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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钧: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颜钧: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12 reads) 时间: 2006-1-04 周三, 下午1:04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颜钧: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说一个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无非是指两种情况：狭义上讲，是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广义上讲，是到了有可能被全面奴役的关头。对于前者，譬如西班牙人对南美洲玛雅文明末期的侵略。对于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面临被异族统治或奴役，譬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种是面临被本民族的专制狂人统治和奴役，譬如希特勒纳粹势力对魏玛共和国的颠覆。按照上述定义，我们将不难看出，如果以后者为标准，则中华民族迄今为止一直处于最危险的时候——除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年代。因此，现在我们要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只会是使用狭义的标准，“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是的，中华民族到了可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关头。

危险的事实：技术文明和社会文明严重脱节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就其本质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前者体现的是该民族探索和适应自然的能力（当然也包括和其他民族竞争的能力），其外在表现就是该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后者体现的是该民族进行内部利益协调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协调能力，其外在表现就是该民族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所谓文明，其实包含两个部分：技术文明和社会文明。从技术文明上，人类至少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即以铁器和犁头为代表的农业文明阶段，以及以蒸气机、内燃机和流水线作业为代表的工业文明阶段。从社会文明上，人类截至目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制政治形态，一种是民主政治形态。
不难看出，社会文明，实际上是技术文明的基础。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良好的内部利益协调机制，其技术文明的发展水平必然受到严重的节制。这从小小的英国在世界上迅速成长为日不落帝国，以及中国在近代迅速落后的事实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当然，笔者在此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是想穷究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全部秘密，而是，如果一个民族，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从技术文明的角度，它拥有了毁灭人类（当然包括自己）的手段，而从社会文明的角度，其内部利益的协调能力极端脆弱，以至于使其社会稳定结构随时面临崩溃的危机，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中华民族今日就处于这种危险之中。
160年间技术文明进步的事实
在最近的160余年间，中华民族的技术文明及其手段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1840年时，我们仍旧处于农业文明时期，而列强大部分已经处于工业文明时期，二者之间拥有的技术手段有天壤之别。这一差别直接体现在侵略和反侵略的一线，就是国家的专制统治者们与列强在战场上的屡战屡败，以及相伴随的一个接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署。而在此后，中华民族从技术文明层面开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勿庸置疑，这一结果正是基于外族凌辱所激发出的科学技术人员们的巨大报国热情。
现在我们拥有的技术文明水平及手段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呢？核技术方面，我们拥有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三大类主要核武器；生物技术方面，在基因工程的一些领域，我们处于国际一流水平，要知道，我国是参加人类基因组排序的主要国家之一；化学技术方面，涉及军事手段的关键领域，看看我国的防化水平就可一目了然。对于这些事实只要稍稍有所了解，我们就可以不夸张的说，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遭到外敌入侵的威胁。当然，除非有希特勒式的疯子人物想要不惜代价和中华民族同归于尽。——而这实质上意味着整个人类的毁灭。
