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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三:“巡游译书处”等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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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三:“巡游译书处”等五节   
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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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三:“巡游译书处”等五节 (1019 reads)      时间: 2006-2-13 周一, 下午8:05

作者:六者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三:“巡游译书处”等五节

作者:包天笑

◆巡游译书处

我自从离开了金粟斋译书处以後,便与蒯礼卿先生疏远了。本想特地到南京拜访他一次,汪允中说:「不必了,他也不拘於这种礼节的人。」此刻沪宁铁路还没有通,还是要乘长江轮船到南京的,往来有许多跋涉。蒯先生谋补空缺,正忙於做官,不久便实授了淮扬道,我又到了山东,连音问也不通了。直至他以四品京堂内用,放了欧洲留学生监督,出洋时道经上海,这时我已进入上海的时报馆了,方去拜谒一次,那天宾客如云,也没有说几句话。我只见他老了许多,胡子头发,全都灰白了,从此以後就没有再见过他了。

金粟斋出来,便预备回家了,只是我在想:回到苏州,做什么呢?还是处馆教书吗?要谋生计,在苏州更无出路,正在踌躇之际,遇见了叶浩吾先生。他问我:「金粟斋已结束,有何高就?」我笑说:「低就也没有,回家吃老泡去了。」(老泡乃是一种泡饭粥,回家吃老泡,苏谚失业之意)叶先生说:「老朋友!到我那里帮帮忙好吗?」原来叶先生曾经办过一个日文译书馆,是个学习日文的机构,那是速成的,只求能读日本文,不求能说日本话。毕业以後,许多习日文的学生要求工作,叶先生乃设立一个名叫启秀编译局以容纳他们。因为日文译本一时风行,叶先生也招徕了不少主顾,以应各新书店的需求。

我想这也好,暂时有所托足,便到启秀编译局去了。但是叶先生请我去,不是要我译什么日本书,却要我做整理工作。就叶先生自己所译的稿本而论,也教人看了很费脑筋,这是我们在金粟斋已见过的了。他的译文,只是在日本原文上的倒装文法,用笔勾了过来,添注了中国几个虚字眼儿,就算数了。有时一句句子长得要命,如果不加以剪裁,把那句子另行组织,简直拖沓得读不下去。若是在日文原书上勾勾勒勒,排字工友也弄不灵清。叶先生请我去,就是把他们的译稿,做这种整理工作。

可是叶先生这个启秀编译局,我一进去,便知道前途不甚佳妙。叶先生实在是一位老书呆子,他全不懂经营事业。帮他译东文的,都是他的学生,有些日文未通,连国文也未通,甚难加以修整。他虽然对那些出版家,采取薄利多销主义,可是过於粗制滥造,也难以使顾客欢迎。

叶先生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为了办这个启秀编译局,负了满身的债,甚至把所有的衣服都当光,真是「范叔何一寒至此」。

叶先生是一个人在上海,他的夫人和他的儿子,都仍住在杭州。每个月要寄钱去杭州作家用的,但他最初不过愆期,後来竟至中断,虽然杭州的家书如雪片飞来,他是「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叶师母没有办法,只得带领了他的这位少君到上海来了。但是叶先生无钱是事实,石子里炸不出油来,叶师母到启秀编译局质问他。我们看见叶先生眼睛看了日本书,手里笔不停挥的译书,耳朵里听厨子索取所欠的饭钱,嘴里还要与叶师母反唇相稽,我说他真是五官并用,大有毛西河遗风。

我在这里又有一段插话了,我所要说的是叶先生的这位少君叶少吾。当叶师母带了他到上海来时,他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穿的衣服,宛如一个花花公子,袖中的手帕儿,洒满了香水。我们以为像叶先生这样的规行矩步的教育家,必定痛责其子,但只对他皱眉叹息,斥他不长进而已。大概以叶师母的溺爱,免致冲突。向朋友张罗筹款,送他们母子回杭州,以博耳边清净。越一年,有人到杭州,遇见了叶少吾,他询问道:「喂!我们的浩吾,在上海搞得怎么样了?」又越数年,他写了一本小说:名曰:「中国之维新党」,署名曰:「浪荡男儿」,把当时维新党中人,駡了一个狗血喷头。但叶浩吾先生他是维新党中之卓卓者,幸而具有天良,未曾齿及,至於一班父执世交,则难逃笔诛了。

不要以为此书荒唐,当时很有一班反对维新党的,读之以为痛快。这个时期谴责小说风行,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覩之怪现状」,皆以駡人为宗旨,读者都为之提倡。维新党中,也大有可駡之人在,「中国之维新党」一书中,自不免添枝加叶,故甚其词,然此辈所谓有志青年的私生活,亦不能诿为羌无故实呢。辛亥革命以後,叶少吾曾於沪军都督陈其美处得一职,陈颇信任之,因少吾与上海做军装生意的某洋行有渊源,介绍了一笔军装生意而囊有余资了。其时叶浩吾先生已归道山,而叶少吾则颇为活跃。会北京开议会,四方贤杰,均走京师,少吾亦北上,颇思有所营谋,那时候,上海的北里亦动员。

花界姊妹也到首都去掘金,有一位海上名妓花元春,也到八大胡同树艳帜,乃部署初定,忽以喉疾殒命。举目无亲,无以为殓,叶少吾慷慨拍胸口说:「花老六我虽与她没有发生关系(发生关系,上海妓院中已有肉体之亲的术语也),一切殓费,我自任之。」於是北京胡同中姑娘,都称颂他是一位「有良心客人」。乃未及数月,叶少吾亦病死於北京,那时花丛诸姊妹,谓以义气博义气,群起而理其丧。此事大有传奇性质,自北京传至上海,各报亦竞载其事,有人为作挽联曰:「秋雨梧桐悲一叶,春风桃李泣群花」。实在群花理丧,并无其事,叶少吾之叔清漪先生,与其堂兄葵初先生皆有书致报界辩正呢。

言归正传,我在叶浩吾先生处,帮了他三个多月的忙,只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我不能向他催索,我也不忍向他催索。不过我为了要瞻家,为了要糊口,也不能从井救人。有一天,我遇见了章太炎先生,他问我:「现在何处?」我告以在启秀编译局,他笑说:「何不到刚毅图书舘去。」我问:「那里有刚毅图书馆呢?」他说:「启秀与刚毅,不是庚子拳变时代的名人吗?」後来叶先生这个启秀编译局,到底支持不下去,负债过多,幸赖他的人缘很好,大概是许多朋友帮他料理过去吧。

我从启秀编译局出来後,又到广智书局的编译所去,谁介绍我去的,我至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那时的广东朋友很少,广智书局里却全是广东朋友呢?那时候,上海的新书店,已越开越多,广东是开风气之先的,当然要着此先鞭。广智书局的规模不小,既然有了书局,也想自己出书,因此也设立了一个编译局,有人说,康南海,粱任公都有资本,也有人说,不过以此为号召而已。我以有人介绍,瞎天盲地的闯了进去,那个编辑所的编辑主任为谁,我也不记得了。

广智书局编译所的情形,和启秀编译局完全不同,有一种严肃的气氛,不像在叶先生那里,可以谈笑自由。编译员连我共有五六人,编辑主任目灼灼坐在那里,好像一个监试官。译书是支配的,他配给我一本日文的讲下水道工程的书,便是讲开发道路沟渠工程的种种事的。我不是一个工程学家,对於那书是很少兴趣的。

但我当时有一种自尊心,觉得他们支配你译的书,而你第一次便退还他,足见得你是无能,我於是勉强接受了,好在篇幅还不算得太长,其中的解释,也不深奥难懂。就只有许多土木工程上的日本名词,有的还是用和文拼出来的西洋名词,这可教人有些头痛的了。

