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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东西历史哲学之异同｜｜兼论「文化优劣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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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西历史哲学之异同｜｜兼论「文化优劣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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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东西历史哲学之异同｜｜兼论「文化优劣论」之二 (676 reads)      时间: 2005-7-30 周六, 上午10:34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东西历史哲学之异同｜｜兼论「文化优劣论」之二


前文提到欧洲文化以阶梯式模式前进，而历史中国呢？在我的看法，历史中国以圆周波浪循环模式前进；也就是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所倡的「五德始终论」的说法。他以为宇宙一切，都按土、木、金、火、水的秩序前进、循环。我们可以画个圆圈，将这五项依序安放于圆圈上，而成顺时钟方向绕行；正如我们在〈从〈阿房宫赋〉的联想说起〉一文中所示。这个观念到西汉时，由于大儒董仲舒提倡、汉武帝接受，从此主导中国思想非常久远。


东西双方历史、历史哲学之不同，这导因于双方基本哲学上的假设不同。在进一步说明之前，我得再度声明，本书东西二字，以平常意义看待，东指的是中国，西则以欧洲为代表；只是行文方便而已。


人类文明从假说、神话开始；没有神话、假说，则文明无从展开。但神话、假说无从验证，因此信仰（或说信、相信）才是一切文明的起点；一般说这叫「先验假设」。但，随着环境改变，有些神话、假说却变得可以验证其为真或为假，或者虽仍无法验证，却受到质疑。当原来的神话、假说受到质疑或验证其为假时，既存的价值系统当然受到颠覆。


比如，西方基督教主宰了西方文明一、二千年，但到宗教改革时，罗马教廷的权威却成为质疑的对象；路德登高一呼，新教纷纷成立，教皇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的角色，不再被普遍承认。这没动摇基督文明的基础；当时人们质疑的是教皇、教廷，而非上帝。等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发表之后，对基督信仰的冲击就更大；因为日心体系可以验证，而且是一再验证，教会也不能不修正他们的说法，否则恐怕人们质疑的不仅是教廷、教皇，连上帝都要被质疑。


至于宗教革命，引发教会中的教牧改以推举产生；主掌人类灵魂救赎的教牧，都可以选举产生，那拥有俗世权力的帝王为何不能？「君权神授」遂有转向「君权民授」的可能。西方的世俗权力体系遂授到冲击。等到「天授人权」的观念再出，君权不免消失于历史之上。


所以，西方一直在修正他们的基本假设，从不同的基本假设所衍生而下的思索与行为，当然随之不同。所以西方思想转换之下，整个社会结构也跟着变动。以近世而言，中产阶级的崛起最为突出，完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景象。


但历史中国的历史哲学却完全不同，中国的历史哲学基本上几乎不曾动摇过；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天人三策》）。所以，中国的社会结构，从秦汉之后到清末，甚至到民国乃至今日，基本上没啥改变。只有最近二十几年所谓改革开放，据说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但人数还少，对改变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景况，产生不了太大的作用。这里所谈的阶级对立，系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改革开放中致富的，若非权贵，大致也都与权力有着关系。


秦汉以后历史中国的基本历史哲学，应该酝酿于春秋战国，而于秦统一天下时成型；但要到董仲舒时才完全确立。此后一传两千年，始终不曾获得任何修正。因为董仲舒提供一套思想给统治者，基本上非常符合帝王的极私统治需要，但并非能完全满足帝王的需求；于是帝王们留其有用者（屈民而伸君）而用之，弃其不满意者（屈君而伸天）而舍之。


董氏将儒、法、阴阳三家思想融于一炉共治之，于是形成我所谓的「阴阳儒法」。


「阴阳儒法」一般说为「阳儒阴法」或「外儒内法」；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说法。因为阴阳家思想才是董氏的思想本体之所寄。这可以参看董氏的《春秋繁露》；光是看他引用「五德始终」、大谈「天变示警」，就可以确知阴阳家思想，其实潜藏在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中，并且还是他这套思想的本体。说「阳儒阴法」或「外儒内法」，那就是忽略了阴阳家的厉害。


这个「阴阳儒法」我另给个称呼，谓之为「传统儒学」或「传统儒家」；以别于先秦孔孟那套古典儒学（注：关于古典、传统二语的说明，请见下一文。）。意思是说，儒学到西汉后已经质变，虽然同样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卖的是阴阳家、法家那套内容；儒家只剩下招牌的工具功能。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哪里会玩「天变示警」、「五行相胜」这些玩意儿？孔孟哪里会玩「君尊臣卑」这套东西？


