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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邹谠先生论六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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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邹谠先生论六四 ◆
邹谠：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政治学PHD。现为芝加哥大
学政治学系利文思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该文在英美学术界被
认为是迄今对天安门事件所作的最出色的政治分析。
如果说，中共失去最好的机会是在它拒绝在学运早期与学生真正对话之时，
那么，学生在此时失去了巩固他们的影响，权力和与改革者达成默契联盟的最好
机会，这个机会本可使学生，知识分子和改革者在今后时机有利时继续与老同志
对话谈判。别的不说，学生至少可以避免对他们自身，知识分子和改革者的悲剧。
通过坚守广场不撤，学生们使得改革派与知识分子手足无措。三天之后，改革派
即将完全失去权力，党内分裂将以一方完全获胜，一方完全失败而告终。中国很
快将要两极化了。
中国领导人和主要知识分子活动家充分认识到这是国家命运悠关的时候。五
月十七日，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劝说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五月十七日清晨，
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发表局面讲话。赵说党中央
和国务院肯定学生对民主，法制和改革的要求，但他们希望学生停止绝食。他并
说当同学回到校园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仍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再次明
确保证党和政府决不会秋后算账。（1）
张郎郎写了一个生动的目击记，表明至少有一个知识分子活动家试图向激进
学生说明他们此刻行动对全局的决定性影响。（2）五月十七日上午，戴晴（《光
明日报》特约记者和著名知识分子活动家）（3）打电话给张郎郎，要张作为她
的代表向天安门广场广播站的学生领袖转达她的口信。口信的内容是，现在有如
下方案：首先，赵早上的讲话（即他的书面谈话）可以被认为是政府表态，明确
表明不会秋后算帐。第二，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将来到天安门广场与学生对话，对
话将现场直播。然后，略为含糊地，口信说下午两点工农兵将游行。再之后，
占领广场的学生将胜利返回校园。经过一道道警戒线之后，张终于见到了一个学
生领袖，转达了口信。那个学生领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同学尊重戴晴作为一个
作家，但她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将影响她的形象。学生领袖说，我们不会同意这样
的方案，因为它太笼统了。他补充道，如果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想要与学生对话，
就该直接来，而不应当通过中间人。这一幕，除了说明广场上少数学运领袖有多
么大的影响中国命运的权力，还生动地展现了学生严格区分两个阵营（“我们”
和“他们”）的激进思想和他们对与改革派有良好联系的温和知识分子建议的断
然拒绝。张是戴的老朋友，说戴是感情型的人，并且有时热情超过理智。当张向
戴转达了学生对她口信之后，张表示甚至戴也会大吃一惊，并且想知道人们怎样
才能彼此沟通。众多激进学生组织有着与老同志同样的等级层次，同样的安全系
统，同样的摩尼教式的善恶对立的世界观，同样的埋头不看现实的倾向，同样的
没有与“别人”沟通的能力，以及同样的革命理想主义----这是可能的吗？不妨
说，他们可以互为对方的镜子：一方是新理想，另一方是有革命的记忆；一方有
着刚获得的人民的权力的感觉，另一方则早已习惯为人民掌权。
——
（1）中文见〈华侨日报〉，1989年5月17日，第1页。此文亦发表于〈人民
日报〉。
（2）张郎郎，〈到天安门捎个口信》，《九十年代》，第233期，1989年6月，
第14-15页。
（3）戴晴发起死回12名知识分子，在五月十四日签署对学生的紧急呼吁。好
于一九九零年五月九日被释放。
——
当然，学生怕党“秋后算账”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相信的只有党明确
否定4-26社论，肯定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才能给他们定心丸。由于各种原
