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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康正果：三农：脱贫与致富的悖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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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三农：脱贫与致富的悖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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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三农：脱贫与致富的悖谬（四） -- 资料 - (18718 Byte) 2003-7-05 周六, 下午5:03 (201 reads)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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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经验值: 5282

标题: 康正果：三农：脱贫与致富的悖谬（五） (172 reads) 时间: 2003-7-05 周六, 下午5:04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五﹑终于允许致富了

我们可以把八十年代初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称为土地公有私用制﹐它对原来的土地公有公用制仅做了部份的修改﹐结果﹐土地所有权仍高度集中于国家大地主之手﹐个体农户虽获得了自主经营的好处﹐土地的使用状况却变得空前地分散化了。我们知道﹐农业的现代化标志是﹐沟通城乡的经济交流﹐改粮食的自耕自食为商品生产。换言之﹐即收获的庄稼若主要供自家现吃﹐而不是全部拿到市场上出售﹐则亩产量再高也只能解决温饱﹐绝谈不上致富。这正是承包制的极限。当初政府之所以允许农户承包土地并非基于承认合作化的失误﹐而是生产队的效率实在低下﹐劳力松懈﹐无人负责﹐已到了很难混下去的地步﹐政府不得不采取承包制来暗中修补合作化破产的局面。当然这也和政府的实利打算有关﹕生产队征收的手续虽然简单﹐但因粮食产量常年上不去﹐就好比地主向佃户分成收租﹐国家纵收走除社员的口粮和生产队留用粮以外的所有收获﹐但土地总产太少﹐结果国家所得不但难以增多﹐甚至还有可能递减。承包后国家的所得好比地主向佃户固定收租﹐公购粮已按人头摊到了各户的地亩之上﹐家庭承包的土地总产减去了固定的公购粮数字﹐剩下的都是农户自己的所得。两相比较﹐自然后者既鼓励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也对保证政府的税收很有好经过了几十年穷折腾﹐政治对经济的妨害和摧残有目共睹﹐各级领导也就不复顾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障碍﹐在全国推行了土地承包政策。毛泽东的死毕竟让中共的高层人士松了一口气﹐邓小平公开承认﹐搞了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到头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胡耀邦也倡议不必再计较姓社姓资的问题﹐应该尝试搞市场经济。邓又发出公开的鼓励﹐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党的最高层终于松了口﹐这至少说明连他们自己已厌倦了几十年来领？穷人斗富人的革命壮举。户藉上取消了家庭成份的栏目﹐地富份子的帽子也全部免除﹐穷斗了三十年之后﹐脱贫经济学已被实践证明彻底破产。谢天谢地﹐共产党终于决定带领农民致富了。

暗修补﹐不认错

但中共并没有公开认错﹐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本是一个总结教训﹐痛改前非的好机会﹐然而由“文革”幸存者老人操控的这次会议只是为了清算文革十年和确认毛泽东的罪责。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前此的所有运动皆文过饰非﹐空泛地自夸成就﹐又空泛地陪衬些不足。这些坐在委员会座位上的高层人士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过错﹐而是根本没打算认错﹐甚至死也不会认错。死只是他们之中任一个体的灭亡﹐而认错则必导致中共整体的垮台。因为中共的成长历程本身就是不断犯错﹐错上加错构成的﹐承认任何一个错误的环节都可能拉出一连串错-错-错﹐且牵扯到活着的负责人来。从根本上说﹐中共及其军队的产生便是农运和土改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杂交的孽种﹐承认农村工作上的错误﹐就等于否定了此一孽种出生的必要。所以中央明知道合作化大错特错﹐却无法一下子退回单干的状态。就好比脱裤子没脱得下去﹐只好半提着往前走路﹐从生产队只退到包产到户的政策便存在着如此尴尬的局面。

首先﹐承包的农户无权出卖或转让所分的责任田﹐要实行规模经营﹐或搞地产投资﹐便碰到土地所有权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其次﹐人多地少的宿疾日益变本加厉﹐再加上种田成本逐年提高﹐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的税费负担不断加重﹐各种土政策反复干扰﹐个体农户的分散经营硬撑了二十年之久﹐现在已露出了难以再撑下去的窘况。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和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两书向我们揭示的便是这样的困境。