由于今日的中华民族已经拥有毁灭任何敌人，以及毁灭所有人类（当然包括中华民族自己）的技术手段和潜在能力（甚至是能力）。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人胆敢武力进犯我们。传统的日本威胁、俄国威胁在这一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被很多人炒作的所谓新起的威胁，如印度威胁、美国威胁，在这一环境下也纯属子虚乌有。
但是，通过技术文明的手段，使我们的民族独立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是否就意味着一切了呢？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民族从此可以永葆安全了呢？——残酷的事实是，今日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其五千年文明史上整体安全受到最大威胁的时候，整个民族正处于最危险的、有可能“亡国灭种”的时候。而这一威胁，恰恰来自于我们自身，并且我们很少有人去认真的注意到。这一结论是天方夜谭吗？让我们先冷静地回顾 160年来中华民族从社会文明层面走过的历程。
160年间社会文明进步的事实
鸦片战争后，国人痛定思痛，泱泱大国竟然被一蛮夷小国所辱，主流看法认定是长期闭关锁国，军事手段过于落后所致。爱国者随之喊出了“强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并很快开始付诸行动。大沽口的炮台建设，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战，清朝再度惨败，圆明园也被英法联军焚毁，大沽口的现代化炮台还是不能阻挡英法舰队的登陆。而在此战战后，清朝的国库已经不堪腐朽阶层的掠夺，以及对外赔款和内部建军的庞大开支——有识之士们认识到，不但要“强军”，更要“富民”。“富民”就得学习欧洲的工业文明，就得开办厂矿企业，就得修建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但是，这些爱国者们很快就发现，“富民”的措施受到了来自满清中央迂腐老儿们的疯狂抵制。那些抵制学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但是手中又控制着生杀大权的中央大佬们，好点的借口是，“洋人的东西学多了，天朝的子民们会变性子。洋人们不给皇上下跪，莫不成天朝的子民们也要学着不下跪不成？”；还有的借口干脆就是，“洋机器威力太大，轰隆声也太大，用它们开山造矿，万一挖断了天朝的龙脉，那还了得？” ——在这种阻力面前，支持富民改革的人想出了一个用以平衡的策略，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保留专制统治者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同时努力学习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再加上救亡的压力，总算迫使迂腐势力让了一步，洋务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的搞了起来。在经济上，洋务运动开办了许多厂矿企业，为中国打下了近代工业的基础，而军事上的硕果就是北洋舰队。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一支让西方国家也羡慕的现代化海军，败给了相对弱小许多的日本海军，顺带赔上了台湾岛、辽东半岛和两亿两白银。
事实已经无比残酷的告诉人们，技术层面的工业文明，建筑在社会层面的民主政治文明基础之上 ——尤其对于大国，这是恒定的法则，这是无法回避的。专制政治条件下的社会文明，是无法承载需要全体公民的智慧平等的大融合才能创造出的工业文明的。道理很简单，对于极个别的人，也许能够做到在跪下的时候，仍旧能够发挥出卓越的个人能力，创造出最大效益的财富；对绝大多数人，这是幻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创造的财富自己将无权支配，还得随时准备挨“官家”的鞭子。
是的，“中学为体”只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只是掩盖“官家”当道之地位不容改变的幌子。但是，不改又怎么办呢？对外，每战必败，败必割地赔款，且数额愈加惊人；对内，百姓已经不堪掠夺之苦，各种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再下去不仅是国家灭亡的问题，朝廷也会随之完蛋。改良，似乎还有点希望——因为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效法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皇家从名义上存在并保有一定特权，但不干涉民选政府的具体政治和外交事务，皇家的供养经费则仍旧由纳税人承担，以议会定额拨款的形势发给。于是“官家”说，“改改试试吧。”——哄得人们以为真要改，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一干人都跳了出来，着实忙活了一阵，到了要官家交出权力、退居“二线”的时候，“六君子”的人头也就随之落地。杀了人，官家也害怕，毕竟还有两个文明国家对这种行为极为不满，而且，年青、有血性的光绪皇帝在朝野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怎么办呢？刚好，义和团那帮农民不是一天叫嚷着负担太重，民不聊生吗？“你们活不下去，都是洋人的错！”官家发话了，“一天到晚欺负我们，让我们赔了那么多的银子，你们负担能不重吗？”当然，官家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想给自己算笔账，看看是自己从农民子民们那抢的多，还是野蛮的洋人掠夺的多。当然，义和团的农民兄弟们也不会去想这个问题，看着官家给的几个馒头，哪还会想自己今日的处境到底是官家的疯狂掠夺造成的，还是野蛮洋人的侵略造成的，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反正“我”是受够了欺负！官家现在给馒头，说不定以后还要让我当官呢。灭洋人就是第一要义！管他们是文明的洋人还是野蛮的洋人，是军人还是平民。没有洋兵，教堂里有洋人。杀了教堂里的洋人还不解恨，那些进教堂拜洋教的人都是坏人，一起杀了，然后把那些人的财产拿来分了，把那些人的妻女也霸占了。官家一边看着，一边冷笑，看你洋人还敢不敢不满了？—— 没想到洋人还真敢不满，不但不满，文明的洋人和野蛮的洋人这次竟然穿了一条裤子，杀进了北京城。