因，他们过多地注意李鹏的强硬态度，而不够注意赵紫阳和阎明复提供的保证。
他们更多地强调口头上的宣言，而忽略战略计算。从党里要来一个公开宣言似乎
对他们来说比加强和保持改革派在党内的影响更主要。也许这一切都有是无关
的。一些最激进的学生只想在他们运动的令人振奋的已解放的世界中，多活一天，
多活一小时，以为这样梦想就会变成现实。
当赵准备劝学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遵程序，顾全大局和保存安定团结
的局面谈话时，他一定已经知道他不可能说服邓改变4-26社论，也不能说服学
生撤退。于是，五月十六日新华社又一条重要电讯，报道赵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
强调邓在所有重大事物上有最终决策权。赵告诉戈氏，在邓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常
委的职位时，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生第一次会议，通过一个正式、但未发表的
决定，大意是我们仍然需要小平同志在重大问题上掌舵。（1）
——
（1）〈华侨日报〉，1989年5月17日。
——
五月十七日，党行动起来，邓明确肯定不可能从4-26社论让步。如李鹏事
后解释，再一步撤退将意味着将中国交给学生。换言之，在李看来，在忍让了这
么久之后还要让步，将最终导致一方全胜，一方全败的结局。继承人和代际交替
问题也让当事人感觉到这种冲突的结果会有长久效应。在其他老同志的强烈敦促
下，作为老同志的邓站在杨尚昆和李鹏一边，下令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赵说他
不能执行这一决策，要求辞职。党于是分裂了。当面对选择赵还是党中央时，赵
的高级同事很少尽力支持他的，尽管他们中许多人也许心中同意赵的意见。他从
未有过有组织的追随者。他总是在他思想和主张的基础上领导，而这些思想主张
是从他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或是他的顾问提供的。
甚至在邓作出戒严决定之后，李鹏总理还在五月十八日与学生最后一次官方
对话，要求学生结束绝食撤离广场。正如戴晴的信告诉学生，对话是现场直播的。
这可被视为对学生自发组织的事实上承认，并且对话是由政府最高官员，被认为
是最强硬派，说服邓支持4-26社论的李鹏出面的。然而，激进的学生领袖吾尔
开希来到会场，不是以起码的文明礼貌来对话，而是俨然采取一副胜利者教训失
败者的姿态。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有两点是重要的：首先，他说学生听了赵紫阳
的书面谈话，觉得让步还不多；第二，他傲慢地告诉李鹏，广场上是“百分之九
十九点九服从百分之零点一……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
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会离开”。（1）一致同意原则被用于保证激进派对学运的领
导，或至少学运发言人被激进运动推着接受了这一原则。不论这一一致同意原则
是多么不实际，不论吾尔开希的说法是有多少虚伪的成份，它在对话中公开说出
这一事实本身充分说明了学运的不成熟，天真，以及狂热的理想主义。
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已经位于不可抗拒的力量（激进学生）和冲击不可
动摇的客体（邓小平）的中间，成为两冲击的牺牲品，但是他仍然来到天安门广
场看望学生。他向学生道歉，说“我们来晚了”。他希望学生停止绝食，并引证
中国医学界关于七天绝食就会有生命危险的廉洁。最后，他说他已老了，无所谓，
但你们还年轻，不应这样轻易地反生命牺牲掉。他告诉学生们情况日益严重，请
求他们冷静地考虑后果。他含泪告别学生，也告别了政治舞台。他从此再未在公
共场合出现过。
——
（1）对话的部分记录，见〈华侨日报〉，1989年5月19日，第4页。
——
五月十九日晚上，在党，政，军官员大会上，政府宣告戒严的决定，而赵拒绝参
加会议。党的分裂至此完全暴露了。赵不出席会议成了后来对他的又一指责。六
个星期之后即六月24日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他正式被解除全部职务。官方对
他的指责是“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支部与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埃
和分裂党的错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控制机制又一次被使用了。
这一系列事件说明中国政治从来不是简单直截的。完全有可能，邓直至最后
一分钟还在玩一种极复杂的权术，平衡赵和李，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两个备选方案：
如果赵的五月十七日书面谈话成功地说明学生撤离广场，就等于替邓解决了当前
