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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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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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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388 reads)      时间: 2003-5-19 周一, 上午1:25
作者：资料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潘岳(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产生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英国，其雏形是辉格党与托利党。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才逐渐演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即保守党与自由党。美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议会中出现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的不同政治派别，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演变成民主党和共和党。



政党在现代的出现，以及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现代政治的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往往是与经济、社会、军事混合在一起的。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政治慢慢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同时，也就出现了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政党就是这些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组合。第二，现代政治是以利益的分化为背景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都是现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果。政治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不同群体利益的表达和追逐。而政党，就是这种利益表达的组织形式。第三，现代政治博弈的新形式。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群体利益并存的正当性，承认每一个群体都有表达和追逐自己利益的正当权利。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允许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并且不试图用一种力量代替其他力量的存在。政党政治，就是不同利益以其代表进行博弈的制度化形式。



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1、利益及要求的凝聚。即使是在每个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的内部，不同成员的具体利益以及对利益的要求，也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群体内部不同成员的利益，也会呈现相当的离散状态。而对利益的表达，由于利益本身的差异，由于不同成员对利益的不同理解，由于人们所具有的不同信仰，其利益的表达就会更为散乱。政党的作用之一，就是对其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进行凝聚和整合。在革命的背景下，这种凝聚和整合是进行革命动员的基础；在常规状态下，经过凝聚和整合的要求，可以具有更高的可处理性，更接近于决策的技术性要求。否则，离散的利益和散乱的表达，不但不利于群体对利益的追逐，更不利于社会对这些要求进行有效的处理。



2、清晰、具体地进行利益表达：以游行、示威、罢工等方式，来自发地表达自己的利益，是一种成本大、收益低的初级利益表达。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街头政治的形式。而由政党来专门化职业化地来从事利益的表达，不仅使得整个社会中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成为一种更为有序的活动，而且对于想追逐自己利益的群体来说，也更为有效。因为，职业化的政党不仅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具有许多独特的条件，如宣传工具等。因此，在现代社会中，通过政党的作用，使利益表达成为一种职业化、专业化的活动。



3、诉诸不同的形式进行利益的抗争。利益凝聚和表达的目的，是对利益的追逐和争取。在这个环节上，政党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革命时期，政党成为革命的核心力量。通过革命的形式，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以重组社会的利益格局。在常规化的时期，政党则采取更为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利益的抗争，如在议会中的斗争等。



4、作为现代政治活动的主要行动者，政党通过提出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

制度设计，来推进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



二、革命党与执政党



革命是指对整个社会的根本性改造过程。革命不同于叛乱、造反和政变。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虽然“革命”一词源远流长，但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肇始于法国大革命。