曹锦清与李昌平

曹是个脚踏实地的学者﹐为了向公众提供一个“从下往上看”的视角﹐他借助基层干部中的私人关系﹐对河南十数县及其数十个乡镇和行政村进行了基本上算是保存住“现场”的调查。曹以具体的统计数字让我们看到小农户种粮食无利可图的普遍事实﹕“如此低下的农民素质﹐如此狭小的经营规模﹐如此脆弱的家庭组织﹐要快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是不可能的。……温饱基本解决﹐发展后劲乏力。”总之﹐曹总结说﹐承包制已走到尽头﹐一是该考虑如何推行土地私有化﹐二是得促使部份农民脱离土地向农业转非农业走了。在长达七百多页的观察与思考中﹐曹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上面下面都看在眼中﹐却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与曹的冷静旁观不同﹐身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置身其中﹐亲手抓地方工作﹐每一天都和上下官员打交道﹐都让父老乡亲的怨诉灌满了耳朵。农民负担太重﹐没法子过下去的村民纷纷出外打工﹐他管辖的村子农田都大片地抛了荒。于是他提笔向他敬爱的朱熔基总理写信﹐在信中对总理说﹕“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认为责任制是束缚生产力的枷锁﹐说吃税费的干部多如蝗虫﹐他特别反映地方上的干部不按中央的政策办事﹐希望总理下来看一看﹐下道命令减免不断增加的税费。到底是乡党委书记反映的情况﹐很快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上边派人来调查﹐立即惊动了县上市上的领导。结果种种阻拦和遮掩相继展开﹐李本人在地方官场招来抱怨﹐中央似乎对地方的防卫无可奈何﹐李所反映的问题不但没得到彻底解决﹐还新出了几起催交税费欠款逼死人命的案件。他所反映的上司没被告倒反升了官﹐他自己则被迫挂冠而去。最为讽刺的是﹐他也步了那些他曾阻拦的外出乡亲的后尘﹐跑到深圳打工糊口去了。

总理不相信眼泪

李不愧为一个眼泪奏折家﹐他反映了乡亲们含泪的乞求﹐他声称他流着泪向总理上书﹐还说他的文章见报后人读人哭﹐他的书传到哪儿读者就哭到哪儿。中国的公众到底受过中共良好的阶级教育﹐对穷苦人受难的同情和义愤自然先天地深厚﹐围绕着李昌平的信和书﹐一时间俨然形成了悲哀的大气﹐社会上纷纷为农民抱起了不平﹐作者和读者都以为﹐发往中央的信必收到九重天上催泪如雨的效果。我承认﹐李昌平的正直和真诚确实令人感叹﹐他的热肠和勇气在党官中尤为难能可贵﹐但他渲染悲情的方式和依赖﹑寄厚望于中央的想法却是可疑的和缺乏实效的。写信和出书至今时日已久﹐李昌平如今想必早懂得了经济学的无情﹕朱总理不相信眼泪﹐党中央也不相信眼泪﹐整个官场和市场都是不相信眼泪的。总理不是不知道他反映的情况﹐总理知道的肯定更多﹑更全面﹐无奈总理和中央都束手无策。

这一非感情用事所能缓解的局势﹐有最近“两会”总结的记者招待会可作说明。不管朱熔基近年来的表现多么叫公众失望﹐他回答记者的几个问题还是显示了他这个人敢说些实在话的直愣子脾气。他说﹕1998年至今﹐如果中央没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已崩溃。这当然不是说农业﹐而是指最令他头痛的国企﹐是必须“保七”（所谓7%的增长指数）的挣扎﹐是他执行的宏观调控如何使尽了手段﹐是如何拆东补西地要激活可怕的通货紧缩。总之﹐这都是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事情﹐是关乎中央部委级财政集团能不能维持下去的关键问题﹐所有这一切涉及党国存亡的大事﹐农村那个没底穷坑内传出的呼救声岂能与之相比。朱的潜台词是﹕农业那边根本顾不上了﹐而且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腾不出手去全力去照管麻烦的三农。因此﹐地方上想靠中央拨款是不可能的﹐即使农村教育的开支占了税费收入一大半﹐要想叫国家包下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更不可能。自然﹐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的趋势也不可避免﹐中国政府没有美国政府那么多的钱扔出去补贴农产品的价格﹐在朱总理的全盘考虑中﹐为了稳住城里的物价﹐为了收入低下的普通市民吃喝偏宜﹐农产品的价格也许还要低压。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0年﹐四年中﹐农民减收了一万六千亿元以上。这就是农民在这次国家宏观调整中所作的牺牲和贡献。”剥夺还在继续进行﹐农民怎能不穷﹗

