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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死人争论的小小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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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有学术性意义的文章，你们民主人士却一篇也驳不了： -- 咱老百姓(真) - (315 Byte) 2005-9-15 周四, 下午11:39 (442 reads) |
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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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而且，这种东西，早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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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感想》的感想 http://www.yhcw.net/famine/BBS/lizhengzhi02.html
李正之
平时弱智不离口的读书论坛版主方舟子，写了篇“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
人数的一点感想”。事情的起因，据说是新观察办了个“大饥荒档案”，里面
收录了他的若干言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拿出来“示众”了，于是就作跳墙
状，要发些“感想”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言论，让方先生如此恼火呢？俺特意去方舟子提到的那
个档案瞄了几眼。却原来，里面收录了方先生的一篇大作，两段高论，断言少
几千万人是统计上“一冒一压”来的，没什么稀奇。据他讲，“只要平均一个
村少报了一户，就会有上千万人消失了。”
方舟子到底利害得很，搞得出如此无知露怯的论证，很了不起。中国总共
有多少个村？大跃进时，村叫作生产队。当时农村共有七十万个生产队，一亿
三千万户，五亿六千万人。有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为证：“一个高级社
（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
一年登到头都登不完。”就算每个村少报一户，满打满算也就三百多万口。方
舟子上下嘴唇一碰，就放大了两倍多，转眼变成了上千万人！
有意思的是，这么一位编造统计误差时唯恐其少，不惜随意夸大两三倍的
方舟子，谈到非正常死亡时，却变的异常吝啬了。尽管方舟子拼命想把他的吝
啬，梳理打扮成谨慎保守的态度，却掩盖不了二者的根本区别。真正的谨慎保
守，首先表现在立论的谨慎上，不掌握充分证据，不乱下断语。方舟子却不然，
越是一无所知，越敢下肯定的结论。这份无知而无畏的勇气，的是天下少有。
前面每个村少报一人的妙论，就是一例。类似的妙论，在他前前后后谈论大饥
荒的文章中，几乎比比皆是。
比如方舟子断言，死人以“安徽、河南最严重”，其他省份的死人数不会
超过它们，还说这是《人祸》里说的。其实无论是官方的死亡统计数据，还是
《人祸》新版的叙述，都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官方统计，
1958-1961年四川共计死亡千多万人，每七个人就死一个！方舟子反驳《人祸》
新版里三千万的说法，却独独不提四川。有意隐瞒乎？无知乎？无畏乎？无耻
乎？恐怕只有方先生自个儿心里最明白。
现在方舟子觉得被“示众”了，底气不足心虚了，于是又处心极虑地写了
个《感想》。开门就指控，新观察论坛“纠集了一帮未上好统计课、连数量级
是什么意思的自封的‘人口学专家’论证‘大跃进饿死三、四千万’之为无可
质疑的事实”。嘿嘿，方先生果然本领高强，短短一句话，几乎无一字不是小
人之心的猜测与诬蔑，单就其大者言，就有两大谎言：
第一，诬称秋实先生等“论证‘大跃进饿死三、四千万’之为无可质疑的
事实”。实际上，秋实先生转述介绍的发表在人口专业书刊上的专家估算，从
1700万到3000万不等。用秋实先生的话说，非正常死亡在“一千万以上，二千
万左右，甚至可能更多”。 这些到了方舟子笔下， 一变而成了“论证‘饿死
三、四千万’之为无可质疑的事实”，这门翻云覆雨的功夫，着实令人佩服；
第二，秋实先生等一直在新观察论坛讨论人口问题的网友，从未自封“人
口学专家”。这显然比不得方舟子先生的某铁杆兄弟，读篇论文连别人基本思
路都拎不清，端赖秋实们多方纠正提示才勉强上点路，却敢自称懂人口理论，
还懂时间序列，最后理屈词穷还自称自己为“常春藤教授”，以至于“常春藤
教授”，几成中文网上骗子的别名。在大饥荒这个问题上，秋实们与方舟子们
的最大区别，就是秋实们尊重并了解事实和证据，从不闹“一个村少报一人”
和“河南安徽死人最多”一类的无知笑话。
至于其他，秋实先生等人的文章摆在那里，不用俺多说。“未上好统计课”
的，正是方舟子们。秋实先生的《给某些网友上统计课》，说是写给某些缺乏
“概率统计入门知识”的人士，没指名道姓，那是他的厚道处。其实，秋实说
的“不懂装懂，大发无知可笑议论”的人里面，就有方舟子在，有方自己关于
