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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瓷公鸡、铁仙鹤,不锈钢耗子琉璃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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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瓷公鸡、铁仙鹤,不锈钢耗子琉璃猫   
所跟贴 瓷公鸡、铁仙鹤,不锈钢耗子琉璃猫 -- 马悲鸣 - (4384 Byte) 2003-1-07 周二, 下午8:33 (640 reads)
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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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文章标题: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对签名运动说“不” (252 reads)      时间: 2003-1-07 周二, 下午8:40

作者:马悲鸣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对签名运动说“不”



·马悲鸣·



一、从米兰·昆德拉拒绝签名的小说谈起



  前几年笔者曾在六四某周年时著文,讨论前天安门广场保卫部部长辛苦盗用王超华之名在公开信上签名之不义。今又见报导,有民运名士王丹者流声称要在“六四”十周年之际欲征集百万人签名,呼吁为六四平反。由此想联到当年捷克的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个情节。



  男主人公托马斯医生在“布拉格之春”时,因反对入侵当局而被解职。随后他又面临着另一种历史的抉择∶他的儿子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的面前,要求他“勇敢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无疑“大方向正确”,而且主人公自己已经丢了饭碗,不会再有什么更坏的结果。但对方摆出的那付胁迫签名的架式却象极了街头上的一幅宣传画。



  苏军入侵之前的1968年,捷克以“自由派”自命的人士发起《两千字上书》造势运动时张贴过一幅宣传画。用了一幅苏联内战时的征兵广告。苏联的原画上有一个头戴红星帽子的红军士兵,瞪着严峻的双眼,用食指直指观众。下面的标题是:“公民,你加入红军了吗?”这画很象那幅二战期间美国著名的征兵广告∶头戴星条旗高帽子,撅着山羊胡子的“山姆大叔”圆睁双眼,用食指直指观众的鼻子,下面只有三个字的大标语是“我要你(I want you)”。



  捷克的这幅宣传画,把那幅苏联征兵广告下面的标语改成“公民,你在两千字上书上签名了吗?”——如果没签,就赶快去签!



  孰料一年后苏军入侵,当局清查自由派人士时,仍用这同一幅宣传画,连标题都没改∶“公民,你在两千字上书上签名了吗?”——如果签了,就赶快去坦白自首。



  主人公看到眼前这位“民主斗士”咄咄逼人的正义姿态和街头那幅戟指瞪眼的宣传画上士兵的姿态何其相似乃尔,便断然拒绝∶“我不签!”



  如果将来有历史学家们来记录这次事件,可能会注意到联名信上没有这位主人公的名字。这当然是公认的羞耻。但这位主人公宁愿放弃所谓大义,宁愿被同胞目为怯懦,也不愿在这样的眼神和指头下签名。



  他看不出以瞪眼戟指相逼的专制当局和同样以戟指瞪眼相逼的“民主斗士”之间有什么差别。





二、声援韩少功的签名信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是韩少功翻译的。韩少功更在近作《熟悉的陌生人》里引用了这一段。我是读了韩的文章才知道米兰·昆德拉还写过这么个情节。上面关于米兰·昆德拉拒绝签名的小说几乎是整段抄袭、剽窃,更确切地说是拷贝自韩的文章。韩应该算是昆德拉权威了吧。但不久韩少功的名作《马桥词典》因为名字与《哈扎尔词典》相仿佛而被讥为模仿,就如《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名模仿《日本可以说不》一样。



  蒙古人伊湛纳希写的《一层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模仿《红楼梦》。因为两个书名都用了同一个“楼”字。而《红楼梦》明显模仿《金瓶梅》却并不大为人所常道。连王朔都是很晚才知道这一点而叹息道∶“敢情连曹爷也不是旱地拔葱呀”。



  盖因两书的书名都没有用互相重复的字词。当然了,《金瓶梅》又有模仿《水浒传》之嫌,其中好几个人物都是完全相同的。比如武松兄弟与潘金莲、西门庆等。



  《马桥词典》是用词条形式写的,确有几分象《哈扎尔词典》。否则,韩少功就是在模仿《现代汉语词典》。反正所有的词典都是这么个写法。“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模仿也不是坏事。曹爷模仿得好,给如今无数大雅之堂里的“红学家”们提供了饭碗。而曹爷自己当年却死于饥寒交迫。《哈扎尔词典》当即使作者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只怕《马桥词典》尚不足以使韩少功进入诺奖的候选行列。