为理解中国历史的演化，在儒家中作「古典儒学」、「传统儒学」的切割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基本上是历史中国到清末，最后一次思想较大的变动。思想变动，行为跟着改变；自秦汉之后思想不变，是以此后的历史演化逻辑也几乎不变。以下，我们先大致在「古典儒学」、「传统儒学」间做个简单的比较。


《孟子˙万章下》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说：


齐宣王向孟子问「卿」的意义。
孟子回说：大王所问的是什么样的「卿」？


齐宣王说：「卿」还有许多种吗？


孟子说：对，「卿」可以分成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两种。


齐宣王说：那好，我就请教贵戚之卿。


孟子说：君王出现有重大的错误时，要谏；若反复谏言还是不听，那就该换国君。


齐宣王听了，脸色大变，看起来相当生气。


孟子回说：请大王别见怪。是大王问我，所以我不敢不把正确的答案说岀。


齐宣王情绪稳定后，又问异姓之卿。


孟子说：君王出现有重大的错误时，要谏；若反复谏言还是不听，那就辞职。（注：原文如下：「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异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为什么「贵戚之卿」的做法与「异姓之卿」不同？因为「贵戚之卿」与君王利害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国是封建之国，是他们一家一姓之国。君王在出现重大错误，而又屡谏不听，极可能就要断丧这个国。为了不使国家断丧，所以孟子回答说要换国君。至于「异姓之卿」则不同；官位再高、再贵，你总是异姓，国家没你的股份。既然见解不受尊重，那就为自己的见解负责，引退。何况天涯何处无芳草，换个国家讨生活去。


换句话说，「贵戚之卿」对自己的国家负责，而「异姓之卿」则为自己的见解负责。


这种动不动就要将帝王「异位」、「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的古典儒家思想，与传统儒学「屈民而伸君」、「君尊臣卑」的态度，与「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是截然不同的。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也与「屈民而伸君」截然两样。


春秋战国时期，像孔孟、墨、法诸子百家，在君主之前的地位，介于亦师亦友之间，而非臣服的关系；前引《孟子˙万章下》，见孟子答齐宣王，都可见到彼此地位在敌体之间。这点，我们可以在太多的古籍中证实；先秦时期，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地位尊卑并非到相对立的地步。是到秦统一天下后，才逐渐改变为君尊臣卑一面倒的地步。


到董氏时，他杂凑了阴阳、法、儒三家学说，为君尊臣卑提供了「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的基础理论。这套理论也并非一提出，就立刻在整个王朝中雷厉风行，是帝王与部分「董仲舒们」相结合，逐渐地扩大这一套思想的威力；所以，帝王的权利逐渐的扩大，而官僚阶层的权利则逐渐缩小。帝王遂失去上述「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异位」、与「则去」的制衡力量；甚至，皇帝逐渐掌握了爱砍谁的头，就砍谁的头的权力。


周朝时周厉王不就给流放了？这是历史显例；但，秦汉之后君尊臣卑、上下之分定性之后，除了国与国之间的征伐、灭绝之外，可有什么「逐君」的纪录？君早已高高在上，好皇帝固然好，恶皇帝那是命，得忍受。因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换句话说，叫：认命！


这个认命，还只是在董仲舒个人的著作上说说而已，到东汉章帝时，《白虎通德论》这份官方文件，就把「帝王＋天子＋圣人」赋予皇帝。用现代的话说，这相等于将皇帝＝「帝王＋天子＋圣人」入宪了！一旦将皇帝＝「帝王＋天子＋圣人」入宪，那人们除了认命以外，还能怎样（注：详细论证，请阅第二书。）？


但董氏当初提出他的理论时，也理解到不能失去制衡，不过他却受法家君尊臣卑与阴阳家思想影响，选择以「天变示警」作为箝制君尊臣卑之下帝王败德的想法，在历史上早已证明失败。没几个皇帝能跳脱权力的诱惑而不败德的，帝王虽然有时会在意，但常态不甩「天变示警」、「屈君以伸天」；事实帝王败德总是王朝自毁的起端。再透过官僚阶层将败德效用放大，这是一种乘数作用，将小恶变成大恶；王朝乃一步步走上自取灭亡。当然也能将小善化成大善，只是在历史中国少见而以。所以，董氏的儒家思想，其实非常淡薄。