统计的种种无知可笑议论，可以为证。至于方先生所欣赏的另一位某某所独创
的“傻妞统计学”， 我们大家都见识过了， 端的是别有门道，别开生面，连
“独立”和“相关”等基本概念的定义都与众不同，确实很值得方舟子佩服。
更有意思的是，方舟子先生这种瞎猜、捏造与歪曲的本领，不但用在网友
身上，在他所引述的专家学者身上，也要不自量力地大玩起这手独门绝技。就
在他的《感想》里，引述完Banister、Ashton等以及其他人的估算后，立马来
了个似是而非的总结：
“但是所有这些估算，都是根据当时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
却是靠不住的，如云儿一文所承认的：‘目前大家一致公认，从大跃进到１９
６４年这六年的人口统计，问题多多，准确性很差。’主要问题是虚报人口。
在大跃进期间虚报的人口，以后被纠正时，就会成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
这段话不幸暴露了方舟子先生对现有人口资料和人口数据的极端无知，也
不幸地暴露了他对所引述研究的极端无知。云儿说的从大跃进到１９６４年这
六年的人口统计，指的是公安年报里人口出生、死亡、年底数等等这一套户籍
统计；而Banister、Ashton等人则主要用的是独立来源的人口普查数据和生育
调查数据，并以此估计户籍统计的遗漏与误报。而且他们用的生育调查数据还
不是当时的统计，而是后来专门作的回顾性调查。
方先生孤陋寡闻，对这些区别一窍不通，却敢脑袋瓜一拍，就把它们并在
一起，断言这些估算，“都是”根据“当时”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而且还引
用云儿的话暗示， 这些数据都属于“ 从大跃进到１９６４年这六年的人口统
计”，而且都包括了“在大跃进期间虚报的人口”。这就奇了，从１９５８年
初到１９６４年初，这六年间有人口普查吗？人口普查、生育率回顾调查等等，
又怎么都成了这个时期作的统计了？更可笑者，方还把当时公安上报的死亡统
计数字专门列为“另一组数据”，却不知它根本就跟云儿提到的户籍统计属于
同一套数。
为了印证人口普查同样很不准确，方舟子先生一引再引阿姆斯特丹大学汉
学家Wim F.Werthheim 的独特论点，认为１９５３年人口普查数字被大大夸大
了。已经有网友检视过此汉学家提出的论据，指出他缺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
为了论证大饥荒没死多少人，居然认为解放前战乱时期不完全的人口估计数，
比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还要准确，并且要用前者去校正后者！此种荒
谬到了极点、根本就不为当今国内外人口学界所认可的论调，却特别为方舟子
激赏不已，津津乐道不止。
现在绝大多数国内外人口专家都认为，大跃进期间，户籍统计瞒报漏报死
亡人口现象极其严重。方舟子断定，“如何估算这些遗漏和瞒报，就完全是靠
主观认定了”。这里所谓“完全是靠主观认定”的断言，纯粹出于方舟子无知
无畏的主观认定。其实，遗漏与漏报，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独立数据为
佐证，并且专家学者们还根据人口普查、生育调查、户口整顿资料等多方数据，
算出了漏报程度有多大。此即云儿说这段时期户籍统计极不准确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的方舟子先生既然已经断定专家们“完全是靠主管认定”，也就当仁不让
地主观认定起来了。他独持异议，断定这里面是多报死亡！可惜他除了编造出
逃荒的人被大量统计为死亡的神话以外，却举不出半点事实根据。根据方舟子
一惯无知无畏的的作为，在他能够举出证据，并证明户籍死亡统计数以多报为
主之前，他的说法，只能看成是又一次无知而无畏的表演。
就是凭着这些错漏百出的了解，方舟子便敢于十分肯定地宣称，专家学者
的估算，“都属于数字游戏”，唯有他方某人的常识才是正确的。至于他自封
的所谓“常识”是什么货色，早有网友驳斥过了，不必俺来费口舌。
中文网上，总有某些人却出于特定的目的，有意缩小当年那场大饥荒的严
重性，甚至故意抹杀悲剧的存在。以方舟子的精明和圆滑，当然知道不宜明目
张胆地否定大饥荒饿死人的事实。他采取的是不顾事实和证据的缩小法。他和
那个郑玄一唱一和，后者直斥ASHTON等人口专家为“骗子”， 转述1700-3000
万非正常死亡的估算是配合民运台独；方舟子则讥笑，这些“‘民运’‘台独’
人士尤其津津乐道”的估算数，只能骗骗弱智。于是，在方舟子笔下，这些估
算既然为民运台独所引述，就是一定要打倒的；国内外专家的研究，就是一定
要打成数字游戏的；少几千万人，就是一定要统统都要归之于统计虚构的。
没有事实和证据？这打什么紧！方某和郑某别的不行，无中生有编造“常
识”加“神话”的本领都是顶尖的。郑某编造出“全国死亡率为各地死亡率简
单平均值”的神话，方某则编造出“逃荒者被大量统计为死亡”的神话，二者
交相辉映。反正，上下嘴唇一碰，统计都是假的，专家研究也是假的，唯有方
某等别有用心编造出的、错漏百出的所谓“常识”，才是真的。这就是天下独
一无二的方氏逻辑。
２０００年６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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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不仔细，此番可严谨？
──评方舟子的“反响” http://www.yhcw.net/famine/BBS/lizhengzhi03.html