在(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中，政党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政党，往往是革命的发动者；政党，往往是革命的组织者；政党，更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创造和传播者；而对立的政党，也通常是反对革命的核心。因此，在革命时期，更会将政党推向前台。但是，革命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社会改造，不仅是要摧毁一个旧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更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因此，在革命的最后结局中，作为最终胜利者的政党，往往会成为新建立的社会中的首任执政者。正因为如此，在革命胜利后，作为胜利者的政党，面临着一个如何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问题。也就是如何从旧制度的颠覆者转变为新制度的建立者和管理者。一般而言，无论何种革命，在革命后都会出现一个“热月反动”的过程。”热月反动(编按：热月反动是指一七九二年七月即热月推翻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恐怖专政的政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恢复理性和秩序的过程。革命是一个充满激情、浪漫主义和行为的非常规化的过程。在革命过程中，旧的秩序甚至价值会被摧毁。但正常的社会生活不可能长时间地没有秩序和理性。“热月反动”一般会直接涉及如下的内容。一是创建秩序。在革命之后，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规则会被重新制定出来，其中有些规则在表面上与革命前的规则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二是科层制的恢复。实际土是创新建立一套等级式的组织管理结构。三是社会生活的常规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热月反动”也是社会生活的常规化的过程。与社会生活常规化相伴随的，就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要比社会生活常规化更不容易。因为，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也不仅仅是工作方法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一种体制的转换(党内与党外两种体制)。这是因为，在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重要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从直接目标上说，革命党的目标是颠覆旧的制度，并夺取政权；执政党的目标则是建立新的政体，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并利用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从行动哲学来说，革命党奉行“斗争哲学”、凡有利于夺取政权和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的一切矛盾和斗争，总是全力扩大，去激化；执政党则主张和平稳定，凡不利于巩固政权和建设经济的一切矛盾和斗争，总是全力去去缓和化解。从活动方式上说，革命党为达到目的，大多采取隐蔽斗争、武装对抗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动员；执政党使用的则是合法、和平的方式，需要通过协调、对话、妥协，来平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从社会基础上说，革命党多半扎根于特定的社会不满阶层，代表一个特定的阶级，体现他们的意志，实现他们的理想；执政党则力求平衡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愿望，实现他们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在政体!中!的位置不同，革命党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纲领面向人民，把群众政治运动作为完成一切重大任务的基本手段，直接干预国家事务；执政党则努力把自己的主张通过民主立法变成国家意志，然后按照法定程序逐级贯彻，凡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事，由国家讨论决定。也就是说，革命党为动员社会冲突，必须建构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以此对抗乃至瓦解执政者的法律体系；执政党则承担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职责，尽管也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但仍必须维护法律、依法办事。



三、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苏之间的过程比较



从历史土来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在无产阶级政党那里，来得要比资产阶级政党更为困难。其中一个基本原因，是两种政党的目标存在重大差异。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一般比较有限而具体。当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建立之后，革命的基本任务即告完成。没有解决的问题，诉诸日常的常规化的运作。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更其有一揽子、根本性和乌托邦色彩。因此，新政权的建立，往往不是革命的终点，而是新的社会改造的起点。因而，未尽的革命的使命感，使得无产阶级政党难以超越革命的情结。但即使在无产阶级政党内，这种转变也有很大差异。以中国和苏联为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远比苏联更为缓慢。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很快进入“热月反动”的恢复理性的时期。其标志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最明显地表现在，将经济建设作为党和社会中心任务，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体制；重新建立社会的等级秩序，特别是赋予技术官僚和知识份子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建立等级制的科层管理体制，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放弃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设立各种“物质刺激”的激励机制(上述内容，曾长期被我们称为修正主义)等等。尽管由于战争因素，其中的一些方面出现波折甚至反复(如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但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框架一直坚持下来(如果将苏联的大清洗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比较，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阶级斗争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而苏联的大清洗是通过专门的专政机关进行的。这种差别，也可以使我们看到两个社会不同的运作机制的存在)。



而在中国，社会生活常规化的过程则要曲折得多。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经济建设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同时学习苏联的方式，制定比较详尽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基层社会中建立健全各种基层社会组织等等。社会中似乎开始出现常规化的迹象。但没有多长时间，其中的许多做法开始受到批判。以党代政，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必要地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严格的经济发展计划经济被弃置一边，转而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经济建设：正当的规章制度被当作束缚群众的枷锁加以废除，对群众的首创精神加以绝对化；提出“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并以废除资产阶级法权为名，制止正常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形成；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开始出现；最后发展到大跃进的社会狂热，并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接着，是众所周知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纵观整个过程，可以发现，其中许多“革命”的内容，是以革命后应当恢复的理性和秩序为目标的。而在这个过程申，中国共产党仍然将自己定位于一个革命的推动者，而不是社会的管理者。



