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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司徒雷登北上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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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司徒雷登北上的真相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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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经验值: 5282
标题:
关于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司徒雷登北上的真相
(858 reads)
时间:
2001-12-13 周四, 上午8:31
作者:
资料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司徒雷登北上的真相
1904年底,司徒携同新婚的妻子回到阔别17载的杭州。花了一年时间恢
复和提高生疏已久的汉语,就开始在农村布道,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神职
人员是必不可少的实习阶段。1908年金陵神学院在南京创办,司徒应聘任
教,前后共11年。他辛勤而富有创造性的教学和工作,赢得了人们的称誉
和信任,从此事业扶摇直上。离开27年之后,当声誉达到顶峰之际又重新
回到金陵旧地,原想趁有生之年为主和他最爱的中国兄弟做一件最后而又
最有意义的工作,何曾料到用自己的全部心血、精力乃至身体健康换来的
却是失败、责骂和误解。这对他来说真是“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史家们早有不少专著,可是仍然留下不少难解
之谜和语焉不详之处,笔者曾就这些问题逐一请教于波公。
1949年春,金陵王气已消沉。正当南京指日易手之际,外交圈里出现
了一件怪事。自诩为中共最可信赖的朋友、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同志的苏
联,竟指示其大使馆随南京政府逃窜到广州。在战乱中随同所派驻的政府
迁移他地,通常被视为对该政府一定程度的道义支持以及对前景的信心。
与此相反,一直出枪出钱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大使
馆,却留在南京不走。司徒在《在华五十年》一书记载:“国民政府自然
希望外交使团迁往广州,这将有助于维持它的声望。按理讲,我们都是委
派给国民政府的,应跟着它迁到‘临时首都’去。”不但如此,“北大西
洋集团成员和所有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决定都抱尊重的态度”,“一些小国
指示他们的代表跟我们一样行动”。这样一来,除苏联以外,所有外交使
团都留在南京了。美国使馆留下,是出自司徒的建议而经国务院同意的。
其中傅泾波的影响起了相当作用。“傅泾波对我的备忘录争论甚烈,表示
反对迁往广州。”“最后把大家的意见分别列为项目,呈报国务院:
1.南迁广州,是我最强烈反对的。
2.逗留南京才是我最喜欢的。”
果然,他的“逗留”得到中共的积极回应。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别
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挖苦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
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
设新店,捞一把”,可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
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文章写得精彩之至!嬉笑
怒骂、亦庄亦谐而不失大家风范。当世人的目光都被这篇对司徒雷登极尽
挖苦之能事的大作所吸引时,谁能料到正是这位毛先生在不久之前曾悄悄
地抛下橄榄枝向司徒招手。不但有许多中共人士“去理他”,就连毛先生
也曾“去理他”。奇怪吗?一点也不,这就叫做政治家的艺术。请看以下
事实:
1.黄华派赴南京。
黄华原名王汝梅,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与姚依林、黄敬(即俞启
威)等同为“一二?九”时代学运的主要领导人,其后陪同埃德加?斯诺前
往陕北苏区访问,开始了外事工作生涯。国共和谈时,他任北平军调部的
共方代表。1949年4月24日清晨,中共大军正式开进南京城,随即黄华就被
派到南京市任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对于当年那段历史,傅泾波记得十分清
楚。
1949年5月5日下午,傅忽然接到黄华的一个电话,寒暄几句之后,傅
立即心领神会问道:“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啊?”“明天上午吧!”黄华回
答。于是5月6日上午八时半傅泾波就去南京市军管会拜访黄华。时距南京
易手仅12天,中美对话的序幕开始了。除一般闲谈之外,黄指责美国支持
国民党敌视共产党。临走时机智的傅泾波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你来
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好啊!”黄作出积极的反应,但立即补
充说:“我也只能称呼他校长。”意思很清楚,他只是去拜访自己的老校
长司徒雷登,而并非和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会晤,是叙私而非论公。“那
你什么时候去看他?”傅打铁趁热问道。“你跟他说好之后,我随时都可
以去。”黄毫不犹豫地回答。
果然,5月13日“晚上八时半,黄华到访了一个钟头零三刻”。在此
之前,当天日间黄华属下的一个燕京校友曾以私人身份拜访司徒(司徒在
致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没有提及其姓名,据悉当时在黄华属下工作的燕京校
友有刘克夷及张林生,不知是否上述二人之一),广泛议论了各种政治问
题。黄心中有数之后乃亲自到访。当晚在座的还有傅泾波,他们全部用中
文交谈。“谈话友善而非正式”,内容甚广泛,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
在平等互利之条件上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黄表现出极大之兴趣”,以
及“黄详细地解释中国需要与外国有商务往来及其他关系”。以后黄与司
徒又多次接触,与傅的往来就更多了!