李正之
针对“一个村少报一户就上一千万”的无知笑话，方舟子辩解说：“在
网上论坛的张贴，除了经过斟酌的文章（对这类文章我都加上正式的标题和
署名），大多数是随口的应答，近乎聊天，要从中找出不妥、不严谨之处，
并非难事。”
看来，方舟子的《感想》一文既加了标题，也署了名，显然是经过仔细
斟酌过的了。如此，俺在《关于“感想”的感想》一文中揭露出的，方的针
对网友的种种无耻谣言，对专家估算根据的种种无知捏造与歪曲，以及他凭
空编造的“逃荒被大量统计为死亡”等等神话，都是“经过斟酌”而有意为
之的了。方的讨论大饥荒的文章是什么货色，从他的上述自我画供中，可见
一斑。
方舟子的这一篇《反响》，想来更是经过仔细斟酌的了。可惜谎言一经
出口，就必须以更多的谎言来掩盖，再怎么“斟酌”不休，马脚都只会越露
越多。方舟子对他“河南安徽死人最多”之说的辩解，就是如此。
方舟子辩称，“那是我在“新语丝之友”上的一个张贴，是针对《人祸》
旧版的评论。”此语不免不尽属实。在方舟子的那个张贴中，紧接着他“安
徽、河南最严重”那一段话后面，方先生说：
“《人祸》的另一个算法，是根据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比较官方公
布的‘三年’前和‘三年’后的人口增长率，而得出三年后少了三千万人。 ”
查遍《人祸》旧版，丁抒始终抱持非正常死亡两千多万人的说法。提到
三千万的数字，仅仅只在一个小注中，说国外也有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
三千万等估计数字，仅此而已。方舟子引述来作为靶子加以反驳的“少了三
千万人”的算法，在《人祸》旧版里根本没有，而是出自《人祸》新版。作
者的估算结果是：“若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非正常死亡数
是三千五百多万。若以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为依据，则非正常死亡为四
千四百万。”
由此可见，方舟子说他的那些反驳仅仅只针对《人祸》旧版，属于彻头
彻尾的谎言。方舟子在其辩解中，还说“新语丝电子文库收的是《人祸》的
旧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只字不提新语丝还收录了《人祸》新版对旧
版的增补，这就是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一文。前述得出少三千
多万人的算法，就来自这个增补。“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的
描述，也见于这个增补。
正如俺在前文中说的，“其实无论是官方的死亡统计数据，还是《人祸》
新版的叙述，都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官方统计，1958
-1961年四川共计死亡千多万人，每七个人就死一个！方舟子反驳《人祸》新
版里三千万的说法，却独独不提四川。有意隐瞒乎？无知乎？无畏乎？无耻
乎？恐怕只有方先生自个儿心里最明白。”不仅如此，方舟子还在其辩解中，
完全不顾上下文关系，一口咬定他是在反驳《人祸》旧版。有意隐瞒乎？无
知乎？无畏乎？无耻乎？这也只有方先生自个儿心里最明白。
俺在上文中提到， 方舟子尤为津津乐道的汉学家 Werthheim 的论点，
“缺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为了论证大饥荒没死多少人，居然认为解放前
战乱时期不完全的人口估计数，比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还要准确，
并且要用前者去校正后者！”
为了证明俺的说法“无知可笑”，方舟子特意贴出了Werthheim的原文。
这倒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方舟子引为宝贝的货色，究竟是什么玩艺儿。
Werthheim引述陈达（Chen Ta）、何炳棣（Ping-ti Ho）的说法，其中
唯一的论据就是，１９４７年统计人口数只有４亿５千万人，１９５３年普
查就达到６亿，两个年份之间全国和一些省份的人口增长速度太高，是不可
信的。于是我国的人口普查数是大大夸大了的。此说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还沿用旧的统计，提到全国人口数
为４亿７千万，可是后来户口统计上来的该年人口数，却是５亿４千万！显
然人口不可能在一年内增加７千万，莫非能由此证明解放后的人口统计反倒
不如解放前的战乱时期？问题的关键在于，解放前根本不存在人口普查，
再加上连年战乱，当时的全国人口数字只是部份人口登记、部份估计的混合
结果，因此普遍偏低。
引述陈何二人的论点之后，Werthheim 说：“我的结论是，倘若从来就
不曾确定有六亿中国人，则声称６０年代‘少’了１千７百万到２千９百万
人，就毫无价值。最可能的是，这些‘少了的人’并未在１９６０－６１年
的灾荒年岁月中饿死，事实上，他们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
这段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说明 Werthheim 显然是赞同他引述的说法，
“认为解放前战乱时期不完全的人口估计数，比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
查还要准确，并且要用前者去校正后者！”而这么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论