  《马桥词典》初被讥为模仿,继则更有甚者,指其“抄袭”、“剽窃”;——这当然过分。韩少功不高兴了,于是便起诉诽谤,索赔名誉损失费数万;——这就更过分了。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未曾见到《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以一模一样的理由起诉石原慎太郎诽谤和索赔。这大概是因为两书作者的名气不敌的缘故吧。



  尽管起诉诽谤和名誉索赔是人人平等的权利。但公众人物起诉诽谤就好比百万富翁为了区区一块钱的得失与叫化子打官司一样;——尽管他有理,但未免有失身份。美国总统克林顿从不敢以他涉嫌的风流传闻而起诉诽谤。中国的国情与众不同,越是名人名家,越是以起诉诽谤来显示自己的权威日重。



  这倒也罢了。居然有海南省办文艺刊物《天涯》的人起草了一份声援韩少功的联名信,到处征集签名;拉的当然都是熟人与文坛名流。而韩少功本人正好就是海南省的作协主席。该声援信一再强调“你不要有所顾虑”,而谁又真能无所顾虑呢?其实很多人并不赞赏韩少功起诉诽谤的做法,却又被帮闲者征求签名。签吧,肯定要丢自己的信誉;不签又薄了朋友面皮;——让人左右为难。



  韩少功打官司虽然令人反感,但毕竟还只是他个人的事。最令人反感的是征求签名的举动强人所难。尽管你反感韩少功起诉诽谤的做法,却因为怕得罪人,而被征不得不签名声援。这简直是拉人上贼船。



  我们谈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讲公平交易。买卖双方自愿。既不能强拉人买,也不能强逼人卖。这种强邀签名的举动,就有点强买强卖的味道。



  网上曾有一篇文章,说在美国见一起诽谤官司,原告为一著名将军,在法庭上拿出种种证据证明某报记者所言完全没有根据。法庭判决的结果是∶将军确属清白,记者亦无罪可咎。作者因此而发了一通议论,说明司法制度保障言论自由的重要。当然这名记者的信誉自此会在同行中大打折扣,甚至会被从记者协会除名,但不涉刑律。



  作为一名合法公民,韩少功有权起诉诽谤和索赔,也有权怂恿手下人征求签名来声援自己。但我们不知道韩少功看到这封声援他自己起诉诽谤的签名信时,是否想到了自己翻译和引用的米兰·昆德拉小说主人公拒绝在呼吁释放政治犯公开信上签名的故事;——至少该主人公还不反感联名信的内容。



  如果韩少功没有想到的话,说明他有心理学障碍;——太过健忘。而如果想到了的话,说明他有更严重的心理学障碍;——双重人格。





三、回首北岛征集签名



  引发八九学潮的是以方励之为首的三十三名知识分子联名要求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而其实这封联名信是第三十三名,也即最后一位签名者陈军策划的。事见《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总第45期》上记者采访陈军的报导《中国民运需要职业的经营者》。顺便说一句,《北京之春》明显模仿“布拉格之春”;——这回又可以起诉诽谤了。



  陈军当时名不见经传,便与已经成名的北岛参与起草这封联名信,然后征求签名。他们声称∶“这次让谁签名,就是让谁出名”。结果老民运分子任畹町要求签名,被认为“名气不够”而遭拒。签了名的则有邵燕祥、吴祖光、冰心、汤一介、张岱年、严文井、萧乾、李泽厚、庞朴、苏绍智、王若水等知名人士,当然还有北岛和陈军本人。但他们征集签名时,却遭到另外两人谢绝。一位是金克木,另一位是钱钟书。这使北岛感到失望。