我那时只得狂翻日本文词典,请教深於日文的人,购买参考书,日本人所编的「和汉新词典」,中国人所印的「和文奇字解」(上海作新社出版),乞灵於那些工具书了。不到两个月,居然全部完成。这书译成以後,我就敬谢不敏,从广智书局出来了。因为里面全是广东人,我和他们言语不通,未免有些扦格。再者,他们给什么工程科学的书给我译,我的科学知识实在浅得很,也不敢再献丑了。不过我又想:像这部专讲下水道的书,虽然是冷门,也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现在各处正在要开马路、建工厂,而外国已在流行什么抽水马桶的话,这是将来市政上一件重要的工程而必须研究的事,不过我当时释这一科门的书,不免有点盲人瞎马了。所以译完此书後,参加了一个签条给总编辑,大意是「对於下水道从未研究过,请由专家加以检定」云云,但我在两年以後,却见这部书赫然在广智书局的橱窗里了。

从广智书局出来,真想回老家了,忽遇蒋观云先生(蒋先生名智由,号心栽,观云其笔名也),问我近况,告以从广智出来,正想回去。蒋先生说:「不要回去,请到我那里去,我那里还有你的一位同乡蔡君,一定可以和你融合无间,使你高兴。」原来蒋先生那时也办一个译书处,这个名字叫作「珠树园译书处」,那个名称,很觉美丽,珠树园三个字,真可与金粟斋三字作一对偶。珠树园後於金粟斋,蒋观云先生是一位诗人,宜其有此题名,当时的一班新文学家,都喜研究佛典,这两个名词都从佛典来的呢。

蒋观云先生是浙江绍兴人,是前清的一位孝廉公,而又是一位学者、诗人、革命家。他有两句诗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後人讹为是写「革命军」一书的邹客所作的,其实不过是邹客重述一过而已。我们在金粟斋的时候,蒋先生常常来游玩谈天,因此我们认识他已久了。他为人非常和蔼,爱说笑话的。

在那个时候,有人推黄公度,夏穗卿、蒋观云为近代诗界三杰,互相唱和。这个珠树园译书处,也有两位孝廉公,一位是杨秉铨,江苏武进人;一位就是我的同乡蔡云笙兄了。

珠树园译书处也和金粟斋一般,如上海所称的石库门三楼三底的房子。蒋先生住在楼下,我们都住在楼上,每天饭开一桌,自己有厨房,那比在广智书局舒服得多了。我和蔡云笙同住一房,杨秉铨和另一位朋友同住一房。云笙的年纪,只不过比我大一岁,他名晋镛,二十一岁上便中了举人,为人极慧敏而风趣,我们两人一见便成为好友,为什么呢?一则我们两人志趣相同,二则为了同乡之故,愈见亲切了。

在珠树园那里,我自由极了,他不支配你做什么工作。你高兴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但蒋先生却见他写作很忙,他好像在什么杂志、日报上写文晕(中外日报上有时也见他的著作),那时他还自己出了一种杂志,名曰「选报」,那是选取近代名人的著述的。但虽云选报,也有并未见於其他刊物,而直接寄给他发刊的。这个珠树园译书处,我记得我并没有译什么书。不过他们也徵收外稿,请为检定这稿子可用不可用,签出来加以评语,请蒋先生覆核,这个工作我做了。至於蒋先生的选报,我无从帮忙,偶然给他看看清样而已。

我们在珠树园虽甚闲适,却不大出去游玩,上海是个金迷纸醉之场,我和云笙,都是阮囊羞涩之人,也不敢有所交游。只是偶然两人到小酒店喝一回酒,那时我有绍兴酒半斤的量,再多喝一点儿,便要晕酡酡了;云笙却可以喝一斤还多。不过都守了孔夫子所说的「惟酒无量不及乱」,就是适可而止了。回到家里,我们联床共话,无所不谈,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男女性事,我们常常谈至半夜三更,了无足异。

有一次,我们谈到一向传言山西大同府的妇女性器官,有重门叠户之异,云笙言:绝对没有这事,因为他有一位亲戚,曾经在大同府做过知府,他们的幕僚,也因素闻此传说,欲一验其异,那地方土娼极多,历试之平淡无奇。云笙又言:「虽然无此故实,然前人笔记却有此记载,我曾假定这重门叠户为有三重门户,每一重门为之制一联一匾」。我说:「愿闻其妙。」他道:「第一重门的联曰:『鸟宿林边树,僧敲月下门。』匾曰『别有洞天。』这联与匾都用成诗成语呢。」我笑曰:「佳!第二重门呢?」他说:「第二重门联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匾曰『渐入佳境』。」我道:「好!第三重门呢?」他说:「第三重门联曰:『云无心兮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匾曰『极乐深处』。」说罢,相与大笑。好在我们都是结过婚的人,而珠树园里也没有一个女职员,故能如此荒唐。

过了两个月,我记得已是初冬十月天气了,蔡云笙来了两位朋友,邀了我一同到广东馆子里去吃火锅,广东人谓之「打边炉」,这是宜於严冬的,十月里似乎太早。但旧历在江南十月,往往会来一个冷讯。我饭罢回来以後,便觉得身子不舒服,夜来便发起寒热来。到明天,我以为可以退热了,谁知寒热加甚,而且喉间作梗痛。那个时候,苏沪一带,正患着这个传染极速的喉症,当时还不大知道什么白喉、猩红热那种病名,统称之曰:「烂喉痧」。我一想不好,在外间害病,大非所宜,且使家人焦急,不如归家为宜。

我当时即与云笙说了,通知蒋先生,蒋先生来看我以後说:「你有病,一人回去,我们很不放心」。他便派了一个干仆,买好船票,送我回苏州。云笙还直送我上小轮船,丁宁而别。回到家里,我已很惫了。因为我说喉间梗痛,吾妻一看,喉间已有腐烂的白点。她口中还说:「没有什么。」我见她脸色发白,两手震颤,飞奔往告堂上。都知道这是危险的病症。其时苏州有一位著名专治喉科的医生,唤做马筱严,他是中医,吃中国药,不过他已治好了许多患喉病的人,因此声誉鹊起,祖母、母亲也急了,立刻延请这位马筱严医生,为我诊冶。

一清早去请了他,直到下午上灯时侯才来,这倒并非搭架子,实在忙不开来,可见那时候患喉症者的多。马筱严诊病很细到,他说:「是烂喉痧,目下流行的时疫,是一种要传染人的疾病。」他开了方案,匆匆的去了。当时我们也没有隔离,小孩当然不许进病房,而老人——祖母与母亲,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看护我的仅有我妻震苏,那时,苏州地方,还没有一家医院呢。

她说:「在未嫁之前,已经生过一次喉病,可无妨碍。」这话不知是真是假。但除了她以外,也没有别人看护我呢。我心中惴惴然,毕竟我妻是没有传染的。

马筱严出诊到我家两三次後,我病渐有起色,因为他诊费很贵,我有些吃不消(其实每次不过三四元,在当时已算贵了),以後便坐了轿子,到他家里这个医室去就诊了。喉症愈後,颔下又生了一个外疡,到一切复原,差不多要两个月了。当时由上海仓猝返苏,留在珠树园的物件,都没有拿,後来托人带回来一只衣箱,箱中一件羊皮袍子,不翼而飞,那也不去管它,大概珠树园的侍者,实做了顺手牵羊,取去御寒了。病愈以後,祖母不许再到上海去了,於是游历译书处的行踪,到此告一段落了。

