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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康正果：三农：脱贫与致富的悖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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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三农：脱贫与致富的悖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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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三农：脱贫与致富的悖谬（二） -- 资料 - (4846 Byte) 2003-7-05 周六, 下午5:00 (211 reads)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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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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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康正果：三农：脱贫与致富的悖谬（三） (206 reads) 时间: 2003-7-05 周六, 下午5:01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三﹑孙中山的土改构想

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时﹐他和他的国民党人还抽不出手来全盘考虑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细节问题。国民政府固然建立了﹐但到手的政权差不多是个空架子﹐财政收入没有着落﹐军队尚待组建﹐面对列强和军阀割据的干扰﹐国民党只有向可能得到支持的方面靠拢﹐借助国际和国内可与合作的力量以求自身的发展﹐由此孙中山才提出了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的政策。联俄的实质是接受苏联的援助和采纳那些派来的布尔什维克顾问所给的建议。容共的作法是出于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偏好﹐在自己的党内培植一股更容易联系工农大众和谈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力量﹐以期建立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内部的革命思潮因而在这一特殊时期趋于特别的激进﹐几于同容入的共产党同声相应﹐一个鼻孔出气。从某种程度上说﹐共产党早期的扩大影响及逐渐得势﹐多半都是北伐前的国民党不得已亲近了苏联﹐且急于从工农中动员革命力量的选择中一手促成的。而由此也就激化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势力的冲突。

但需要澄清的是﹐就孙中山本人的态度而言﹐联俄﹑容共并不意味着认同马列主义及其阶级斗争的路线。他明确指出﹐“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是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因此﹐孙中山从来都不主张用苏俄的暴力革命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常说中国人只是大贫与小贫之分﹐并精辟地点出中国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显然﹐中国的改造在于如何有步骤地脱贫﹐而非重复历代农民造反过程中那种打富济贫的掠夺行径。按照中山路线的构想﹐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乃是在大局稳定后﹐与振兴资本等国计民生整体上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平实现的。他明确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的强暴方式﹐他进而指出﹐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也“恐无此等力量”﹐所以“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归纳起来﹐其程序即是﹕规定地价﹐照价收税﹐然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可惜这一切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孙中山便遽尔病逝。而在他逝后不久﹐国民党在当时的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急剧左倾﹐党内激进的革命论调一时达到顶峰﹐其中制造声势﹐鼓动社会﹐搞得轰轰烈烈的﹐首为南方那些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运动。

《中国农民》及早期农运的激进思潮

我从学校图书馆的书库中翻出了几本《中国农民》月刊﹐这些发黄的旧杂志出版于民国十五年（1926）春夏之间。编印者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撰稿者中既有毛泽东﹑彭湃等共产党员﹐也有陈公博﹑廖仲恺等国民党左倾人士。

我翻了翻那上面的文章﹑决议﹑宣言﹑报告﹐封内的照片及末尾所附各地农运的通讯﹐其语调﹑氛围﹑表达方式﹐激越的程度﹐多少让我联想到今日网上的三农论坛或《北京之春》等民运刊物那种制造声势以激发公众情绪的话语。历史竟是如此讽刺﹐近百年之前闹腾过的土地权及农民的贫穷和受剥削问题﹐如今又以新的表现形式复出﹐转思中共当局在目前改革道路上剜肉补疮的被动抉择﹐真令人不胜世事颠倒而革命事业苍黄反复之感。

《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在广东创办的时候﹐广东以外尚在各地军阀控制之内。那时正当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初﹐五四运动后﹐西潮乍涌﹐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各种激进思潮使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时头脑发热﹐纷纷从中寻求救国之途。其中的狂热者读了几本翻译的新东西﹐未必对他们想要拿来的主义有全面的了解﹐便在爱国热情和社会正义感的驱使下宣扬起他们并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的革命理论。中国在对外事务上接二连三的屈辱使社会上积压的种种不满应机而起﹐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在某种程度上为革命的紧迫性制造了一个假像﹐而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个众怒难犯的火山口便为乌七八糟的仇恨情绪提供了喷发的大信道。然而帝国主义这一过于宽泛的大靶子毕竟远而且虚﹐需要树立一个可以切实打击的对象﹐才便于及时而有效地唤起民众的仇恨﹐增强鼓动者的狂热﹐从而造成革命的声势。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除了地主﹐再也找不出其他更有钱的人可充当冤家对头﹐于是地主就被划归帝国主义﹑军阀一方﹐成了革命者眼中的敌人。其实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征粮派款﹐同样也有损富裕农户的利益。有钱人和穷人都一样经受？兵荒马乱的苦难﹐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统统推到敌人一方﹐这从来都不是孙中山的立场。

