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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民运与中共在海外的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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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民运与中共在海外的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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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民运与中共在海外的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325 reads)      时间: 2003-8-08 周五, 下午8:13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党员评论】石磊:民运与中共在海外的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中共政府与中国大陆人士申请政治庇护



美国移民局的政治庇护移民官会在面谈之前告诉每一位申请人:“你所递交的材料和口述的内容,都是美国政府的机密,美国政府不会同你母国的政府或者其他人分享这里的信息。”



但是,这里“美国政府的机密”,确是其他一些国家想要搜集的情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什么人在西方国家申请了政治庇护,是否涉及“民运”组织活动、是否有“反政府”行为、是否有“造谣诬蔑中国政府”的编造故事,都是属于损害了中共政府的行为,中共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搜集这类情报。



对于中功组织创始人张宏宝和远华案的赖昌星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来说,中共政府还竭尽全力地公开加以阻碍。由于中共政府人权状况恶劣,长久以来一直不加以改善,在世界西方国家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大陆人士向他们所在的西方国家政府申请政治庇护,虽然中共政府无法对这些申请都一一阻止,对于申请成功取得了西方国家永久居留的人今后回国也不专门追究(在国外保持积极活动或者回国进行活动的当然例外),但是,自1989年之后,中共政府明显有计划地破坏中国大陆人士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信心,故意造成美国移民当局对中国大陆人士申请政治庇护者从整体上产生恶劣印象,以及在美国当地设立机构劝说中国大陆人士不要申请政治庇护或者申请政治庇护时“不要涉及政治”,或者直接由“热心人”参与针对重要政治异议人士的申请案下手故意“搞砸”。



大幅降低总体成功率、打击申请者信心、诋毁中国民运组织



中国政府从整体上打击中国大陆人士申请政治庇护信心的做法是通过降低中国大陆人士政治庇护申请的成功率来完成的。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中国大陆人士在美国政治庇护申请的总体成功率历年在20%,即五个申请人只有一个人最后能够申请成功。相反,来自已经民主化超过10年的国家的俄罗斯人士,他们申请政治庇护的总体成功率接近50%,也就是两个申请人中有一个最后申请成功。这一倒置的比例说明什么问题呢?过去我从宗教的原因作出过说明,我指出俄罗斯人往往得到信仰东正教的人士的协助,他们得到的协助是尽力的,没有能力协助他人的人一般不会为了金钱而做那些上帝不允许的不负责任和伤害别人的事情。但是,这里的宗教原因不是全部原因,导致中国大陆人士与俄罗斯人士政治庇护申请成功率比例倒置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共政府有计划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社区中,破坏中国大陆人士申请政治庇护取得成功。这是海外华人社区中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中共破坏中国大陆人士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一种间接的方式,就是有计划地破坏中国大陆人士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信心,故意造成美国移民当局对中国大陆人士申请政治庇护者从整体上产生恶劣印象。远的不谈,只说近的。1998年中国民主党国内大规模组党之后,海外大批中国大陆人士在移民咨询服务公司的怂恿下,以参与了中国民主党国内组党的名义向美国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很快引起了美国移民当局的注意。起初,这中间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不法商业行为,有多少成分是中共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无法区分。1999年下半年,美国移民当局在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临时总部多名主要干部的帮助下,确定了一套特殊且精确的方式来确认有关申请案的真伪。在这之后,那些与中国民主正义党和中国民主党无关、但冒充有关的申请案,几乎是零通过率。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冒充的中国民主党的政治庇护已经是零通过率的情况下,还有不少(一点也不夸张)移民咨询服务公司继续不断怂恿中国大陆人士冒充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向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这样的做法显然已经不属于商业行为,而有政治目的。这里的政治目的就是故意惹恼美国移民局的政治庇护移民官,让真正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在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遇到困难和障碍。对于这个问题,经过调查了解,我们发现,某些怂恿中国大陆人士冒充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向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的服务提供者,一边不断怂恿、帮助他们的“客人”向移民局递交这类冒充中国民主党人士的申请案,一边却对申请失败者说“美国政府对中国民主党没有好感”、“美国政府怀疑中国民主党是中共特务党”、“美国政府认为石磊、谢万军是中共特务”、“美国政府认为他们是恐怖组织,都是王炳章害的”,“美国政府认为王炳章是恐怖分子,你看美国政府营救王炳章就不起劲”,等等,等等。中共政府在美国这种有计划的宣传活动,真的到了非常精湛的地步,不过这种做法目前只是让我们觉得厌烦,并没对我们的组织产生任何负面效果。但是,从中国大陆人士整体的政治庇护申请通过率来看,人为制造的这类“零通过率”,把整个通过率的数字拉低了,对中国大陆人士的整体政治庇护申请起到了信心上的打击作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一点“美国政府并不喜欢中国大陆民运组织”、“美国老爹不会救你们”的宣传作用。(我们有一位党员政治庇护成功之后,公安问他国内的太太他是否政治庇护已经成功,他太太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说好,公安以为申请失败了,兴高采烈地说:“你看,他把美国当爹,他的美国爹用完了他,等他去了美国就不救他了。然后公安竟然开出了一系列让这个党员如何帮助中共政府打探我们组织某些领导人的情况,以换取将来被美国遣送回国之后受到原谅的条件。)