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种转变的过程包括，放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理念，提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党政分开，重构党政关系的制度框架，特别是明确了党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结束党的领袖终身制，尝试新的、制度化的领导人更替方式；探索党内民主的新方式，以及民主决策的新方式；倡导以法治取代人治的政治理念等等。到了党的十五大，江总书记更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对于进一步明确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明确党发挥领导作用的方式，都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些关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新的政治理念还停留在原则上面，而缺乏具体的制度安排；已有的一些初步转变，不但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也需要其他相应制度和措施的配套。因此，我们还需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指引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各个力面，实实在在地完成体制上的真正转变。



四、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要解决的几个理论问题



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因此，完全照搬国外的现成模式，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在中国目前现实的条件下，如何完成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有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需要解决。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决不仅仅是党自身转变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建立起来的。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加之一九四九年后建立的独特经济社会制度，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而当时的几乎所有政治体制，都是围绕党的这种独特地位和作用安排的。因此，要实现党本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必然涉及到广泛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这样的几个问题，是尤其值得注意和讨论的。



1，党在政治生活和政治体制中的定位问题



无论从是历史的角度说，还是从现实的具体条件看，中国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行西方的那种多党制。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独特领导作用，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下去。这并不说，党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而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方面关系就无法理顺。从宏观的角度说，党与人大、党与国务院、党与政协的关系，一百处于一种理论上无法彻底解释的状态。比如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那么党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国家的最重要的决策，要经过何种制度化的程序？在微观的层面来说，在企业和其他单位中，党的组织机构与管理者究竟是甚关系？这都需要通过对党在政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体制中的定位来解决。



党的定位问题，直接关涉到党执政约合法性基础。每每听到有人攻击：党凭甚垄断国家权力？执政党对于这样的问题，都需要有理论和法理上的论证与说明。在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党执政约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众感情和认同的基础上。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代表人民，打倒了敌人，人民拥护我们。这确切地说明了建国初期我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尽管当时的国家权力不是人民选举而是党安排，但他们仍然拥护共产党。



但党执政的合法性，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应当重新确立它的法理基础。事实上，如果继续强调上述基础，对于我们党自身都是不利的。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现在我们党受到人民内心的拥护的程度比建国初期甚至比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大大降低，用西方世界的语言来说，就是支持率的下降，这是对党执政法性的消极否定。党不能继续靠当年的功绩来维持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动辄就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或者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这话不能用来为执政的合法性辩护。因为在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历代君王都曾经是历史的选择。可见，光有历史的选择”还不行，还必须有现实的重新选择”：如果不能满足人民新的利益要求，历史的选择!”!必将受到现实选择」的挑战。



一般而言，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有三种。一是民众的“报恩”与认同。如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党的合法性就来源于此。但这样的合法性基础是不能长久的。二是绩效型的合法性。也就是通过自己的政绩获得人民的认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原来合法性基础受到严重损害，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赋予了党以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在苏东发生巨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维持了他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此。但这样约合法性基础，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也是缺乏说服力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因为，别人可以说，我可以干得比你更好？正因为如此，克林顿并不能用他执政八年来的经济增长的业绩，来说我还要继续干下去，或民主党还得继续干下去。这就涉及到第三种合法性的来源，即法理的来源。也就是说，是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赋予执政者以合法性。



当然，上面只是就合法性的理论而言。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党不可能完全放弃第一和第二种合法性基础，而完全转向第二种合法性基础。但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还面临着建立自己约合法性基础的问题。不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对党的长期生存和地位是不利的。