到了明年,得到了蔡云笙的信,珠树园译书处也告结束了,其情形与金粟斋相同。真是无独有偶,他们这些办出版事业,好似「大爷串戏」一般。蒋观云先生呢,说是要离开上海,不是北京,便是日本。可是从此以後,我竟未与蒋先生再一次谋面。倒是在十余年後,我与他的公子蒋百器君(尊簋)曾见过一面。这一天,狄楚肯请客,似专请百器者,因楚青与观云,也是老朋友呀。那时百器已卸浙江都督任。这一次宴会,使我至老不能忘的,乃是第一次见到赛金花。那时她还只是将近四十的中年,在上海悬牌应徵名赛寓,百器飞笺召来,他比赛年龄还轻得多呢。

◆回到苏州

游历译书处倦游归来,我那时又失业了。为了生计问题,我不能空闲无事。幸而我以卖文所得,少有积蓄,家用又极省,虽然苏州的生活程度,渐亦提高,非比往年,但每月有十元左右,亦足支持。我偶然译写一部书,得百余元,足供数月之用,亦颇优游。那时苏州兴学的风气已开,但私塾还是未灭,且有人劝我设帐授徒的,我再作教书先生吗?无论如何,这只冷板凳坐不住了。

东来书庄那时已成暮气了,自从我到南京去後,我们励学会的诸同人,除了戴梦鹤故世外,大半亦都离开了苏州,如汪棣卿、李叔夏、马仰禹,都去了日本,有的学法政,有的学师范。祝伯荫到上海,到了大清银行为行员,後改为中国银行後,他一直在那里。

因此东来书庄无人管理,不知那一位股东,介绍一位经理先生来,是位镇江人,我已忘其姓,以前在钱业中做过事,对於书业,完全是外行了。

有人来问他:上海新出版的什么书有吗?他也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只是昂起头想。想了半天,再去翻书,实在他不知道这书到底有没有,因为当时不流行把新出版的书,摆在外面,须在书架上去寻。顾客看到他这种态度,早已等不及拔脚跑了。东来书庄资本小,不能多添书,别的书坊,也渐渐带卖新书了。加以观前街渐趋热闹,房东又说要加租,因此感觉到入不敷出,而同人的兴趣也已阑珊了。我们於是加以商议,就此关门大吉,便把这个书店结束了。

关於苏州兴学的事,好像全是地方上几位开明的绅士发起的。那时候,清廷还没有明令要教各省开学堂咧,各省自行发动,地方官也不瞅不睬。苏州本来私塾最多,读书人靠此为生,现在要把那些私塾废止,改成小学堂,第一就是没有师资,不要说那些冬烘先生无所适从,便是那班翰林进士出身的大绅士,对之亦觉茫然。於是地方上便派一班青年而有才气的人,到日本去学习师范,回来可以当小学教师,这一班人大约有十余位,面我友汪棣卿、李叔良皆在其列。

许多中国青年都涌动日本来,日本便大搞其投机事业,以速成为诱饵。於是有速成法政学校,速成师范学校等组织。这个速成师范学校,只要一年便可以毕业,给了你一张文凭,回国便可以当教师,皇然以受过师范教育自命了。这个速成师范,正是但求速成,不管你所学程度如何,一概与你毕业,可谓一榜尽赐及第。还有些人到日本去的,对於日文日捂,却是茫然,日本人更加迁就,雇用了翻译人员,老师一面讲解,翻译人员就站在傍边解说,真是教育界一种怪现象。不过我们苏州派出去的青年,至少於日文都有一些根柢,若李叔良等则日语也勉强可说。

小学既兴,私塾渐废,可是这辈一向敬惯私塾的先生们如何处理呢?苏州当时是个省城,地方绅士颇有势力,好在官厅也不来管你这本帐,因此他们便设立几个「师范传习所」。就是请那几位从日本学习师范回国的青年来教那些私塾先生。

这个设计是不差的,一则,私塾既废,这些私塾先生饭碗都要打破,不能不予以改造;二则,小学既兴,还需要不少师资,改造以後,便可以把向来教私塾者转而教小学了。

可是这「师范传习所」成立以後,便闹了不少笑话,原来有许多私塾先生,都是高年,甚而苍髯白发,年龄在花甲以外,向来以教书为生,私塾既废,绝了他的生路,不能不来学习。在日本学习师范回来的青年,都不过二十岁左右。有的论起辈份来,还是他们的尊长,甚至长两辈,长两辈要唤他为公公的。还有一位青年,看了一张传习所报名的单子,摇头道:「我不能教!」问其所以,他说:「里面有一位,教过我书的老师,我甚顽劣,他打过我手心,而今却来教他,太难堪了。」主事者无法,只好把这位老先生调到别一传习所里去。其他,属於姻亲中的尊长,世谊中的父执,也就妈妈虎虎了。

他们从日本学习回来的,说是教师上堂,学生必起立,但私塾里是没有这规矩的。现在觉得这传习所里,要教这许多老先生对於青年们起立致敬,也不相宜。而且有的起立,有的不起立,参差不齐,也不雅观。因此议定了不必起立。还有上课以前,要先点名,这个点名,有人主张不废止,因为可以借此查出他列席不列席,又可以借此认识他。也有人以为对於这些尊长的老先生,直呼其名,殊不合於中国的礼教。後经吴讷士先生(湖帆的父亲)调停,每一人姓名下,加「先生」两字,点名时呼「某某某先生」就可解决。这议案也就通过了。

最妙的这班学员先生(因那些老先生,未便称之为学生,改称之为学员),向来常不释手的小茶壶以及水烟袋,也都带到了课堂里来。当他们听讲听到高兴时候,便点头播脑的说道:「这倒对的!」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咙。或者听到得意的时候,说道:「这个我赞成!」傍顾他的学友道:「诸君以为如何?」於是划了火柴,呼噜呼噜地吸起水烟来。我没有到传习所里去学习,这些情形,都是我的谱弟李叔良讲给我听的。我说:「怎么许他们带那些小茶壶、水烟袋到课堂里来呢?」他说:「要他们以为对,可以赞成,也就不容易了,不然,给他们引经据典反驳起来了。」

苏州向来是读书人多,私塾既废,小学便兴起来了。这些小学,要分几类。一类是由家族创立的,苏州有许多大家族,历代簪缨不绝,族中的子弟很多,他们本来也有什么义庄、义学之类,储有一笔公款的,於是就把公款分出来办学堂了。这个制度,不独苏州为然,全国都有,我们读「红楼梦」,贾宝玉进的家塾,也便是这一种。於是苏州便有了彭氏小学堂、潘氏小学堂、吴氏小学堂、汪氏小学堂,以及各个皆冠以姓氏的家族小学堂,这种小学堂,除了本族之外,亲戚邻里间的子弟,也招之入学。一类是由同业中发起的,苏州有许多大商业,如钱业、金业、绸缎业等等,每一商业,都有他们的集团,便是他们称之为公所的。每一商业,也都要招收学徒,而这些学徒,本来是从私塾中来的,现在私塾既废,各业自设学堂,教以各业基本上的学识,不是更为合适吗?因此某业小学堂,亦分门别类,亦兴起来了。还有,苏州地方,向有各种善堂,每一善堂便有一个义学,这些义学,真是不堪承教,凑集街头流浪儿童,教之识字,真是「天地玄黄喊一年」,现在也想改良、扩充,成为公立小学堂。所以苏州的小学堂,也便风起云涌了。

虽然如此,但是那些绅富人家的子弟,还是不大愿意送到小学堂去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科举真的要废止吗?苏州好像是个科举发祥地,他们对此尚有余恋,洋学堂即使发展,总非正途出身。二则那些绅富家的子弟,都是娇养惯生的,以为那些小学堂中的学生,总是良莠不齐,不如请一位先生在家里教读,觉得放心,尤其是太太们的意见,都是如此。所以虽然小学堂风起云涌,而那些大户人家,延请西席先生,还是很多。

那个时候,我既没有到什么师范传习所去学习,也无意於去当小学堂教师,我想这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玩意儿,我根本就不愿意作教书生涯。然而在此期间,我终究还是教了半年多的书,自我矛盾,可谓已极。这时我的舅祖吴清卿公已故世了,伊耕表叔是早已故世了,砚农表叔为了他的令郎,我的寿祉表弟与子深表弟,请不到先生,要我给他们代舘半年。我在情谊上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在儿童时候。伊耕表叔曾经教过我书的,我正赋闲无事,这怎能推却呢?