劝导不要申请政治庇护和申请政治庇护“不要涉及政治”



早在九十年代中期,王炳章首先察觉到中共在这方面有计划的动作。王炳章当时发现,在美国纽约的某些人士,包括个别在中国民运组织中较活跃的人士,一边设立公司提供翻译和政治庇护申请的服务,而且还花钱刊登广告,一边却在劝说前往咨询的中国大陆人士“不要走政治庇护这条路”、“申请政治庇护成功率不高”、“政治庇护取得绿卡将来回国有麻烦”,等等。当时我与王炳章讨论之后,派了一个小组的人去探明究竟,这个小组的人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有人扮演坚决的民运分子。结果,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这个扮演民运分子的人说:“你既然决心要跟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那么你就更不应该申请政治庇护,因为申请了政治庇护你回不去中国,你一旦回去的话美国就取消了你的政治难民身份。”



关于政治难民一旦回中国就会被取消政治难民身份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政治难民如果是冒险回国进行政治活动,或者其他原因回国但遭到中共政府的政治迫害,返回美国还是政治难民身份,不需要重新申请,美国政府不会取消其政治难民身份。周勇军、魏泉宝和张华都是实际的例子。上面我们调查的这家公司,其总管的目的,就是阻止中国大陆人士申请政治庇护,但是他们的广告却用漂亮的言辞吸引许多中国大陆人士前往咨询,其目的是非常显著的。



对此,王炳章显示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政治庇护问题的解答》。在这篇文章中王炳章指出:“中国大陆赴美人员之所以在美国申请移民,很多都是出于政治原因。不管是通过结婚也好,通过技术移民也好,通过投资移民也好,虽然途径不同,志愿远走它乡而不愿意在故土这一决定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因素--是中国目前的不自由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环境留不住他们。”王炳章的这段话,是在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了好几年,人们正在纷纷肯定在中国大陆的机会比美国还要好的时候所说的,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又高速增长了好几年的今天,其意义则更加深刻。



大约在1995年之后,美国政府立法给中国大陆因计划生育原因提出政治庇护开了绿灯,不少纽约地区的移民顾问公司告诉那些因政治观点的原因希望提出政治庇护的人士(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受到过种种政治打击和迫害),劝说他们不要以政治的理由申请政治庇护,他们告诉前往咨询的中国大陆人士说,因为“美国移民局对民运的印象很坏”、“民运的形象很差”、“美国移民局不会批准民运的案子”,如此等等,劝说希望申请的中国大陆人士放弃“政治观点”,“没有必要因为申请政治庇护同民运搞在一起”,然后主动提供帮助他们通过“一胎化”的理由来申请。王炳章之后了解到,有这样一家公司还专门告诉其他提供移民咨询和服务的公司说,申请“一胎化”政治庇护的成功率高达百分之九十,甚至有人打出广告说“只要你是女性就保证成功”。但是,从美国政治难民批准的统计数字来看,1990年之后,中国大陆政治庇护申请案的批准率从来没有超过23%。