最紧迫的问题，无需采用极端手段。如果赵的温和手段失败，邓可以说他对学运
是“动乱”的判断从来就是正确的。他于是可用第二个备选方案即戒严和军事镇
压。这就是说，当邓以4-26社论划限之后，赵或李谁获胜，改革派或强硬派哪
方获胜，取决于学生撤离广场还是继续冲突的决策。如果今后有更多的证据表明
上述猜测并非全错，天安门悲剧必将被当作历史上这样一类情形来被子记忆：结
局看来似乎是必然的但又似乎有很多机会可以避免似乎不可避免的结局。（1）
——
（1）改变人们的期待可以改变所谓必然的结果。请参看本章后的补白所提供的
理论根据。邹谠补注。
——
同时，国家也开始分裂。如果五月十六日新华社电讯的确是一个信号，它几
乎立刻产生了效应。五月十七日，三十五个著名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用最强烈的
字眼谴责邓的声明。它写道，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年
迈昏庸的独裁者。在引用赵五月十六日说明一切重要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
独裁者之后，它号召打倒个人独裁，结束老人政治，独裁者必须辞职。它指出，
学生已用自己的行动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
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这不仅是一个反邓宣言，而且是一个革命宣言。
（1）同时，如前所述，两个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与另外两个组织一起，公开批
评党未能肯定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
议和中国共产党特别大会来应付当前局势。
在宣布戒严之后，较温和的知识分子还多次努力劝激进的学生撤离广场。五
月二十二日，北京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与近一百名学生领袖的会议上指
出，“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坚持校园斗争”。（2）
但是他说，“撤退，我们是有前提的，是有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军队回去，
你们回校；第二条，取消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
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万强调，最后一条是很重
要的。与五月十四日十二位知识分子的声明相比，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活动家和
与改革有密切联系的人，在这一讲话明确地将学运与新的目标联系起来：支持赵，
反对李鹏，以及邓，杨。
这一半公开的动作是几个事件的逻辑结果：赵五月十六日对戈尔巴乔夫的报
道，政治局常委五月十七日关于戒严的决定，赵的辞职要求以及三十五位知识分
子在同日签署的声明，赵拒绝参加五月十九日的公开会议。万试图建立学生和改
革派的联盟。许多改革派可能久作此想，但党的规章与习惯对他们施加着强大的
约束力，使他们不能公开或半公开地一开始就采取这一与学生联盟的聪明策略。
他们也不能直接或明确地与学生通讯，从而双方具体要求的提法，应进应退的策
略问题，和在与强硬派的复杂政治斗争中最重要时间性问题上达到协调。只是在
五月十七日赵明确地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以后，知识分子才较公开地出面，说明他
们的政治策略，但仍以一种半公开的形式出现。然而，当万提出他的建议时，学
运已经彻底激进化了。
——
（1）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前所长，民主中国阵线1989-90届
主席，说他一个人起草了这份文件，因为那一天公众反邓的激情激发了他。他表
达了对因他的声明而受调查和入狱的无辜者的悲痛。见严家其，《改变世界的40
天》，《中央日报》，1990年6月4日。戴晴对严家其等人轻率糊涂的批评，见
《我的人狱？，《世界日报？，1990年5月20日，第32页。
（2）〈人民日报〉，1989年8月7日。
——
不但如此，学生中广为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一开始改革派就把学运当成党
内斗争的工具。如果学运明确支持党内哪一派或与改革派协调动作，学生害怕他
们的运动将丧失独立性。这一观点也许是下述玩世不恭看法的反映，即认为改革
派已输或正在输，学生应该与之保持距离以挽救学运。另一种可能性是，这种观
点是反对全能主义体制的过度反应，以及是正在从全能主义控制中脱胎出来的民
间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缺乏信心和强烈的自我认同感的表现，（1）因为这一脱