再看那边孙中山，朝廷不改良，还要杀人，对内已经搞得民不聊生，到处是官逼民反的农民暴动，到处是劫匪盗贼；对外则活生生的把国家推向了殖民地的边缘。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于是到处呼号，喊着“革命”，1911年，总算将朝廷赶下了台。
皇帝没有了，野蛮和专制就应该告辞了吧？国家就应该好好建设起民主政体了吧？偏不。一个90％以上握有点权力的人都想当皇帝的民族，怎么可能坐在谈判桌前商量、妥协，并达成和平建国大计？——于是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景观，没有哪个有点权力的人不把“民主”二字挂在嘴边，也没有哪个有点权力的人不是千方百计把其他有点权力的人搞垮搞死，以便坐上独裁的“宝座”。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杀人也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杀的方法，足以让后来进行过南京屠城的日本鬼子汗颜——张勋在南京，按每家人口比例抽提着杀，杀了将近一、二十万人；北洋军在武昌，因为城市姑娘比自己邻居家的农村姑娘打扮的漂亮，于是集体掳掠了来，集体凌辱，集体杀害；至于后来的毛泽东，的的确确是中国亘古未有的第一“高明”人士，他干脆将中国人按财产多寡分成几个阶级，也不管他财产从哪来的，有钱就是有罪！在农村斗地主、富农，在城市斗资产阶级（顺便说一句，当时中国的“有钱人”，除了官僚资产阶层那一小部分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奉公守法靠勤劳、聪明走上致富道路的），发动中国人互相杀，连杀带整，据最近一个朋友的研究数据，至其1976年死时，至少已经殉葬了八九千万人——顺便提一句，这些都是中国人，而且大部分是穷人，在毛看起来，他们肯定都比日本兵可憎。至于杀的手段，更是从古到今已经有的都用上了，没有的也发明了，在此已不忍赘述。
毛死了，前不见古人的“秦始皇加马克思”躺进了水晶棺材，而此时的中华民族，已经被折腾到除了有几颗能够打遍全球的原子弹，其它方面一塌糊涂的境地。——活脱脱一个浑身绑满炸药的穷光蛋形象。物极必反，这下一切该好点了吧？应该能够“后不见来者”了吧？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快就有些提高了。然而，改着改着，人们发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改了个名，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之还是一句话，“公仆”当道的地位不容改变，同时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路子还是走不通。指望执政者自己监督好自己，廉洁奉公做个所谓的好“公仆”，永远都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不仅是梦想，而且现实和梦想事实上是一个事务的两个极端。于是人们又喊“改良”，而继任者看起来也颇开明，大会小会的谈改良，简政放权、给计划经济松绑，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愈加加快。但是，经济快速发展最终还是要人们集体智慧大融合的，而集体智慧的大融合还是不可避免的要求民主政治社会基础的。因为从最直观的角度，财富分配的权利如果被少数几个所谓的比一般人聪明的“公仆”所占有，结果就是“公仆们”的腐化和无所不为。只不过在这种腐化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大部分人只会看到腐败的表面现象，不会去追问腐败产生的本质。所以人们开始只会喊，“反腐败，反官倒” ——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游行示威法》，人们上街游行示威表示不满被视为《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上街的人因此越来越多，终于引来了“公仆们”的惶恐，竟敢有人可能威胁到由“公仆们”长期占有的财富分配权利！党卫军随之开着坦克也上了街，不过，这会可不是来举行主题是“军民一家人”的大联欢晚会的。稀里糊涂的士兵们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保卫谁，执行命令就是军人的神圣职责！有人敢阻拦军车就????开枪。于是老百姓和不知从哪里来的、扔砖头的“暴徒”一块成片倒下。命令完成，活着的老百姓在街上再也见不到，“秩序”得到了良好恢复，“公仆们”皆大欢喜。——谁还会想到这种疯狂行径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是又一次的史无前例呢！