从人口数字上说﹐农民占整个国民的主体﹐如今他们却成了弱势群体。朱总理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非官方用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定位。就像美国所说的“少数族群”（minority）﹐该词是意味？少数权益的保护﹐也突出了关注少数的姿态﹐但这样的划分同时还有承认你少数退守在你的居留地（reservation）或搬不出你的族群聚居圈（ghetto）那样一种听凭现状维持下去的意思。弱势的农民毕竟弱在他们的农村﹐只要责任田还能种下去﹐且如数纳上百分之五的农业税﹐按无奈的总理及其政府现在的意思来看﹐也只能暂且让他们这样弱下去了。

党国体制涮了农民

记者问总理﹕“总理最头痛的问题是什么﹖”答曰﹕“农民收入不能增加。”

接着总理又说他对此没有办法﹐进而肯定地指出﹕农村收入低落是长期政策造成的结果﹐除非调整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结构地位﹐否则是没法解决的。好了﹐李昌平同志可以休矣。总理的表态如此明朗﹐你这爱民的好书记还能对党中央抱什么期望﹗所以﹐李昌平书中不断重复的一个信念现在必须纠正过来﹕他老说中央的政策很好﹐都怪下面执行坏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歪曲的根子本来就出在中央身上。

中央向来站在全民所有制一边﹐守护在城市利益的防线上。这城乡对立的权益划分早已从苏区时确定﹕党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一方为主﹐根据地的老百姓一方为辅。延安时期依然。建国后中共把战时的供给制带入城市﹐因为要安插大量的转业军人及其家属﹐因为要把党的领导派进任何一个从旧政权接手的机构﹐城市和一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成员于是跟上党政军沾光﹐被纳入了有一定保障的党国体制。保这一边的利益首先是基于保党政军的利益﹐而从此这体制就逐年繁衍﹐无形膨胀﹐至今成了改革的大包袱﹐乃至经济的大肿瘤。总理及其政府明白﹐农民即使再有十年或几十年脱不了贫﹐继续弱势下去﹐只要他们能维持温饱﹐就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总之﹐不管你李昌平怎么说﹐农民的弱势状况﹐政府是暂且无法改变了。但全国的下岗工人若像大庆最近那样大闹起来﹐社会就要乱套。所以总理及其政府仍然得全力以赴填塞党国体制内部的大陷裂。过去中共以穷治党﹐也以穷治国﹐穷是一面红旗﹐拉展了则大红被面一样宽广﹐可捂住任何面上的寒伧私处的丑陋。农民虽吃尽了苦﹐尚有受难的圣像祭在大家的头上﹐就算他们都挨苦肉计﹐也有足够的气氛维护住受苦人的政治虚荣。现在被面索性袒开﹐红旗早已落地﹐在无耻也可能显得诱人的趋富潮流面前﹐贫穷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没落。但民众在容忍“富”的问题上尚远远落后于其成员多优先致了富的共产党。所以﹐如今最让共产党绞尽脑汁的是﹐如何搞数学逆表达式的所有制还原。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还原都能还到原有的得数上。你家原来的房或地怎幺给你退﹖公有的财产如何分开给私人﹖让谁主持分﹖拿什么做公平的标准﹖这一切全部乱得一塌糊涂。破坏曾经很残忍﹐但破坏后企图复原﹐其扯皮的过程更充满了不公平的痛苦﹐且是长期的痛苦。而且在过程中会掺进杂质﹐等你还原过来了﹐谁知会落到什么样扭曲的地步……

反读法﹕江主席“三个代表”新解

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共总是做不自然或反自然的事情。过去地主的地分光了﹐人也扫地出门管制起来了﹐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却整天闹着搞阶级斗争﹐说地主家有变天帐﹐挖地三尺去搜求。台上那样演是叫人看戏﹐看了戏现实中竟照样真做﹐把恐怖与伤害当戏耍﹐轰轰烈烈﹐好不热闹﹐意气风发斗了几十年。其实哪里来的阶级敌人﹐都是贫下中农自己激自己﹐拿着死猫当活老虎围打﹐直到把大家都整穷。毛泽东太相信社会发展史中所划的阶段和历程﹐自以为把资本主义消灭于萌芽状态﹐就能把穷人带入共产主义天堂。毛泽东没来及反省自己的愚执就去见了马克思﹐邓小平害怕分担毛的罪责﹐始终不敢点破中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道路上共产党所领的弯路﹑退路和死路。