前几年在纽约,我就遇到过一对夫妇,他们是“一胎化”的政治庇护申请成功者。与他们聊天,竟然发现他们当时6.4时与解放军扭打过,如果被录像,一定会被抓起来判刑的。后来他们一到美国就寻找帮助申请政治庇护,并且积极寻找民运组织,可他们在某家“移民公司”负责人的影响下,对海外民运的印象很坏,在国内还坚持保持了多年的对民运的期望,到了海外觉得彻底泯灭了,最后成为“一胎化”的政治庇护申请者,直到他们了解了中国民主正义党之后,才重新燃起了对中国民主运动会取得成功的希望。



政治庇护服务提供者为中共搜集政治难民情报或故意把申请案“搞砸”



大约在1996年,王炳章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情况,他终于开始研究如何采取步骤来反击中共政府有计划的破坏中国大陆人士在美国取得政治庇护的方法。当时王炳章发现,有个刊登广告提供政治庇护申请服务的移民咨询服务公司,其背景和中共政府在美国设立的一家大型中资公司挂钩,直接参与政治庇护申请填表的人士,同时也是该大型中资公司的雇员,而且每年回中国大陆好多次。受这件事情的启发,经过调查,我们不但发现了至少两名过去在民运圈子中相当积极,同时也是以提供政治庇护申请服务为主的移民咨询服务公司的老板,都在中国大陆投资开办了企业,而且他们经常回到中国大陆去。我们相信,中共政府不可能不向他们要求提供他们所掌握的政治庇护申请人的名单和基本申请状况。



1998年末,在我正式全面监督或参与中国民主正义党党员的政治庇护申请案之前,本党一个重要骨干,一位在中国大陆期间就是著名的政治异议人士,却在一个“热心人”的帮助下,向美国移民局递交了一个完全不符合规格的政治庇护申请。这份政治庇护不但表格填得不齐,而且所有的证据材料竟然全部是中文,没有一页英文翻译。幸好这件事情在面谈之前不到10个小时的时候被我发现,我立即帮助把文件重新整理,该翻译的连夜翻译,该补充的立即补充,并且让这位党员立即解雇了他已经说好要当他面谈“口译员”的那位“热心人”,第二天我亲自陪同去替他口译。虽然在最后的结果是这位党员的政治庇护顺利通过,但面谈过程中,这位党员,也包括我这个翻译在内,我们都挨了移民官的骂。



虽然王炳章早就希望能够针对中共有计划地破坏中国大陆人士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采取反击行动,但是这件事情,对我后来决定全面监督或参与中国民主正义党党员的政治庇护申请案影响非常重大。



无巧不成书,2001年,一位在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期间积极活动的人士抵达了美国,他同样遇到了“热心人”的帮助,结果同样给移民局递交了完全不合格的申请,不但在陈述中该写的不写,该提供的证据材料一样也不提供,就连护照也复印不全,入境卡竟然不提供给移民局!这位“热心人”自己是政治庇护申请的成功者,不可能不了解应该递交给移民局的最基本的申请材料。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并且提供帮助,这位“热心人”还充当了面谈的翻译,结果申请案被送上了移民法庭,直到今年才在法庭获得批准。



中国大陆人士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形成的民主运动人士和中共之间的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随着中共方面经验的积累,之后越来越白热化。1999年,另一位正义党员,同样在中国大陆就是著名的政治异议活动人士,竟然政治庇护申请失败,许多移民律师也不知道该如何挽救。经过研究,我发现有人在他申请政治庇护期间,向美国移民局提供诬蔑性指控,说怀疑此人可能是中共特务。我们认为,这是造成该政治庇护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移民局拒绝该申请案所陈述的理由。后来经过一番周折,2001年移民局重新开卷审理该申请案,终于重新面谈批准。虽然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够清楚地判定原因的并不多,但我们相信美国移民局收到过的这类诬蔑性的指控不在少数,在2001年至少在另一位国内期间就非常著名的政治异议人士身上又发生了一次,不过这一次由于已经高度警惕,最后只是耽误了移民局作出批准决定的时间,对申请人虽然造成了困扰和不便,但是没有太多的麻烦。