胎过程是党—国的改革派发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害怕却正是这一政治体
制所创造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学生对万的建议的可能反应可以从如下另一荒唐的一幕中看出：不知是否为
万所说服或惧怕即来的军事镇压或纯属巧合，五月二十二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
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未先和其他学生领袖商量，要求学生撤出广场。他马上被
学生撤了职，职权由一个新建的集体领导行使。
——
（1）作者补注：我本文这里说的“民间社会”和“民间政治社会”与一般人据
说的“公民社会”(civilsociety)不同，以后另文解释。
——
在这一关键时刻，香港亚洲电视台突然播出李鹏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迫去
职的新闻。据当时在京的五位香港记者事后分析：“部分北京学生及市民，得悉
香港流传‘李鹏下台’等‘消息’，对大局的估计出现偏差，一边沉醉于‘胜利’
的气氛，一边执着和非理性地坚持不撤出广场。”（1）
此时，广泛流传人民解放军不会对人民开枪。我们不可能知道是谁先散布这
一观点的，以及它是如何被广泛接受的。但是，许多学生和北京市民的确相信军
队是“人民的军队”，所以不会执行伤害人民的命令。他们试图与士兵建立兄弟
关系，事实上是用党的宣传口号反击党本身。同时也有许多报道说某某部队拒绝
执行戒严并和另外执行命令的部队发生冲突，云云。也有关于两个老元帅和一些
高级将领要求政府不要用武力对付学生的说法。无论这些说法出自何处，无论它
们准确与否，要害是这些观点被广泛相信了，这种看法一定曾是反对撤退的好理
由。更晚些时，又有关于部队运动和新的调动的报道，其含义是内战即将爆发。
这些和其它许多信息，误传和谣言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相当持久的强烈兴趣。
——
（1）卢永雄等，《香港记者巨大成绩中的污点》，《人民不会忘记》，香港记者协
会，1989，第332页。
——
我提到这些情况并非要订立一个研究计划，而是要强调前面一节中分析到的
媒介系统的缺陷。这一点说明现政权在运用新闻媒介和其它通讯手段上的失败，
以至无法完成如下几件事：第一，从政治上和道义上说服学生离开广场，使学生
确信不搞秋后算帐的诚意；第二，使学生相信政府戒严，是政府有决心动武的表
现。如果政府有充分的可信性（credibility)，学生和北京市民将认识到动武即在
眼前，并将压倒一切，自然会从广场撤退。相反，一些学生根据来源和可靠性不
清楚的信息而行动。事实上，他们并未努力去辨别信息。（1）许多人不相信党
能控制军队或认为政府威胁不可信，这些事实充分显示出党的权威的下降。
在宣布戒严稍前稍后，许多代表各行各业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公民的组
织建立了起来。其中两个组织值得一提。第一个是“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由四
十二人参加，王丹为总召集人。一条官方报道说，该组织由“知识界联合会”，“北
京高校学自联”，“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纠察队”，“北京工人敢死
队”，“北京市民敢死队”等等组成。这是头一次，北京有了一个不由政府发起，
不受其控制的全面性的组织，该组织又是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对政府的组织和
个人组成的。第二个是著名的广场指挥部，它掌握着其后十一天内学运的命运。
柴玲当选总指挥，她曾发表过感人的讲话号召学生参加绝食，当五月十五日吾尔
开希建议绝食者和学生们让出部分广场以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得以进行，
（3）柴玲战出来“维持秩序”。秩序被维持住了。学生没有移动。
——
（1）对社会学科工作者来说，下面一幕是令人吃惊的。它说明了学运最后几天
的许多情况。柴玲和她的丈夫封从德，成功地躲过中国警察而逃到期西方。据封
从德讲，他在六月四日凌晨曾谋略劝说学生离开广场，但柴玲告诉他，赵紫阳和
阎明复（中央统战部部长）佳话给予他们要学生“坚持到黎明”。引用的话出版
《中央时报》（国际版），1990，5，11，第1页。胡平认为很难说这一传话准确
与否。严家其说他怀疑赵紫阳和阎明复会传这样的话。无论柴玲的廉洁将被证明
对或错，我们都可以说，有她这样的朋友，就还需要敌人了。在《纽约时报》1990，
6，20的采访报道中，柴玲引证佛教，说她获得了“新生”。让我们大家祝她新
的化身好。
（2）《新华月报》，1989，9，第58页
（3）黎佩儿，《热情的总指挥----柴玲》，《人民不会忘记》，第216页。
——
五月二十七日，联席会议，广场指挥部，北京高自联，工自联和北京居民自
治联合会的领导人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柴玲，王丹和吾尔开希作为主要组织者
