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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重释“民主恩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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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重释“民主恩赐”论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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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重释“民主恩赐”论 (2135 reads)      时间: 2001-12-19 周三, 上午3:51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重释“民主恩赐”论


芦笛


一、引言


“民主恩赐”论，是去年五、六月间我和某些反共人士论战，在批驳方励之教授“民主不能靠恩赐，必须通过斗争去争取”的论调时提出来的。此论遭到几乎所有网人的驳斥，以萧峰先生尤烈。如此反应早在我意料之中。许多国人的一个通病，就是酷爱维持自己的大脑的高度封闭性，确保它只让某种教义占领。过去是共教，现在是反共教。教门换了，“拒腐蚀，永不沾”那一套自闭症却永远如故。任何偏离“主旋律”的奇谈怪论在他们那儿只能引起本能的排斥反应，用难听话说出来的大实话尤其如此。对一个动不动就轰轰烈烈大砍大杀的悲情民族而言，没有什么字眼比“恩赐”更能让他们愤怒了。它的刺激作用，恐怕不亚于西班牙斗牛眼中那块红布。

根据我粗略看过的批判文章得到的模糊印象，反对者们搞的其实是道德批判。有的论者甚至使用当年“语录战”的方式，引用杰佛逊、林肯甚至胡平的语录来证明革命在道义上的高尚与正确和反革命在道义上的卑劣与错误。不幸的是，笔者相信自己的独立思考甚于任何革命领袖或学术权威。而且，在我看来，所谓道德无非是为了保证族群合理生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功利设计。在政治上，离开成败利钝来谈革命的道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明知革命只能带来灾难，却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仅仅因为人民有神圣的斗争权利，就煽动民众跳进火坑去，那才真正是丧天良。因此，把政治概念加以道德化，将其变成一个抽象的绝对的道德标准，这种作法如同方教授的著名号召一样，当然能使民族的低沸点热血沸腾，并博得酷爱使用感性思维的同志们的热烈喝彩，却只能像方教授当初那种不负责任的煽动一样，坑害民族和国家。

因为没看或是没细看反驳者们的大作，更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争论道义是非是浪费时间，我只想在本文中正面立论，着重指出中国国情和普遍的认识误区。与之有关的暴力革命问题，我已经在驳斥林思云和易明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中谈论过，不拟在此重复。


二、正名


“斗争”如同“民主”一样，是最为国人喜用而又十分模糊的概念之一。我对民主的理解，已经在《盲人摸象说民主》、《民生、民权与民族》、《人民图腾：一个并不开心的笑话》等文章说过。这里想澄清的是“斗争”和“恩赐”的概念。

所谓斗争，一般指的是人民为达到某种目的与统治者进行的冲突，按领域可粗分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按方式可分为和平斗争和暴力斗争；按性质可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斗争；等等。我党执政后，把“斗争哲学”贯彻到了一切领域甚至意识形态领域中（所谓思想斗争），不惜动用大量国家资源来牢牢占领“舆论阵地”，使得连文化思想领域也成了硝烟四起的“文化思想战线”。几十年来，我党用这种邪恶的“斗争哲学”成功地训练改造了整个民族（包括后来的反对者们），在几乎所有大陆人的灵魂深处都种下了它的孽因。这种“斗争”的特点，用毛的话来说，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亦即彻底否认斗争目的是达成“双赢”或“双活”的妥协，而是全面压倒对方，迫使对方屈服，为此可以使用一切合法或非法手段，将对方逼入困境，在全社会面前使对方丢丑（所谓“揭露反动本质”），将对方斗倒斗臭甚至斩尽杀绝。

任何一个尊重“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人都得承认，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斗争观念，其特点是不惜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拼个鱼死网破、以求“哀兵必胜”、赢得全面胜利的你死我活的残酷较量。方励之教授那个表面上看来毫无错误的号召，就是在这种特殊国情下提出来的。