近年中共有些内部档案陆续曝光,其中包括黄华与司徒见面前夕,中
共中央要求黄少说多听,以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向;在陈述自己意见时应根
据李涛声明;对于傅泾波提到司徒愿意继续任大使和我们办交涉,以及修
改商约问题不要表态拒绝。
由此不难看出,中共碍于当时的敌对局面,即美国继续出枪出钱支持
国民党政府,不便与之公开接触,但却又有实际需要和美国进行对话。尊
师重道古有明训,学生去拜望校长理所当然,至于他们谈的是什么内容那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把黄华派到南京乃中共为打开中美对话而精心安排的
棋局。司徒日记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来这儿的。”
明眼人早就看透玄机。
当时毛泽东亲自主持外交大计,由周恩来坐镇北平指挥全面,另有两
个前沿阵地,一是南京,二是上海。上海聚居着最大量的外国人,外国企
业也基本集中在那里。南京则是外国使团所在地,要使这些国家对新政权
有所认识,并进而促使它们早日承认新政权,很多工作都要在南京做。两
相比较,后者尤为重要。中共派往该两地的是章汉夫和黄华,二人均中共
外交战线一时之彦,但论声望和资历,章又高出一线。没有把章派到更为
重要的南京,惟一的解释是章并非燕京学生,和司徒搭不上界。
1999年为纪念南京解放50周年,由南京电视台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联合制作的连续纪录片《风雨钟山路》特别访问了黄华。他回忆了出发前
周恩来对他的指示:到南京后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一语道破天机!
2.上海之行。
1949年5月25日中共攻占上海。6月11日司徒到上海作了一次访问。先
是5月31日,即上海易手后第6天,司徒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前往上海的
想法。其实当时司徒并无迫切前往上海的需要,无非是“想看看新政权控
制下的上海,尤其是想同美国公民交谈一下”。同时他亦知道“接管后的
一些日子里,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必然处于混乱状态”。中共方面本可对
司徒“不识时务”的要求一口拒绝,但黄华一方面说目前司徒仅是一个
“普通的美国公民”,另一方面又说他属于“特殊情况”,于是为司徒上
海之行做了周详的安排,还指派三名人员陪同前去。
司徒到达上海,燕京校友们照例前往欢迎。当时中共又特别指派杨刚
和李宗瀛去参加。杨和李都是当年燕大的尖子学生和学运领袖,司徒对之
印象极佳,以后又均服务于《大公报》与司徒时有接触。其时杨已调到上
海外事处工作,李仍担任《大公报》记者。这段往事乃李学长告知笔者
的。司徒在上海前后与三百多位燕京校友见面,其中二十多位是共产党
人,都一致劝司徒返北平一行。由此可见,司徒确是受到中共的破格厚
待,而绝非“没有人去理他”。
3.毛、周欢迎司徒北上。
这是那段时期中美对话的最高潮。如同黄华和司徒见面一样,为此事
穿针引线的仍是傅泾波。根据6月30日司徒给国务院的电文,6月初傅偶然
向黄华提及有无可能让司徒雷登6月24日在北平燕京大学度过其生辰,因
多年来司徒一向如此。当时黄华未予置评。司徒在电文中特别指出他事先
并未指示傅这样做。迨6月18日黄主动问傅,在时间安排方面司徒访问北
平有无困难?傅未予肯定答复。综上所述:(1)傅只是探索地询问有无
可能;(2)傅未肯定司徒是否一定北上;(3)司徒本人并未介入,起码
表面上如此。
如果说司徒和傅是以低调进行试探的话,则中共的回应可说是极为热
烈。6月28日,黄华拜访司徒,转达他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息:如果
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将欢迎他前来北平。当时司徒再一次以
低调回应。他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
老人”,长途乘坐火车太过劳累。这时黄华又再一次显示出诚意,表示所
有铁路可供他使用,甚至司徒如果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亦可安排。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黄华通知司徒欢迎他北上之前两天,即6月26
日,司徒已从刚自北平回来的周裕康(燕大总务长蔡一谔的亲戚)处得悉
此消息。司徒在日记中说,周告“毛泽东宣称我(指司徒)会被作为许多
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司徒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又写道:“接到陆志韦6月6日发出的信,也提
到关于我要往北平旅行的事。”有些人以此认为对司徒北上的正式邀请是
由燕大校长陆志韦发出的,因表面上司徒北上是回燕京度生辰。但我核对
该函时发现并非如此。陆志韦6月16日函一开头这样说:“昨天上午我见
到周先生。很感谢你关于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
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很显然这只能算是通风报信。令人感兴
趣的是信中提到:“我的一个十分亲密的朋友前天告诉我,未来燕京的成
败可能系于你此次北行的结果。”(见陆志韦原函)此人又是谁呢?会不
会是中共有意向司徒传话?