证大饥荒没死多少人”。如此荒谬已极的论证，难道不是“缺乏最基本的人
口学常识”？
方舟子的逻辑则十分奇妙：“要说‘缺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也是
Chen Ta和 Ping-ti Ho，与Werthheim何干？” 在方舟子眼里，这位汉学家
以缺乏人口学常识的论点作为立论的根据，倒是很有人口学基本常识了！这
就是方舟子的严谨之处：傻妞犯傻我不犯，傻妞数据我最爱。
２０００年６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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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可怜的汉学家”http://www.yhcw.net/famine/BBS/lizhengzhi04.html
李正之
这世界上颇有些英雄，特别具有不顾事实的勇气，敢于抹煞否认那些早有
公论的罪恶与悲剧。希特勒的灭犹集中营，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有人否认；
中国的三年大饥荒，自然也不乏人拼命否认。在花样翻新的各种否认手法中，
有位汉学家可谓别出心裁，独劈蹊径。他干脆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中国1953年进
行的人口普查，将之贬为假冒的（pretended）普查。于是就不承认普查得到的
六亿人口数字，于是就毫无顾忌地将数千万饿死冤魂抹煞得一干二净：
“……倘若从来就不曾确定有六亿中国人，则声称六十年代‘少’了一
千七百万到两千九百万人，就毫无意义。最可能的是，这些‘少了的人’
并未在一九六Ｏ到六一年的灾荒年岁月中饿死，事实上，他们压根儿就不
曾存在过。”
这位汉学家的英文原文，附在本文最末。首先要指出，这段引文中提到的
下限估计数即一千七百万非正常死亡，仅用官方正式公布的各年死亡人数统计
就可以算出，根本不需用到人口普查数据。1953年人口普查时有没有六亿人口，
完全与此不相干。汉学家非要将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扯在一起，以证明这些
冤死者“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官方公布的死人数字，公认有极其重大的低漏报偏向，于是一些人口学家
便用人口普查数据去矫正。矫正后的非正常死亡估计数，均比一千七百万为高，
也有高达两千九百万人的。关于这些估算的程序和方法，汉学家并未提出任何
批评，却另行使个釜底抽薪之计，一口断定1953年人口普查数字极度浮夸不实，
“从来就不曾确定有六亿中国人”！这等于直接向目前人口学界的公论挑战了。
很可惜，如此惊世骇俗的断言，却没有重大的事实证据来支持。他唯一用
来支撑此论断的实质性根据，只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论点－－1947年中国的
人口统计只有四亿五千万人，所以1953年普查时不可能有六亿人，因为两个年
份之间人口增长速度太高，是不可信的。于是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是被大大夸大
了。
稍懂一些人口学常识，就可看出此说的荒谬－－它居然以解放前战乱时期
不完全的人口估计数，去论证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不准确，并且要用
前者去校正后者！其实，解放前的人口统计数字普遍偏低，早已是常识。因为
当时根本不存在人口普查，再加上连年战乱，全国人口统计数字只是部份登记、
部份估计的混合结果，无法做到全面准确。1949年，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
还沿用旧的统计，提到全国人口数为四亿七千万，可是后来户口统计上来的该
年人口数，却是五亿四千万！显然人口不可能在一年内增加七千万，莫非能由
此证明解放后的人口统计反倒不如解放前的战乱时期？
正是看到解放前的人口数字不可信，1959年，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曾根
据我国人口普查和其它生命表资料，重估了1900年以来50年的中国人口。其报
告表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就已经达到五亿，要比当时“四亿五千
万”的说法高出很多。[1]
前面那位汉学家，大概也知道自己的论点过于标新立异、惊世骇俗，立论
基础过于脆弱，于是就引述了两位人口学家的说法，来为他的论点背书。只可
惜他引述的手法有点怪异，不是道听途说，就是断章取义，不大象正常的学术
引证。
他引述的第一位人口学家叫 Chen Ta 。据说，汉学家1957年8月访问北京
时，想见 Chen Ta 而不果。 他声称，他从一位知情人的口中，得知 Chen 已
经被划为右派，因为 Chen 批评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浮夸，不相信中国人口
从四亿五千万一下子长到六亿，还想由Chen自己重新组织一次科学的人口普查，
等等。
请注意，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道听途说的转述。这位汉学家并没有提供任