我只得应承了,说我赋闲无事,其实我那时也忙得很,这种忙,正是俗话所说的「无事忙」。我和砚农表叔声明:我在南京、上海几年以来,心已野了,不适宜於静坐教书,请表叔赶紧访求明师。我和两位表弟,不要有什么师弟型式,我只是一个伴读而已。砚叔也答应我。但是这半年来,我觉得很苦闷,他们还是墨守旧法,从四书五经读起。这两位表弟,年龄尚小,还未开笔作文。寿祉人颇忠厚,子深却聪明而顽皮(现在他已为名医师而名画师了),我没有师道尊严,他们也不怕我。这半年来,坦白说来,两俱无益,尤其我的脚头散,朋友多,无论风雨寒暑,每天要出去,已经成为习惯了。

世事是推陈出新,交友之道亦然,我在苏州,又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一部份,是新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如上文所说,以学习师范、法政的最多。学习师范的正预备在故乡作师资,学习法政的如周祖培、杨廷栋(号翼之)等诸君,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派的学生,回国来也思有所发展了。上海是开风气之先的,而苏州是个江苏省城,距离上海还近,也是得了上海风气之先,有许多号称新学者也崛起了。於是我又认识了不少以前没有认识的新朋友了。

苏州向来吃茶之风甚盛,因此城厢内外,茶馆开的极多。有早茶,有晚茶。所谓早茶者,早晨一起身,便向茶馆里走,有的甚於洗脸、吃点心,都在茶馆里,吃完茶始去上工,这些大概都是低一级的人。高一级的人,则都吃晚茶,夕阳在山,晚风微拂,约一二友人作茶叙,淡今道古,亦足以畅叙幽情。到那种茶馆去吃茶的人,向来不搭什么架子,以我所见的如叶鞠裳,王胜之等诸前辈,也常常在那里作茗战哩。

观前街为茶馆集中之地,因为它是在苏城的中心点,以前有一家唤做玉楼春,後来又改名为云露阁,算是最出名的。里面有一个楼,名曰逍遥楼,四壁都是书画,还陈列着许多古玩,一切椅桌器具,都极考究,那是士大夫们在此吃茶的地方。近来最著名的便是吴苑了,吴苑那时是新建设的,地址颇大,茶客亦杂,好在各种茶客,自能分类集会。里面有一处,唤作四面厅。(按,那是四面都是廻廊的,苏州建筑家以及园林,每多喜此。)

吴苑四面厅里的茶博土,对於我们一班茶客,个个都叫得出姓名,某少爷、某先生。罗罗清楚。连你们的家世也都明白。有几位写意朋友,还有自己的茶壶,手巾存放在那里的,这要算是特客了,这种茶馆里,点心及小吃,都是极丰富的。吴苑门前有一个饼摊,生煎馒头与蟹壳黄(饼名)也是著名的,此外你要吃什么特别点心,邻近都是食肆,价廉物美,一呼即至。至於小吃,那些提篮携筐的小贩们,真是川流不息。至於卖报者,吴苑有两人,享有专利权:卖报的也是租看的,出制钱一二文,足以使你一览无余。

写到此,我又想起了「吴苑三痴子」的故事。三痴子者,都是吴苑四面厅的老茶客。为什么奉他们以痴子的名号?因为苏州人都以温良风雅为贵,遇有性质特别,有异於众的人,辄呼之为痴子。这也不独是苏州为然,如我前文所说的,当时呼章太炎为章疯子,蒯礼卿为蒯疯子。别地方的疯子,亦即苏州人所称的痴子,实则借用一句古典话,所云「臣叔不痴」也。我且述三痴子如下:

第一先说冯痴子。冯君号守之,他是一个田主人家帐房,这一种职业,苏州人称为「知数业」,其名称当有来历。冯自言只读过三年书,而好谈时政,他的政治知识,全是从报纸上得来的。他一到吴苑,便是谩骂,骂政府、骂官僚、骂绅士,无所不用其骂,四面厅上,好像只听得他的声音,别人也无从与之辩解。但即使别人不理会他,他也一人喃喃地骂,因此人呼他为冯痴子。後来,他认识了几个日本人,经营日本股票,颇有所获。再後来,便住居日本去了,在商业上发了一点小财。我那一次到日本去的时候,坚欲留我在其家盘桓几天,他说:「我家有床有帐,有桌有椅,完全是苏州派,不必席地坐卧也。」我以在国内有职业,辞谢之。

第二是朱痴子,号粱任,是一位深思好学的人。他的父亲是位文秀才而武举人,得一个武职,未就任,家颇小康。但梁任从未考试过,他排满最烈,剪辫子最早,剪辫而仍戴一瓜皮小帽,露其鸭尾巴於背後;身上长袍,御一马甲,拖一双皮鞋,怪形怪状,因此人呼为朱痴子。他最佩服章太炎,当太炎因苏报案被囚时,他每至上海,必到提篮桥监狱一访太炎。他有口吃病,期期艾艾不能畅言,而性颇卞急,他也是吴苑的常茶客,却是来去匆匆,坐不暖席。後来闻他以陪某几位名士,至甪直镇观唐塑,他携其儿子,另雇一小船同往,途经一湖,忽遇风浪,船覆於水,他们不识水性,父子同死。那时我不在苏州,未识其详。关於朱梁任事,我下文再有多次述及。

第三是张痴子,名一澧,号沅圃,他是张仲仁的族弟,这位先生也有些特别,他是一位评论家,在吴苑中人人识之。向例茶馆中泡一壶茶有两茶杯,意示—壶可以供两人饮也。但张君自己并不泡茶,好与友人共一壶,时人称之为共和先生,因「壶」与「和」同音故。张君又曾写一小说曰「老骚」,乃记述杨崇伊(杨云史之父,时寄居在苏州)与吴子和(吴郁生之弟)在苏争夺一妾事,话多嘲谑。後来张一鹏(号云搏)主持上海的时事新报,继孟心史(名森,号莼孙)之後,朱粱任、张沅圃均为编辑,一日两痴为一小问题,几至大打出手。时报与时事新报望衡对宇,两人均来赴诉於我,我笑谓:「你们两人,各打板子一百,此小事不足争论,我请客,分饷大菜一餐,复为朋友如常。」

◆吴中公学社

我写此回忆录,往往因前事而述及後事,又因追思往事,涉笔成趣,不见庄谐杂陈。我今又廻叙到我重回苏州这二三年的事。那个时候,我真是所谓吊儿郎当,说我闲吧,我一天到晚也像是很忙的;说我忙吧,我忙了些什么事,真是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苏州嚷着兴学,各处要设立小学堂,我又无意於此。我本也有好多机会,在上海去谋事,有几家书局设立编译所了,但是我祖母年老,母亲日就衰病,遵守家贫亲老,不事远游的古训,诸尊辈都告诫我不离故乡,其时,吾家中又添了一女(名可青),居然四代同堂,八十余岁的老祖母,得见此重孙女,当然晚景一乐也。

在此兴学潮中,苏州城南有一唤作位育善堂,这个善堂,不是苏州地方人士所设立的,是一班侨居於苏的寓公们集资所创办,是一种会馆的格式。不过会馆是一地方的人士所设立的,而这个位育善堂却不拘於一地方人。因为苏州是个省城,人物荟萃,故别省别府别县的人侨居於此者甚众。