根据费孝通的调查﹐地租自古都很沉重﹐农民只靠种地﹐从来都不够吃穿﹐之所以平日犹可维持温饱﹐多因农业劳动一年中闲余时间甚多﹐农民大都兼营其它副业以补充农耕不足的缘故。至少就费孝通着重考察的南方农村而言﹐其乡村经济是靠农工混合维持下来的。但军阀混战的乱世破坏了乡土工业﹐洋货的涌入更冲击了乡镇的土产加工业。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只无情的魔手加剧了农村的凋敝。这样看来﹐中国农村当时的严重问题乃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不得不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上遇到了转型的麻烦﹐不只农民深受其苦﹐地主阶层也度日惟艰。正因为情况如此复杂﹐孙中山深知贫穷乃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综合病症﹐所以他才把土地改革置入振兴资本等一系列国计民生问题的全盘考虑之下﹐而没有打算孤立地从平均地权方面粗暴下手。

始作俑者毛泽东

然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似乎一睁开眼就只看见农民问题和地主的剥削﹐且把地主与资本家胡拉乱扯在一起﹐在其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竟不厌其烦地把全中国的国民划分成那么多阶层﹐并逐个按革命的敌友给予排队﹐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他煽动穷人仇恨富人﹐力图组织贫雇农打倒地富的武装革命方向。历史的阴差阳错使毛在农民战争上侥幸得了胜﹐胜利者从此无人敢于谴责﹐所以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毫无远大眼光﹐拿初学的阶级斗争理论乱套中国现实的文章﹐至今仍无人针对其左派幼稚病加上讨伐檄文腔的满篇胡说作出应有的批判。该文中敌我划分的标准完全根据财产的有无和贫富的程度﹐特别像“土豪劣绅”

之类在当时最能喂养革命者正义感的用语﹐便属于海耶克所谓“毒化了的语言”。这是一种预制的大帽子﹐已经作出结论的标签﹐指称的引爆装置﹐只要经过一呼百应的传播﹐它便把农民与地主的敌我关系（实际的情况并非那样一刀切的阵线分明）﹐打土豪分田地的快意感﹐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预设塞给了众多的接受者。中国的土地改革整个的不幸即起于此类毒化语言的煽动传播。这些污水名词不只泼脏了要打的对头﹐也引爆了接受者的仇恨﹐煽起了每一个介入者的野心。

1926年春夏之际﹐国共两党在广州的激进农民运动大合唱不久即随形势的变化而告一段落。对国民党来说﹐那只是一时的鼓噪﹐为国民革命军造了势﹐从农民中吸收了众多的成员而已。国民政府很快把重点转向城市﹐特别是沿海的工商业城市﹐在北伐胜利后立即采取了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发行公债﹐改组银行等有利于振兴资本的财政措施。但对于分别控制在地方势力手下的广大农村﹐国民党鞭长莫及﹐其农村建设方案可实施的范围自然极其有限﹐这就给中共早期开展农民运动留下了宽松的空间。对中共来说﹐毛所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则培养了不少从事农运的干部﹐为后来在农村搞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行动输送了一大批宣传鼓动人员。在1927年中共五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武装农民的提议仍遭到否决。毛反对大会把“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定为地主的标准﹐他嫌这一标准圈定的打倒对象太少﹐不能满足贫雇农分地的需求。但大会并没有理会他的异议﹐最终也未能就农民运动的议题形成纲领﹐仅任毛为全国农民协会会长。不久毛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在其自拟的五点纲领中即加了这么一条﹕“除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

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直至红军全部撤退北上﹐关于这一段农运及土地革命的情况﹐在官方的中共党史中﹐除检讨与毛对立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所执行的错误路线以外﹐重点突出的始终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革命业绩。