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觉得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强化党的合法性基础。一是积极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中国社会还处于刚刚脱离温饱进入小康的时期，在一些地方温饱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的要求并不高，关心的问题也比较单一。这就是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经济上去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党的绩效合法性基础就会加强。二是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继续从一些不重要的社会生活领域退出，建立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对于暂时还无法退出的领域，也要从根本上改变领导或管理方式，尤其是要从具体的日常管理中退出来。包括在企业当中。有人曾经对日本的天皇制和中国的君主制进行过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日本天皇的地位要比中国的皇帝更稳定。原因就在于，天皇远离日常事务的管理，不要社会管理的”功”，自然也就不承担发生问题的”过”。而中国的皇帝，则介入日常管理，不但”功”有其份，过也难辞其咎。第三，加强反腐败的工作，强化自己的道德形象。有人以为现代政治就是以法理为基础的，道德是不重要的。这是不对的。英国王室的道德形象就是人们议论的政治话题之一。应当看到，由于近年来腐败成风，党的道德形象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如果不能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取得实效，党的道德基础就会丧失，但反腐败不是靠运动的方式就可以解决的，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与创新。第四，适时推进国家体制的法制化和民主化，为创造自己的法理基础做准备。经济上不去时，人民处于绝对平均所带来的绝对贫困，老是空喊政治口号，他们不满意：经济上去了，生活改善了，政治上没有民主同样不满意，甚至更加不满意，这是辩证的。目他们暂时忙于数钞票而不争民主，不等于若干年后不来争。而且，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迟早也要转到法理的基础土来。如果我们不事先做好准备，到时候就会发生问题。因此，现在就必须是以积极的态度来推进国家体制的法制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过程。



2、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问题



如前所述，政党的基础是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与社会力量。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也说是说，其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但这样的表述，在执政时期，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逻辑问题，同时也面临著严重的现实矛盾。首先，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原来的生产关系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工人阶级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对立面。工人阶级作为产业大军，已成了国家雇员，而不再是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阶级了。其次，在中国社会中缺乏代表其他阶级利益政党的情况下，其他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力量由谁来代表？而一个政党如果不明确自己的社会基础，不知道自己是代表谁的利益，谁是自己要依靠的社会力量，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这里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代表谁的问题，一个是依靠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先说代表谁的问题。“三个代表”的理论，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清楚的阐述和界定，即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的。这样的表述，从表面上来看是与现代政治理念相悖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都是一部份人的利益，而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即使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也只能说他组成的政府是代表全体国民的，而政党所代表的利益仍然是局部的。而且，当说一个政党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的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危险：既然全体人民的利益可以由一个政党来代表，人民也就没有了自己表达利益的理由。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社会现实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地位，中国像样的代表某一群体利益政党的现实，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自己做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定位。这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现实问题。



问题是，什么是代表？如何代表？通过甚样的制度和机制来代表？我觉得，应当将代表更多地理解成协调和平衡的含义。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强调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强调协调和平衡？其实，两种强调本身是有重要差异的。代表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当然是不错的。但这样的提法又是很虚的，很难操作化。强调协调和平衡，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伴随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伴随市场化的进程，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会不断加剧。这些利益都是正当的，但往往又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的。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说，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要面对的，经常要处理的，就是如何协调和处理这些利益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要考虑甚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如何代表这些根本利益。对于这些不同利益的协调，通常是采取制定和实施各种社会政策的方式来进行。更重要的是，在执政的过程中，要形成一套成熟的社会机制，使得社会有能力常规性地处理这些问题。使其中的绝大多数问题，不至于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不至于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并由此推动社会的进步，应当说，在这方面，我们还不很善于处理这样的问题，特别是缺少常规化地整理这些问题的机制。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过于敏感而紧张。



其次，是依靠谁的问题。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也只能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这并不意味著，在管理这个社会的时候，在推动这个社会前进的时候，就不对其中的一些社会力量给予特殊的重视和强调。我们的党章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选择的完全正确。但革命胜利后，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后，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内，工人阶级之所以是先进的，是因为它在这个生产关系体系内处在被压迫、剥削的地位，是这个生产关系的体系的否定力量，资产阶级是这个生产关系体系肯定力量。对于革命来说，旧社会的否定力量就是先进力量，否定得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先进。