  事情若果如陈军所言的话,这里就有说头了。文革后期毛泽东号召“反潮流”。而这“反潮流”的号召本身却成了新的潮流。于是便出了一大批追逐“反潮流”的潮流者,比如张铁生、柴春泽、黄帅等人。正如文革前期“奉旨造反”的造反派一样。米兰·昆得拉所描写的是一个真正的“反潮流”者,连“反潮流”的潮流都要反其道而行之。87年海外千名留学生首度签名为胡耀邦鸣不平时确是“反潮流”的义举。但到了陈军、北岛他们征集签名时,签名反而成了潮流。甚至到了任畹町要求紧跟潮流签名而遭拒的地步。



  陈军说∶“在北京有两个人没有签名,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谈过。一个是金克木先生,一个是钱钟书先生。不签名的原因,金克木认为第一是签了没用,第二是如果他签名,家人会受到牵连。钱钟书则说他多年来不跟共产党有任何关系,现在也不想有什么关系。”金克木的理由属简单常识。钱钟书则显得很有些傲气。金克木先生敢于实话实说,并不怕被人讥为胆小。而钱钟书先生敢于当面说“不”,——岂止是傲视潮流,而且傲视“反潮流”的潮流。八九年时,海外有个《中报》主编付朝枢先生也有此等功力。



  试想,抱着“这次让谁签名,就是让谁出名”心态,且嫌任畹町名气不够而拒绝让他签名的陈军、北岛等人一定是信心十足地去叩金钱两家的大门。他们是否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主人公儿子带来的“民主斗士”那样戟指瞪眼地强求签名,我们没有眼见,不敢瞎说。但两封联名信的内容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是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又是模仿!



  这里金钱两先生处于断然拒绝签名的米兰·昆德拉小说主人公的地位,而陈军、北岛等人却扮演了类似因强求对方“勇敢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而遭拒绝的那位主人公儿子领来的“民主斗士”的角色。



  笔者曾欣赏过北岛出名以前的诗句,却记不住他出名以后的作品。六四过后,北岛数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也就更记不住他的句子了。米兰·昆德拉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这两位候选人在历史抉择的关头,却是站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上行事。从69年到89年的整整二十年间,一个写拒绝签名的小说于前,一个亲自出马征求签名于后,大相径庭。





【附录】~~~~~~~~~~~~~~~~~~~~~~~~



雀屏、手指与驯狗



·陈军·



  我有一位搞艺术的朋友,绘画的才情普通,却是一个调情的好手。每当与颇具姿色的异性讲话,嗓音就变得低暗嘶哑,目光也潮湿起来,加之嘴上与头上精心留蓄的毛发,一副气质不凡的样子,为此迷倒了不少女孩。我与他相识颇久,知道他为人不恶,虽然有点自恋,但这倒也可爱。



  一天我碰巧和这位画家朋友同赴一个社交场合,有机会见识了他的手段。在此场合上,我遇到了一位认识的女孩,就先跟她聊了起来。这位女孩子爱好读书,中英文都看,并常看纽约书评,对当下热门的话题相当熟悉。我曾跟她有过不少交谈,知道她的趣味不俗,且自视甚高。时逢米兰。昆德拉的新作《不朽》刚出,她对此评了一句,说:“昆德拉在这本书里显出了一种更加高级的媚俗,即对自己过分的迷恋。”不过,我以为昆德拉虽有娇情,但分寸未失。



  我的这位画家朋友不认识她,见她与我谈文学,就自然接进来谈他读过的小说如何如何。他一个人独白了一阵之後,突然问那女孩“你听说过昆德拉吧。我刻下正在研读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中一位叫萨宾娜的摄影师真潇洒,敢于当著人面说:我反对的不是共产主义,我反对的是媚俗。我虽然自己是个画家,但最讨厌大陆画家们的那份装腔作势。昆德拉说得精彩,那就是媚俗。我他妈的最讨厌媚俗了。”那女孩起先只是望著他,脸上的表情很古怪。听到这里不由得冲我做了个怪脸。画家以为这位小姐听不得粗话,赶快说了声“Sorry”。那女孩见状,突然放肆地大笑了起来。我也没法不笑,因为昆德拉的这本书前不久才被这位画家从我这里硬生生地借走。结果画家显得很困惑,不知灯由何来。那晚临走时,女孩悄悄地跟我说:“你这位画家朋友真够敢说的,他冲著我来的样子真象一头开屏的孔雀。”