于是，董氏的另一重要理论，「五德始终论」，遂得到证实。因为看来他是对的；旧王朝亡了，新王朝兴起了。至于土、木、金、火、水土五德，谁能搞清楚西汉是什么德，而新莽又是什么德？当三国鼎立时，又是什么德？当南北朝十几国搞的一片乌烟瘴气时，又是什么德？反正天灾本来就存在，人祸再以乘数作用扩大天灾，果然「天变示警」！「天变示警」之不足，统治阶层已经身陷泥淖，于是再扩大天灾；灾民四起，异族趁虚而入，于是若非异族入主，就是小民起事成功。孟子说「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下》）。但历史中国却偏偏老是出现以大国而亡于小国，以王朝而灭于乱民；这是历史中国之诡异处。


基本上各朝代末年，都是二者并起，庞大的国家机器，挡不住乌合之众或弱小异族。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中国各朝代，都正如清末郭嵩焘所说的「速祸而召殃」（《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该改革时，不只不改革，反倒更加保守反动，以致自取灭亡。一次次重复「王朝自毁机制」，这我们都可以在历史上看到。


但问题在于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们，并不知「天子受命于天」、「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这些基本假设是有问题的（没有任何一种基本假设是没问题的），也不知「天变示警」实在无力箝制帝王败德的。完全依赖帝王自悟，但偏偏只有极少帝王能自悟；历史中国的帝王极少能自悟，大都败德、残民以逞，这是必然，而非偶然。


当「天子受命于天」、「屈民以伸君」，而舍「屈君以伸天」这样的概念建立之后，历史中国的前途轨迹已经同时配套建构完成。因为，「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以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注：清初大儒颜习斋语。转引自http://www.fudanpress.com/root/showdetail.asp?bookid=3374）。「风俗」的意义相当于本书所谈的文化的意义。既然「众人从之」，那当然与「气数」无关；并且，这样的「风俗」，自然出现它的逻辑，与这样逻辑之下的结果。所以，董氏的「五德始终论」虽然可以准确地描述历史中国王朝循环起落、自毁的所有现象，但王朝起落循环、自毁的动力来源，其实不在土、木、金、火、水这五德，而在权力过度集中这样的「风俗」。


这点，我们后见之明看得清晰，但在历史中国却成为无可避免的盲点；所以，我们并非诽薄古人，那是不得不然的结果：权力过度集中这样的「风俗」，正是导致王朝自毁的基本动力。那时的基本假设在圣君贤相，将权力集中于「圣君贤相」有什么错？其实，「圣君贤相」只是理论上的期待，而非历史之必然。事实，「圣君贤相」其实还是历史之偶然！于是，这套五德始终论，就始终难以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对历史的解读看来是正确的。所以，一个新朝代上台，就要说自己是○德；天知道○德是啥？


董氏这套思想｜｜当然他也是继承某些前人的思想而来｜｜经帝王逐步集权，也在官僚阶层｜｜都是传统儒家出身｜｜逐步退让下，在理论上与事实上，君权都变得毫无节制；帝王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官僚面对小民，同样也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种现象到今日中国，改变仍然有限。


所以，东西历史哲学有其相同处，也有其相异处。相同的，都曾经历「君权神授」或「天子受命于天」这样的阶段；这种无节制的君权，都曾在历史上造成可怕的破坏。但相异处，在于西方爬楼梯爬上了另一级，把自家的矛盾、祸患移到别人家去搞；而中国始终在「五德始终」之中，除了创造出自己的矛盾与祸患之外，还同时接受了别人家的矛盾与祸患。始终在「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灭汉者，汉也；族晋者，晋也；灭唐者，唐也；族宋者，宋也；灭明者，明也；族清者，清也；灭民国者，民国也；族˙˙˙也」的循环中。


历史中国为何从来就内斗内行，外斗外行？那当然是因为董氏的「天变示警」毫无效用，而又缺乏制衡，所以帝王、官僚败德成为常态。信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者，往往忽视「屈君而伸天」；重视「屈君而伸天」者却总只是少数。「屈民而伸君」转化为「先君后国」，「屈君而伸天」转化为「先国后君」；但权力在帝王手上，「先君后国」者总要占上风。这便是前文所谈的「富民论」、「富国论」的大辩论一无效用的原因；因为帝王大权在握，当然帝王利益优先一切。统治阶级败德遂成为常态。


