响应，虽然商务印书馆出版，李伯元编辑的「绣像小说」还在其先，但在文艺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新小说」出版了，引起了知识界的兴味，哄动一时，而且销数亦非常发达。

那时就有了曾孟朴的「小说林」月刊，吴沃尧等所编的「月月小说」，龚子英等所编的「新新小说」，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陆续出版的小说杂志，不下七八种。我不能详细叙述，吾友阿英，他有「晚清小说考证」等著述，调查得很为清楚咧。那时综合性、专门性杂志，也有出版，但总不及小说杂志畅销。

因为通俗，因为有兴趣，大家都看得懂。不过那时还是译自外文的多，自己创作的少。我在月月小说社，认识了吴沃尧，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曾请教过他。（他给我看一本簿子，其中贴满了报纸上所载的新闻故事，也有笔录友朋所说的，他说这都是材料，把它贯串起来就成了。）那时我还自己不曾写过那种长篇创作，但是「月月小说」里，我有几篇译作，如「铁窗红泪记」等，也有四五万字左右，分期登载。

这时一个生力军的「小说时报」出版了。原来狄平子是心醉於小说的，时报上就每天有长篇连载，自我来後，便急须办「小说时报」了，他本有一个有正书局的出版所，又有一个很奸的印刷所，铅印石印齐备，办一个杂志，也较为方便。又有时报上，不花钱可以登广告。在筹办期中，登报徵求小说稿，无论长篇短篇，文言白话，一例徵收。那时译写小说的人，已经很多了。有的本有固定的职业，性之所好，以此作为文人的副业。有的竟是生计艰难，卖文为活的。一时投稿者实在不少。

这些小说稿，都要选择过，检定过的，倒也很费功夫。冷血不耐看那些徵求来的小说，那末阅读小说便是我的工作了。本来看小说是有兴味的事，有了名小说，我们还要急急去购求，但是强迫着每日要看若干万字的平庸小说，便觉兴趣索然了。好的小说，固然越看越有劲，坏的小说，却是如吃苦果了。不过也有文词生硬而意思还好；也有没有什么旨趣，而用笔也很技巧，便不能不看下去。我常是为投稿人设身处地想想，投稿而不用退还，是多么使人难堪呀！

编辑小说时报，是我与冷血二人轮流合作的，不过我们每期都要担任些短篇和长篇，此外便是选登若干外来的短长篇了。小说时报是个月刊，编辑并不难，就是每期要担任若干稿子，也是够忙的了。对於长篇小说，其它杂志，都是分期刊出，每期不过登出四、五千字，如果稿是四、五万字的，要十期方始登完，使人闷损，但小说时报上，徜然是个中篇，必一次登完，长篇而字数较多的，则分为两期，最多是三期，也一定登完。在小说时报上，我认识了许多人，如周瘦鹃、范烟桥等，他们都不过廿一二岁初露头角的青年。

还有几位女作家，记得一位是张毅汉的母亲黄女士，还有一位黄女士闺友，好像也是姓黄的，她们都是广东人，都能译英文小说，或是孀居，或是未嫁。其时张毅汉，（今更名为亦庵）年不过十二三岁，他母亲的译稿常由他送来。到後来我屡次办杂志，张毅汉中英文精进，帮助我的译作，实在很多。小说时报除了短长篇小说之外，还有笔记、杂著等等，有徵求得来的，也有自己投稿的，我记得叶誉虎、李孟符（曾著有「春冰室野乘」一书者），以及许多知名之士，都有作品，不过他们都另有笔名，不欲显露其真姓名，这般都是狄楚青的朋友，不过他的「平等阁笔记」，还是披露於时报上为多。

从前办那种文艺杂志，也很注意於图画，尤其是小说杂志。小说时报除了在小说中偶有插图外，每期前幅，还有许多页铜版画图。这些铜版图，有的是各地风景，有的是名人书画，但狄平子以为这不足引人兴趣，於是别开生面，要用那时装美人的照片。这种时装美人的照片，将向何处去搜求呢，当时的闺阁中人，风气未开，不肯以色相示人，於是只好向北里中人去徵求了。