  其实,一个男人敢于展开自己想象的雀屏向另一位异性示爱乃是我们都曾有过的经验。问题只是,在那位被示爱者看来,其求欢的舞姿是翩翩然,还是滞拙得令人发笑。如果设想画家那天掉的不是昆德拉的书袋,那么这小姐的笑声还会如此放肆吗?或者当天在场的小姐换一位,碰巧不读文学,不知道昆德拉,却爱听一点雅事,那么她为什么就不该用一个钦慕的凝视,一种危险的期待去代之以那放肆的笑声呢?在这里,昆德拉也好,他的名作名句也好,对这位画家而言,只是一种催情术,能使得自己的雀屏更诱人。可惜的是,画家为眼前的自己所著迷,却没弄清对方凝视的含义,直到出乎意料的放肆之笑才将其唤回当夜的结局。然而,经由这个结局,生活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图景:其中,人们彼此沟通的愿望只能籍由一本误解的词典来传译。一个人的错位引得另一个人的位置偏离;一张可笑的雀屏逼得别人只能放肆的大笑。最後,我们彼此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再也无法相互辨认,只能绝望。



  现在我要讨论马悲鸣先生的一篇近作“杂谈签名运动”。由于马先生的文章问题很多,细究起来颇为费时,容易让人心烦。加上马先生不自觉地用到了画家的一些手势和口吻,谈的又是昆德拉,故才写下了开篇的那段相关的趣闻,帮助导读。



  下面让我先引一段马先生的原文: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是韩少功翻译的。韩少功更在近作《熟悉的陌生人》里引用了这一段。我是读了韩文才知道米兰·昆得拉还写过这么个情节。上面关于米兰·昆德拉拒绝签名的文字几乎是整段抄袭、剽窃,更确切地说是拷贝自韩文,韩应该算是昆得拉权威了吧。”



  这段引文第一句话说了一个事实,第二句话也说了一个事实,即马先生本人未曾读过昆德拉小说的原作。他对故事的了解全部出自韩的版本。最後一句话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即一部作品的翻译者与其是否为权威是两码事。马先生如果理智上不太任性,应当容易看出这一点。就是因为马先生在这里的疏忽,使得他以後用作推论的事实和前提离谱得可笑。



  我手上有两部中文字和版本不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部是作家出版社出的,一部是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的。另外还有一本是英译本,由Heim先生所译。除了书目大标题大致相同之外,英文版的书目之下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情人的故事」。英译者直接译自捷克文。韩的翻译则从这Heim先生的英译本转译而来,结果则没有这个副标题,不知哪里出了差错。另外,在中译本後面都附有一篇昆德拉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发言稿。韩用的标题是「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由唐晓渡翻译的相同的讲稿,题目却是「小说与欧洲」(见《昆得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我指出这些区别来旨在首先说明,韩的译法内含著一种作品本身没有的戏剧性。比照英文的译本,昆德拉的行文显得更加简练和平静,而韩的译法在视觉上更加浓烈。这一点,韩作的序表现得更加明显。早先,这点就使我对韩的理解力不抱信心,现在看了马先生长段的引文之後,才知道天下竟有译者将已译之文错引到这步田地,也就此明白了为什么马先生会如此的戏剧性。



  事实上,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昆德拉用了将近十三页的篇幅(见作家出版社p222—234)描绘了主人公托马斯没有签名的插曲。在叙述这个插曲之前,先简单交代一下主人公的背景。



  主人公托马斯原是一位布拉格出名的外科医生。自从一天认识了情人之一特丽莎之後,突发感想写了一篇《俄狄浦斯神话读後感》的文章。结果,文章被当局认为是要共产党挖掉自己的双眼来赎罪,故想方设法让托马斯公开声明,表示收回该文,并在谈话中,迫使主人公说出同意登其文章的编辑的名字。主人公为了误导官方,杜撰了一个编辑的长相特征。最後是主人公主动辞了职,将自己降到社会的最底层,作了一名擦窗工,使官方无法再利用主人公的医生地位去发表声明了。