幸亏有个日后脱离了红军的参与者著书详述了他当时亲眼目睹的事实﹐其被掩盖许久的阴暗面才得以昭示后世﹐为我们认识中共土地革命的本质提供了充份的根据。

苏区土改是暴力掠夺之源

此人名叫龚楚﹐一度也升到红军的领导核心﹐只因其知识分子的修养和温和的天性﹐弄得他在中共高层中渐受到猜忌﹐最后他对所谓的革命彻底失望﹐遂逃离红军﹐多年之后写了一本名叫《我与红军》的回忆录。此书因暴露了国共两方面的不少底细﹐其流通显然在两岸均受到抑制﹐所以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出版后至今鲜为世人所知﹐但就其叙述笔调的平实和恳切来看﹐大体上应属于实录信史。作者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首先﹐全面打击地主的政策促成了地主与红军的敌对。红军来了农会整地主﹐红军撤走国军来了﹐地主又实行报复。随后农会再加倍报复﹐迭相报复﹐形成惨烈的屠杀﹐致使本来准备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军官转而与其为敌﹐甚至因伤害了个别红军将领的家属﹐迫使这些人愤然叛逃到敌方。这一点实为国共两党由摩擦决裂到互相残杀的重大起因﹐乡间的贫富冲突遂不幸被人为地演成两党对抗的僵局。

实际地看﹐乡村里由贫富差别滋生的恩怨情绪本谈不上什么重大的社会矛盾﹐它应该通过社会的渐进改革逐步得到消除﹐而不应被煽动起来﹐在个别人的操作下膨胀为壮大其所属党派的动力。可惜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只见苏俄布尔什维克靠阶级斗争取得了胜利﹐便盲目照搬﹐企图带领穷人由此脱贫﹐且唯莫斯科之命是从。从《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一文可明显看出﹐毛泽东本来就为运动中的痞子行为拍手叫好﹐余英时说他“确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统”﹐可谓点出了毛泽东其人的本质特征。需要补充指出﹐毛的本性中另具有一种极端不近人情的倾向﹐很难用邪恶之类的空泛指斥来概括他的这一特征﹐它更像是有几分痴呆症因素的冷漠﹐是对罪行﹑残酷和生命受到伤害无动于衷的顽冥。正是这种不少粗鄙的村民多有的麻木不仁﹐使毛对乡间的恶作剧行为持见多不怪的态度﹐甚或不负责任地挑动其胡闹下去而竟不以为非。因此﹐毛及其中共高层人士在运动中重用﹐乃至纵容一些粗鄙蛮横者为所欲为﹐藉以造成群众运动所需要的破坏效果﹐便丝毫不足为奇了。

龚楚以他个人的见证反复描述了这一流民风气的危害性﹐这又是中共农民运动的另一个特征。以下是龚楚的描述﹕由于共产党缺乏正确的领导﹐农民运动多操纵在地方上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手上﹐造成劫掠式与报复式的无纪律无原则的行动。以致在暴动过程中﹐不但没收土地与财物﹐还要掳人勒索﹐焚烧屋宇﹐甚至屠杀豪绅地主和富裕的人民……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善良的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怨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又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升为富农﹐极尽其敲诈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借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农村中年轻美貌的女郎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下横受蹂躏﹐而一些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性命。

龚楚还告诉我们﹐打土豪分田地中心的经济目的是充实红军的钱粮。他说﹕“在发动民众打土豪中﹐除分发一部份没收豪绅地主所得的衣物粮食给予民众外﹐其余的主要的粮食——谷米﹐运往宁冈﹐作为储备的军粮。”分田地给农民的目的当然是取粮于民。又如龚楚所说﹕“中共除了在苏区内征收土地税外﹐并运用统治人民的粮食﹐廉价收买粮食的办法。在苏区内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约有米八两﹐其余就是余粮﹐须由政府定价收购。还要运用劳军﹑献金﹑献粮各种手段来搜刮人民的全部所有。这就是他们在苏区内解决军粮的主要方法。”就连为红军大唱赞歌的斯诺﹐听了红军在苏区反围剿的艰苦经历后﹐揆之情理﹐也对他们的补给问题生过疑窦﹐但面对斯诺的追问﹐毛泽东他们却一再否认﹐闭口不提龚楚所说的事实。难道天上给红军掉过馅饼不成﹖所以斯诺仍然推测说﹕“尽管红军否认﹐但我怀疑对农民想必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剥削。”由此可见﹐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一穷人的盛大节日景象背后﹐所掩盖的正是革命行动的某些准土匪手段。