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於此。狄平子与其弟南士，他们时出而应酬，认识花界的人很多。常向她们索取照片，登载小说时报，不过这事也有许多麻烦，尽有许多名妓，已经很红，而不大有照片的；也有虽有照片而其容貌、姿态，未能中选的。那个时候，什么电影明星、舞厅娇女，都还没有出世，向这北里中人索取照片，除非要同她们去摄影，要这样的伺候妆台，不是成为一件苦事吗？

後来却有一件便利的事，原来狄楚青在南京路西，跑马场对面，开了一家唤做「民影」的照相馆。这家照相馆，他的原意是为了有正书局要影印许多古书画，名碑帖，又请了两位日本技师研习坷罗版，不能不自己有个摄影所。这许多印件，又都是情借得来的珍贵之品，要委托别家照相馆，倘被遗失或损毁了，这都是不世之珍，无价之宝呢。照相馆不是专映古书画名碑帖的，自然也可以为人摄影，为了我们要时装美人的照相，便极力运动那班花界姊妹来照相了。

请她们来照相，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在民影照相馆请客（民影的地方很宽裕，有一两次吃花酒，便移到民影来吃的，她们应召而来）。来了便给她们照相。另一方式，是由民影照相馆制成一种赠印照相券，交给花界姊妹，请她们来摄影。这两个方式，当然都是免费的了。

第一个方式，效力最大。民影照相馆是一座三层楼，最高一层是照相馆；最下一层是一家民报馆；而中间二层楼，便是这个俱乐部了。这时候，常到俱乐部来的，有熊秉三（希龄）、叶誉虎（恭绰），濮伯忻（一乘）、陈彦通（陈三立第七公子）。还有那个唱戏的贾碧云，其余还有许多客，已经记不清楚了。在俱乐部设宴请客，都叫局侑觞，一来了便请她们照相。有时还约集了一个日子，集团照相，如小说时报上登出的「金钗十二图」，是上海当时最著名的红姑娘十二人。还有什么「八宝图」者，把一个胡四宝，一个洪四宝，两人合照在一起，这些都是楚青的玩意儿。

第二个方式，虽没有第一全方式效力大，但零零落落的来照相的也不少。年轻的女孩子们，谁不喜欢照个相儿呢？全身的、半身的、坐的、立的，尽着她们自由意志。好在她们的底片，都是留在照相馆里的，小说时报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这些照片，在小说时报登载过後，有正书局还出了单行本，用最好铜版纸精印，装以锦面，名曰「惊鸿艳影」，购的人还很多咧。

小说时报出版後，销数很好，我在这个杂志上写有不少短长篇小说，此刻有许多也已记不起来了。只有最初出版的第一期上，曾写了一个短篇，题名为「一缕麻」。这一故事的来源，是一个梳头女佣，到我们家里来讲起的。（按：当时上海有一种女佣，每晨约定到人家来给太太小姐们梳头的，上海人称之为「走梳头」。）她说：「有两家乡绅人家，指腹为婚，後果生一男一女，但男的是个傻子，不悔婚，女的嫁过去了，却患了白喉重症，儍新郎重於情，日夕侍疾，亦传染而死。女则无恙，在昏迷中，家人为之服丧，以一缕麻约其髻。」我觉得这故事，带点传奇性，而足以针砭习俗的盲婚，可以感人，於是演成一篇短篇小说。不用讳言，里面是有些夸张性的。当这篇小说登出来时，我还在女学校里教书，有许多女学生，便问我：「果有这事吗」？好像很注意这个问题。

这篇短篇小说「一缕麻」，我写过了早已忘怀了，乃於十年以後，梅兰芳忽然把它编成了戏剧，写信来取我的同意，在北京演出。我当然同意，而且也很高兴。据梅兰芳後来告诉我，那时天津地方也有类此指腹为婚的事，看了他的戏而解约退婚的。不过他到上海来时，没有演过这戏，而我到北京，也未看过这戏呢。又过数十年，上海越剧正盛行一时，袁雪芬、范瑞娟，两位女艺员，忽又看中了这篇「一缕麻」短篇而演出戏剧了。那是在上海演出的，她们也来商量剧本，但越剧是有歌唱的，另有编歌词的人，我完全是外行。而且我也向来不看越剧的，「一缕麻」开演，她们送了八张赠券来，我们全家去看了一回。坦白说起来，「一缕麻」这一短篇，有什么好？封建气息的浓重如此，但文艺这种东西，如人生一般赋有所谓命运的，忽然交起运来，有些不可思议的。