两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傅泾波访问黄华后谈及陆的信,黄说毛、周会
欢迎司徒的。下午黄华前往美国使馆正式转达了此项邀请。
司徒尽管表面冷漠,其内心热情并不亚于中共。他向国务院进言:
“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
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首领进行非正式的惟一机会的谈话。此种
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像力和冒险精神的象征,显示美国
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将可能令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无奈他有不得已之苦衷。因为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局面十分复杂,如果过早
公开北上之计划,极可能导致胎死腹中。因此他决定:①未完全准备妥当
之前不向国务院报告;②对中共方面不作肯定承诺,因为万一国务院不
准,他将失信于人。
黄华转达毛、周邀请之后,司徒与傅之间展开了一场少有的争论。司
徒通常对傅言听计从,唯独这次例外,而恰恰就是这一次令他铸成终生追
悔的大错。争论的焦点在于何时向国务院报告。傅主张“先斩后奏”,等
到上飞机时才打电报给国务院。因他深知国务院面临种种压力,而国务卿
艾奇逊又胆小怕事,恐不易同意,不如造成既成事实以打开僵局。但司徒
却显得犹豫难决。于是傅说:“你还有燕京大学啊!燕大是你的,你不管
不顾吗?”司徒说:“还是稍为慎重一些好,现在院外援华游说集团活动
得很厉害,很能掣肘我们的行动。”傅急了说:“管他的!咱们做事
嘛!”“你这是流氓胡闹(Yo u rasca l)!”司徒半开玩笑地结束了这场
争论。司徒之所以一再强调小心慎重不为无因,他过去曾数度受到国务院
训斥,责其自作主张介入和谈活动。
司徒遂于6月30日请示国务院,7月2日收到复电,不同意北平之行这一
讯息由傅泾波转告黄华,黄甚不悦,说了一句:“美帝国主义本性依然不
改!”
波公在叙述完这段往事之后万分感慨地说:“如果当日老人家去了北
京,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如果司徒真的去了,其结果会是如何呢?如今看来无非两种可能。
其一,取得实质性突破。从此中美逐步恢复友好,即把70年代开始的
中美和解提前22年,甚至像波公估计的那样会产生更深远的历史影响。或
者像《纽约时报》的老中国通西摩?托平认为的那样,尽管司徒之行未能
立即取得明显收获,但北京和华盛顿的对话渠道能继续保持,则“很多误
解和以后20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
其二,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仅司徒北上与中共领袖晤面这一事实
本身已构成对苏联的心理压力,何况中共还可以营造一些表面气氛,如在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事件上作出一些和解姿态等。这无疑有助于中共在
几个月后的中苏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较好的谈判结果,减
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
无论出现上述哪一种后果,都既有利于中国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艾奇逊曾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宣称:“我们对中国最关心的是两件大
事。第一是谁统治中国,即使是魔鬼本身统治中国,只要他是独立的魔
鬼,就远胜于他是莫斯科的化身或中国在俄国控制之下。”北平之行正是
争取中共摆脱苏联影响的大好时机。
可惜历史有时并非按照人类理性的轨迹来运行。历史舞台上每个演员
的才智、品格与个性,都会对历史的运行发生一定影响。如今事隔半世纪
之后,回顾一下这桩历史憾事,是非功罪就更清晰无遗了。
1.在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司徒和傅设计出来的打着“私人访
问燕京”为名的“瞒天过海”妙计,乃是当时打开困局的切实可行的途