  有一天,托马斯接到了匿名顾客的电话请他擦窗。开门後才知道迎接他的竟是那位因较符合托马斯杜撰的容貌而丢了工作的编辑和托马斯早年抛弃了的儿子。见面用的是一个朋友的公寓。在墙上众多有趣的照片和宣传画中,有一幅模仿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原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戴著红五星,严峻的眼神瞪著,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红军了吗?”後来取而代之的捷克文成了:“公民,你在两千字的宣言上签了名了吗?”後来苏军入侵捷克之後,开始了政治清洗运动。因当时签名人数太多无法统计,故每个公民都得回答“你在两千字的宣言上签名了吗?”这个问题,凡承认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托马斯在得知了编辑和儿子的来意乃是请他在一份要求赦免所有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以後,陷入一个多难的境地。他觉得签名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後果,弄不好还会适得其反。他想骑墙观望,又不敢说。整个氛围在墙上宣传画的手指下带著某种威胁的意味,并让他想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接下来是儿子的逼迫与恳求,希望托马斯站在受迫害者的一边。托马斯此时又感到在这一幕中,关键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签字,他与儿子的命运将联在一起,否则就像以前一样不存在。他自感处在一个棋场败局的境地,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对方的将军。于是,他决定签字。孰料,编辑与儿子接下来说了几句在托马斯听来刺耳的话。那些话是“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编辑语),“有些思想像炸弹一样有力”(儿子),“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编辑),“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是你对妥协的拒绝…”(儿子)。听到这里,托马斯开始变得恼怒起来。他说:“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当编辑问到什么使主人公想起写这篇文章时,特丽莎的形象出现了。特丽莎是托马斯的妻子。他仿佛突然想起前不久特丽莎有一次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用红头巾包起来拥在胸前的事。此时,他虽然不高兴编辑和儿子两人加在他身上的压力,但仍感到几秒钟後,他将要去做签名这样一件很高尚的事。



  最後导致托马斯决定不签的是儿子(用几进恳求的方式说)的一句话∶“签字是你的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至此,托马斯想到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不能伤害特丽莎。一旦他签了名,可以确信,密探将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想到这,他说了一句令编辑和儿子都不懂得的话∶“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然後他把不签的决定告诉了他俩。所谓“昆德拉拒绝签名“的故事大致就是如此。



  马先生若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原著来看一看。主人公托马斯两次拒绝签名,除第二次不能忍受儿子的期待的目光、编辑晓以大义的劝说及他对女人的关切之情外,共同的地方是他不能忍受官方与异议分子们对他文章的误解,并把他的原意还原成某种政治姿态。这伤害了他的自尊。他的每次拒绝都意味著对现实世界的退缩,他希望别人忘掉他是医生,忘掉他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在特丽莎胸中半死的乌鸦前,政治世界的戏剧性冲突显得太过无趣。



  我十分欣赏托马斯身上那种游移不决和敏感,他知道无法将各种生活先过一遍,再去判断哪些决定会更合理一些。他不喜欢别人眼光的注视,戏剧性的场面更令他种不种任。他没有签名不是要昭显自己的独立特蝇更不是为了傲视“反潮流”的潮流,而是为了一个需要他的女人不被打搅。他这个人的处事之道颇象卡夫卡说的那样:“上帝请不要选中我,我太弱了。”



  然而不幸的是,上帝惠顾的眼神在他死後都没能放过他。昆德拉笔下生出的托马斯在二十五年後的今天,被这位来自中国的马先生一把从其隐身之处拖了出来,塞入了一个被各种断然姿态所左右的情景中,甚至托马斯也被大笔一挥成了昆德拉本人,并在终场让他与北岛在历史关键处同台亮相。读马先生的文章,令我反感的不是他的立论方式、他的理解力和他的夸张文风,而是他把一段如此动人的故事搞得这么低俗的那种品味。正是这种品味,颠覆了托马斯那个有人情味的、谦卑的、善感的自尊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诗意的美感都被蒸发了,只剩下政治的食指挥动互相评判。这种品味还颇具感染力,以至我在读马先生的文章时,产生了一种视觉上的不安,故我尽量回避引用马先生的字句,一是怕自己也染上了这一付“斗腔”,二是怕自己变得刻薄,三是怕自己缺乏足够的耐心。