本来「小说时报」几个月来都是我编的了，因为冷血常常出外旅行。过了一年多，楚青又想出一种「妇女时报」来了。於是「小说时报」重归冷血编，而我又专门编「妇女时报」了。「妇女时报」是综合性的，不能专谈文艺，而且里面的作品，最好出之於妇女的本身。但是当时的妇女，知识的水准不高，大多数不能握笔作文，因此这「妇女时报」里，真正由妇女写作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二三，有许多作品，一望面知是有捉刀人的。好在那个范围很宽，凡是可以牵涉到妇女界的，都可以写上去，还有关於儿童、家庭等等，都拉进「妇女时报」去了。

「妇女时报」开卷，也要有几页铜版图，那是这个时候办杂志的通例，即便到了近代，也是如此。第一，要徵求闺秀的照片，这可难之又难，那时的青年女子，不肯以色相示人，守旧人家，不出阁门一步，怎能以照片登载在书报上，供万人观瞻呢？不过我那时也得吕碧城姊妹，张昭汉（彼改名默君）、沈寿（著名刺绣家）以及几位著名女士，也可算得凤毛麟角了。

最可异者有两位朋友溯源，还是从「妇女时报」而认识起来的，一位是邵飘萍（原名邵振青），先由其夫人汤修慧，在「妇女时报」上投稿而介绍认识的。一位是毕倚虹（原号毕几庵），为其夫人杨女士（杨云史的女公子）投稿诗词文藉於妇女时报（倚虹代庖的），而後来见访认识的。此外还有说不清，记不起的许多男女友朋。

狄平子的有正书局，还出版了一种「佛学时报」，那是由濮伯忻（一乘）所编辑的，这个冷门货，销数太少了，大概出了不到五期，就停刊了。

在辛亥革命以後，第一年，我还编了一种「中华民国大事记」，每月一册，也是有正书局出版的。初编的时候，志愿甚大，用了纪事编年的体例，逐月的编下去，可以成一种史科。虽然取材於各报，但是编起来很为辛苦，不是可以抓到什么新闻乱塞一阵子的。我起初以为这一种史实材料，是大家要看的，谁知销数并不见佳。到後来事态复杂，愈编愈难，也曾编到一年多吧，积存不少销不出去的「大事记」，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只得停止。

◆还乡一二事

我自从在上海定居以後，即思往苏州一行，游子不忘故乡，也是自然之理。况且现在苏沪铁路，早已通车，自沪到苏，不过两三小时，便利极了。这回到苏州去，也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扫墓：在前年冬天，办理了祖母及双亲葬事以来，便接连两年，到了青州，错过了清明祭扫的时期，此次必须要去看看了。第二，苏州有许多亲戚故旧，几年来变迁得很多，也要去探望一下。第三，当时我携眷到青州府去的时候，我的老家仍在苏州。本来我姊和我同居的，我姊丈也有职业在苏，临走时，我就托他们照管，所有家具器用，箱笼衣物，也都留在那里，此刻也想去检点一番，能否运一些儿到上海应用呢？

那一天，我们夫妇，带了一个三岁多的女儿可芬一同去的。我们的老家，住在阊门内承天寺前地名西海岛一条巷里，不是前文曾说过，门前有一口古井，乃是郑所南藏在铁函里的「心史」，就在这井中发现的吗？现在我们回去，当然仍住在老家，也已经写信通知了我姊的了，在我们住居楼上打扫了一下，以便安居。

这时候，正在春末夏初，天气又是佳晴，如果作春游，真是大好时光，不过我在上海也只告假几天，来去也殊匆匆呢。

到了先去雇船，那是我家一向雇用的熟船，停泊在崇真宫桥堍陆状元住宅前（陆凤石故居）一条小快船，有六扇玻璃窗的。船上没有男人，母女两人，依此为家，也靠了这条船生活。那个船婆是个孀妇，女儿名叫阿龙，年约十八九，生得白白净净，很讨人欢喜。我们原是老主客，不必讲价钱，她们的船，明天有空，便定下来了。本来苏州城里人家上坟扫墓，妇女小孩都不大去的，妇女缠脚，行山路不便，妇女不去，小孩也不去了。可是现在也不拘了，反正是要坐山轿的，於是当夜即烧好了祭菜，备好了祭品，明天一清早，便出发了。

