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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胡锦涛同意把三个代表写入联合国宪章，江也只能把军权交给胡锦涛以外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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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农主任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2
文章: 1977
经验值: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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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向农主任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3. 胡清帮的问题
在中共16大上，尽管胡清帮抢到了总书记的职务，但因为胡清帮没有抢到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那些丧心病狂的拥胡反江人士一直心怀不满是可想而知的。作者留意了一下有关舆论倾向，这些拥胡反江人士所采取的文宣策略可概括为：“只要是胡锦涛所做的事，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要是胡锦涛所讲的话，那怕不是人P而是狗P，那也统统都是香的”。具体的来讲：
1) 胡锦涛去河北柏西坡，在拥胡反江人士看来，那是天底下最不得了的事，好像江泽民、胡耀帮等前任总书记都没有去过西柏坡。
2) 胡锦涛组织政治局学习宪法，在拥胡反江人士看来，那就是胡锦涛决意要搞政治改革。事实上，我们只听说过国家宪法，从没听说过“共产党”宪法，因此，宣传宪法和组织宪法学习应该是中国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的职责，而胡锦涛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居然越国家主席之权，越人大委员长之权，为现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磨剪子，为现任人大委员长李鹏锵菜刀，留给人的印象除了“不三不四”这四个字以外，毫无“政治改革”的空间可以想象。
对於那些拥胡反江人士来说，它们的口头禅是，通过拥护胡锦涛和打击江泽民，有利於加速“共产党”的内部分裂。这是一个毫无政治常识的鬼话。如果有人要支持毛派共产党来对抗邓派“共产党”，尽管在现实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但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并且是有社会基础的，因为邓共毕竟制造了那么多的失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但分裂江泽民集团和胡清帮无异于拉拢邓一派打击邓二派：这样做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事至如今，在那些拥胡反江人士的所有狡辩都一一破产之后，人们在这些拥胡反江分子身上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丧心病狂”这四个字：如果胡锦涛为了抢权而向右急转弯，进而成为中国的“哥巴契夫”，这些丧心病狂分子认为胡锦涛是正确的，如果胡锦涛为了抢权而向左急转弯，进而在中国复活毛泽东思想，这些丧心病狂分子也认为胡锦涛是正确的。任何一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看到这些丧心病狂分子的可笑之处，但似乎没有人深追其中的“为什么”这三个字。那么到底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胡锦涛背后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胡的清华校友：这些呆头呆脑的，学工程出生的，毫无政治常识的，只认处长比科长大这个“硬道理”的清华校友，为了帮助它们的母校清华实现其大清皇帝梦，当然是这样做胡锦涛对、那样做胡锦涛也对啦！
在前几期的<<四大广场>>内，我们反复指出这样一个现象，即清华的使命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的，但清华在花费了中国纳税人如此之多的血汗钱之后，所培养的大牌工程技术人员和大牌科学家(主要指解放后的“新”清华)几乎没有，学术腐败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但却为中国的官场输出了多如牛毛的官僚和不计其数的贪官污吏。按照我自己当初在清华读书的经历，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清华不是个干正经事的