这个位育堂内,也设有一个学堂,这个学堂,不同於寻常善堂中所办的义学。寻常善堂中所办的义学,不收学费,拉几个街头失学的儿童,使他读一二年书就算了。这位育堂所办的学堂,是高级的,一样收学费,不同於义学,虽然学生的程度可达到中学,虽然没有英文课,却是有洋学堂的派头,因此不独是许多在苏寓公的子弟就学,苏州本地方的子弟,也就学的很多。这个学堂不分班别,大约共有学生四五十人吧。

忽然之间,那个学堂里的学生闹起风潮来了。原来那时候,正在上海的南洋公学学生大闹风潮之後,好似铜山崩而洛钟鸣,苏州亦如响斯应。这位育堂的学生,为什么闹起来呢?说是大不满意於那位教师。这位教师是谁呢?便是王均卿(名文濡,湖州人,後为上海世界书局编辑,伪造「浮生六记」遗失之二记者),学生们说他傲慢与偏见,本来有四五十学生的,一哄就哄出了二三十人,去其大半。这如何办法呢?书是总要读的,他们就以上海南洋公学为蓝本,学生出来了,组织了爱国学社,他们也要自设一个学社之类。

单是学生,也闹不出什么事,没有什么魄力的,但是有几位家长,几位教员,却帮助了他们。因为位育善堂里这个学堂,是侨居於苏州的人士办的,什么董事之类,很多官僚派,以善堂而办学堂,还带有官气,虽然一样收学膳费,不免仍有义学臭味。於是由几位家长以及几位号称开明的学界中人,开了几次会,组织了一个唤作「吴中公学社」。

这个吴中公学社,当时算来是自治的、民主的,有许多地方,都是由学生自主,学社里的费用,由学生家长们公摊,房子是也由一位姓汪的家长,把一所待租的空屋,借给学社用,不收租金。倒也有一厅数房,可作课堂与宿舍之用。教职员都不领薪水,有的略领一点极微的津贴。其时祝心渊自己办了一所唐家巷小学,他是有了办学经验的,同人奉为指南,还有朱粱任,王薇伯诸君相助为理。

我本来不参加与其事的,他们托祝心渊来极力劝驾,他说:「与其荡观前,孵茶馆,何不来帮帮忙,尽尽义务呢?」我便去当一个国文教员。

那时有吴帙书、吴绾章兄弟两人,日本留学回来。吴家也是苏州望族,他们在日本倒不是学的什么速成师范、速成法政,帙书学医,绾章学理化。而他们回国时,却带来一位同伴,一直到如今,成为中国历史上特殊有名的人物,你道是谁,便是苏曼殊是也。苏曼殊,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别号(按,曼殊的别号,不下数十个),我们只知道他叫苏子糓。据帙书说:「他是在扎幌学医的时侯认识他的,他不曾到过中国的上海来。这一次,随了我们到上海,但他在上海又没相熟的人,我们回苏州,只得又跟了我信到苏州来了。」恰巧这时候,吴中公学杜的学生,要一位英文教员,以应潮流,曼殊是懂得英文的,吴氏昆仲便把他推荐到吴中公学社里来,住在社里,供他膳食,藉此安顿了他。

当我初见曼殊的时候,他不过二十一二岁年纪吧,瘦怯怯的样子,沉默寡言,那也难怪他,他第一次到苏州来,那里会说苏州话,而且他说的广东话,我们也不懂。那时不独他一人,还带了一位年约十岁左右的男子。起初我们以为是曼殊的弟弟,後来听说曼殊并没有弟弟,据吴氏昆仲说:是他朋友的弟弟,但曼殊也不肯详言其身世,我们也未便查三问四。至於曼殊自己的身世,只知道他父亲是位广东商人姓苏的,母亲是日本人,到後来说他母亲是河合氏,父亲苏某某,差不多到了曼殊逝世以後才发表,这也由於曼殊抱有身世之痛,生前不大肯吐露之故吧。

也有人说:曼殊从小就在广州的某一个寺院出家,当了个小沙弥,後又还俗了。在南社里的一班朋友们,都唤他为苏和尚。但在那个时候,并不像一个出家人,也不谈什么佛学,不过他是剃了一个光头,牛山濯濯,却像一个和尚了。说起光头,我又有一个笑话了:原来和曼殊一同来的吴帙书,也是剃了一个光头的,他未到日本去以前,早已结婚了,回来後,装了一条假辫。他家有个女佣,告假回乡下去,及至再来时,不知主人已归。惊告同伴道:「奇怪!少奶奶房里有个和尚!」众皆大笑。

当时,日本留学生剪了辫子的不少,去的时候,都留着辫子,但是这条辫子颇为惹眼,只有中国人有此怪状。日本那些刻薄文人在报纸上称之为「豚尾」;日本有些小孩手追逐其後。呼之为「半边和尚」,然而中国人有些还不肯剃去,为的是归国以後,将来还须考洋举人、洋进士,不能没有这一条辫子呢。譬如像端方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把他的旅费、学费,都挥霍完了,向老头子要钱。老头子不答应,他说:「我要剪辫子了。」他们满洲人,怎能剪辫子呢?端方一急,便汇了一千块钱去。曾孟朴「孽海花」上的回目,本来有什么「一辩值千金」回目,後来端午桥把他招致入幕,这回书便不曾写。於是通融的办法,大家便装假辫子,像曹汝霖、陆宗舆等回国考试时,都戴着假辫子呢。

且说苏曼殊最初以不通吴话故,沉默寡言,後来渐渐也听得懂了。吴中公学社诸同事,都兼任了别处事的,也都很忙,吴氏昆仲亦难得来,曼殊不免趋於寂寞。我那时比较空闲,常到他房里去看他,起初我们作笔谈,後来也就不必了。但曼殊却喜欢涂抹,有时写几句西哲格言,有时写一首自作的小诗,即以示我,最後则付诸字簏。他又喜欢作画,见了有空白纸张,便乱画一番,结果亦付诸字簏。有一次,我购得一扇页(摺扇的扇面),那是空白的,他持去为我画,画了一个小孩子,在敲破他的贮钱瓦罐,题之曰:「扑满图」(按,扑满者,小儿聚钱器也,满则扑之,见「西京杂记」)。但这个「扑满」两字,有双重意义,那一个扇面,我却珍藏之,可惜今亦遗失,不然,倒是曼殊青年遗墨也。

吴中公学社有两学生最为出秀,一曰王公之,一曰蓝志先。王公之自吴中公学社解散以後,不知何往,蓝志先後改名为蓝公武,他本是广东潮州人,其父在苏州养育巷开一土栈,志先耻之,乃改为苏州吴江籍,实亦生长於苏州。他最崇拜梁任公,作文亦仿梁任公的文章,洋洋洒洒一大篇,後入北京,为研究系中人,久不闻消息,及至最近,方知其早已加入共产党。回想当年,是一位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现在大约也是皤然一老了。

但吴中公学社不到一年,即已解散,学生们便都星散,这是没有基础的一个学社。

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戏剧性的演出。我们那时候,大家对於种族革命,似很热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里鼓吹,苏州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满为革命先驱。清初文字之狱,最为酷烈,此刻则许多禁书,都在上海出版了,什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读之使人心痛,使人发指。其中以朱梁任是个激烈份子,在吴苑茶馆里,也是那们乱说。有人问他:「你姓朱,是否明朝後裔,要是换一个朱洪武来做皇帝。我们也不赞成。」这都是戏谑之词,粱任也期期艾艾,不以为忤。

