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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集团性和牺牲精神(ZT)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文章标题: 集团性和牺牲精神(ZT) (171 reads)      时间: 2003-1-12 周日, 上午9:16

作者:peacemaker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日本人热衷各种爱好的另一个目的是进入团体,包括许多宗教组织,有些人好像为了加入组织才去信仰那个宗教的,因为日本人的家庭观念比中国人薄弱,大多数人就去团体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由此形成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

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残虐行为就是由集团性的疯狂引发,至今你还可看到它们的一点影子。日本的每个大学有各种运动队,每年要参加各种联赛,所以每个大学就组织专职的学生拉拉队,当球队的运动员学生在练球时,这些自愿加入拉拉队的学生也在练习声援的口号和节奏。每次在校园看到拉拉队的排练劲头,总让我浑身一激灵,这种劲头如果变成破坏力肯定十分可怕。幸好,和平安逸了五十年的日本年轻人只知球场不知战场了,倒让人敬佩这种为集体荣誉甘愿当陪衬的精神。中国也不乏为本地区助威的「热血」拉拉队,但谁愿意为了几声吼叫去定期操练?



日本政治家也不乏这种精神。与中国五十多年只有毛、华、邓、江四个领导人的超「稳定」相比,日本同期换了二十几个首相,其中不少是田中那样因社会危机和丑闻引咎辞职的。这当然归功於民主政体,但看事变过程,不少政治家是为了保住执政党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权利。更有一些右翼议员,明知为侵略战争翻案要下野,偏在当上部长後不久出来叫嚣一番,以扩大他说话的影响力,好像熬到一个部长就是为了宣泄心绪,声称为了民族尊严必须说出事实。作为中国人,对这类右翼政客义愤之馀,不由联想,在彭德怀事件、赵紫阳事件时有叁分之一的中国政客们拿出不恋栈不怕丢乌纱帽的精神,中国早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



商场上同样可见日本人的集体观念。东京繁华的商业街上,高楼林立,多数是几家公司合租一幢楼。但公司店家竖出楼面的招牌,高度不超过自己所占的楼面,宽度一搬不超过两尺,店招整齐地贴墙排列互不遮挡,行人在很远就能看清每幢楼不同公司的招牌。我是到了香港才发现这个小节的。香港商业街的店家,彼此争着让行人注目,拼命把牌子往马路中央伸,结果大小不一高低不齐的招牌插在半空,远望只见花花绿绿一片,牌子和店家根本对应不上。同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日本和香港的细微不同,可以看出中日国民性的差别。



是儒家还是资本主义?

这种集体主义来自日本的「和」文化,就是注重社会和谐,体现了「和为贵」「求同存异」的儒家精神。



十年多前,亚洲四小龙紧随日本在世界崛起,其时邓小平既要维持独裁统治,又要搞经济改革,就提倡新权威主义。精英智囊为他找理论依据,把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归於儒家文化,认为四小龙的经验提示,没有民主化也可以走向经济现代化。一时间,宣传新儒家,研究新儒学,着实热闹了一阵。



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当时把邓小平(江泽民也可能自称)的所谓新权威主义和四小龙扯在一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讨论,所以毋需赘言。重要的是,分析日本的成功经验,认清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



综观日本的各个领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整个国体的硬件是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但具体操作时用的软件却大多是包含儒学的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的拿来主义始於二千年前的汉朝,唐朝时达到顶峰,大批遗唐使来中国留学,回国後推动大化革新,确立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後期接受王阳明的学说,「知行合一」,保持道德「良知」已经揉进日本人的性格;《菜根谭》在日本远比在中国普及,它所宣扬的自省精神深入日本人心;至於《叁国演义》,不仅和中国一样家喻户晓,还和《孙子兵法》等兵书是政界商界领导喜欢研读的书籍。



日本的政坛让西方人看不太懂,战後五十多年,除了极短暂的两次更迭,政府一直由自由民主党独霸,有些中国留学生就此认为日本也是「一党独裁」。其实自民党是「党内有党」,有几个观点略异的派阀,在选举时「举党一致」夺得众、参两院的多数,然後各派阀协调平衡,推举党首出任政府首相,一般是各派阀首脑轮流担当。遇到危机时,就推出「人气」较旺的非派阀人物应付局面,十年前的海部首相和时下的小泉首相就是这类角色。所以日本的首相不一定是最出众或最有实力的人,而常常是党内协调後的各种政策的代言人。九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人民主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党内外解散派阀呼声十分高涨,引发了几次大的政党改组,致使自民党已不能单独过半数,一直和小党联合执政,但派阀依然如故,其它在野党也是如此,因为它出之传统文化积习,非一时一刻能改。



对日本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是弊端的派阀体系,倒很值得时下的中共参考。如果中共害怕失去执政党的地位,可以先允许党内形成公开的不同观点的派别,通过党内选举协商,推举有民望的派别首脑做领袖,推行符合民意的政策,使共产党挽回人心,在此基础上再开放党禁。这样既可能减少社会震汤,又为过度到全面政党政治铺平道路。