和发言人，宣布五月三十日学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大游行后将撤离广场。但
两天内这一提议被取消了。据报道，学生们要在广场上等待六月二十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召开。据香港记者报道，柴玲和其他领袖主要得到外地刚来京几日的学生
的支持，他们热烈地希望有某些行动；如果广场空了，他们将在北京无住处而不
得不回家。天安门广场最高指挥部本身不是一个很好地组织成的机构。柴玲说，
她一时累了，离开了总指挥的职务，要学生们支持副总指挥，该人恰好是她的丈
夫封从德。六月一日，柴召集另一次新闻发布会，指责另两个学生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的王文（绝食的六个发起人之一）和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会的连胜德企图绑
架她。大约在同时，有一个关于捐款如何在学运领袖间分配的争执，关系到用这
些钱在军事镇压后为自己逃跑之用。但是这些混乱和可怜的局面是可以理解的：
学运的逐步激进化，把温和，有责任感和战略策略的人推到了边沿上。广场领袖
在最后几天的激进主义只不过反映了刚开始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不成熟的一部
分。
很明显，学生领袖不能够控制他们的群众，但某些领袖，主要是柴玲和她的
顾问和支持者，并没有企图约束学生和北京市民中的最激进分子，这也是事实。
相反，他们高度感情性的讲话和火焰似的行为倾向，有对群众情绪火上加油的效
果。追究任何单个领袖的责任当然不易，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责任。
六月三日和四日，预料中的部队向北京市中心的进攻开始了。坦克，军车，
装甲车的猛攻和加速前进，士兵发射的枪击，将中国分裂在两部分：不可动摇的
权力金字塔和重被压制的民间社会。世界被震动了，不敢相信中国会发生这样的
事情。中国人在灵魂深处无声地哭泣。在十年缓慢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七个
星期内走完了动员－激进化－两极化－两天内的流血冲突－重新压制的一系列的
过程。随之而来的逮捕和恐怖，不确定的气氛迫使中国一些最杰出的人才流亡海
外，另一些在狱中和家中被看守而沉默。天安门悲剧给中国和世界与舆论之间造
成了深深的裂痕，而这正是在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此时她需要世界
所能提供的全部帮助。这苍茫大地今后的命运会如何？
尽管在前四十天中当局通过克制和忍耐的方式，确曾试图促成政治事件向好
的方向发展，尽管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当局因学生占据广场而丢尽面子亦不无
令人同情之处，但是，通过使用绝对优势的暴力和杀伤性武器来镇压它统治下的
非武装民众，当局镇压占据广场的学生的行动是在道义上的失败。中共政权的正
当性基础，以及自革命以来所建立起来的城市地区对它的政治支持的基础，在这
四十八小时内如果没有丧失殆尽，也已大为削弱。当局未能发动与组织社会上的
力量（包括“无产阶级”）与学运民运对抗，最后不得不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这
些事实显露了当局道义的枯竭，它不得不使用最后的，残暴的优势武力资源。结
果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和道德上的领导权（hegemony)的丧失也暴露在世界各
地的人民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当局可以赢得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但是它赢
得了清场，却失去了另一场为争取中国人民衷心维护真诚信服的斗争，争取他们
往日的朋友和同情者的决定性的战斗。这个道义的过错是不可能粉饰了事的，而
只能以赎罪的方式来挽救，就像历史上已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其中有些比这一次
更不可饶恕，有些则比这一次较为轻微）。这种道德赎罪以图拯救的可能只有靠
长时期努力重新与社会达成和解才能达到。
天安门悲剧一方面暴露了中共政治制度的道义枯竭，同时也暴露了另一方面
的情况：那些支配运动的学生领袖在最后阶段将政治智慧的缺乏与政治勇气不可
思议地揉合起来，他们擅长于提出精致有力的口号，惯于作那些动听而没有政治
现实感的演讲，他们具有打动千万人心绪的能力但同时也表现出历史上罕见的傲
慢自大态度。让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他们是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者，让我们不必