地方，被清华耽误了青春和才华的中国青年不计其数。根据不断揭发出来的清华学术腐败现象，并结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清华是坏人领导好人。这里的根子则通在清华老校长蒋南翔所发明的学生“辅导员”制度。中国高校内的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辅导员，到底是多么的倒人胃口，凡在大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得很，这里不必赘述。这里要说的是，如今这些“辅导员”们纷纷寻所谓的团派路线往上爬，有覆盖中国政坛的趋势。这个问题如不现在就予以重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事实上，胡锦涛本人当初就是清华水利系的学生“辅导员”和“团干部”。当然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些既无业务能力，又无政治/哲学功底，只会玩嘴皮功夫的小混混上台，会加速中国革命的爆发，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件正面的事。
还有一个积极现象是，经过一年多的大辩论，许多上海群众终於觉醒了，它们终於明白，那些拥胡反江人士实质上反对的是江泽民集团的浦东开发政策，实质上反对的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因为这些人希望上海继续为中国内陆地区做奶妈。在这些人士看来，因为上海人聪明能干，所以上海人就理所当然欠它们许多东西。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首先，这种谁发展得好就吃定谁的想法，看起来有点毛主席当初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但深究起来，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为：①这些想吃上海的人并不是革命人士---顺手的便宜它们很想捡，但如要它们提着脑袋去“争取”这些“便宜”，它们跑的比谁都快；②与那些贪官污吏相比，勤劳智慧的上海人民一点也不象“土豪”，它们的“田地”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勤奋劳动所得来的，分上海人的“田地”显然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再说什么所谓的“政策饭”，当初广东(深圳、珠海)的发展倒是地地道道的靠吃“政策饭”长大的。
其次，1948年国民党的溃败留给上海资本界的教训是巨大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的资本界已经变得更聪明了：他们已经清楚的认识到创业与守业的辩证关系，部分人甚至在分析“传统上海人能赚钱，但保不住钱”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有上海朋友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不加思索的回答是“你们上海人怕死”。我想，聪明勤奋的上海人肯定会不断琢磨这类问题，最终他们肯定会认识到“你越怕死，你就越容易被别人搞死”这个简单道理。
所以，我不认为“吃上海”是中国内陆地区的出路。相反，中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吃共产党”，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
再一点要注意，新加坡的华文媒体也在闹上海情节，拼命为胡清帮造势，原因极其简单，新加坡被高速发展的上海吓傻了：他们担心新加坡在远东的国际定位会被上海吃掉。
4。日本修改教科书、日相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领土问题
作为华人，我坚决反对日本修改侵华历史教科书，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坚决反对日本侵占我钓鱼岛领土。但如果是一个非华人，以第三方人士来看待这些事件的话，这些第三方人士肯定会打心底里钦佩日本人和从心底里瞧不起那个不长志气和不知“羞耻”二字的“共产党”。
首先谈教科书问题：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如今中国的教科书是怎样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刘少奇是叛徒、工贼”，如今中国的教科书是怎样讲刘少奇的？在我们念中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的是“鲁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手”，如今中国的教科书怎么不提鲁迅了？在我们念中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的是“梁实秋是反动文人”，如今中国的教科书怎么把梁实秋(以前叫“反动文人”)、张爱玲(以前叫“汉奸”)等通通兜售出来了？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的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如今中国的教科书还提这个么？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的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如今的大庆工人怎么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了？如今的大寨老书记郭凤莲怎么下海经商搞资本主义了？