然而，特别是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社会力量构成由暴力、财富向知识转移的今天，知识份子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主力军。党本来应该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的主要依靠对象和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但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加上建国后三十年一直是左的错误思想指导，我们党总认为，如果改变对工人阶级的看法和说法，会损害自己的“道统”，有放弃革命的旗帜之嫌。似乎只有继续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才有资格把革命进行到底。当马克思想象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把社会全部生产资料夺到国家手里，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就到来了，这个革命过程非常短暂，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现在我们才知道，至少在不发达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其间不知道要经过多少阶段。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工人阶级怎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阶级性，从而保持自己的革命理想呢？工人阶级一经成为国有企业的职工，它同农民、知识份子以及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同共产党的关系已无原则区别。



所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际上就是代表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阶层的发展要求。在革命时期，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发展要求。土改，从地主阶级那里没收来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家的私有企业变成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国有企业。今天，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和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人，首先是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发展要求。科技人员和企业家是人格化的先进生产力。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人，要求把他们的创造发明、聪明才智转化为生产力，并推向市场；掌握了由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要求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扩大自己的企业规模。党要成为他们的发展要求的代表，必须用政策法规为科技人员、企业家，以及形成先进生产力的一切个人与群众服务。比如，要制订鼓励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人员创业的政策与法律；比如，要制订鼓励企业家不断提升自己的产业领域科技水平的政策与法律。尤其财税、金融等方面保护先进，淘汰落后；再比如，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继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等等。



为什么么首先要强调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原因在于，最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是掌握科学技术的科技人员，而不是一般的工人和农民：最关心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是各类企业家、经理人员和白领们，而不是一般的职工和蓝领。科学技术人员在生产资料方面的创造发明，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包括在最热门的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超导材料等方面的创造发明，从根本上决定了生产力的先进水平。企业家们在市场上发挥他们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去竞争，从根本上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3，需要学会以社会约方式治理社会



在现代社会中，统治的含义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正在由过去简单的军事、政治统治转变为社会治理。世界银行一九九二年年度报告的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Governnance and Development)，《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出了一个名为“治理”(Governance)的专号。联合国有关机构还成立了一个“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版了日份名为《全球治理》的杂志(GlobalGovernance)。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森瑙(J.Rosenau)代表作之一就是“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的治理也在相当程度土是以社会的方式实现的。当时起这个作用的，就是贵族和士绅。贵族和士绅，既是国家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中介，又是基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治理者。在日常生活中，皇权和职业官僚系统并不鼓励甚至限制其下层官员介入乡里的日常生活，这就使基层社会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性。而这个中间阶层的衰落，往往也就是社会危机的开始。晚清时期，就是因为这个阶层的衰落和最终消失，酿成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的双重危机。要实现以社会的方式治理社会，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积极培植社会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的前身。什么是中产阶级？一般的概念是把收入为其衡量的首要标准，再以收入划定职业领域。概言之，中产阶级就是代表那些有稳定的收入，有殷实的家业，有娴熟的技能，有良好的教育的那批人。他们是革命的隔离带，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执政党长治久安的需要。



我国的中产阶级尚在形成之中，一是人数尚少，二是还没有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有人攻击党现在不代表穷人和没有文化的人，而代表富人和有知识的人了。这些人头脑里想的只是大写的“革命”，却忘记了革命究竟为什么？现在富起来的人，有知识的人，正是在革命胜利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长起来的，是革命的社会成果，党为什么不能代表他们？如果一富起来，一有知识，党就得疏远他们，将来我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党还能代表谁呢？何况党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把处在贫困状态的人解救出来，让他们向中等收入阶层过渡。没有文化的人，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也正在变得有文化。我们常说工人阶级先锋队，先锋在哪儿？正是要领导工人阶级率先富裕并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先锋队的先进性正体现于此。工农大众生活水平与文化素质都上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算完成了。说到代表富人和有知识的人，现在还代表得很不够，对他们还有很多不必要的限制。中产阶级是由各阶级、阶层中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以及通过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而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构成的。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各类骨干精英。中产阶级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象，他们的具体构成，以及他们的共同性、愿望和利益，都需要认真研究。这些奉公守法的专业户，勤劳致富的实业家，发明专利的科学家，独挡一面的学者专家，精明强干的公务员，业务娴熟的高级管理人员，正是我党应该扶持的良性中等收入阶层。他们遵守法律、强调秩序、关注公德、支持改革。与我们党当前的利益相一致，是民主与法制的具体化。小平同志说，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但没说让哪一部份人富起来，结果先富起来的是通过非常手段暴富起来的官商特殊利益集团，为什么？正是因为我们漏洞甚多的政治体制与市场机制。随着市场的成熟，法制的健全，他们终会被淘汰出去，良性的、先进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迅速形成之中。