但是，这也许远不是最可怕的。时间很快就进入了90年代。遭到文明世界集体制裁的中国经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快速攀升，已有的一点点储备也已不堪消耗。公仆们急了，再搞下去就要出“大乱子”。不过，公仆们到底高明，反正手中还留的有牌，于是一边开始大搞市场经济，一边频频向文明世界示好，反正文明世界那伙“????”也好骗。“上一次的事情是个误会，没有和百姓沟通好，‘我’有错。不过，你们看‘我’现在已经开始搞市场经济了嘛，‘我’追求进步的信心显然是从心底里的嘛。”结果呢，公仆的聪明得到了事实的验证：经济进一步松绑的结果，如同一个被囚禁的人获得自由一般，而文明世界对华制裁的取消，则如同给这个自由了的人一份恰如其分的工作。但是，在经济获得喘息并重新开始发展之后，涉及到对公仆的监督体制要进行改革（即民主政治的建设）时，却被一拖再拖，因为公仆们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搞什么民主政治，说要搞的话不过是骗骗“????”们的，那可是要公仆们命根子的问题—— 于是，老百姓在大街上流血的结果，反而是社会正义力量大踏步的后退，良知避入角落向隅而泣，邪恶却进一步猖獗，腐败愈演愈烈以至于无所不在，导致整个社会进入腐烂状态。
如果社会的全面腐烂导致的仅仅是财富分配不够公平，以及社会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现象，倒也罢了，天下哪有绝对公平的社会？问题是，公仆们的胃口太大，惹得那些小跑腿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在城市里搞得企业成片倒闭，大量工人下岗；在农村里搞得种粮食得赔钱，杀个自家养的牲口还得上税，再加上地少人多，大量的农民兄弟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打工。而这些工农兄弟合起来几达两亿之多（再加上他们的家属，总数是多少没有可靠的方法进行计算），且数目还在看涨——如果有出路，涨也罢了。问题是，公仆们和自己的那些小跑腿们太大的胃口，不但将可能的出路基本都堵死了，而且已有的出路也越走越窄。眼看又没辙了，怎么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公仆说。一则方便自己和家人脱身往国外跑，一则万一西方人傻乎乎的再来大陆持续的大量投资，说不定还会缓解这种自己已经没辙的就业压力，帮“我”多维持两天在中国的存在呢。
我们的社会将怎样？——是的，在今天，一方面我们的民生、民权问题已经让我们的社会从内部危若累卵，我们的社会面临全面崩溃之虞！另一方面，不知道我们是否冷静地思考过，今天的国人比160年前的国人，比90年前的国人，除了剪掉了辫子，换上了西装革履，用上了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我们又能有多少进步？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前年发生的事例，一位北大大学生向中共中央状告一位到北大演讲的老师，说这位老师在公开场合公然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虽然仅仅是一个个案，但是，就笔者的有限了解，即便90年前，我们的大学生也决不会出现无耻到这种地步的个人。——我们的社会文明到底进步了多少？
这种脱节会形成什么危险？
在未来的时间里，如果中国再一次发生内战，交战各方会不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也许是一个问的有点过于残酷的问题，但在今日的中国，这却已经是一个我们不得不认真、负责探索的问题。
从前面对160余年来中华民族技术文明，以及社会文明进步事实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这160余年，中华民族的技术文明，已经从冷兵器时代进步到了可以毁灭全人类的时代。另一方面，这160余年，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取得的进步非常有限，一度还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与反复。在技术文明高度发达、也高度危险的现代社会中，我们从整体上仍旧缺乏人与人相处时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理性、互相尊重不同意见，以及和平、平等共处的精神。我们拥有的毁灭性技术文明，建筑在结构极不稳定的极端专制政治的社会文明基础之上，而这个极端专制政治统治下的社会，从现状上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即使统治者现在立即动手进行锐意的民主化变革，我们的社会都已经难以避免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更何况这种自上而下的锐意变革现在看起来仍旧如同雾里看花呢？——这难道还不危险吗？然而，这一事实我们又有多少人察觉到了？
看看下边的事实：近代历史上的南京，遭到过三次屠城，祸首分别是曾国荃、张勋和松井石根，而这其中两个都是中国人。再看看国人当前对台湾问题的主流看法：主张武力解决的比例远远高于主张和平解决的比例，而主张和平解决的人被视为不仅懦弱，而且有卖国嫌疑！至于军人们当前在这个问题所持的心态，起码笔者还没有见过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人。在和人们聊起当前的解放军缺乏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能力时，又几乎很少有人会想到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不使用核武器。——在专制者系统、刻意的愚民教育下，我们的民族对于血腥味仍旧有着如同与生俱来般的嗜好。这一古老的嗜好在今天并无多大改观，某些方面甚至更有胜之。这就不难理解我们的青年同胞，在本国专制者和美国发生摩擦（不论是意外，还是属于故意）后，并不会等待事实调查结果出来就会去砸麦当劳，但是却不耽误自己第二天去美国使馆领取赴美签证——要知道，这样的举动是90年前的人们都不会做的。那个时候的人们，如果为了这些事情去美国使领馆抗议，他们就绝对不会再选择去美国，更不要说是在亲自动手捣毁美国某些驻华机构以后。而且在近代史上，好像还很少有国人去砸外国商人在华商业机构的事情，何况麦当劳仅仅是一家品牌连锁店呢。