方教授这个煽情口号在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多次指出。针对这个错误口号，我提出了“在中国，民主不可能通过人民的斗争去赢得，只能由统治者恩赐”的反命题。必须承认，这个命题之所以引起普遍反对，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它像“日心说”那样，违反了我们从小即耳熟能详的“常识”。另一个原因则是“恩赐”这个字眼听上去太刺耳。虽然这是当初我翻转方教授的原命题造成的，有其历史原因，但为了消除读者的天然反感，我愿意在此作进一步澄清：我所说的“恩赐”，指的是统治者作的主动或被动的让步，前者指的是锐意改革的统治者主动放松对人民的控制，后者指的是统治者迫于形势被动地给人民松绑。但无论让步是主动还是被动，它都不可能用上文说的那种政治斗争方式去获取。

因此，比较准确清晰的表述应该是：“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建立，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过统治者的让步来实现，而统治者的让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去赢得。”


三、国情


谙熟中国历史的读者应该知道，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理性斗争的先例。历时两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人民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的互动方式只有两种，不是作奴才，就是当响马。如同任人践踏的小媳妇的最高理想是“千年媳妇熬成婆”，盼望着有朝一日变成婆婆，把昔日冤屈连本带利地从媳妇头上找回来一样，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最高理想，就是在忍无可忍之时揭竿而起，“取而代之”，自己来作威作福当主子。虽然有过王小坡“等贵贱，均贫富”和发匪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但那不过是策略号召而已。无论是劳动人民还是士大夫阶层，从来就没人在改良社会制度上动过脑筋，而人民也从未用理性的、具有明确而有限的目的的政治斗争，来一点一滴地争取自身的权利与利益。许多新建王朝的确实行“让步政策”，但那只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并没有赋予人民权利的社会改革内容。

辛亥乱起，中国算是第一次有了旨在改造社会制度的政治斗争。不幸的是，这种政治斗争是从过去几千年造反作乱的传统里生长出来的，本质上其实和过去那些“农民起义”没有什麽差别，多出来的包装只是靠生吞活剥从国外匆忙抄来的、连鼓吹者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一堆生硬口号，以及与当时的国情格格不入的西洋式社会理想。

以后的共产革命更是把这个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其目的是解决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毛泽东语），也就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现代表述。我党从所谓“阶级斗争”的血海中爬出来，用以想事的那一套便只能集世上最阴毒、最残忍、最邪恶之大成。“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成了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甚至在执政后，毛泽东还反复告诫全党，“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简单了”。临咽气前，他老人家还教导全国人民：“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牛长两只角就是用来斗的”。《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成了人人必颂的圣诗，而“合二而一”、“和稀泥”、“搞调和”、“折衷主义”、“妥协”等字眼都和“可耻”、“投降”、“丧失立场”、“动摇”等辱词密不可分的紧紧联系在一起。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仁者爱人”等宝贵的民族遗产，被当成了天下最丑恶的东西加以唾弃。

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个历史上见所未见的邪恶政党败坏了全民族，在全社会中实现了英国哲学家霍布士说的“人对人是狼”的理想境界。我党那只大母狼辛苦三十年，哺育出了十多亿钩爪锯牙食人肉的小狼。这些小狼只见过我党那种“斗争”，自然也就只会搞我党那套斗争。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柴玲女士的讲话就够了，那里通篇谴责妄图出卖学生运动的各种阴谋家、“投降派”，像煞了敬爱的江青同志的讲话。

八九民运标榜“和平、理性、非暴力”，它也的确是和平和非暴力的（同义反复），然而这种斗争，说穿了其实是我党当年在国统区搞的“合法斗争”，跟理性毫不相干。“非暴力”只是不给对方镇压借口的一种策略。运动没有明确而有限的诉求这件事本身，其实就说明了它的主要目的是让我党下不了台。精心挑选戈尔巴乔夫访华、全世界记者云集北京这个时候占据广场，最能说明示威者的主要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当着全世界的面将我党的军。在戒严令下达后还不顾政府警告持续占据广场，也足以说明柴女士那“通过流血唤醒全国人民起来”的想法并非危言耸听。