船出阊门，一路进发，过了铁岭关，全是郊区了。久不作郊游，天气又这样的好，桃花还未全谢，东一簇，西一簇，也没有人理它，随意开花。一路上的菜花，又黄得使人耀眼睛。船到环龙桥，已有许多抬山轿的男男女女挤在那里。有一个中年的乡妇喊道：「那是包家里的少爷，我前抬过他的。」又有一个半老妇人道：「他旧年也不曾来上坟呀」。他们的记性都很好的，一与他们接触，总是牢牢的记着不忘的。

闹闹嚷嚷中，我们上了岸，从这里到墓地，路不算近，总是要坐山轿的。那就是要两肩山轿，我坐一肩，我妻和我女坐一肩。由他们支配下来，奇妙极了，两个女人抬我，两个男人抬我妻和我女。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安排？他们说：「你一人身轻，（我当时身体甚瘦，体重百磅多）你少奶奶还有个小姐咧。」我想想也有道理，何必一定要男抬男，女抬女呢。问了我妻，她也不反对。此外还加了一个十五六岁男孩子，挑了祭菜品等，一同上道了。

到了墓地，我们的坟客（苏人对於看坟者的称呼），早已得信，即来迎候，她是一个中年寡妇，我们叫她阿罩娘娘。便到墓地祭奠，见松楸无恙，扫除清洁，略可安慰。馂余向例即送给坟客们。又分派了「添土钱」（添土钱者，坟邻的儿童辈都来聚观，各给以数钱使之勿来坟地践踏）。於是坟客邀往其家小坐，烧了茶，请我们喝一杯，平时她家里不吃茶，只饮白开水而已。

那时她家中正养着蚕，也有小小的一片桑田，我和震苏，都是见过养蚕的，我女阿芬，从不曾见过，看了那碧绿的桑叶上，卧着许多雪白的蚕，正想讨几条蚕，带到上海去，其母呵之乃止。

在我们这墓地白马涧乡村一带，这些妇女，正是多材多艺。不但养蚕，而且还工於刺绣。苏州那时有一种工业，专做神袍戏衣，城内开设这种神袍戏衣店的，不下十余家。所谓神袍者，便是各种神像身上所穿的袍服，花团锦簇，必需是种种绣品。至於戏衣更不必说了，无论京戏昆剧，不拘生旦净丑，穿上身的都是绣花的衣服。所以这种神袍戏衣店，生涯却是不恶，各处都有到苏州来定制的。这种神袍戏衣上绣品，都是粗线条，不要太工细的，所以都放到乡间妇女去做。这里乡村一带的妇女，却正是做这种活的（乡妇们对於刺绣，称为「做生活」），所以她们放下细针密缕的刺绣工夫，又可以粗脚大手的去抬山轿了。不但是多材多艺，实可称能文能武。

回到船上，时已近午後两点钟了，随即开船回去，我们也就吃饭。饭菜是船上母女两人烧的，什么红烧鲫鱼、荠菜炒肉丝、虾仁蛋花汤，这两菜一汤，不脱苏州风味，加着这时候，肚里也觉得饿了，愈加觉得适口有味。吃过了饭，看看沿河的一带农村风景，小桥流水，幽草闲花，这也正在农忙时期，农人却觉得自由自在。夕阳影里，已近市区，及至归家，便到黄昏时候，和姊丈及我姊淡谈家常，即行安眠。

关於访问亲戚故旧的事，真是思之惘然。最可悲者，我的两位最爱好，最友善的异姓兄弟，一位表兄尤子青，一位盟弟戴梦鹤都逝世了。梦鹤逝世後，我从此便没有到过他的家里，他夫人甚贤慧，而青年守志，我一向未见过面，未便访问。子青哥的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学生，年均幼穉，我们的这位表嫂，我也未见过，这是旧礼教和大家族的封建制度所限制了。再回忆到子青和梦鹤弟，生前有多少著作，我後死者没给他们收拾整理一下，至今思之，实在很多愧憾呢。