在意他们行动背后的任何自利动机，甚至不必在意任何集体行动中都司空见惯的
种种动机，让我们也高度赞扬他们个人的英雄行为，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牺牲他
们自己的生命，去保卫他们勇敢地提出的道义目标。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集体
行动和他们自己当中的你追我赶向激烈目的迅速前进的做法，正导致了包括他们
自己在内的每一方的毁灭性的灾难。现在，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早就明
白，不成熟的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个人行为，如果出现在社会运动的开始阶段，
容易暴露革命力量，招致镇压，并破坏运动所要达成的目标。现在，天安门悲剧
表明，当社会运动在巨大的危险中赢得了许多艰难斗争的胜利的时刻，当数量巨
大的民众卷入进来的时刻，在这种社会运动后期阶段，那种毫不在乎战略和政治
考虑的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的个人和集体行为，将在更大程度上损害它的目标：
运动越是成功，它的损害也就越大。男女英雄们，低年级的大学生和新的研究生，
他们准备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也许不大在乎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具有政治
目标的社会运动只有能够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才具有重要性。
许多局外观察者发现，短短数周之内许多学生的态度就发生犬儒主义到理想
主义的惊人转变。然而，狂热的理想主义和激进的犬儒主义者都是一回事：对它
们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物与实体都不负责任。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只对他们自己的理
想负责，激进的犬儒主义者只对他们狭隘的自我利益负责。
整个学生运动并没有任何战略，没有长远的政治考虑。当然有许多参与者曾
经花费大量精力来考虑战略和策略问题。他们对政治现实具有良好的知识。但是，
他们并未能扮演领导的角色。他们的意图在屡见不鲜的越来越激进化过程中被搁
置一边，同时大量的组织突然出现和要求运动的领导权，那些观点更激进的人取
代了那些观点温和的人。于是，无从能够看到学生有任何战略与长期政治考虑的
行动。没有战略与长期政治考虑，加上幼稚地轻信一些为他们激烈行动辩护与支
持的消息与观点，是这次震动世界的运动中令人惦记的特点。更奇怪的是，有人
把它说在是导致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东欧革命的重要因素，因而受到赞扬。但是，
如果这些年轻人或中年人不再被周围环境奉为中国与世界的虚幻的救世主，他们
或许仍能从他们往日顽固的愚蠢行径中学到许多教训。
也许我们对如下问题会有争议：虽然激进学生没有战略的、长期的政治考虑，
他们创造出来的局面能使用权现政权提早崩溃：假如他们从广场撤退，当局不用
军事镇压，现政权反可以维持更多的日子。我们不能证明也不能驳倒这个看法。
另一个相反的论题是，如果学生撤退，这个政治制度可能更早发生改变。这一反
论题样不可被证明。然而，毫无疑问，学生，知识分子，中国民众和中国自身为
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事实上，第一个论点假定，中国即将发生另一次革命，那一
次的革命的成果足以超过这次付出的代价和其它将要付出的一切代价。
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昭示，如果一方相信它会在一场最后对抗中全赢并愿意
付必要的代价，那对方就别想做任何事来阻止它发生。同样的推理导致我有这样
的想法：中国的最高领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期待，总是企望在一场最后的对抗
中，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以为只有两方相持不下的长期僵局才能改变这种思想，
并了解到在健全制度下的政治斗争没有全胜者，没有全败者，有的只是在一个不
变的基本制度内无限地反复你赢我输和我赢你输。在僵局中，双方彼此都认为你
不能迅速地吃掉我，我也不能完全吃掉你。然后经过长久的反复谈判与讨价还价，
达成战略性的妥协。这就是说，双方彼此都认识到这个僵局将会无限持续，他们
会放弃原来的期待而不再希望有一场最后对抗去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归根到
底，党－国家希望克服它面对的各种危机，如果中国期待在现代世界取得繁荣，
它就需要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海内外的学生的积极的合作。持不同政见者不可