诚然，示威者们并没有试图发动暴乱，但他们那种不知妥协、反对一切“投降”活动、甚至不惜引起流血冲突的作法，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斗争是无从控制、没有底线、不知退让的恶性斗争。学生领袖本身就是我党按自己模样制造出来的怪胎，他们的“理性”只表现在冷静精密的策略计算上，亦即在不给政府镇压借口的前提下，如何给政府施加最大的压力，怎样在人民面前彻底地揭穿政府的凶残本质。因此，他们和政府的冲突根本就不可能调和，这就是阎明复等人善意调停最终流产的根本原因。胡平事后在海外奢谈什麽“见好就上，见坏就收”，说明他不明白那场斗争根本就是不可控的，谈何收发随心！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双方笃信的都是同一家“退后一步就全完了”的“斗争哲学”。

可悲的是，我党正是这套生死斗争术的发明者。因此，无论示威者们如何小心翼翼，力图避免可抓的辫子，从我党眼中看出来，他们搞的一定是我党当年在国统区教育团结人民打倒国民党的那套把戏。面对这种严峻挑战，他们决不会重蹈国府心慈手软、养虎遗患的覆辙，一定会痛下杀手，杀一儆百，“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因此，示威者们的厄运从一开头就注定了，就算他们后来不大闹，也一定会遭到清算，只不过是程度差别而已。我党的“斗争哲学”是一把谁也打不开的锈锁。谁要去跟我党发动政治斗争，它就一定会出来把双方套牢锁死，结果一定是一方非死即伤。

然而有的人就是死也看不出这一点来。几年后，法轮功众又在中南海门前示威。他们的斗争几乎和先驱者们一模一样：同样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同样没有明确诉求，同样以事先计算过的精确展示示威者的规模、实力与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同样小心地避免给政府留下可抓的辫子。这些人不懂，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是犯了忌讳，越发让政府心惊胆颤。独裁政府不需要镇压的借口，也不会因为示威者纪律松懈、影响公共卫生便举起屠刀，它怕的是有组织的挑战力量。师法我党故智决不会让我党屈服，只会吓得它更加凶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党的担心并非毫无理由。的确，信奉“斗争哲学”的人民一斗起来，就统统丧失理智，成了不会作“投降派”、只知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於是斗争便一浪高过一浪。如果不加镇压，势必要最后导致人民起来推翻政府而使国家陷入大乱。此外，我党总是用“毒眼”来看待群众示威似乎也不是毫无道理。套句马克思的话：在我党统治下，不管哪个阶级都是“自发”而不是“自为”的阶级，自发斗争只会是局部的、零星的、有限度的经济斗争。有组织的全国性政治斗争后面，很可能就是有“长胡子的黑手”在作高参。不管怎样，“新”社会中“自发”的全国性人民政治斗争不大可能是良性的、具有建设性的，多是与政府“对着干”的敌意行为，只会招致残酷镇压。

当然，不是说在咱们那种被彻底败坏了的社会中就只有恶性斗争。我在《就“民主恩赐论”答魏碑先生》一文中就举过老知青通过斗争回城的健康斗争的例子。不过，那只是争取自身福利的经济斗争，并不是大规模的政治示威。因为这种斗争目的明确，要求有限，问题解决了斗争也就结束了，於是便不会引起我党的恶性反应，也就有了成功的可能。即使不成功，政府也不会轻易下毒手镇压。

此段分析，实际上证明了本文中心论点的大部份，亦即：在中国大陆，重大的社会制度改革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实现，统治者的让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去赢得。相反，那种斗争只能招致政府的血腥镇压，使人民蒙受无辜牺牲。


四、误区


祸国殃民的“斗争哲学” 的全部出发点，其实是这么一个武断：

“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双方没有任何利益的交叉点。”