有一天,是个下雨的天气,朱粱任穿了一双钉鞋,握了一把雨伞,到我家里来。其时我已迁居,自曹家巷迁至都亭桥的承天寺前,这一条巷名很别致,唤做东海岛郎山房。原来吴人佞佛,寺院极多,承天寺这个寺院占地极多,从前那地方本为寺产,现在已成为民居,什么东海岛、郎山房(疑是狼山房),都还是当日寺院中的名称。但我家门前,却有一个古迹。对门一口井,这口井便是宋末遗民郑所南的一部「心史」出现的地方,见之於顾亭林的文集中。但是这虽是一口古井,仍旧为邻近各小家所汲用。梁任来访我,常要到井畔去徘徊,谈及郑所南故事。那一天,也是在我家上下古今,高谈阔论,临出门时,又到那井边指手画脚,这井边正停了一副馄饨担子,不知如何,他的雨伞柄一伸,把那馄饨担打翻了,卖馄饨的拉住了他,不肯干休。还是我出去和解,因为道馄饨担也是我家老主顾,赔了数百钱了事。

有一天,朱粱任忽然发起要到苏州郊外狮子山去招国魂。这种玩意儿,现在想想,也大有痴意。我问:「何以要到狮子山呢?」他说:「我们中国是睡狮,到此时候,睡狮也应该醒了。」偏偏祝心渊、王薇伯等都附和他。还拉了我和苏曼殊,我当时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曼殊是无可无不可的,这种事有几位老先生,真以为我们发痴了。於是由粱任去雇了一条小快船,因为在苏州作郊游,并无车马,总是要坐船的。还由他备了一些祭品,到狮子山去了。

记得那时侯,重阳已过,正是在九月中,一路黄花红叶,秋色漫烂,久居城市中的人,身心为之一畅。爬上狮子山的山巅,扯了一面「招我国魂」的红旗。

朱粱任还带了一枝後膛枪(因他的父亲是个武举人,实在当时家藏枪械也不禁的),向北开放了一声巨响,引得狮子山下的乡下人,莫名其妙。以为洋鬼子又来打猎了。这天,只有朱粱任最严肃,我们都不免带有一些游戏态度。我当时还做了几首「招国魂歌」,在狮子山头,同人大声歌唱。那歌词我早已忘却了,我向来偶写诗歌之类,都不留稿的,二十年後,在金松岑的「天放楼诗集」里,忽然见到他却转载我的「招国魂歌」,而且还有他的和作。

谈起了金松岑,我又想起了我们吴江县同里镇这一班老朋友了。当时苏州一府九县,同里一镇,属於吴江县,而他们人文英发,开风气之先。苏府属的同里镇,时人比之亚洲的日本。我首先认得的是杨千里,杨千里的认得,是在东来书庄时代。因为同里镇和苏州城,相隔非遥,同里镇是个水乡,他们自己家里都有船,家里的佣工,都能摇船到城里来。同里老早就有男女学校,与东来书庄也常有往来,因此千里到苏州来,常来看我,有时也吃吃小馆子,互作东道,他是一个世家子,而弟兄姊妹极多,他约我到同里去玩,他的父亲是位孝廉公,似在那里做学官。耽搁一天两天,我就住在他家。

因杨千里而认积了金松岑,松岑本是南菁书院的高材生,也是同里镇人,此刻在家乡办一学校。说起来大家都知道,那便是写「孽海花」小说的发起人,後来他自己不高兴写,便让给曾孟朴了。但那时也出版了许多小本书,如「三十三年落花梦」、「自由钟」等等,到同里镇时,总是招待请吃饭。又由金松岑而认识了陈佩忍,後来有一时期,在上海几与佩忍朝夕见面,那是在南社时代,此是後话不提。最後,又认识了柳亚子,他们这许多人,都是住在同里镇的,吴江县城内,反而显得沉寂。但柳亚子不是同里人而是黎里人(黎里亦称梨里),不过黎里与同里,一水之隔,相距甚近。此一辈人中,以柳亚子年最轻,那时他没有亚子这个名号,我们只知道他为柳安如,正在松岑所办的学堂里当学生咧。

有一次找到同里镇,是金松岑等所开的学堂里,开了一次游艺会,请我去当评判员,那是他们放船到城里来接我去的。游艺会开完以後,松岑就在学堂里,宴请几位评判员和教职员,大家兴高采烈,行了一个酒令,是写了许多国名,都做了字闱儿,谁拈着那一个国,就算那一个国的统治者。某一国对某一国是世仇,或是某一国对某一国,有所侵略,有所抵抗,便拇战起来。偏偏我拈着的是俄罗斯,当时是在帝俄时代,尼古拉斯二世即位後,颇多侵略,颇多暴政。於是在座各国,都来打我。我的酒量,绍兴酒只有半斤,拇战又不擅长,喝得酩酊大醉,呕吐狼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

◆重帏弃养

我二十七岁那一年(公元一九○二年,清光绪廿八年),是我慈亲故世之年。我母亲年轻时,就有肺病,在我五六岁,她在三十四五岁时,咯血病大发,至为危殆。然而到底逃过了这个关,後来吐血病常发,在父亲失业,家况穷困的时候,她常常讳疾忌医,终是勉力支持,即使病发时,她也不大肯睡眠。因苏州打一句古老的话:叫做「痨病忌上床」,她说:「我不能上床」,所以仍力疾操作,人家劝她也不听。

亲戚姻娅中,均预料她是不寿的,不久於人世的。在三十四岁大病时,医生都已回绝了,後事也准备了,以为是无可挽回了,而她却渐渐地好起来,从此就是带病延年,一直到逝世那年,她是五十四岁了。有些略知医理的人,都以为是奇迹。而笃信因果的女太太们,都说她本来在三十四岁那年要故世的,因为她奉养衰姑,一片孝心,感格上苍,所以给她延寿二十年了,到五十四岁方才身故。

当时这个口碑,是传诵於戚邻间的,吾舅祖吴清卿公,姑丈尤巽甫先生,尤赞叹不置。向来说是「家贫出孝子」,现在正是「家贫出孝妇」了。但在此二十年间,第一、她的睡眠不充足,每夜须至十二点钟以後方睡,为了从事女红,并看护我祖母,早晨往往天初微明,即起身了,至多每夜不过睡五六个小时。第二、她的营养不调和,每天的饭吃得很少,仅及常人之半,而一个月里,都有三分之二是茹素的;便是吃荤的日子,仅有的荤菜,也是让给老的小的享受,而自甘藜藿。第三、他的操作太勤苦,家中常常用不起女佣,从无一刻可以安闲,勤劳若此,真是舍己拯人的仁者了。

吾母亲是在正月底病倒了,直至四月十八日逝世。即在病中,凡是能力疾起来的,总是起来,照看着祖母。因为同睡在一房,她非常警醒。病到三月间,实在不能支持了。医生说:并不是她的旧病复发,实在是她的精力尽了,正似庚子山枯树赋上的话:「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虽有神医,也无法挽回了。

母亲直到了不能起床时,还关怀着祖母,那时我夫妇本住在楼上,我嘱吾妻,亦睡在祖母房中,可以照顾她们两位病人。其时吾姊及姊丈,也和我们合住,可以帮着我们的忙,我则出外奔走,以求糊口之方。母亲在病中,更使她受着一个很大刺激的,是我最初生的一个女儿可青的殇亡是也。这孩子名为三岁,其实不过二十个月,却很为聪慧,吾母亲极锺爱她,而她也极能讨祖母的欢心,忽然之间,以惊风病(新名词当为脑膜炎)不到三天便夭亡了。母亲经此一悲痛,病愈加重了。

母亲自得病以後,即知道自己的病是不起了,一心挂念着不能侍奉祖母到天年。她告诉我们祖母老境的悲苦,她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没有一人送她的终,就只剩了一个我是儿媳,我还要先她而离开人世,其悲惨为何如?我们夫妇只得安慰她,祖母的事请放心,我们不能有一点忽略。可怜祖母这时耳已失聪,不能详细听得我们的话,她只是坐在床上念佛,她还希望吾母亲的病体,还有一线转机哩。