似乎也不难理解一个在同胞们中广泛存在的、更恐怖的事实，就笔者的调查，发现有许多人并不是不了解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威力，他们的知识水平决定了他们对于这些武器可能造成可怕伤害的某些细节都了如指掌。如有一位青年军人（大学学历）就给笔者描述过这样的环境——100万吨当量的氢弹，如果在北京市中心上空1000米处爆炸，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里，爆心方圆100公里内的800万人会毫无痛苦的死去。方圆200公里内的人，会在7天以内饱受煎熬后逐渐死去。方圆500公里内的人，将留下各种各样严重的后遗症，并注定是无法医治的。放射性尘埃随风漂流，至少1000公里内的人的生存会受到直接的严重威胁。然而，同样是这位军人，对于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后，如果美军介入的应对意见，就是动用核武器！虽然他反对对台湾直接使用核武器。笔者问他，“美国人的弹头比中国多出好几倍，难道不担心他们报复吗？”他回答说，“不会，美国人怕死，他们不会硬顶。”笔者说，“就我的了解，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美军几乎必定介入，因为这也直接关系到他们在未来的独立与生存问题。”他回答说，“台湾海峡如果发生冲突，完完全全是我国的内政，怎么会关系到美国人的独立与生存问题？如果是美国人这样说，更加说明了他们妄图肢解中国，好独霸世界的狼子野心。”笔者说，“可是美国人从来没有声明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人家的舰队使用核武器，难保人家不会不报复。”他说，“如果美国人要报复，那就打呗。如果因为害怕报复，就任由美国人肢解中国，这不是又回到鸦片战争年代了吗。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用？另外，在我国的领土上，对美军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以首先声明我们在搞核试验，或者提前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警告，并且胆敢还击，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对其本土进行打击。这就可以对美国人形成足够的震慑力。”——需要强调的是，这绝非个案，也不是少数人的看法。对于自己熟悉了解其严重威胁的核武器的使用问题，尚且持这种看法，对于杀人于无形间的生物武器，人们又会怎么看待对其的使用问题呢？要知道，以中国当前的生物技术水平，制造出的生物武器，已经和近期在美国造成恐慌的炭疽远远不可以相提并论，甚至差别就不是用一两个数量级所能衡量的。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生物武器比核武器更可怕、更恶毒，因为最新型的生物武器，不仅可以轻易杀死数百上千万的人，甚至即将具有种族鉴别的功能。
回想起上个世纪前半叶，同胞们在仅仅拥有冷热兵器时，进行互相杀戮所持的心态，以及在六、七十年代的内斗中，那种广泛的、残冷到变态程度而失去人性的心态。笔者的担心难道还是子虚乌有和杞人忧天的吗？
今天的世界，只要我们不主动攻击别人，我们已经不必担心任何外部的威胁，但是，同胞们互相杀戮时（这不再仅仅是指对台湾的问题），我们会怎样做？在内战中，我们会使用足以毁灭我们自己的武器吗？

脱节的根源：专制对宗教及新闻舆论自由的禁锢

为何160年来，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和技术文明之间的差距，会被畸形的拉大到这种程度呢？究其原因，除了过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外，造成当今中国的社会文明和技术文明严重脱节的直接根源，是极端专制统治者为了极端狭隘的一己之私，而对宗教及新闻舆论自由的禁锢。
宗教自由对社会文明的作用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受到非宗教信仰的影响太深，说到宗教自由，人们立即会想到无神论和有神论的辩论。不错，无神论者的基本论据就是，以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探索了火星、水星等地外星球，“神”在何处？然而，无神论者们是否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探索自然的途径必然没有穷尽，也就是说，人类永远也没有完全了解自然界的能力呢？如果承认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那么，我们在探究自然界秘密的时候，是不是才可能怀有敬重、谦卑和谨慎的情怀呢？如果我们对于由此存在于自然和精神深处的“天意”、“神”缺少起码的敬畏，我们除了敢于随心所欲、肆意的破坏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外，难道我们能够以平等、包容之心，理性的对待不同于自己的意见和这种意见的持有者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大部分无神论持有者，论其精神，实际上唯我中心主义者，因为“无神”，因此“我”就是 “神”，顺理成章，“你们”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我”。如果违背“我”的意愿，“我”也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动用一切手段处罚“你”！——邪恶也就因此诞生。