在我党老一辈革命家们看来，无论是晚清还是国府，都是与人民势不两立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只能用暴力推翻并加以血腥镇压，在他们的白骨上再建人民政权。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幼稚园“理论”，至今还在主宰着只懂黑白两分法的国人头脑。在他们心目中，我党要么是“三个代表”，真正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要么是骑在人民头上敲骨吸髓、暴戾恣睢的“魔鬼”（引自本坛坛友最近的辩论）或“土匪”（樊弓先生语）。因此，在前者眼中，统治者是誓死捍卫的对象，而在后者看来当然就只能是打倒对象──难道还能指望魔鬼或强盗发善心？统治者不但绝对不会对人民让步，而且当人民提出这种要求时只会疯狂镇压。

从这个误区出发，便生出了“拜革命教”的民族笑话。统治者既然是《农夫和蛇》里的那条蛇、《东郭先生和狼》里的那只狼，人民的唯一应对方式便只有起来杀死它。这是建立人间天堂的前提，也就是伟大舵把阐述的“不破不立”的光辉真理。

这拜革命教在理论上的荒谬，我已经在驳斥林、易诸文中详细揭示了。简言之，拜革命教徒们充其量只能“证明”革命是建立新社会的必要条件，却从来无法证明它是充分条件，更不敢面对用非理性手段去建立一个理性社会的内在悖论。当易明先生将暴力革命武断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快变量”时，他忘记了两个小小的事实：第一，这个“快变量”如果不是根据列宁模式制造出来的，就一定会像洪太尉从葫芦里放出来的妖魔，根本就是不可控的；第二，托上帝诅咒之祸，今日中国已成核大国。人民只有在引起核内战的概率为零的情况下，才能发动革命。可惜，我们哪怕雇佣全球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动用“深蓝”那台超级电脑，也无法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预测革命诱发核内战的几率有多大。这个无情的现实，实际上否定了用暴力推翻我党的可行性。

这并不是说中国就丧失了取得社会进步的可能。只有深陷在“统治者和人民是对抗性矛盾”的误区中出不来的毛主席的好孩子们才会这麽想。其实，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当然有利害冲突，但两者的利益不但可以有交叉，而且可以是一致的。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资本家和工人的共生关系来作不准确的类比。资本家开办企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从工人头上刮剩余价值，但这并不等于两者的利益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工人起来一味傻斗，把资本家斗垮了，工厂关了门，资本家固然发不了财，工人却也失了业，最后谁也没有好处。

这个比方当然不准确。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反映了统治阶级和人民的关系。统治者掌权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势欲和财富欲，但他们也并不是成天只琢磨如何榨取人民的血汗或剥夺人民的自由。要维持统治，统治者就不能不把很大的精力放到考虑如何建设国家、改善民生的问题上去。在一般情况下，统治者都知道只有大多数人民满意，统治才能维持下去。随便翻开《二十四史》，上面都写满了“民为载舟之水”之类的训诫。无论是晚清皇室，是国府，还是如今的共产党政权，其实都明白这个道理。

当国家面临外敌威胁时，统治者和人民利益的一致之处便更加凸显出来。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当曹操大军南下投鞭断流之时，周瑜对孙权说：咱们谁都能投降曹操，主公您不能。我们投降了，照样作臣子。可您投降了，这主公就再作不成了。的确是这个道理。外敌入侵，不仅威胁到人民的正常生存，更威胁统治者的利益。30年代的愤青们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居然以为身为创业之主的先总统蒋公不想抵抗日本人，为此演了一出又一出“逼蒋抗日”的丑剧闹剧。而现在官家深明此理，所以才把美国化装成假想敌，让中华民族永远活在“最危险的时候”，以此来激起国民的同仇敌忾之心。