又杀牛又挤牛奶

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终破坏了苏区的经济﹐龚楚逃离苏区的时候﹐目睹一路上遍地疮痍的景象﹐他觉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幸存者及其身外的废屋荒野全都厌倦了运动和战争。但红军毕竟通过农民运动壮大起来了。那些运动中大施了暴力以及抢了钱财的农民自然要跟上红军一起北上﹐可见鼓动农民结冤仇欠血债本身就有断其后路﹐裹胁他们入伍的后果。难怪龚楚个人看不下去的暴行始终在红军中未受到制止。即使我们不能臆度说那些操控暴力运作的核心人物确实居心叵测﹐故意让手下的人搞得不可收拾后跟他们亡命而去﹐但面对北上长征约十万红军的数字﹐谁又能断然否定其中的很多战士不是叫自己人逼上梁山的。凡是读过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人﹐若还记得书中所述江湖游民拉人入伙的残忍手段﹐则不难看出中共在农民运动中种种操作的行为模式及此一亚文化从古到今的师承关系了。

土地改革本为实现社会公正﹐应让所有的农户都走向致富之途。然而中共在苏区的所做所为证明﹐革命的理想只是说起来激动人心﹐怀抱革命理想的共产党人一旦把党派的或个人的权力看得高于一切﹐那些受他们口头上无比同情的农民便降为他们用以实现其革命野心的工具。红军最终通过土地革命掠夺了苏区的人民﹐不管是地富﹐还是贫雇农﹐都为红军队伍的幸存和壮大付出了血的代价。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说﹐中共的农村政策最初即有十足的掠夺性和残暴性﹐无论从地主手中夺粮﹐还是让分了田的穷人纳粮﹐农民群体均被作为客体利用。保革命的队伍﹐其中心在于保党﹐保来保去﹐最终保的还是党中央。

这种露骨的榨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给八路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防止竭泽而渔的恶果﹐中央不得不奉行比较温和的政策。于是﹐他们断然放弃了从前在苏区那种“地主不分田”和“富农分坏田”的极左作法﹐改没收土地为减租减息。聂荣臻在宣讲新政策时曾有一段苦口婆心的比喻﹐他把地主比为奶牛﹐他说分光地主的财产好比杀了牛吃肉﹐大吃一顿后便再没有什么可吃。保留地主的部份利益好比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生活可以得到改善﹐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聂荣臻的比喻既风趣又露骨﹐他那冷血的口气再明显不过地让我们看到﹐中共及其军队为了幸存而榨取其所需的手段是根本不顾农民的经济权益﹐甚至不把他们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看待的﹐这才是真正的剥削﹐而所剥削的对象几乎没有什么地富与贫雇农之分。

然而﹐党在利用农民所谓革命热情的同时也引发和激化了他们固有的暴民倾向。党的成员大多数来自农民﹐党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个农民党﹐党在鼓动和榨取农民的同时也纵任了农民﹐致使农民的劣根性在一定的程度上化入了党性。党运动了群众﹐便不可能不受到群众中暴力平均主义冲动的牵制﹐这就是自农民运动发动以来﹐从决策到具体执行总是容易向极左偏斜的主要原因。等放任下边搞过了头﹐把事情弄得适得其反﹐不得不反一下左倾冒进的时候﹐也都不过搞些修补﹐作点缓冲的姿态而已。因为要继续向前猛冲狠打﹐靠的还是过火行为﹔因为阶级斗争本身是以破坏为任务的﹐是只能在把顺民激成暴民的过程中发挥其革命作用的。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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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三农：脱贫与致富的悖谬（四） -- 资料 - (18718 Byte) 2003-7-05 周六, 下午5:03 (201 reads)

康正果：三农：脱贫与致富的悖谬（五） -- 资料 - (15736 Byte) 2003-7-05 周六, 下午5:04 (17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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