母亲故世以後,我像痴呆一般,真是欲哭无泪。家人催我办她的後事,我已莫知所可。幸而母亲的病,大家知道不起,她的什么寿衣寿衾,我们都陆续预备好了。关於棺木,她极力叮嘱不能比父亲的好,而且不要预置寿材(祖母已预置寿材多年,而且寿衣等也都制好)。苏州风俗,棺殓以後,停放家中,过了五七,然後开吊出殡。吾母信佛,我不能屏弃佛事,在未殓以前,便做了一堂佛事,名曰「系念」,在静夜中,我听了僧人们的那种安和圆融的梵唱,似觉得可以安慰母亲的灵魂。

在出殡以前,发出讣闻於亲友,我写了一篇关於母亲的行述,随讣分发。在前清时代,惟贵显人家的父母尊长故世了,方始可以有行述,倘然是个平民,虽有德行的人,身死後也不许表彰,可见当时的专制不平。

我却不管这种体制,我就我母生前的行为,写了一篇「哀启」。我是一点没有虚饰之词的,因为吾母亲一生,最不主张欺人,她自己也从未做过欺人的事,所以我的文字中,也没有一句半句欺人的话。(那时苏州最初有用铅字印刷的印刷所,我所写的行述是铅印的。)

开吊的那一天,因为我的文友多,送下来的挽联很不少。有的亲友中,本来知道吾母亲德行的,有的是看了我所写的行述方知道的。我记得我的表姑丈尤鼎孚先生送了一联道:

一诺千金,闺阁共传吴季子;

鞠躬尽瘁,家庭今见武乡侯。

这副挽联,上联便是说我母亲脱一双金约臂,拯救了吾父亲的明友孙君的事,那是我写的行述上所载的。下联是吾母亲事姑的纯孝,那是凡我们亲戚中都知道的。这幅挽联,虽字数不多,却撰得浑成贴切,大概吾母的德性,在列女传上也找不到,就用两个男人来比拟了。後来知道:这联句虽是吾鼎孚表姑丈署名致送,实在是我那位子青表哥所撰的。

自母亲逝世後,我们夫妇,在母亲大殓以後的当夜,便睡到祖母房里,睡到母亲一向所睡的床上去了。这时候,吾妻震苏,又怀了孕了,祖母的意思,不愿意劳动她,雇有一个婢女睡在房内也好了,但是我们如何能放心呢?况且母亲临终时,再三叮嘱,要我们好好照顾祖母的呀。有一天,我在楼上自己房间里,写一篇文字(那时我在家里卖文为生,也写译些小说之类),到深夜尚未下楼,吾妻年轻易睡,不及吾母的警醒,祖母起来小便,向须有人扶掖,那天她不欲惊动怀孕酣睡的孙妇,因原谅她白天操作也很忙,便偷自起身。震苏在睡梦中,忽闻一声巨响,急起奔至床前,见祖母已坐在马桶上。所云一声巨响者,乃马桶盖落地声也。自此以後,我也不敢久留楼上,即有工作,亦在楼下房里挑灯握管了。

母亲故世後,吾祖母的老境,愈益伤感。她常常垂涕道:「我应该死在她的前头,使它好好地送我的终,怎么现在倒要我去哭她呢?」当然,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孝顺媳妇,先她去世,怎么不使她悲哀?祖母那时身体愈加衰弱,但是她神志清朗,虽然睡在床上,不能行动,可是家事由她处分。有些事,母亲在日,由母亲处理,原是不必要费她老人家的心呢。

我自从母亲故世後,一直没有离家,连上海也难得去。可是到了明年的初冬,在苏州有几位同志发起,苏州没有女学堂,别地已有发起设立的,如上海、杭州等处,吾吴文化素著,不应後人。朱梁任说:他在阊、胥两门之间的城脚下,有祖传的一块空地,可以捐出来造房子,在造房子的时间,他也可以募集一点钱。但是有两位同志说:「要等到造好房子,方始开办,未免太迟缓了。真是要办,房子可以先行租定,城里空房子很多,便是吴中公学社的房子,还是空着呢。有了学堂的基础,再造房子不迟。我们不妨在今冬即先筹办起来,筹办成熟明春即可以开学。」

我也主张这一种计划,但是所说的先行筹备起来,这筹备却先从何处着手呢?因为在苏州开女学堂是破天荒,别处却已有先开办的。第一步,不如先到别处已开办的女学堂去参观一下,并徵求他们规模、章程之类,以供参考。倘到别处去参观,先到何处去呢?上海是开风气之先,自然先到上海了。第二步是请什么人去呢?他们便一致公推了我。一、因为他们都有事羁身,而我较为空闲;二、我到上海比较熟悉,认识的人多。三、请我调查以後,将来开办时,便含有推我做该学堂的主任的意思。

我答应到上海去了,可是这一去,却抱了终天之憾。临去时,得了祖母的许可,规定连来去是三天。她那时神气非常安闲而清朗。我问她:「要些什么东西吗?」她说:「上海如有文旦,买一只回来,别的都不要。」那时候,苏州虽然也有这种果品,但来得很迟。我约定三天回来,虽说不作远游,三天谅无妨碍,谁知我到第四天回来时,巳素幛高悬,灵柩在望,我见了一个头眩,昏晕倒地了。

原来我到了上海,可以供我参考的,只有一个爱国女学社,是中国人自己办的,那时务本女塾等等都不曾开办咧。其它,有几个教会女学堂,都在外国女教士主持中,我都是不熟悉的。我於是只得去访问爱国女学社了。那时候,爱国女学社是在蔡孑民先生(元培)主持下,蔡先生我本来也认识的,我去访问时,他极为恳挚,详细指示一切,又介绍我见林宗素女士(林万里之妹)。

蔡先生听了我说苏州将开女学,甚为兴奋,并且他说:如有可以帮忙之处,愿尽力帮忙。我要向他徵求爱国女学社的章程规则、课程表之类,以便参考进行。他说:「今天来不及了。」他此刻匆匆地还要去上课,明日当检齐一份,以便阁下携归。因此我明天下午,再去向蔡先生叨教一番,因此之故,不免多延迟了一天。

我在家临行的时候,没有关照家中,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因为左不过来去只有三天,也未能决定住在那家旅馆。到了上海,也没有写信回去,误就误在这个上,太觉大意疏忽了。祖母在我动身的那一天白天,还是好好地的,夜里还吃了粥,不改常度,谁知到了明天清晨,一口气便回不过来了。这天是旧历十一月十六日,吾祖母享寿八十四岁。

震苏和吾姊,一时束手无策,连忙到桃花坞去,通知吴砚农表叔(其时吾舅祖清卿公已逝世,砚农叔为祖母之侄),他们一来了,便料理祖母的後事。震苏主张打电报给我,但上海这样一个地方,人海茫茫中,这电报打到那里去呢?从前有金粟斋译书处等,他们是知道的,现在连我最後从事的珠树园译书处也解散了。本想打电报到中外日报馆,因知道我是看中外日报的,登一广告,传此噩耗,促我即回,後亦未果。砚农表叔道:「这就吓坏他了,我们这位老表侄,身体素弱,上下那种小轮船,尤应小心。老姑太太(他们呼我祖母)得终天年,命中注定无儿孙送终,现在我们定明日大殓,能在此时期回来最好,否则也不能停灵待了。」吾妻也不能坚持定要我回来大殓,他们便这样安排决定了。

为甚么砚农叔说命中注定无儿孙送终呢?据说:祖母年青时,曾有一算命人,算她的儿女虽多,却无一送终的人。祖母共生二子三女,厥後,我的三位姑母,相继逝世,我的大伯早夭,及吾父故世而星者之言大验。祖母常引苏州的两句俗语云:「装得肚皮宽,哭得眼睛酸」,为老年丧子的痛语。自我生长後,有人私询这算命者,问:再下一代如何?其人摇首道:「恐怕也靠不住。」这话不令祖母知,他们以为我亦不育,或者先祖母而死耳。父亲故世後我便是承重孙,孰知鬼使神差,为了筹备女学事,我离家往沪,而实践了即一孙也不能送终的妖言。