因此，现实的真实图景是，哪怕在人民备受压迫剥削的独裁国家，统治者仍然和人民的利益有重合一致的地方。两者有时是“一分为二”，更多的情况下是“合二而一”，而这就是统治者可能对人民让步的基本原因。


五、让步


党文化对大陆人的洗脑是如此彻底，以致大多数人先验地一致认定“统治者让步”是“火热的冰”那样怪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他们的头脑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以致他们以为社会进步只能通过人民斗倒统治者的方式来进行。其实，真实的历史图景完全相反：社会进步总是通过统治者让步实现的，而那种将统治者斗垮斗死的暴力革命如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通常只能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统治者主动向人民让步，主要发生社会改革能使统治者和人民双方受益的情况下。西方奴隶社会演变为封建社会、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林肯解放美国南方黑奴，都是统治阶级主动向被统治阶级让步的光辉例子。它们的实现都不是奴隶们起来斗争的结果，而是因为统治者们看到此举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让双方都能受益。

另一种主动让步的情况则常由具有远见卓识、锐意改革的领袖推动。他们意识到潜伏着的深重社会危机，遂不顾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毅然起来改革既存的社会制度。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日本明治维新、晚清宪政运动、国府在台湾的土改、蒋经国临终前的解严解禁、李登辉实行的民主改革、前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推动的一系列改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等等。除了晚清改革外，上述这些改革都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使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以中国改革为例，邓小平的改革，不但结束了中世纪式的野蛮血腥统治，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且解放了“黑六类”，为广大农民松了绑，解除了政府对农民生产资源的野蛮控制，使中国从一个最反动、最黑暗、最残暴的极权国家初步过渡为开明专制国家。

反驳者们可能会说，这些都是统治者在形格势禁之下，为了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被迫作出的让步，因此还是人民斗争的结果。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上面举出的这些例子都是统治者被动因应形势，但不幸都和人民斗争没有多少相干。彼得大帝、日本人和清室的改革都是应对外敌的挑战；国府的和平土改是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当然可以强辩为大陆人民的斗争结果，不过“平均地权”从来是国民党的政治理想，只是此前因战乱从未停止而无法实行而已）；蒋和李的改革最根本的压力来自于台湾在国际上的压力。后来组成民运党的反对派当时只是一小撮人，在竭诚拥戴“经国先生”的台湾人民中根本就没有实质上的影响；苏共和中共的改革都是因为领袖们看到了为极权政体桎梏的社会毫无生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邓小平语）。

因此，在上述例子中，促使统治者给人民松绑的根本动力还是外来或内在的危机。领袖们作出改革的决定时，主要考虑的还是全社会的福祉，而不是个人私利。许多人看不出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受马教“历史潮流”说的影响，误以为“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其实统治者完全可以不这麽做。当年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没有任何压力迫使老邓解放“地富反坏右”。他完全可以像金日成父子那样择恶而固执，照样可以长治久安。如果他那麽做，谁都拿他没有办法，就像今日北韩一样，人民饿死了一半也没人起来“有压迫就有反抗”。同样地，李登辉完全可以萧规曹随，稳稳地开他的万年国大，做他的终身总统。

有的反驳者举中国农村“大包干”作为人民斗争的例子。我觉得这并没有什麽说服力。据我所知，大包干固然首先始于安徽某农村，但那只是秘密进行的“违法活动”，未在全国造成丝毫影响。它其实是我党不顾绝大多数农民的反对，强制在全国推行的。当年我曾亲眼见到，某村生产队解散时，绝大多数村民泣不成声，如丧考妣，让我想起了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时的情景。

当然，这不是说统治者主动让步的动机都是无私的。诚然，林肯解放黑奴确实是为他本人的信念驱使，但许多改革领袖确有私人动机，最常见的是希望通过改革能名垂青史。对他们来说，青史留名比牟取早已饱和的私利更有吸引力。推动邓公改革的主要私人情结，在我看来，就是他想在中国历史上打下有别于老毛的个人印记。同样的动机似乎也可以解释李登辉为何要冲出“经国先生”留下的阴影。