注意，这里只是对比我这一辈人所用的教科书和现在所用的教科书。如果再把我那个时代的教科书与我们的前辈所使用的教科书做对比，笑话更多。
所以，我可以负责的讲，“共产党”对历史歪曲的更凶，扭曲的更厉害，对教科书更不负责任。
其次谈谈日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如今“共产党”的天下，是靠数千万的革命烈士打下来的，用“共产党”老军痞王震的话来讲，“老子的江山是用三千万个脑袋换来的”。在“共产党”成立其人民共和国之初，毛泽东等老革命家还是有良知的，他们念念不忘为人民解放所牺牲的烈士，并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的烈士陵园。我们在大陆念小学和初高中的时候，每年都有清明节给烈士扫墓的活动。但如今，绝大部分烈士陵园被建筑公司撤除并盖上楼房，难道这种对待先烈的态度比日相参拜靖国神社还要更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再说毛主席纪念堂，如今的党国领导人去瞻仰过毛泽东遗容么？毛泽东可没有象东条英机那样去侵犯别国的领土，又不是国际战犯，如今的党国领导怎么不敢去见毛泽东？
接着谈钓鱼岛的问题。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一点，我和包括大陆华人在内的全球各地的爱国华人一样，比“共产党”清楚，因为如今的糊涂帐是70年代初周恩来急功近利的外交政策的延伸和80年代以来邓小平投降卖国之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果在70年代中国不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和不搁置钓鱼岛争议的话，如今在许多问题上就要主动的多。如今中国人民很被动，因为，除非中国人民把“共产党”推翻，进而废除“共产党”与国际社会所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否则，日本人对付中国人民的办法就很简单：“你先回去问问你们的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承诺，然后让你们的政府再来找我们日本”。
5. 农民抗税问题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这些公有生产资料，是由当时的全国人民（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共同出钱、出力建设出来的。用如今的语言来讲，这些公有生产资料的产权应归全国人民所有，股东应该是全中国的人民。如今，这些公有生产资料，已经被私有化的，股权则归私人所有，还没有被私有化的，其主体利润则被这些生产资料的经营单位所独吞。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些“人民”牌的公有生产资料，如人民铁路，人民医院等，如今统统变为铁路职工和医院职工敲诈平民百姓的生产工具。对於非农业人口来讲，目前的这种行业、部门间的以自我利润为主要诉求的互相敲诈是可以扯平的，比方说，张三是学校(即学店)的教师，李四是医院(命店)的医生，在张三利用其学店这一生产工具来敲诈李四的时候，李四也可以用其生产工具(命店)来“回敬”张三。但对於农业人口来讲，这里的问题就很大：农民去敲诈谁？这些学店、命店的创建，当初农民有没有出过力？如今农民的股份在哪里？农民的股东地位在哪里？更令人吃惊的是，如今农民看病的费用比城里人还要贵，得到的服务更差，农民子弟读书的录取分数一直比城市还要高。
革命人民认为，依照目前的中国社会体系和资本结构，农民抗税是农民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农民“依法”缴税的话，在我革命人民看来，那是脑筋出了问题。有人说，“农民的耕种用地是国家的，国家至少要征土地税。” 我看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首先，谁是“国家”？ 谁代表“国家”？如“共产党”自认为自己就是“国家”，那么，农民选举你“共产党”了？ 如果农民没有选举，“共产党”就可以代表“国
家”，那么，农民也可以自立其自己的“国家”嘛。再说了，在现代民主国家内，政府抽了纳税人多少税，为纳税人办了多少事，所不足的税钱怎么筹措，所剩余的税钱怎么开支，都应该有明确的公开性和可核查性，中国政府有这种公开性和可核查性么？肯定没有，如要说有的话，最能核查的是，农民缴了税之后，确实没有医疗保险，确实没有失业保障，确实没有破产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抗税是应该的，不抗税才是不应该的。