二是要大力推进基层的自治。近些年来，我们在推进农村基层自治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农村的这种基层自治制度还应当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在城市中，应当大力推进以社区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社区自治。在这方面，上海等一些城市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并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4、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立和完善现代政治体制构架



我们要建立权力监督与平衡机制，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建立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比如，选举制。这是党内生活民主化的根本一环，抓住这一环的关键，是落实差额选举。应从基层党代会开始，实行层层差额选举，百至全国党代会。革命党的合法性，来自于武装革命的战场胜利，执政党的合法性，首先来自于党内民主选举，再比如，弹劾制。弹劾制的程序可参考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审慎制定。即可以制度性司法程序，更换违法领导者。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更高更深层次上的制度创新，如党内民主集中制制度化的问题，如党对“阶级”的重新认定问题：如党政关系的重新定位问题；如所有制待遇问题；如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如司法制度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问题：如党的政治纪检法制化的问题；如党的新闻监督制度建立的问题等等。这里不一一展开了。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专政与法治的关系。



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革命过程中用暴力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建国后，我们背离了马克思关于专政的原理，出现了诸多失误，这主要是受列宁影响。列宁对专政的定义是，“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无法无天的暴力。这样，列宁就把专政与民主法制完全对立起来了。那时，专政由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直接实行，他们享有无产阶级民主。可进入和平时期，专政由代议制国家来实行时，如果这个专政还是否定选举，否定法律，不顾多数人的意志、一味凭暴力行事，那，这个代议制国家只能从有虚名，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决无民主可言，这样的国家也不能是一个法治国家。因此说，列宁与毛主席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与马克思的看法大相径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详细地叙述了巴黎公社的各项民主原则和法制措施。在他看来，不受法律约束地使用暴力，只能在非常时期；一旦进入平常时期，就只能以民主和法制的形式来进行统治。巴黎公社成立以后，事实上还是在非常时期，但巴黎工人都就以民主和法制进行统治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从中总结出了把专政与民主结合起来的形式。我们一九五四年就制定了宪法，而且不断地提倡“发扬民主”。但是，不

管宪法也好，法律也好，发扬民主也好，一旦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被统统抛置脑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专政是指国家的阶级性质，是国体。而统治阶级怎样去组织统治，这是政体。把专政说成既是专政又是民主，就等于是说既是国体又是政体，这就把理论概念混淆了。理论上的混乱在实践上必然造成祸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又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如果说专政就是无法无天的暴力，我们这样“两手”是自相矛盾的。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死亡三千万，文革时死亡几百万，但从人口质量上看，几乎葬送了中华历经风雨而酿造出的大部份现代化智力与精神资源。世界历史上，甚至俄国，也没似我们一样，仅为革命党没能及时转变，被好好“专政”了一下，就付出如此惨痛的民族代价。至今思来，仍扼腕长叹。



要摆脱理论上的混乱，唯一的出路，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道路上来。分清无产阶级专政的非常时期和平常时期，分清国体与政体、专政与民主。所幸，经过几十年的混乱与矛盾，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把人民民主专政看作国体，而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政体相区别、相联系，这是回到马克思专政概念的表现，这也是从人治回到法治的最大的体现。