统治者因人民的理性斗争而被动让步，主要见于英国和北欧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基本上没有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而是使用有控制、有限度、有明确目标的和平斗争来逐步蚕食王室的权力，最终把王室架空为某种吸引外国游客的装饰品。

另一种被动让步是统治者主动改革引发出来的副反应。改革是一种难以在事先精密设计的系统工程，一旦驱动后，常常引发为主事者意料之外的链式反应。邓小平曾坦承乡镇企业是始料未及的“异军突起”，他当初在决定实行大包干时，根本就没想到此举会解放农村的剩馀劳动力。然而正是这计划外产物初步突破了中共那种最反动的农奴制，不但减弱了我党对农民的控制，而且为将来逐渐消解反动的户口制度作了铺垫。类似地，对外开放的原初目的是引入外国的资金与技术，然而这却引起了各种资讯的大量涌入。它突破了社会原有的封闭格局，使人民初步获得了起码的知情权。这些都是统治者不愿看到却又无法彻底禁止的，不过要说它们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恐怕实在牵强。

此节证明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生的良性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除了国府取代北洋军阀那个例外，基本上都是由统治者主动与被动的让步实现的，而这些让步不是人民斗争的产物。


六、前景


以上论证，实际上只说明中国的社会进步可以并只能通过统治者的主动或被动让步来实现，并未证明这种让步可以最终导致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民主必然在中国实现”和“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其实都是先验的武断命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逐步、有序、受控的社会实验。但根据上文论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民主制度真能在中国建立，它也只能通过统治者的“恩赐”。传统的人民斗争不但毫无效果，反而只能带来灾难。

既然如此，我们能否教育人民学会英美那种有理性斗争的方式，以此来追求民主呢？遗憾的是，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中国的精英阶层之弱智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对统治者的态度，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当奴才或作响马的两种极端方式，前者以李希光、刘康为代表，后者以王炳章为代表。大多数人虽然不采取这两种极端态度，但“亲共”和“仇共”两大派壁垒之森严，光从网上就能看出来。许多人对我党的仇恨是如此强烈，以致连老芦这种对我党持严厉批判态度的独立知识分子，都要被多次骂成“共奴”和“共特”。指望这样的“精英”去教会人民进行理性斗争，实在是缘木求鱼。或许我是过于悲观了，但我实在是看不出有什麽希望去破除“斗争哲学”。尽管它在神州大地上作恶累累凡半个世纪，却至今为统治者与人民无比虔诚地信奉笃行，简直就成了牢不可破的国教。

更大的障碍来自于我党。在《盲人摸象说民主》中，我给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两个硬件前提。即实现国家一切威权机构和暴力设施的中立化，以及实行法治。这里最大的难题是获得第一个硬件前提，即请我党从军、政、警、特中逐步淡出。即使人民学会了英美式的理性斗争，我也看不出他们如何才能与虎谋皮，蚕食侵蚀党对这些机构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便是未来某位开明领袖看到庞大的党机器对自己的威胁，采取措施使这些杀人利器和权力杠杆逐渐国家化。如果这种好事不发生，则大家也只好干瞪眼。因为冥冥之中并没有什麽“历史潮流”和“客观规律”在那儿保证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其实，民主并非为今日中国之急需。无论是人民还是所谓知识分子，都没有多少人知道民主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几个人渴求民主。工农大众中沸腾的是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与怨恨，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堕为自私自利的享乐主义者，只想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搂钱。因此，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是社会不公，而这里孕育着新一轮毛泽东式的“均贫富”的人民革命。这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现实危险，它同时威胁着统治者和人民。因此，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社会改革，是将中国建设为法治国家，实现起码的社会公正，从根本上杜绝毛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鸣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蒙藏獒、易往崇、油菜等先生作了批评、质疑与指点，帮助我澄清了一些过去没想到的问题，使我受益良多，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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