顺便谈谈刘晓庆的抗税事件。目前流传的说法很多，有人说那不是抗税，而只是抗睡，但显然是无案可稽。也有人说，刘晓庆是被官方杀鸡敬猴用的，我比较倾向于这种说法，问题是猴子是那些人？在杀了刘晓庆这只“鸡”之后，猴子们的缴税表现有进步了么？众所周知，目前的逃税大户是官僚资本和境外资本：由於官僚资本与“共产党”政权之间有互相走帐的血缘关系，境外资本应该成为“共产党”要抓的大猴子，而境外资本中，台港资本是最爱逃税的，但我们从没有听说“共产党”敢拿这些台港资本开刀。比方说，台湾有个资本团伙(润泰企业集团、台湾矽统科技)为臭名昭著的清华退休教师张光斗捐款办光华“科技奖”PARTY，一奖就是一百万。无人不知的是，台湾资本小器的不得了，它们如此慷慨捐款，肯定有包括税务在内的其它企图。如税务部门动真格的，我不相信这两家台湾企业在大陆有优秀的缴税记录。可惜的是，“共产党”税务部门只敢拿刘晓庆这样的“土鸡”开刀，象上述两家台湾公司，由於有张光斗这样的“共产党”走狗在其间周旋，估计“共产党”
税务部门永远查不到它们头上。但愿刘晓庆能明白更多的革命道理。
6. 王炳章事件
老王是个难得的革命人才。稍早，我已经写过一片短文，阐明我对老王被捕事件的看法(见附录A)。目前要注意的是，上次老王被“共产党”抓捕的时候，总书记是江泽民，判决的结果是立即“驱逐出境”，而这次被捕，总书记变为民运们所拼命支持的胡锦涛，而判决结果则是“终身监禁”。
民运圈内还有一个叫项小吉的，我从未跟此人谋过面，但听说有革命家的见地。为此，在项小吉先生批驳许文立的“无奈主义”的时候，我特地为项先生的意见巩固和补充了其它的意见(见附录B)。
现在的问题很明显：当你说一加一等於二的时候，在你没有足够武装力量的情况下，你无法阻止“共产党”卖弄它的“一加一等於三”的逻辑。当然了，正如我在911事件期间就已经预料到的，“共产党”会把中国的革命人士统统当做“恐怖分子”来看待。对於革命阵营来讲，如何把“共产党”的恐怖主义逻辑和恐怖主义行径及时的、广泛的宣传给中国老百姓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既然谈革命，就不得不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民运的右派革命家与我等左翼革命人士的根本分歧不在於谁是敌人的问题，而在於谁是朋友的问题。右派革命家总认为那些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而我等革命人士则认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依然是中国的工农。十年前，我曾提出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大的进步。以后要就这些问题加强沟通和磋商。
民运内的革命人士必须与娘娘腔的台北国民党划清界限。国民党自己都没胆“登陆复国”，你能靠它们去推翻“共产党”？
再一点就是内部改良问题。我在十年前就讲过，“共产党”肯定会自我改良，但它既不会朝右翼革命人民所希望的方向改良，也不会朝左翼革命人民所希望的方向改良，相反，它只会朝有利於其自身统治地位的方向改良。十年过去了，情况确实如此。从“共产党”的平生轨迹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当初共产党须要工农支持其统治地位，工农被捧上了天，如今“共产党”须要资本家支持其合法统治，资本家又被请回来当座上客，工农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又回到了解放之前。等到某一天“共产党”又不得不把工农请回来以维持其统治的时候，如今的这些资本家又要被“共产党”拳打脚踢。问题是，中国人民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把自己放在猴子的地位，还有没有必要继续请“共产党”来把自己当猴子玩弄？
还有一个经常扰人的问题是国际援助问题。是的，如果当初的毛泽东没有来自苏联卢布的坚强支撑，毛泽东的革命能否成功确实是个问题，因此，许多消极人士认为，如今在中国搞革命，美苏都不会支持，因此，成功机会很小。这种讲法是不对的。在李自成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苏俄、美国”支持过么？在陈胜、吴广革命的时候，当时的国际局势又是如何？所以，只要做到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团结一批有志之士，铁了心去干，总能有所突破的。我想，当初毛泽东在写“愚公移山”的时候，心情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吧？还有人害怕如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看这是多余的担心，原因我已经讲过不知道多少次了，这里再重复一下：①只要处於同一时空之内，反革命力量与革命力量之间永远是水涨船高的同起同落的关系，随着民用科技与军用科技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只要革命力量能有组织有纪律的存在，那就不可能出现“共产党”武器先进的不得了，而革命人民什么武器也没有的状况； ②中国革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典型的内战式的人民战争---如“共产党”使用诸如核弹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不相信这颗核弹的眼睛那么尖，它只会炸到“共产党”的敌人而炸不到“共产党”自己的人。所以，一旦中国革命爆发，现代游击战将是武装斗争的重点。我想，关键的关键是把革命道理宣传到人民中去，让中国老百姓都自觉的认识到这场革命的正义性和无可避免性，并粉碎“共产党”诬陷革命人民为“恐怖主义分子”的阴谋。