比较起来﹐还数江泽民比较灵通﹐他一面硬撑住现存的台面﹐尽力维持这后毛邓的僵局﹐同时试着把党国逃不脱的葬礼做成借尸还魂的蜕变。比如对他的“三个代表”的提法﹐我们就不妨来一番反读﹐庶几可读出其正面表述背后偷梁换柱的玄讥来。既然说这共产党现在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岂不表明江主席公开宣布﹐共产党一直代表的都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文化﹗打土豪分田地﹐掠夺残杀﹐那都是学太平天国的做法﹐无疑属于前现代农民暴动的野蛮手段。现在江主席终于号召共产党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了﹐如果中共代表过或者已经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何必还要再行号召﹖

首先﹐它自然说明中共从不代表百分之七十农村人口的利益。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想不通的悖谬﹐一方面代表了农民落后的生产力和文化﹐另一方面却不代表全体农民的利益。五十年来﹐党只代表党国体制的利益﹐一个一直代表了落后生产力和文化的执政党之所以至今还在台上﹐且还会继续执政下去﹐就是因为它已经包养了它的相当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而且这不得不维持下去的体制仍牵扯到此体制内所有成员的吃饭问题。这里面不只包括党政军﹑事企业﹐就是吃惯了铁饭碗死抓住公家不放手的下岗工人﹐以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依然留恋的一切体制内在编人员﹐都与这个党的退却与挣扎形成了一定的共谋。唯独非城镇户口的前现代农村腹地人口与此关系不大。他们固然多数穷困﹐被遗弃在城市的社安保障之外﹐但他们本来就在底层﹐相对于城市﹐将较少遭受那个正在崩溃的体制内所有人员随时都会碰到的凶险。

中共已将灵魂押给了魔鬼

转向市场经济和进入世贸组织的党国体制犹如浮士德与靡非斯陀搞上了交易﹐为开那洋荤﹐党国体制已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市场的美妙及其险恶是市场这把剑的双刃﹐没有好吃的烤山芋是不烫手的。现在只是初期的挑战﹐更大的﹑更深刻的冲击尚在未来﹐党国体制的庞然大物已在一层层剥落﹐哪一层脆弱哪一层便首当其冲﹐哪一部份赶不上发展的步伐﹐哪一部份就会从看好转为衰败﹑现在是工厂﹐明天就会轮到公司﹐后天则为银行﹐以至文教﹑科研﹑卫生﹐直到党政机关﹐凡与体制有关者将无一幸免。在效率﹑竞争的挑战下﹐一切都得服从存优汰劣的机制﹐到那时候﹐中央想护也护不住﹐而且中央本身即是泥菩萨过江。共产党遗误了党国体制的从业人员﹐同时也娇惯了寄生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现在中共有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中共的臣民却或多或少仍难同落后的生产力和文化脱清干系﹐其中有些个人﹐甚至比中共还更落后﹐正是他们这些人构成了中共左派势力的群众基础。如果我们退向十几年或几十年以后﹐从未来的瞭望点上拉一个倒计时的长镜头﹐那将是这样一种蜕变的场景﹕从今日的下岗工人开始﹐十几年后则轮到下岗教授﹐几十年后更轮到下岗官员﹐直到下岗的党委书记以及政协﹑人大代表。新兴事物如新建楼群一样矗立起来的同时﹐种种陈旧的体制犹如豆腐渣工程一般轰然塌下。

红尘阴霾中熹微闪烁﹐社会的躯体上有的部份在流脓﹐有的部份结了痂﹐有的部份长起了新肉。这是一个新生与毁灭的大混乱﹐党不可避免要剥落下去﹐一切依靠党的势力和个人都要剥落下去﹐直到中共层层涂抹包裹自身的杂质废物剥落尽净﹐全体人民才有可能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

展望未来的乡绅

没有救星为农民谋幸福﹐农民必须自助自强。今日受城市歧视的民工们﹐甚至受城市凌辱的打工妹们﹐以及拥挤在浙江村新疆村等等村摆摊设点的外来户们﹐所有混杂在城市边缘和乡镇交界灰色地带求生存的二等公民们﹐他们之中必产生出取代没落的全民单位人员而入主城市的后起之秀。总之﹐与中共既得利益中心愈近者﹐必被淘汰愈狠﹐而距离愈远者﹐反而愈具备后发的优势。谋生还会更艰难﹐竞争将逐年激烈﹐太多的过剩劳力还会使更多的弱者﹑劣者变得更贫﹐但会有日益健全起来的社会保障机构解决救济的问题。宁可由国家对贫困作特殊处理﹐也不要大锅饭再混下去一起吃﹐继续扩展全面的平庸了。到了那时侯﹐才有真正意义的老板与雇员的纠纷﹐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才有玩够了阶级斗争的老一代人想象不到的阶级斗争。会有争权夺利﹐明枪暗箭﹐会有你死我活的较量﹐但都会为各自的权益据理以争﹐会建立共同的游戏规则﹐会借？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张力造成社会的活力﹐最后形成法律和制度﹐从而维持不断调整的公正。