能在他们预见的将来推翻整个制度。北京不能控制世界舆论，而世界舆论也不能
统治中国。
国家和社会的和解与协调，只能通过竞争，对话，谈判，威胁和反威胁的漫
长过程而取得。天安门悲剧显示出中国当前制度不能在新的世界环境中有效地运
转。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未来的岁月里认识到这一点，和解最终或有可能出现。要
避免逐渐的衰亡和最终的崩溃这种最坏的情形，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党自身领导
政治制度的变革。这样做，他们可以希望在新的制度中继续扮演领导的角色，使
中国能够生存和繁荣。
新制度是哪种式样，没有人能够预见。它取决于另一次在灵魂深处和良心上
的反省，就像在邓小平领导改革期间发生过的那样。因为天安门悲剧又暴露出许
多其它的制度方面之基本缺陷，这些缺陷超出文革后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白的范
围。这些暴露出来的缺陷表明，这个制度对待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众是多么
地无能，在新的信息时代的现代世界吕是多么地脆弱，多么容易失去整整一代中
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这种新的在灵魂深处的反省必须包括对支配党内政治的原
则，规范和机构的再次检讨，这是基本改革或早或迟必须涉及到的领域。
另一个领域则涉及到社会的结构原则，那就是在每一个单位和在每个功能领
域内只允许一个官方群众组织存在。这种结构原则必须改变。换言之，党－国家
应当通过自愿的，合法的，自治的和积极的组织的建立，允许民间社会发展与强
化自身。这样的组织不仅能够帮助管理社会事务，而且它们也是社会中政治的与
社会的负责任的角色。这些发展将导致一个国家中存在着许多党和一个党中存在
着许多“派别”。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众多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将会被一个整体的制度所规范。这个制度本身又是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合作与
冲突的长时期演变而形成。公民社会中强大的，功能良好的组织与协会将会引起
国家管理上的许多问题。但是，它们至少具有积累下来的实际政治经验和维持自
己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动机，是有这样的经验和传统的负责任的组织。
要发展一个公民社会，在海内外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必须作良心上的反省。
这一过程已经在某些较清醒的人的心里开始。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学会负责任，
这就是说，当他们以某些集体或事物的名义，要求他人与自己作出牺牲时，他们
的行动必须向这些集体或事物负责。他们也应该学会，自由和人权包括不参与的
权利，包括沉默，包括“不卷入政治“的自由与权利。他们应该摆脱一些思想方
法和政治作风（包括偏执狂的中国式的麦卡锡主义），他们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
生活的时间太长，无意识地接受了这些思想方法和作风。
也许，经过这样的国家与社会的和解与重建，当局可以从道义的大错失和意
识形态的枯竭之中获得道义上的拯救和政治上的更新。同时，某些学生可以摆脱
他们政治上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从缺乏能力处理现实世界问题的境地，将他们
自己转型为新的公民，忠诚的反对派，最终成为负责任的领导者。党－国家与社
会的和解将会促进中国和世界舆论的和解。年前，我以下一诗句结束我的《文化
革命与毛泽东之后的改革》一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现在我再有同一诗句，来结束我这一篇论文，只是这一次我已不再怀抱我能
亲眼看见这一“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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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儿注：邹谠先生已经于1999年8月7日晚上7时30分(美国中西部时间)，
因心脏衰竭，逝世於芝加哥大学医院，享年八十。正如他七年前写作此
文说的，他到底没能活着亲眼看到这柳暗花明的“又一村”。每念及此，
不禁悲从中来。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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