泾,可惜未能实现。
2.毛泽东和周恩来以无比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胆略纵横捭阖。先是因势
利导亲邀司徒北上,其长远战略为化解中美对立,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而其近期目的则在于增加手上之筹码,以应付即将举行的中苏谈判。
其后邀请被拒,于是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篇《别了,司徒雷登》
把事情抹得一干二净,仿佛世界上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同时却朝着
那只一向心怀叵测的北方大熊投去,高唱“一边倒”。
3.表面上北上之建议乃被杜鲁门所否决,但实际上艾奇逊应负全责。6
月30日上午5时30分,司徒电文到达国务院,一片兴奋反应,包括政策设计
处的约翰?戴维斯以及一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巴特沃思均主张司徒北上,但
又顾虑舆论压力。当时压力之巨大,通过国务院一些官员异想天开的建
议,可以窥见一二。例如,巴特沃思建议司徒先到沈阳接回华德,然后归
途中在北平停留;戴维斯则建议发表一声明,声称司徒乃前往北平观察
毛、周之“暴行”。何以压力如此之大?它来自:①追究“失掉中国”的
责任,责怪政府援蒋不力和姑息中共,一时间国务院成了众矢之的;②驻
沈阳总领事华德及若干使馆人员被中共扣押,全国舆论哗然;③院外援华
游说集团在国民党政府支持和策动下,正倾全力攻击中共以阻止承认中共
政权。作为国务卿的艾奇逊本来完全有权批准驻外使节在其驻在地外出旅
行,何况司徒的旅行还打着“私人事务”的招牌。至于艾本人,其实也希
望早日与中共接触,甚至早日承认中共政权。1951年10月《时代》杂志曾
披露,早在1949年它的记者从国务院高层获悉,艾奇逊曾“坚持地与杜鲁
门争论关于早日承认共产党中国。在杜鲁门去肯威斯特之前,艾奇逊要求
他同意早日承认一事”。所以艾奇逊大可以悄悄地批准司徒,司徒亦可悄
悄地北上,一待有所突破之后才公诸大众,就像后来的基辛格那样。可是
艾奇逊却先在国务院公开征询意见,自己又优柔寡断拿不出主意,最后要
求杜鲁门拍板。须知美国总统是民选的,他不但要面对参众两院的议员
们,而且要巧妙地应付不同的政治集团和各派政治力量,以保证其政策在
任内得以贯彻执行,并争取下届连任。所以他面临的压力和需要照顾的层
面比国务卿大得多得多。就在黄华转达对司徒的邀请前4天,杜鲁门收到
16位共和党人和5位民主党人参议员的联名信,要求切勿承认中共。试问
在这种情况下要杜鲁门公开批准司徒北上,岂不等于把他置于反共靶场上
成为众矢之的?庸臣误国,中外皆然,至堪浩叹!
艾奇逊原以为时间可以再次为他带来机会,岂知中共能够从事寻求中
美和解的时间是十分短暂的。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底毛泽东亲
率代表团赴苏,翌年2月中苏在莫斯科缔盟,所以1949年7、8、9这三个月
是中美谋求和解的惟一良机。美国著名学者南希?塔克,中文名唐耐心)
在其所著的《乱中格局:1949—1950中美关系及有关承认之争论》一书中
证实,在1950年初期朝鲜战争前夕,杜鲁门和艾奇逊已准备外交承认北
京。但为时已晚,他们还未和北京搭上线,而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局势遂
无可挽回。
1972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工作人员报告,题为《1949
年及1950年的美国及共产党中国;关于恢复邦交和承认的问题》,由主席
富布赖特(J.Fu lb r igh t)写前言。该报告公正地指出:“在经过一段短暂
的努力以寻求与美国恢复邦交之后(对此杜鲁门政府并未予以积极回
响),党的领导人遂决定‘倒’到苏联一边而远离西方。”
上述这段试图弥补中美关系裂痕的重要历史,相当长的时间在国内没
有被人提及,不知是资料不全抑或有意回避?记得80年代笔者在香港曾著
文披露此段历史,不料竟惹起了某些“凡是派”大人的义愤,指我恶意诬
蔑伟大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光明日报200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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