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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国共谈判内情如何？二答朱学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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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国共谈判内情如何？二答朱学渊先生   
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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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国共谈判内情如何？二答朱学渊先生 (860 reads)      时间: 2001-12-06 周四, 下午7:02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借口之一就是就是蒋介石一定要消灭红军，削弱抗日力

量。朱学渊先生也说，对于蒋介石的“安内”，“就连委员长最亲信的陈氏兄弟，

也主张息事宁人，饶了共产党”，似乎陈氏兄弟与中共谈判，并非出自蒋的本意。

此论看来未顾及历史事实。大量资料表明，蒋介石从1935年底开始就一直主动不

断地与中共接触，寻求政治解决途径。陈立夫与中共谈判，正是蒋介石亲自授意、

策划并主持的。



这段历史，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海峡两岸都不怎么提及。个中原由，大陆方面是

为了指控蒋介石“只打内战不抗日”；而台湾方面，则是为了突出蒋介石“反

共抗俄”的坚决态度和先见之明。今天，这些恩怨已成过去，应当是我们抛弃

政治偏见，揭开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话说1935年，日军在华北步步紧逼，蒋介石感到中日之战已经迫近。正好当时

中央军追击红军，深入云贵川三省，顺手解决了民初以来西南诸省长期割据的

问题。蒋介石亲赴云贵川视察，脑中思考对日作战方针，初步形成了依托西南

广大腹地，迫使日军变南北对攻为东西仰攻的战略，并着手从经济、军事、外

交多方面作具体部署。



外交方面一个大动作，就是强化与苏联邦交。因为中日一开战，沿海势必为日

军封锁，连接苏联的西北交通线，就成了中国进口军事物资的重要渠道。蒋介

石希望能与苏联签订军事合作协定。而苏联方面，鉴于当时日本向内蒙、绥远

推进，担心日本可能先攻外蒙，再击苏联，对蒋的提议反应颇为积极。自1935

年10月起，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要员，接连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就中苏合作和互助问题，进行紧张谈判。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敞开了与中共和谈大门。当时剿共军事已经取得绝对胜利，

红军被赶至西北边陲，不再对南京国民政府地位构成直接威胁。为了团结抗日

大局，蒋介石愿意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前提条件仅仅是，中共放弃所谓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改编军队。12月19日，他在会见苏联大使时，明确表示

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向中共施加影响，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在蒋看来，与苏联签

订军事互助协定，必须以解决中共问题为前提。否则中日开战，苏军依协议进

入中国，到处扶植中共政权，岂非拒虎引狼？



为此目的，蒋介石一连派出多路使者与中共和谈。1935年底，蒋指示回国述职

的驻苏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与中共驻苏代表团接触，探讨两党合作途径。

随后又秘密派陈立夫和张冲至柏林，一俟邓文仪的谈判稍有头绪，立即就近指

导，并马上开始与苏联政府商讨军事互助协定问题。



在国内，蒋介石让宋子文通过宋庆龄联系，找到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与

张子华，前往陕北苏区，向中共传达和谈信息。陈立夫也奉蒋之命，令当时铁

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寻找关系。曾养甫与秘书谌小岑，同中共北方局代表周

小舟、吕振羽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



共产党方面，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很快发现四周都是些诸如东北

军、西北军之类的杂牌军。这些杂牌既不经打，也不愿打，前线部队纷纷与红

军签订停火协定。到1936年初，陕北剿共战争实际上已经停顿。刚刚经历二万

五千里辗转流亡的中共中央，总算又在陕北有了个安定的家。



然而他们并不满足。早在1935年12月23日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就制定了一个

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准备以8个月时间，扩军至少两万五，向南夺取甘泉、宜

川，向东占领黄河西岸五县以上地区，创立山西根据地。



次年2月20日，红军以”打通抗日路线“为名，东征山西，实际上是执行瓦窑堡

决议，抢占地盘。一向视山西为独立王国的阎锡山，抵挡不住，不得不向南京

中央政府求援。3月下旬，中央军陆续开往山西。蒋介石同时还调派中央军入陕，

加强陕北围剿牵制兵力。一度停息的剿共战火，再度燃烧。



激战月余，红军无法在山西立足，只得在5月2日至4日陆续撤回陕北。临行之

际，特别发个回师宣言，提出停战议和，并且破天荒地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

改称蒋氏。不过此举纯属宣传策略，中共并不当真。正如毛泽东所说，谁都知

道蒋介石不会与红军握手言和，正好，“不和就是卖国贼，打卖国贼！”



还在2月底山西战斗正酣时，董健吾、张子华抵达陕北，带来蒋介石的和谈条

件：只要中共放弃苏维埃，红军改编，则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

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等。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了解到南京方面谋求和解的消息。然而他们奉行“抗日反