亲戚中，我的顾氏表姊也逝世了，她还死在我祖母之先，表姊丈朱静澜我师，续娶了一位夫人曾到我家拜我祖母，认为外孙女，以慰老怀。但她的年纪比我还轻，我叫她表姊好呢？还是叫她师母好呢？朱师那时也很憔悴，他既不能再做教书先生，也不能再做职业慈善家，那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机构，也取消了，家计也日趋困窘。其时我家有个亲戚，是我一个远房表弟吴霞赤，得了一个什么厘卡差使，请他相助为理，大约在浙江省某一处地方，不想朱师就在那里得病，急即送归家中，不数日便即逝世，此时我尚在山东青州府，还不能向我师抚棺一恸呢。

还有我师徐子丹先生，自从乡试中举以後，赴京会试时，我去送他，联捷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东。连任了山东三处地方的知县官（县名我已忘却）。有一时期，我还在山东，但不相闻问。但徐先生却殁於最後任所，自赴京会试送他後，从此便不曾见面。这一次回家，知道徐先生已由其公手扶柩回藉安葬，在家择日开吊。我知道了信息後，做了一副挽联，那天从上海回去，拜奠了一下，徐先生是我巽甫姑丈的好友，也是我的恩师呀。

诸亲戚中，只有桃坞吴家，却还兴盛。我舅祖清卿公早已故世了，现在砚农表叔当家。他们家的产业，本来只限制於苏州本地，近来也渐有发展到上海之势了。这有两个原因：一则是苏沪铁路通後，交通便利，一天可以来回；二则是上海日趋繁盛，商业发达，获利容易。清卿公在日，他是一向持保守主义的，也曾有人劝他在上海有所营运，他总是摇头，他说：「上海是鬼子世界，我们也不想发什么洋财。」

其实上海自开埠以来，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当时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都是苏州人来创始。说句可耻的话，因为苏商的发展，妓馆也借说书为名，号称书寓，而成为苏帮了。上海在一年一年发展中，於是几个大商家，宁波人也来了，广东人也来了，各省的人都来了。但是像宁波帮、广东帮，都是从海道来的，不免带了一点洋气，而苏帮却是从内地来的，营业也就有国粹意味。

不过近岁以来，苏人以近水楼台，也想分我一杯羹，因此在上海营地产事业，迁居上海的也就多起来了。

此外，还有几位旧友，从前开东来书庄，出「励学译编」的同好，也都散处各方，媒求职业，只有我的谱弟李叔良还在故乡，在中小学校教书，约了他，在「吴苑深处」喝茶，以叙契阔。这个吴苑，是我在苏时常去的地万，现在许久不来，熟友甚少，觉得「旧雨不来今雨来」了。还有我的岳父母还住在苏州，一位姨妹已嫁，我妻带了女儿，亦必须去省视一下，以叙别情。这样也有四五天工夫，便须要回上海去了。

至於家具器用，箱笼衣物，想运一些到上海的话，那只是空想罢了。以家具而言，我父亲从前置备甚多，从厅堂以至卧室，都是上好木材，比上海那些木器店里的要好得多。以前没有什么外国家货沙发椅之类，可是中国式的太师椅、杨妃榻等等，我们也是应有尽有。後来屋子住得越来越少了，家具便成了供过於求。因此有的寄给人家，有的借给人家，有的老老实实卖给人家了。但是还留下不少，即如我结婚时的一张新牀，虽不大考究，却是照苏州迷信的俗例，不能卖去的，可是这个庞然大物，如何搬运到上海去呢？还有箱笼等物，我母亲的嫁妆红漆箱四只，我妻的嫁妆红漆箱四只（还是簇新的），还有白皮箱，黑皮箱，单是这箱子就有十余只，不管里面都是些旧衣服、破衣服，但是如何把它安顿呢？

还有我的书橱、书箱，开出来一看，蠹鱼先生已经据为己有了。无论新的、旧的，有用的、无用的，好像都不忍舍弃。我妻也是一样，对於衣服器物，甚至厨房用具，都有恋情。我说：「除去木器以外，对於细软，我们现在只好拣最切要需用的带一点去，以後不是常常要到苏州来吗？来一次带点回去就行了。」有了这缓冲之法，便把此事解决了。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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