那么对曹锦清﹑李昌平反复指陈的县乡村镇大小官吏该怎么说呢﹖他们是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外围﹐分享了中央省市财政集团的部份利益﹐同时又被指使向其周边所管辖的村民中吸取补给。他们在和平时期还沿用着红军战时的某些粗暴做法﹐他们的办公﹑办事及营生﹐让人联想到历朝县衙的官吏和差役。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就是羊毛的捞取人﹐为完成上边的指派而捞毛﹐也为了他们自身的好处而捞毛。土改时他们从积极分子中提拔上来﹐公社化期间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后加倍增长。我相信酒席上那些讽刺腐败的顺口溜多是他们信口编成而随意传出的。比起中央或省市官员的千万上亿的搞﹐他们觉得自己捞这么点好处又算什么﹐所以他们在讽刺那些大巫的同时流露出小巫的艳羡﹐自嘲的口气中还故意带出占了些偏宜而沾沾自喜的味道。这就是他们贪馋而难以餍足的嘴脸。曹锦清称他们为“职权收益者”﹐他们从各个方面收益﹐特别从普通农民中办工厂开公司而发了财的大款手中收得最多。这些与党国体制关系最远的白手起家者也许是半城半乡开发地带最有经济潜力的人物。尽管他们曾经或正在通过交结职权收益者以打开权力之门﹐尽管他们穿行腐败地带的边缘﹐但他们与那些寄生在腐败体制中的官吏不同。他们的经营中可能有黑的因素﹐但绝不可能没有白的成分﹐把他们全打入何清涟所说的“地方恶势力”或“黑色经济活动”﹐那未免过于义愤﹐是既不全面也缺少分析的。这里面肯定有没被毁灭尽净的地主活力﹐逐渐复苏的富农﹑中农精神﹐还有受了教训的贫农焕发的生气。在一块如此古老的厚土上﹐我就不信没有伺机复活的民间精魂﹐我们期待由此形成抗党棍地痞化感染的民间力量。等他们有了钱创成业﹐他们自然要组织自己的团体和会社﹐占自己的地盘﹐去向地方的人大﹑政协争自己的地位和权益。对比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成长的历程﹐英国乡绅入国会而挑战王权的历史﹐辉格党人（Whig）以带剑的自由参与立法的事例﹐就很值得未来的中国乡村实业家感到鼓舞。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央到各级官吏自动放权﹐也不会相信膨胀的机构自我裁员﹐但我们相信他们的人员最终会被挤走﹐权力会被买去﹐机构会走向萎缩……这一切均取决于民间社会的茁壮成长。君子道富了﹐小人自然就会势消。

走向富善的前景

在传统的中国﹐人们都相信“富有”和“积善”是同步发生的人的活动﹐我们的先王尧就说过“善人是富”这句话。华夏的基本人生价值是嘉许善人致富﹐同时鼓励富人行善。那种打着替天行道招牌而自称打富济贫的﹐向来都被斥为反社会的行为。它也许济过贫﹐但从没有根本解决贫困的问题﹐更何况大都是抢窃﹐都是愈益加深社会贫困的破坏力量。中共正承传了这一流民的反社会言行﹐且将其破坏力量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富善相得益彰的传统价值践踏到几于毁灭的地步。现在中共终于认识到带民致富的紧迫性﹐但无论是中共本身﹐还是急于脱贫致富的民众﹐对于我华夏厚土民德数千年之崇善根性﹐全都缺乏应有的体认和追思。这将是未来致富道路上更大的危机。《周易﹒系辞》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又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必有具此盛德而成此事业之志气﹐方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文化之可能﹐然后才有条件领导全民实现国人整体的福利。一个高高在上空喊着要代表这代表那的个人或政党﹐他或他们只配代表他或他们自己而已﹐人民是不需要他或他们代表的﹐他或他们也确实难以再这样空洞地代表下去了。

2002年4月21日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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