到了我去上海的第三天,祖母便成殓了,因为祖母的身後一切,早就预备齐全的了,寿材(即棺木)寿衣(入殓所穿的衣服),在十年前早已预备,还有身故後焚化的经忏锭箔,她在病中,自己也早以安排。其它丧仪佛事,都有吾母故世时候的前帐,不过祖母的丧事,都要此母亲丰裕些,所用款项,在我未归前,均砚农叔代付,日後由我归还。不丰不简,一切也还满意,所最不满意者,就是在祖母临终时,未见一面,没有送她的终。到了第四天,我方才回家,竟只见厅堂中停了一具黑漆的棺木了。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便是我的罪名。我见了那只上海带来的文旦,禁不住热泪盈眶呀。

◆葬事

自从吾父亲和母亲故世以後,即寄柩於城北在桃花坞背後之轮香局厝所(其地亦名五亩园)。每岁春秋两季,前去拜奠。人死後以早日安葬为宜,古今中外一例。古语云:「入土为安」,现在人家,往往以华屋为山丘,停棺不葬,为人後者,终觉心中不安。当父亲故世时,我以年幼,且,这笔葬费也无着。母亲故世後,我正筹备父母合葬,却又适逢着祖母故世了。我那时便筹备父母及祖母葬事了。这事便与砚农叔商量,他极为赞成。

向来苏州人家办葬事,隆重而瘫烦,没有葬地的,便要购买葬地,还要请教风水先生,横看竖看,这一种成为封建时代的学术,为的是祖宗的墓地,关系着子孙的荣枯。我们却没有这种麻烦,因为我们本有基地,在苏州西郊乡下的白马涧,我的祖父朗甫公,早已葬在那里了。这是吾祖母的父亲吴炳斋公,帮助吾祖母经营的。所以离他们吴家的坟墓,也很相近,我往祭扫时,有持也与他们吴家一同去的。

我家还有一个祖墓,这个地名,叫做卧九岭(是否这两个字,我还未深考),那个地方较远,我们去扫墓,从白马涧要翻一个岭过去;那是我的高祖以及曾祖等的葬地,那个墓规模很大,占地很广,这一带乡下人称之包家坟,我跟了父亲,在十四、五岁时便去过,但不加修理,很多荒圯,有许多树木也被人砍伐了,我们的宗族凋零,只有我们一家去祭扫,因为路远,一天工夫来回很迫促,也不能年年扫墓。

这白马涧一处,基地虽小,颇为紧凑,对面是青山,四围是松林,乡下人呼之为「绿山」,究竟是那一个相同的字音,我未查志书,怕志书上所未载。我家的看坟人(苏州人称为坟客),是一个寡妇,年约三十余岁,他的丈夫名阿罩,我们呼之为阿罩娘娘。每逢年底,必到城里来,送些乡下土物,以及冬青柏枝之类。吾祖母则留宿留饭,馈赠颇丰。有一次,阿罩娘娘来说:在我们的坟後,本来是没有路的,现在乡下人为了贪便利,行捷径,走出了一条路来,禁止不可,不知有碍风水否?祖母问我怎么办?我素来不信风水之说,随口胡诌道:「後面有路,是最好的了。」其实既然在我们坟外,如何可以禁得住,除非筑一道围墙。筑围墙又很费事,正是他们的生意经来了。而且乡下人的事,你要禁止他行走,他偏要行走,就生出事来了。

苏州有句古老的俗语,叫做:「乡下人打官司,城里人做坟。」意思是说乡下人打官司,必定要到城里来,请教於城里人,这时要吃城里人的亏了。反之,城里人做坟,必定到乡下去,仰仗於乡下人,可是也要吃乡下人的亏。撇开乡下人打官司不说,城里人到乡下去做坟,的确对这班乡下人有些不容易对付。他们是地理鬼,对於做坟的事,比城里人内行熟识得多。他们知道城里某一家大户今年要来做坟,那就是他们的好生意来了。什么土工,石工以及关於葬务上的工作,你总逃不出他们的手,而且他们每一乡一村都团结好了,不许别乡别村的人,来侵袭他们的范围所有权的。

我们白马涧这个墓地,在支硎山脚下,为支道林养白马所在地,因此得名。春二三月,游人到天平、范坟诸胜地,倘在扫墓以後,坐了山轿,到日落时,还来得及一游。那地方的妇女,也以抬山轿为业,十八九、廿一二的乡下姑娘,抬了山轿行走山路,其捷如飞。我有一次扫墓时,船泊环龙桥,有两妇人,一老一少,抢着要抬我这一肩山轿。抬至半路,略事休息,我见那少妇翻开桃红色袖子,还是一位新嫁娘,问之果然,原来此两人一姑一妇也。我问老的道:「她多少年纪?」说是十九岁,我说:「怎抬得起山轿?」那老的道:「前几天,贝家太少爷,一个大块头,身重二百斤,也是我们婆媳抬了走。」

最奇妙的,她们放下山轿,便从事於刺绣,这一乡村,妇女刺绣,也是一种职业,所绣的一为神袍,一为戏衣,北京、上海等地戏班里所穿的袍服,都取给於苏州,而苏州各绣庄,则放此工作於乡村妇女呢。

我於建筑墓地的事,完全是个外行,这又不得不请教於砚农表叔了。他们的帐房里,有一位胡琴孙先生,他是一位熟手,最近清卿公的葬事,也是他经手办理的,与乡下人接洽得很为妥善。而且吴家的坟与吾家的坟,相离不远,乡下人也都认识他,呼他为胡师爷。不过我们的坟和吴家的不能相比拟,他们的规模大,我们的规模小呀。所以我请命於砚农叔及胡琴孙先生,恳他们帮助我办理这件葬事。经他们都答应了,砚农叔就托胡先生陪我筹备一切,择日即盘柩下乡了。

我们当时便雇了两条船,一条大的船,装载了祖母及父亲母亲三具柩;一条小船,便是向来我家每年去扫墓的那条小快船,载了胡先生和我两人。从城里出发到白马涧,也需要行程三四个小时哩。再说:这块墓地只够吾祖父母和吾父母的四个穴位,我们夫妇的穴位是没有的了。当时我曾想:就在吾祖父母和父母的坟地相近,买一块地,为我夫妇及儿辈将来葬身之地,则我们死後,也可以魂依左右。一时有这个思念,却也未曾实行,因为我时常出门远游,离开了家乡,东奔西走,迄无定所。又因世变日亟,内外战争,逃了好几次难,那有闲工夫,办理此事。况且现在经营公墓,提倡火葬,对於坟墓的事,不足注重。我写此回忆录时夫妇都已七十四岁了,身在异乡,未知能否归骨故乡,那末几根枯骨,不知儿女辈如何措置它呢。

我办理这葬事,是在我二十八岁的冬天了(一九○三年,清光绪廿九年),那一天棺柩入土的时候,正在清晨(名曰开金井),天气严寒,还飘了几点雪,乡下人又说是吉兆,很难得遇到的。我办了酒饭鱼肉,请他们吃了一顿。我和胡琴孙先生说:他们很认真劳力,我们宜宽待他们一些,不可苛刻,所以这班工作的人,也无所苛求。仗了胡先生的精明,处理得很奸,这地方的乡民也还是良善的,不致被敲了竹杠,可是我们也没有待亏他们呀。到底我们不是大户人家来做坟,他们也加以原谅。

营葬以後,我对於祖母以及父母的事,好像是有了一

作者:六者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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