何旁证，包括Chen自己的发言或论文，以映证他的说法。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
这些转述的正确性。
这里的 Chen Ta，应指陈达，别号通夫，生于1892年，卒于1975年。他是
我国近代人口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人口学方面著有《人口问题》（1934年）和
《现代中国人口问题》（英文，1946年）等著作。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1年印
行的《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中，恰好有陈达教授写于1957年的一篇文章，
题为“1953年新中国的人口普查与国家建设及人口研究的关系”。
这篇文章映证了我们的怀疑。陈达教授的看法，与这位汉学家道听途说转
述的论点极不相同，简直是南辕北辙。陈达认为，旧中国的人口数字不科学，
而1953年的人口普查，则使得我们对近代人口状况的分析，有了可靠的依据，
“使我们可以着手对过去50年的人口统计进行十分重要的重新估计”；不仅旧
中国各时期的人口需要重新估计，而且新中国经济恢复时期，由人民政府内务
部编辑的人口统计资料，也需要根据人口普查数据重算。[2] 简言之，陈达希
望做的，是用人口普查数据去纠正以前的人口统计，而不是象这位汉学家所说，
根据以前的人口数字，去否定人口普查的结果。
如果说，这位汉学家转述陈达教授的论点，还可以辩称是道听途说，查无
实据，他对另一位人口学家何炳棣（Ping-ti Ho）教授的引述，则是确凿无疑
的断章取义，难逃蓄意歪曲之嫌。
何教授1959年出版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中，谈到了1953年人
口普查的一些技术上的缺陷：(1) 确定个人民族成分没有统一的标准；(2) 极
少数(占总人口1.44％)的边远民族地区人口，如西藏昌都等，不是点人头登记，
而是根据政府资料间接估算而来；(3) 调查时间持续10个月，而不是在标准时
间后十天半月迅速完成， 这就影响到了标准时点(7月1日0时)人口的准确性；
(4) 登记项目少。为了加快进度，教育、职业等预定项目后来未作记录，只登
记了年龄性别几项，这限制了普查数据的用途；(5) 向普查员分发普查前的人
口统计作参考，可能造成偏向。
由于这些缺陷，何教授指出，1953年的全国人口点算，不是严格技术定义
上的普查。但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广泛动员的人口
调查。尽管存在种种缺陷，这次普查的结果，看来要比以前任何一个中国人口
数字，都更接近于真实(第94页)。何教授书中还谈及新中国在人口调查方面的
有利条件：政府在国家与个人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人民在这无所不能、无
所不在的政权之下已没有任何躲避的余地。”于是政府能够得到愈益近实的人
口数字。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何炳棣教授个人的看法。当代所有关心中国的
人口学家都了解前面提到技术缺陷，但在对人口普查数据作多方面的一致性检
验后，均对其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对何教授的整段论述，这位汉学家先生只摘引了他的第一句话：“1953年
的全国人口点算，不是技术定义上的普查。the nationwide enumeration of
1953 was not a census in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the term.”。却
隐瞒了紧接在这句之后、以“另一方面 on the other hand” 开头的一整段
评论，特别是隐瞒了这一段的结论性陈述：“普查结果看来要比任何以前的中
国人口数字都更接近于真实 the census results seem likely to be closer
to the truth than any previous Chinese population figures.” [3]
更重要的是，何教授并没有在书中任何地方指出，哪怕是暗示，1953年人
口普查的人口数是被大大夸大了的。事实上，他列出的技术缺陷中，(1)和(4)
不会影响人口总数；(2)和(5)很可能造成低估偏向，因为此前的人口统计很可
能是偏低的；第(3)点可能造成高估，计入标准时点后出生的人，也可能低估，
未计入标准时点后死亡的人。在没有进一步资料前，总的偏向并不确定。
这位汉学家的摘引方式则极其巧妙，只字不交代作者的基本论点，却断章
取义，移花接木，给人一个错误印象，似乎何炳棣教授不仅否定人口普查结果，
而且还认为普查结果是大大夸大的。其实，那些缺乏人口学常识的主张，从来
就只是汉学家先生个人的独得之见，根本就跟何炳棣教授没有任何干系。这位
汉学家，之所以采取如此极不诚实的摘引手法，故意不交代作者的基本论点，
其中的苦衷，倒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若是将何教授的话引全了，说清楚
人口普查比以前的人口数字更准确，岂非就不能以1947年的人口统计，去证明
1953年人口普查的夸大了吗？如此以来，岂非就不能证明那数千万饿死冤魂，
“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了吗？那怎么成！于是的于是，学术的诚实，那就顾不
得了。
中文网上，这位汉学家有位忠实信徒，名叫方舟子。他一而再，再而三，
多次将这位叫 Wim F.Werthheim的汉学家的“论证”，当心肝宝贝祭出来，反