日本的经济体系更加奇特,公司间的业务交往,作为法律依据的契约只是形式,一般都靠人际关系维系。看起来和中国的关系网类似,但又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信誉是用过硬的产品建立,中国却常因关系户而降低质量(当然是公有制的积弊)。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他们一般也不找律师,而是先双方商谈解决,很像中国的私了,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能自行解决。找律师的人很少,使日本律师的需求量很底,全国只有一万多名律师。日本大多数人一生没找过律师,这一点也和中国相似,与人人都有自己律师的欧美社会不可比拟,所以日本法院的作用也相对薄弱。比较两者,强调法律监督的人际关系较为被动,而以信誉维系的社会更富人情味,也更和谐稳定,至少更适合中国国情。这可能是日本超过欧美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国的儒学并不是废铜烂铁,也有许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宏扬,但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在日本和现在的韩国、台湾那样的民主社会,以及新加坡、香港和早年的韩国、台湾那样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的框架,才能发挥其价值。



恩怨不解的中日关系

一流的国家肯定有一流的素质,日本也应该不例外,但中国人甘拜欧美下风,却总不肯服气日本,好像不光是旧仇未消的问题,还有点同类相克的意思。犹如萝卜克人参,反之日本对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沿袭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传统说法,日本抛弃台湾和大陆建交後的关系,就是一对同床异梦的冤家兄弟,一会儿动辄组成几千人的亲善团体互访,一会儿是「钓鱼岛事件」、「教科书风波」、「参拜靖国神社纷争」,恩恩怨怨难解难弭。



其实,叁十年来双方一直在误区交往:强奸民意的中共以己度人,希望日本政府如他们一样任意行事;而日本的国民也犯同样的错误,认为中国政府的意见就是全中国人的想法,导致误解越陷越深。



当初建交就是连环错的开始:田中首相访问北京五天,毛、周就和他决定了一揽子问题,不仅匆忙建交,还不顾十亿人的心愿,轻易放弃叁千万人命为代价的战争赔款,日本感激涕零之馀,认为问题圆满解决了。随後日本给中国无息贷款,中国认为这是日本对放弃赔款的补偿,日本却认为是对中国的恩惠。有点像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不仅每年要在国家预算中审议,指定中国的用途和项目,还附加不允许用於军备等条件。对此不满的中共,适时允许个别人大委员和部分学者提出「对日民间赔款要求」的话题,使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出尔反尔,重新提出已经解决的战争赔款。年前,日本认为中国宣传「日本无息贷款援助中国」不力,要求在贷款建设的北京车站上竖碑注明。为了下一年的贷款,中国政府不得不照办,真是「拿了人家的手短」,本来很清楚的中日两国到底谁欠谁的问题,在中共为维护一党利益的操作下变成了一笔糊涂帐。



至於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除了执政党的右倾意识,还有某些团体的压力,至少迎合了多数选民的心愿。我接触过许多日本老人,除了当年就持反战立场的共产党员真诚地表示愧意,大多数人依然坚持「大东亚共荣」的观点,认为「当时中国内乱需要日本帮助整合」。他们至今不承认被中国打败,虽然我可以驳倒他们的谬论,但肯定不能让他们心服,因为「谁强服谁」的另一面就是「谁弱欺谁」,这种民族心理在日本根深蒂固,如今不敢言「欺」,但仍然难改「轻蔑」。试想,中国人的人均产值只有日本人的四十五分之一,也就是一个日本人的价值等於四十五个中国人,除了「轻蔑」,我们还能从日本人那得到什麽?



何况在「钓鱼岛事件」等问题上,中共不是站在民族利益用民族气节和日本交涉,而是把它们作为和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日本天皇和历次首相来华时的讲话至今没有达到对韩国道歉的程度,但中共都接受下来。事後民间再说日本的反省不彻底,连一些原来亲中的友好人士都觉得中国人没完没了。最近横滨大学的汉学教授矢吹晋就反问:中国如果觉得日本道歉不够,当时为什麽接受了?



不能否认,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日本超强经济地位的确立,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右倾势力逐渐抬头,连过去的许多左倾学者也在右转,但目前阶段更多的是对战後所受约束的反弹。真要回头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也非易事,尽管大多数日本人不认罪,但没有多少人愿意修改给他们带来近六十年安逸的和平宪法去上战场,而且当年在战场没得到的东西今天用经济手段都得到了:马来西亚的木材,中国的农产品和印尼的石油等,他们为什麽还要上战场?



由此可见,解决中日恩怨的关键在中国。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与台湾达成和解,消除日本渔利的空间,然後中日双方都按民意处理两国关系,才能合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要铭记「以夷制夷」的古训,拿出当年日本人来我们大唐取经的虚心,老老实实学习日本的「忍」劲,苦干二十年,使中国的人均产值上升到日本人的四分之一,国力达到日本人的叁倍,到时,不用我们说「不」,日本人自己就先说「是」了。



如果相反,大多数「爱国者」不首先对抗中共解决内政,却继续向日本呐喊「我们虽然贫弱,但依然有权要求正义」,那麽再过叁十年,我们还是一个一面向日本借债要钱、一面向日本抗议而被日本看不起的劣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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