  造成马先生这种品质的原因恐怕是他太爱出风头了。这一点象我的画家朋友。可画家心目中只有女孩子,他只为一个人跳舞;而马先生心里装的却是想象中公众的眼光,故他的舞姿无法不戏剧性,更停不下来。相较之下,前者还浪漫一些。



  既然昆德拉对两者都不重要,他若能被画家当作催情术,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马先生的一张雀屏;既然俄罗斯红军士兵一九一八年的手指能由山姆大叔的手指出来,如今换了马先生指出来,为什么就不是一种威胁呢?还有我们应当如何称呼这种威胁呢?既然拒绝签字的托马斯是一种“反潮流”的潮流,那么为什么有一天马先生就不该告诉我,托马斯儿子的期待的眼光或那只半死的乌鸦就不比这种拒绝“反潮流的潮流”的潮流更加高级呢?



  本来,签名信可以讨论之处很多。昆德拉早年也曾为此与哈维尔打过笔战。如今仍在捷克的一批严肃作家对昆德拉当年的表现和在海外的言行仍颇有异议。这使我感到在政治的需要、道义的责任、内心的负疚感、自尊和个人趣味及选择之间有一个多向度的思考空间。其中每一种抉择都有利弊相反的先例,每一种价值取向都有不能替代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相当谨慎地去处理这些关系,以使这种几难的困境能被置于一个更广的视野中予以审视。如果马先生无意关心这些问题,却只是为了借题发挥,秀一下自己的雀屏,那么至少也得有一点职业感,不至于把一段小说中的情节错解到这样荒唐的地步,从而使自己一步一步滑向比昆德拉小说中讽刺过的人物还不如的境地。



  我曾感叹,革命的文化使我们的周围没有了传奇,没有了精彩的人物,也没有了灵感,这已经够让人心酸的了。可是如今,我们还要为马悲鸣先生这样的先生们恢复常识,恢复起码的职业感而徒费心力。上帝惩罚西西佛斯是让他不断地推石头上山;而对我们的惩罚则是将石头不断地踢下水平线,为的是将其再放回原地。说来,连给我们的惩罚都是二等的。



  现在我不得不提一下钱钟书老先生的事。



  因为他没有在当时的请愿书上签名一事是由我披露于众的。现在钱钟书先生过世後,这段往事被马先生肢解成这个模样,让我觉得有愧于他。肇事的这一段话原文不长,我将其摘引如下(原文自北京之春)∶



  “在北京有两个人没有签名,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谈过。一个是金克木先生,一个是钱钟书先生。不签名的原因,金克木认为第一是签了没用,第二是如果他签名,家人会受到牵连。钱钟书则说他多年来不跟共产党有任何关系,现在也不想有什么关系。



  我非常钦佩他的这种骄傲,可惜我自己做不到。当时北岛他们对不签名者觉得失望,我倒认为一个人依据自己的意愿行动是对的。我很钦佩这两个不签名的学者。实际上,当时钱钟书并没有为不签名作任何解释,只是让人感觉上他已与外界隔断多年,过著恬然生活,且神态安详,一幅超然物外的心境。这一点为我大陆生活多年鲜见,当然佩服。故当後来有签名者对其表示不解时,我就将自己对他的解读变成这简单的两句话交代过去。现在细想起来,接受北京之春采访我把这段公开披露时,只是想表达我对他人不同选择的尊重,如此而已,故我采用了一个轻描淡写的口吻,想使这个细节显得和钱老先生的为人一样低调。没想到,这个细节到了马笔之下竟如此张扬:“钱钟书先生敢于当面说‘不’,岂止是傲视潮流,而且是傲视‘反潮流’的潮流。”