复张贴，大肆宣扬。新观察论坛多位网友都曾检视过此人的论点。云儿指出，
他以旧中国的人口统计论证人口普查夸大，是荒谬的。Charlesv指出，何炳棣
对人口普查结果持肯定态度。俺则指出，此人缺乏起码的人口学常识。对这些
反驳，方舟子又一次跳将出来，用倒打一耙的手法，给反驳者加上“瞎猜本领
过于高强”、“读不懂英文文章”、“无中生有地谩骂”等等罪名，竭力为汉
学家辩护：
“ Werthheim 不过是回忆了他在 1957 年访问中国时，获悉人口学家
Chen Ta 因为批评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浮夸而遭到批判，同时引用芝加
哥大学 Ping-ti Ho 教授在1959年的研究指出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是被
大大夸大了的。 李正之和他的“网友”竟能因此“检视”出 Werthheim
“缺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为了论证大饥荒没死多少人，居然认为解放
前战乱时期不完全的人口估计数，比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还要准
确，并且要用前者去校正后者！” 要说“缺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
也是 Chen Ta 和 Ping-ti Ho，与Werthheim何干？ 李正之及其“网友”
如此口不择言，若非读不懂英文文章，就是因为瞎猜本领过于高强，这位
可怜的汉学家因为相信当时人口学家的说法，也被拉来与我陪绑，跟着被
无中生有地谩骂一通。”
方舟子实在不愧为 Werthheim的忠实信徒，为了维护他的宝贝汉学家，竟
不惜诬蔑陈达与何炳棣两位人口学家：“要说‘缺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
也是 Chen Ta 和 Ping-ti Ho，与 Werthheim 何干？” 可惜，究竟是谁缺乏
人口学常识？是方舟子和他的宝贝汉学家，还是那两位人口学家？本文给出了
充足的证据，读者自有公论。
真是，“这位可怜的汉学家”！这位可怜的方舟子！
注释：
[1]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的人口：1950-1980》(1959年)，第86页。书中对1953
年上溯至1900年的大陆人口估计如下： 1953年5.83亿，1950年5.56亿，1940年
5.12亿，1930年4.93亿，1920年4.76亿，1900年4.43亿。
[2] “主要由于缺乏普查材料和生命统计，对旧中国的总人口以及人口的分布
和增长率，几乎没有作过科学的分析。1953年的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着手对过
去50年的人口统计进行十分重要的重新估计。特别要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时期：
(a) 1909-1911年：由民政部发布的一些有关人口的报告；(b) 1912-1927年，
由北京内务部发布的一些人口记录；(c) 1928-48年：由国民党内务(政)部发
表的一些人口统计的报告；(d)在经济恢复时期，由人民政府内务部编辑的人
口统计资料。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发表一份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重
新计算的资料。”(陈达“1953年新中国的人口普查与国家建设及人口研究的
关系”，载于《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1年印行。)
[3] 这一段的全貌如下：“All in all, therefore, the nationwide
enumeration of 1953 was not a census in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the term. On the other hand, nev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had a
similar project been undertaken on a comparable scale; two and a half
million workers, students, school teachers, civil servants, and
activists were trained and mobilized as census-takers between 1952
and early 1954. Even if the two pre-census estimates made by the
State Statistical Administration exerted undue influence on the final
tabulations, the census results seem likely to be closer to the truth
than any previous Chinese population figures.” (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No.4,
1959，pp93-94 )