蒋”方针，只把这当做统战机会，反过来要求召开国防会议，成立国防政府和

抗日联军，等于彻底否定南京国民政府地位。当时红军进攻山西得手，中共甚

至强硬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蒋”，作为召开国防会议的前提之一，

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



在此情况下，中共北方局周小舟与曾养甫、谌小岑几次交涉，自然也无成果。

如此到了4月底，红军失利，周小舟奉刘少奇之命再赴南京谈判，要求中央军停

止进攻山西红军。经过反复商谈，国民党方面于5月15日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四项

条件：



“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过宁夏趋察绥外蒙

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政府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有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这几条，可说是国民党在政权组织和统一军队方面让步最大的条件了，不仅答

应改组国防政府，而且还不以中共首先放弃苏维埃和改编军队为先决条件。鉴

于日军进攻矛头已指向内蒙察绥，红军既高喊抗日，则开往察绥边境，依托苏

联实现其抗日愿望，也算得上是求仁得仁。如果能进而引起日苏冲突，使日本

再也无力南侵中国，对中华民族自是上佳结果。



当时北方局与陕北中央尚无电台联络。这几项条件辗转送到陕北，已是六月中

旬。这时两广已发动反蒋，中共也靠上了张学良这棵大树，正紧锣密鼓筹划割

据西北，对此显然不感兴趣。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的新条件，实际是

企图“导火日苏战争”。中共当时名义上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利益

是必须放在所谓狭隘民族利益之上的，当然不能答应这种条件。



不过苏联也不支持中共搞西北割据。他们看得清楚，反蒋势必有害于中国抗日，

将给日军北攻苏联提供机会。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严厉批评中共的反

蒋政策。责令其改弦更张，采取联蒋抗日方针。从此以后，中共开始真正重视

与南京和谈工作了。



8月27日，国共两党联络代表张子华(又名黄华表)第三度到陕北，带来了曾养甫

邀请周恩来外出谈判的信件。中共中央很快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谈判代表。周

于9月1日修书一封托张子华带给陈果夫、陈立夫二兄弟，表示愿意出来谈判。



几番周折，等到张子华将周恩来信件交到陈立夫手中，已是9月下旬。这时西北

军事有了大变化。张国焘率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准备趁中央军调离陕

甘兵力空虚之际，联合陕北红军西渡黄河攻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蒋介石急

忙下令远在湖南的胡宗南部回师陕甘，又令洛阳的关麟征25师先行开拔入甘。

一度因两广事变而渐息的西北战事，又趋激烈。



鉴于蒋介石加紧剿共，中共认为“恩来外出，安全无保障”，国共高层会谈时

机尚不成熟。十月中旬，张子华、潘汉年数次来电报告，陈立夫邀请周恩来谈

判甚急。周恩来于10月21日致电张子华，请他转告曾养甫和陈立夫，中共决定

改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他本人暂不出来。



当此时候，红军正集结黄河东岸，准备渡河西征。蒋介石急调大军进击，并于

22日亲赴西安坐镇指挥。23日，朱德、张国焘下令红四方面在靖远一带西渡黄

河，正式展开宁夏战役。不料国军关麟征25师迅速插入靖远，封锁黄河渡口，

将红军截断成东西两路。蒋介石抓住有利战机，命胡宗南、张学良督率所部，

向陕甘苏区节节推进，层层压缩，决心消灭红军，或至少将其逼到外蒙去。



面此危局，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谈判条件上作大幅度

让步：可以接受服从南京中央，改红军叫国民革命军等条件。唯一要争的，就

是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



然而，就在中共作此决定时，蒋介石那边已经从以前立场上退步，大大收紧了

和平条件。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潘汉年，代表蒋介石提出：

中共必须取消对立政权，红军只能留3000人，其余均由南京政府编遣，师以上

干部解职出洋半年再回国量才录用，党政干部分配到南京各机关服务。他再次

邀请周恩来出来与蒋介石面谈，遭中共拒绝。



不久之后，11月14日绥远抗战爆发，蒋介石必须顾及到对日作战，再加上山城

堡之役显示出剿共之不易，12月初蒋终于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师以上干部

出洋，同意红军改编，仍归共产党领导，只是人数必须限制在三万以内。然而

中共态度又变强硬了，12月10日回电声称不接受此种限制，“我们决心以战争

求和平，不作无原则之让步”。



张学良得知中共态度，一天后即发动了西安事变。



从以上史实看，剿共内战始终不断，似不能全怪蒋介石。中共数度发动战事抢

占地盘，显然也对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平心而论，蒋个人本意，固然希

望消灭共产党，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能够以抗日大局为重，主动为中共开

启和谈大门，应当说是相当识大体的。



朱学渊先生把蒋介石的联共联苏，与张学良的联共联苏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不

过是“正统”与“非正统”之别。愚以为此论不妥。谈论正统不正统，是最不

要得的千年陈腐旧套，早该抛弃了。依我之见，蒋张之间最大区别，不在正统

不正统，而在其对于抗战的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害。蒋之联共联苏，乃是促成全

国团结抗日之举；而张之联共联苏，搞的却是分裂割据，客观上损害团结抗日。

后面这一点，少有人提及，我将在《三答朱学渊先生》中加以说明。



200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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