民运与中共在西方国家中的政治资源争夺战



直接、具体地介入组织成员政治庇护的申请,中国民主正义党并不是首创。1989年国内学生运动爆发之前,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就设有政治庇护800免费专线来援助中国大陆赴美人士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我也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了解政治庇护的。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为了赚钱,我当时属于王炳章的雇员,一开始我为工资太低向王炳章提出加薪的要求。可是了解了王炳章的运作之后,我才恍然大悟,王炳章设立的收费标准,平均下来刚好够维持这种服务的开支,因为王炳章对许多申请人不但不收费,而且还向申请人提供生活津贴、活动补助、以及委托他们向国内的民运人士转移经费。另外,直接、具体地介入组织成员的政治庇护申请,还有一个组织安全的考虑,那就是作为一个会员制的中国大陆民运组织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它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去调查组织成员的身份背景,组织的领导人直接、具体地介入组织成员的政治庇护申请,有助于我们组织了解成员的真实身份和具体经历,能合法地借助美国移民局和法庭复杂、成熟、精细、而且敏锐的判断,来有效防止中共特工对民运组织的渗透和破坏。这项运作当时是“只做不说”,它明显地帮助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发展和组织运作,也帮助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防止中共特工的渗透破坏。



但是,1989年初,随着“倒王事件”之后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分裂,这种组织领导人通过直接、具体介入组织成员政治庇护的申请所产生的优势,多年一直无法恢复功能,海外民运之后一片混乱,安全漏洞比比皆是,只有美西洛杉矶地区有人长期坚持,从未放弃,但规模弱小,优势难以发挥。实际上,在美国的中国大陆政治难民,是中国民主运动一支不可多得的主要力量之一。对于大多数的政治难民来说,他们理论上只有在中国大陆民主化之后才能够绝对安全地返回中国大陆而不用担心遭受政府的政治迫害,因此他们与中共抗争的态度也总是最坚决。政治难民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考虑的个人和家庭的得失最少,他们在海外安全的条件之下公开与中共抗争,能够在海内外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特别是影响和带动国内那些过去就对他们尊重和亲近的人,而且他们国内周围的朋友也往往比较多地集中了与他们有类似思想和决心的人,这对于政治异议人士在中国大陆无法取得公开活动空间的现实条件来说,海外政治难民的公开活动,其整体对于中国大陆内部的人民群众的影响效应,有点类似民主的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灯塔”或“航标”作用。



1999年,中国民主正义党全面恢复了组织领导人直接、具体地介入组织成员政治庇护的申请的做法,不但恢复了上面提到的优势,成功地防止了中共有针对性地企图对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进行继续伤害,也成功地阻止了中共有计划地通过破坏和搅乱中国民主党人士和中国民主党名义下的政治庇护申请来打击中国民主党的士气。四年多的具体运作,我们不但团结了一批在美国的政治难民,也从中发掘和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而这些人又带动了周围并非政治难民的中国大陆出生的新移民加入了我们在海外进行公开斗争的行列。



所以,中共政府在海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纽约地区这个“中国海外民运大本营”,对政治庇护申请的打击和破坏是打击和破坏中国民主运动形成组织实力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我们直接、具体介入自己组织成员的政治庇护申请,保护政治庇护的申请者,正是与中共政府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斗争之一,这是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同中共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关于政治资源的一场争夺战。这一场争夺战不但不会结束,而且会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矛盾越来越严峻,共产党统治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也会随着我们组织越来越站稳脚跟和发挥国内组织的具体运作和社会影响功能,而变得更加激烈。



随着我们组织的不断发展,随着中共对政治异议人士的活动越来越重视,越来越敏感,打击和镇压力度越来越大,指控的罪名越来越重,判刑越来越狠,我认为有必要把我对涉及政治庇护的这一部分的了解告诉大家。作为一个组织,我们应该充分应用集体的合力来巩固我们在海外的政治堡垒。不管中共政府采取何种形式、通过什么样的人、找到我们什么地方的薄弱环节在海外向我们发动进攻,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理念,发挥我们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一定能够击破中共的伎俩。



中国民主正义党 石磊 2003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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