【附录A】 革委会主任对王炳章事件的看法
送交者: 革委会主任 于 January 10, 2003 00:08:06:
虽然王炳章与我相信不同的上帝，但我对王炳章的革命气概向来是肯定的。
事实上，如果民运头目们能够认识到“革命是民主的最高表现形式”的话，
革委会与真民运们殊途同归是历史的必然。然而，由于中共挖空心思的干扰，
民运们不仅无法协调外部声音，而且连内部的声音也无法协调。王炳章在
民运内部不断被边缘化是民运的悲哀。王炳章的行动证明他与民运“主流”
的“体制内求变”的消极做法是背道而驰的---也正因为王炳章敢於与民运
“主流”背道而驰，革委会认为对王炳章的营救是有意义的。倒过来想想，
如果你对“共产党”抱着恨铁不成钢的“体制内改良”的美好愿望，你到
头来还是被“共产党”投入牢房，我等革命人士除了看笑话之外，有营救
的必要么？
文雅的讲，“打倒体制内改良分子”，
通俗的讲，“X体制内改良分子他娘AND他祖宗180辈”。
【附录B】 叶向农对项小吉三点意见的三点意见
送交者: 革委会 于 December 30, 2002 11:54:26:
回答: 项小吉先生对徐文立先生的发言内容有三点意见
1。武装斗争是中国社会变革---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变革---的唯一出路，这是由中华
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基因所决定的，比方说，“死不认错”不仅仅是“共产党”
的特点，国民党也没有主动认错的好习惯，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平头百姓也有这样
的特点。再比方说，日本人对中国是死不认错，但日本人在其人民内部矛盾上不仅
是有回旋余地的，而且错误的一方往往能以死谢罪(如剖腹自尽等)，而中国是没有
这种可能性的。因此，在这种民族里的民族内部斗争，其最高表现形式只能是武装
斗争。
2。民运被“共产党”渗透是人所皆知的事实，部分民运向“共产党”招安也是
事实，相当多的民运人士是前中共党员/党棍/党官更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此，
对民运实行清洗和重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做不可的。不要搞表面文章，
看起来人很多不是好事。要注重精干。中国革命的MODEL必然是并且一定是这
样的：少部分革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带领一万撮日子很难过的人民群众去打倒
一百撮日子过得很腐朽的反动分子，并LEAVE一千撮中间阶层(也就是你们民运
分子们本来想倚重的中产知识分子)ALONE。事实上，我革委会的长期交友习惯
就是这样的：要么与很优秀的知识分子或资本家打交道，要么就与那些穷到底
的人打交道。民运吃亏就吃在它们企图与那些中间的摇摆阶层打交道。有人说，
如果我们不去争取那些中间阶层，人家“共产党”就要去争取。这种说法是错误
的。中间阶层是不须要争取的，等到你自己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些中间阶层
是会主动投靠你的：记住，在目前的大利益架构下，即使“共产党”不向那些
中间阶层招手，这些中间派自己也会主动向“共产党”靠拢。所以，“流氓中
产阶级”问题与“流氓无产阶级”问题一样容易对付。
3。民运要深入到大陆内部去找经费来源。大陆内部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矛盾正
在不断激化：官僚资本和洋买办确实挡了很多人的财路。中共的体制不仅制造了
大批的政治异议人士，而且正在制造经济异议人士。这些经济异议人士，与吾等
革命人民一样，是有点脑子和觉悟的：只要这些人，每人愿意掏个几万人民币，
养一支小革命队伍是能做到的。
如果民运能认同上述三条，民运就是一支与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COMPATIBLE的革命
队伍了。
>>项小吉先生对徐文立先生的发言内容有三点意见
>>送交者: 谈话记录 于 December 30, 2002 09:55:12:
>>
>>项小吉指出，第一，中共把徐文立放到美国来究竟是何意图，尚待
>>观察。不过，徐一来就宣扬所谓“渐进式”改革，讥讽暴力革命，
>>与中共的“稳定压倒一切”的谬论竟然一脉相承。如果民运无法发
>>动武装起义，中国岂能乱？中共岂能垮？台湾岂能独？第二，徐先
>>生口口声声叫嚷什么民运太弱小，中共已不把民运在眼里，分明是
>>蓄意散布“民运泡沫化”论调，这不但不利于民运组织继续向各基
>>金会寻求资助，也容易使民运人士逐渐丧失斗志。第三，徐鼓吹民
>>运不必统一，可以各行其事，也不必接受某一个人领导，这势必加
>>剧民运分裂，同时也不利于有关机构有效管理海外民运。
7. 对目前革命形势的评估