从事实看，当一些无神论者们打着诱人的共产主义旗帜来到中国时，这伙人除了信仰自己，对客观世界异彩纷呈的事实视若无睹。因为他们只信仰自己，所以其他所有的人都得服从他们；因为他们只信仰自己，所以他们的话和戒律就等于是天意，就等于是上帝的吩咐；因为他们只信仰自己，所以他们不会容忍任何不同意见的存在——这就是无论苏俄，还是中国的无神论者们取得政权后，都要疯狂迫害、取缔本民族人民已有的宗教信仰的根本心理基础。因为这些人从灵魂上无所畏惧，所以他们可以无恶不作——这也就是无论苏俄，还是中国的无神论者们，其反人性、野蛮和凶残程度均创造了本民族历史上未有之高度的原因。然而，苏俄的共产主义势力，终究未能将本民族的主要信仰——东正教，从民族的灵魂上清除出去，而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却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早已经将儒道彻底砸烂。当我们嘲笑前苏联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推动其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时，我们可曾想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极度危险局面？
新闻舆论自由对于社会文明的作用
由于共产主义者们除了对自己绝对信仰，不会容忍任何其它见解，所以他们对于舆论，以及新闻的禁锢同样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而新闻舆论自由对于社会文明的作用，则正如站在船头的领航员，如果这位领航员没有被蒙上眼睛，社会文明这艘巨轮在海上自由航行所可能面临的危险就会极度降低。而如果这位领航员被蒙上了眼睛，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速度和面临的危险就可想而知。
禁锢新闻舆论的自由，是近代以来专制者们愚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其它专制时代也实行过愚民政策，那么他们的水平比起共产主义者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美女皮（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和黑面包所推行的愚民政策，必定相形见拙。如果说其它专制王朝所推行的愚民政策，仅仅是让百姓们成为自己治下的顺民，那么共产主义势力所推行的愚民政策，其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和自己一样成为缺少人性的冷血动物。——不难理解已经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资讯量空前巨大，并且日渐成为重要竞争力的世纪，中国仍旧执行着严格新闻检查的原因。检查倒也罢了，问题是，刻意的新闻筛选和舆论导向，在培养了大批缺乏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之后，这些人就一定会被“我”控制，永远老老实实成为“我”手中的用以与文明世界讨价还价的人质吗？如果突然有一天，他们发觉“我”太懦弱，对于“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强盗”低三下四到难以容忍的程度，他们还会心甘情愿的作“我”的人质吗？这些掌握着高水准技术知识，但是灵魂上却盲目仇视不同意见、盲目仇外的民粹分子们，赶“我”下台也倒罢了，他们将会对这个民族，对这个世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呢？“我”在不择手段搞乱了自己的国家后逃到国外去，就可以避免一切灾祸了吗？
这是非常残酷的事实——迄今为止，本国的专制者们仍旧在执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仍旧在刻意的培养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极端民族势力的养育，仍旧是他们手中用以与文明世界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文明世界也在这种胁迫面前一再的让步！而专制者习惯用来作人质的“人民”，因为被过渡的压榨，却已经处于内乱的关口……
是该清醒的时候了！无论你是统治阶级的一员，还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我们该怎么办？

当前的中华民族，已经走到了三千年文明史上最危险的时候。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真正意义上的“救亡”问题。
在说起这种忧虑的时候，有好心的朋友对我说，“你别杞人忧天了，看看中华民族，蒙古族在这建立了元朝，满族人在这建立了清朝。想当初，那些知识分子们，象文天祥、史可法等人，还不都是说我们民族已经走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可到了最后呢，那些入侵的异族还不都融入到这个民族中了？现在呢，危险是有的，哪会有这么严重。”是的，这位朋友引述的史实当然没有错误，只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这个民族对于外族入侵以及被统治，所表现出的抵抗力尚且不是很强烈，还能有什么亡国灭种一类的威胁呢？文天祥能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实际上也已经充分说明他面对现实时的无奈。然而，你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自古以来，在国人的内部斗争中，手段之凶残可以称得上无所不用其极？从秦国活埋40万被俘的赵国士兵，到现代对“阶级敌人”的批斗与镇压，从刀砍斧劈下油锅，到毒气弹上阵——随着技术的进步，手段愈来愈凶残。只要想得到的，都要千方百计用上，更何况已经拥有的呢？——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你将会对“中华民族已经走到最危险的时候”这一提法，产生崭新的认识。
救亡，是的，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着救亡的压力，我们的青年是否做好了准备呢？

12月18日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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