  我真的没法忍受马先生把自己身上的那股只有在共产社会中才能培养出来的激情发泄到钱老先生身上,尤其是在他辞世後,用的又是一个悼文的形式。我也真的没法忍住不笑,因为在马先生看来,钱钟书的“敢于”当面说“不”,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我陈军当著钱老的面敢于对本尊说“不”罢了!这岂不太戏剧性了嘛!最怕别人误解的托马斯没能躲过马先生,现在又轮到钱老。我除了无奈之外,还是无奈。至于马先生中被网上的编辑摘出来用来煽情的句子,说来也跟前面的情形一样,哪跟哪都挨不上。下面是马先生的这段导读:



  “陈军当时名不见经传,便拉已经成名的北岛参与起草这封联名信,然后徵求签名,声称「这次让谁签名,就是让谁出名」。结果老民运分子任畹町要求签名,被认为「名气不够」而遭拒。签了名的则有邵燕祥、吴祖光、冰心、汤一介、张岱年、严文井、萧乾、李泽厚、庞朴、苏绍智、王若水等知名人士,当然还有北岛和陈军本人。但他们徵集签名时,却遭到另外两人拒绝。一位是金克木,另一位是钱钟书。这使北岛他们感到失望。”



  马先生紧接著来一句:“事实若果如陈军所言的话,这里就有说头了。”我看这句话应当被改成:“事实若果如马悲鸣所言的话,马悲鸣在这里就有说头了。”我不知道马先生究竟是哪一级的误解艺术大师,逼得我追在後头给他一一纠正错处。



  九五年底,我曾与诗人贝岭谈过三十三人签名信的始末。後来贝岭想将其全文发表,我犹豫再三,不知如何是好,原因是因为当时所谈的只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故怕一旦发表,会失去我自己长期思考後想探讨的一些层面和领域。不让发表,又觉得既然自己曾在私下谈过,就不当在公开场合否认回避。我知道贝岭与北岛的过节,也知道此文发表後会使我与北岛已有的裂痕会更深。我虽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深怕彼此的歧见在一个缺乏诗意和诙谐的氛围中会相互激荡出一种另人扫兴的气味。最後只好将我的忧虑告诉贝岭,让贝岭自行决定如何处置该文。结果,这篇即兴的谈话被发表在《倾向》。关于“这次让谁签名,就是让谁出名”的说法,第一次公开出来就是出自于此文(《北京之春》的报道中,从未提过这段及任畹町的那些细节)。而马先生显然没有读过此文,凭著自己的想象把陈军和本尊切为两人,并搞出“这么多说头”,也算是一种绝活吧!



  究竟是什么促使马先生变得如此的“敢于”,“敢于”将自己的手胡乱地指向别人呢?说到底就是,他的生活太依赖于别人的承认了,哪怕这种承认采取一种可厌的方式也无所谓;或者太需要别人的眼光注视,故张开了这张令人发笑的雀屏也混然不知。



  这就像我们在大街上常见的那种将消音器去掉的摩托车手,他们将放大的声音在一种令人著迷的速度中隆隆地冲去,逼得人们不得不成为他的听众。在这震耳欲聋的逼人的声浪中,我怎能指望跟马先生讲得清任何事!在他展示的这张好斗的雀屏面前,一切的事情都改变了它的初衷。我当时为关于发表签名信由来的那份担心也被糟糕地应验了。既然如此,“这次让谁签名,就是让谁出名”的话真正由谁说出已变得不重要了,因为走进马先生的文字世界,我们的角色早已被预先可笑地安排好了。我们无论如何的反应,都成了马先生的某种对应物,至少我是被迫要在这里练习愚蠢,写下这些我不甚喜欢的文字。



  好在我家中有一条名叫妞妞的大狗,加上新近又收留了一条六个月大的小狗,取名丫丫,其面如牛头,色若咖啡,憨态可掬,永远一付欢天喜地的傻样子,招人疼爱。只是精力太盛,不是上沙发,就是扑人一个满种。在加上不管有事没事,总爱扯开嗓子乱喉一通,引得左邻右舍纷纷打电话来抱怨。故每天得花很多时间请朋友帮著驯化。几天下来,小丫丫变得大有长进,开始听得懂人话了,使我心情愉快,故想对马先生讲的话少了许多。我打算今後若再见到马先生多姿的雀屏和手指,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我的手指对著丫丫喊一声∶“Stop,bequiet!”



作者:马悲鸣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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