可能有人会问我，怎只讲专政与法治的区别，而不讲自由与民主的区别？自由的实现和民主的实现一样，都是有条件的，因而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国家的国情需要、人民素质的程度，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外部安全环境的影响等等。我们一方面必须充分肯定民主自由的价佰，尽一切可能去实现这些政治和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有秩序地去实现它们，而不能陷入无序状态，以免适得其反。贬低和否定民主自由的观点，不利于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把发展民主自由看作可以不顾条件而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利于这个转变。这是我们在民主自由问题上必须把握的尺度。



三、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紧迫性



内部的挑战与外部的压力迫使我们思考这一转变，思想的混乱与制度的危机迫使我们加速这一改革。解决好革命党向执党的转变问题，已经历史性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肩上。



从国际而言，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主要是制度建设上的竞争。这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有许多历史机遇，这种机遇不会重复出现。用经济发展来支持现行政治体制，不可能长期坚持。通过对资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差别待遇、法律对公平竞争保护等几个方面的分析，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只有百分五十左右。与此同时，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似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西力敌对势力已将和平演变我们政治制度的希望，寄托于WTO以后的国际经济压力。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华阵营，已逐步对华实行军事外交的遏制围堵战略。我们如不率先从内部进行制度的创新，一旦外部经济冲击来临，有可能引发制度性危机，从而使我们在民族利益与社会稳定上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



更严峻的挑战还来自内部。迟迟完不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给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中国共产党本来产生于知识份子阶层，但可悲的是，自建党后，我们采取的轻视精英阶层，重视“大老粗”的民粹主义，党内的知识份子干部不断被挤到体制的边缘，党内外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份子阶层常成为革命对象，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含量、文化含量不断下降，长时期的全局性左倾路线的运行，使整个社会蔑视知识、蔑视文化，使中国的文化转型、社会转型丧失了宝贵的三十年光阴，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蒙受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与各国共产党人不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都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这种“叛逆基因”在文革时得到充分体现。知识产生理智，愚昧培育暴力。当执政党迫切需要从战时革命体制转变为和平执政体制时，我强烈感到许多不安全的动乱因素正在酝酿、发酵之中。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理论上迟迟没有创新，任何社会公正失衡、政府官员的腐败都会激变各种“革命力量”，从而将“革命”指向革命党本身。乘着中国大陆近年内暂无挑战我们党的强大政治力量，暂时不会出现大的动荡与执政危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尽快出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应该尽快完成。现阶段，我们面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局面，不能迷信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要尽可能将改革提速，让改革走在革命的前头，才能防止革命从身后赶上并扑倒改革。革命必须防止，改良仍还不够，要将两者融合，变为快速改革，才能化解危机，长治久安。



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一是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二是要抵制思想僵化的新老左派的攻击。小平同志曾说：要注意反右，但更要注意反左。为什么么？因为“左”比“右”忠诚，“左”比“右”更安全，能带来实际利益，这已渐成官场内外的共识，宁左勿右发展到今已经不是信仰偏差，是一种精神利益投机。次次运动，陈陈相因，党风不正，以此为最。怎么办？也只好硬着头皮，集中智慧，继续大胆地改革下去。



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绝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绝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相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



我们所讲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治官，而不是单单依法治民，共产党是宪法范围内的执政党，党内的各级官员自然要花宪法范围内依法活动，必先正己才能正人，先从党内做起，这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第一个步骤。



二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二十年后，江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代表”、“依法治国”这八个大字，从理论与治国方略上回答了这一间题，从此开创了党的建设，国家政权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的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即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而不是政治民主化)，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正是这一改革的关键。只有弄清楚了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才能理顺执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才能规范政权申政府、议会、司法三者间的关系，才能界定政府与社会，企业问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正是今天这一个良机，我们采取的，正是这一套步骤，我们盼望的，正是这一个结果。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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