附：Wim F. Werthheim 原文
Often it is argued that at the censuses of the 1960s "between
17 and 29 millions of Chinese" appeared to be miss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fficial census figures from the 1950s.
But these calculations are lacking any semblance of
reliability.
At my first visit to China, in August 1957, I had asked to get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two outstanding Chinese social
scientists: Fei Xiao-tung, the sociologist, and Chen Ta, the
demographer. I could not meet
either of them, because they were both seriously criticized at
that time as rightists'; but I was allowed a visit by Pang
Zenian, a Marxist philosopher who knew about the problems of
both scholars. Chen Ta was criticised because he had attacked
the pretended 1953 census. In the past he had organised
censuses, and he could not believe that suddenly, within a
rather short period,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had risen
from 450 to 600 million (by the way: with inclusion of 17
million from Taiwan), as had been officially
claim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fter the 1953 'census'. He
would have like to organise a scientifically well-founded
census himself, instead of an assessment largely based on
regional random samples as had happened in 1953. According to
him, the method followed in that year was unscientific. For
that matter, a Chinese expert of demography, Dr. Ping-ti Ho,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a book
titled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No.4, 1959, also
mentioned numerous 'flaws' in the 1953 census: "All in all,
therefore, the
nationwide enumeration of 1953 was not a census in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the term"; the separate provincial
figures show indeed an unbelievable increase of some 30% in
the period 1947-1953, a period of heavy revolutionary struggle
(PP.93/94)!
My conclusion is that the claim that in the 1960s a number
between 17 and 29 million people was 'missing' is worthless if
there was never any certainty about the 600 millions of
Chinese. Most probably these 'mission people' did not starve
in the calamity years 1960-61, but in fact have never
existed.
Wild Swans and Mao's Agrarian Strategy, Australia-China Review,
by Wim F. Werthheim, Emeritus Professor, the Univ. of
Amsterdam
(原载 [新观察/xgc2000.com] 2000年10月2日，收录时作者有修改)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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