「先君后国」与「先国后君」之争衍化为朋党之前身；朋党一出现则斗争不已，并且议题总是围绕在何者利益优先之上。但「先君后国」总是胜方，小民成为被剥削者；日久之后生存发生困难，不反也难。所以，内斗与内患，始终是中国的核心问题。而外患对中国而言，其实根本不是问题；因为统一之后的中国，无论哪方面都比周边小国强太多，外患根本不可能成为威胁。外患之所以会成为威胁，那是自己把自己弄松了。由于解析这些史实需要大量的文字，也非本文宗旨，我们留到以后再谈。


而，刘邦、黄巾之乱的张角、黄巢、朱温、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太多太多的基层民众，在「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乌合状况下，能冲击王朝基础，甚至推翻王朝。唯一的道理，就在王朝自己弄松了自己。王朝不弄松自己，四周那些弱小异族，与只会拿锄头的农民，怎么可能将一个拥有税入、武装军队与庞大官僚组织的王朝搞垮掉？王朝中，文官该有政略、战略，武将该有战术、战技与指挥大军的能力；弱小异族与乌合之众的农民军，怎能在这方面与王朝相比？就别说资源之比了。


明在张居正改革之前，一年岁入不过二三百万两，改革后岁入增至四百多万两；而李自成攻入京时，向那些官僚搜到七千万两；几乎是国家二十年岁入。未搜到的，以及不动产还不在计算之内。但在李自成入京之前，崇祯皇帝要官僚们捐俸守北京，却收不到几文钱。「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2811）


可见在皇帝、官僚的价值观上，钱重于国！这种钱重于国的历史现象，其实才是王朝自毁的关键因素。不只是官僚们如此，其实皇帝们也总是如此。他们总是大量积累财富，以财富作为最爱。既不管他们之所以能积攒如此财富的权力来源，更不顾他们能如此积攒财富的基础。前者为王朝；身为统治阶层，他们才能如此呼风唤雨。后者为小民，没有小民，他们的权利与财富将从何而来？帝王与官僚，其实都只顾一身，而忘记自己这一身之所寄的王朝与小民。王朝总在积极搞松自己。


王莽甚至连抱着金银珠宝而死的机会都没有；「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莽愈爱之，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意」（《汉书˙卷第九十九下》）。王莽在做最后的困兽之斗时，仍然舍不得财宝；他至少有黄金六十万两以上，但却「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从这点上，我们应该可以轻易判断他所重视的是王朝或黄金。于是，钱财当然留给「踵兴者」（前引龚自珍语）享受去了。与明末崇祯与他的官僚大臣们，差相类似。


慈禧太后死后，据说因为她生前卖官鬻爵，也留下一大批黄金；这批黄金交到隆裕太后（光绪皇后，慈禧的侄女）手中，结果在辛亥时都让袁世凯以军需说辞骗光了。


至于汉灵帝卖官「入钱各有差；二千石（卖）二千万；四百石（卖）四百万」，「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以至钱多得无处可藏，只好交宦官保管。基本上，历史中国王朝末年都出现官富国贫的强烈现象，皇帝也都拥有非常可观的私房钱（内帑）；但国库则一贫如洗。


至于宋朝，宋几乎是历史中国税入最高的朝代之一；因为宋朝特殊一些，它的工商业相当发达，所以税入非朝高，税入常超过一亿贯（注：一贯千钱，一亿贯等于一千亿钱；但因币值并非长期稳定，所以很难换算出有效的参考数值。若以清朝定制为例，银一两兑制钱一千的话，一亿贯等于一亿两银。但清朝银钱兑换也有变动，清末时由于白银外流，所以出现银贵钱贱的情形。）。但，宋朝却是穷得苦哈哈，老是筹不出军费。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筹不出军费，空有百万以上的大军（光是北宋军的人数，最多时约在一百四十万，就可能超过金、辽、西夏各国不含汉人的人口数），打个鸟？


这怎么可能要求官僚、人民拼老命去抵抗外患？所以，我们不免质问说：这些大军与他们的将领的忠孝节义都跑哪去？原来统治阶级的忠孝节义都跑到孔方兄那去了。有太多的官僚、军队投向敌方，转过来打供养自己的朝廷、小民。民国迁台前，不也出现孔宋等相同的现象？共军中不也有大量的国府军？这是以模式现象出现在历史中国上的。


模式现象是本书的重要观念之一，请看倌们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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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2687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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