目前还不是中国革命总爆发的前夜，但与十年前比较，革命势头有了质的飞跃。在十年前，被“共产党”迷惑的人太多，在那个时候，“共产党”说张三是好人， 很多无知的群众还真的认为张三是个好人，“共产党”说李四是坏人，很多无知的群众还真的以为李四是个坏人。这个现象，经过过去十年内“共产党”自身的凶相毕露，老百姓的自我分析能力变强了。十年前，我们出去推销革命理念，有些被“共产党”长期愚弄的人会以为我们是疯子，但如今，除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外，许多中国老百姓不觉得“革命”二字的可笑。更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共产党”的中上层官僚(副部以上)，尽管它们是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它们并不丧心病狂的反对革命：这些人反倒想得开，“万一吃不了，兜着去美国”是这群人的心理写照。问题还是在那些半调子知识分子那头：你要革命，这些半调子是最积极的反对革命分子，你要反对革命，这些半调子也是最积极的反对“反对革命”分子。但这些人，充其量在舆论界能作点梗，它们的拥护或反对对中国革命没有什么大影
响。
说目前不是革命总爆发的前夜，主要是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走遍全世界，结果发现中国人确实是个能忍的民族：即使是更落后的非洲，老百姓的忍耐能力也比不上中国人---如果中国的“共产党”跑到非洲去的话，英勇的黑人兄弟早就把“共产党”剁碎了。所以，尽管按照一般的革命标准线(如贫困悬殊线，贪污腐败线等)，中国早就该爆发革命了，但就是没有发生，那是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个“忍”字。结论是，中国人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革命。目前最有可能发生的两个“忍无可忍”分别是：①尽管中国的农村濒临破产，但毕竟还没有彻底破产，但WTO协议全面实施后，中国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显然会被“洋枪洋炮”所重创，届时，目前濒临破产的农村将真的破产---除非“共产党”跟WTO成员国撕毁合同，但如果“共产党”真的撕毁合同，目前被“共产党”所豢养的资本集团会造“共产党”的反；②尽管中国的城市失业工人(大陆美其名曰“下岗工人”)几乎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但毕竟还没真的走到那一步，但随着WTO协议的逐步落实，中国的资本结构中私人资本的份额将不得不逐渐增加，而对於私有资本来讲，利润问题永远优先于就业问题。所以，革命肯定要发生。还是那句老话，不要等到明天要革命了才在今天晚上准备革命队伍。
组织工作是革命的核心。这个问题，不仅赞成革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人家挖空了心思反对革命的“共产党”也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要挖空心思分散瓦解革命人民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革命人民看出了“共产党”的“心思”，组织工作不宜做公开讨论。但宣传工作是必须要公开做的：我们只听说过地下组织，但从没有听说过地下宣传。当初“共产党”革别人命的时候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借鉴和发扬光大的。比方说“仇恨教育”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仇恨的种子发了芽”就是“共产党”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而“共产党”自己不知道制造了多少“仇恨”，这是宣传的重点。根据革命人民的亲身经历，“仇恨”对革命来讲是最佳最佳的燃料。事实上，我们有许多革命战友尽管没有象BILL GATES那样富的冒油，但至少都是吃穿不愁的人，但这些人之所以死也不肯放弃革命，说穿了，那些“阶级仇”和“民族恨”早已在崇高理想的驱动下发了芽，生了根。重点是把老百姓中的“仇恨”问题挖出来，并把这些革命积极分子的“个人仇恨”和“团体仇恨”正确地转化为更有代表意义的“阶级仇恨”，并贯穿到为更大多数人争取阶级利益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去。
那些半调子“左”派曾令人讨嫌了一段时间。之所以要讨论半吊子“左”派，是要让革命群众提高觉悟，不要被那些专捡嘴巴便宜的人随便捡到便宜。这些半调子把马列主义的“一分为二”滥用为“我永远正确”的诡辩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最危险的时候，它们躲在角落里乘凉，等到歌颂毛泽东的人多起来了，它们出来起哄，并想人五人六，说起来，它们还永远正确---在解释为什么它们当初选择“躲在角落里乘凉”的时候，它们说“那时候我们出於保存革命力量”；在解释为什么它们选择起哄的时候，它们说“那时候时机已经成熟”。在半吊子“左”派的问题上，初步的结论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会出现“左”的宫廷政变(相较于粉碎“四人帮”时期的右的宫廷政变)，那么，这些半吊子有可能捞到它们自己所想要的，但如果中国革命是通过打硬仗来完成的话，革命群众没有必要被这些半吊子的BULLSHIT(牛屁)所困扰，大家放心好了，这种专门FIRE CHEAP SHOTS(放便宜空炮)的人在打硬仗的时候是捞不到任何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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