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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洲：中国二等公民——当代中国农民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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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白沙洲：中国二等公民——当代中国农民考察报告 (1239 reads) 时间: 2001-12-02 周日, 上午10:04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二等公民——当代中国农民考察报告

白沙洲

「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据《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回忆，1993年3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上所作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将全国所有农业大省主事官员集合在北京，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四起。几天后，他便卸去一切职权，回到家中颐养天年。

我们用不著去回溯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是如何在中国社会处于最底层。只要看看中国农民在共产党政权下近50年的生活史，任何一个有正义良知的人都不会不承认这个国家「漠视农民利益」。

中国著名的《南方周末》在今年6月份刊登了湖北省监利县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我经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泪」，说「要死也要死在城里，不再做农民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惨场面」。这个农民父母官在他的信中直感叹：「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1998年，湖南邵阳的何清涟女士写了一本被舆论誉作高呼「社会良知、社会正义感、社会责任感」的书——《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她在书中呼喊：「一个国家如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找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因此，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1998年，中国总人口一共123,626万。其中乡村人口占去86,868万，占总人口的70.08％。如果我们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今天存在著这样那样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平和不正义，是对近9亿农民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如果对农民存在不公平和不正义，这个社会是否还有公平和正义可言？

在经济学家看来，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许主要是经济改革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关心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经济学家当然有理由惊叹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腐败肆虐，但是，从政治学家和法律学家的观点看，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则是人的自由与平等问题，是如何界定人与人的权利和国家权力范围及其关系的问题。以这样的分析框架来衡量中国的改革，人们当然有理由惊叹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农民实际享有的自由权利内容与他人的天壤之别，以及中国农民仍然遭受的苦难。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就是当代中国的奴隶，即使在中国的农村改革进行了20多年之后，中国农民也只是从奴隶变成了二等公民。正是因为存在著对中国农民的不平和不公，正是因为农民大众的利益被漠视，所以才导致了今天中国农民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反抗运动和农民领袖群体的出现。

万里爲何泪流满面？

据《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透露，万里先生在国务院一次高层会议上谈到农民的遭遇时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如果换个人说这话，共产党政府不派警察把人抓起来，算是法外开恩，执法不严。——

万里先生凭什么这么说？除了他位居高位，可以读到喉舌新华社编的《大参考》这样的全中国真正的「一小撮」才可以读到的消息外，他还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的苦难。——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上任后三个月的调查，万里这个农村出来的农民儿子居然惊呆了：「搞了快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怎么还这么穷？！」他大喊共产党政权把农民搞成这样是「忘了本了！」「忘了娘了！」万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吴象说：「老红军烈属的破屋里，他看到了露了底的米缸，在淮北平原农民的茅草棚里，他闻到锅中用胡萝葡樱子和地瓜面煮成的黑糊糊散发出的难闻气味；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他看到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的成群结队的农民。——

最让万里惊诧的是原安徽省委农委研究室主周昌礼在回忆文章提到的两次现场目击。——

第一次目击是：「1977年11月上旬，万里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锅灶旁边草堆里，坐著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著他，一动不动。『老大爷。』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著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著腰颤抖地缓缓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著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穿，天太冷，他们冻得招架不住，蹲在锅边暖和些。」——

第二次目击是：「万里又走到了另一人家，看到家里只有一位穿著破烂的中年妇女，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五口人，夫妻俩和三个小孩。』『他们到哪去了？』『出去玩了。』『请你喊他们回来让我看看。』万里催促两遍，这位妇女面有难色，不愿出门去找。在万里的再三催促下，她无奈地掀开锅盖，只见锅膛坐著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原来烧过饭的锅灶，拿掉铁锅，利用锅膛里的馀热把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到里面防寒。」——

「万里看了两家农民后，已是泪流满面，他沉痛地说：『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和贡献啊！没有他们，哪来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我们解放后搞了多少年，老百姓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有的十七八岁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

二、共产党如何对待农民——

第一，压榨农民。中国农民为什么遭此大苦大难？这全可归功于共产党政权对农民的「压榨」。「压榨」两字可以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共产党政权对农民实行的最基本国策。略有不同的是：1978年以前实行的是「无情压榨」这样的基本国策，1978年之后虽然有让农民短暂休养生息之说，但是终究离不开对农民「压榨」两字。——

共产党政权当然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在压榨农民，但说自己「不首先关心和切实解决八亿农民的温饱和富裕问题，只是考虑向他们购取城市需要的各种农副产品，而忘记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多生产这些产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事实上也等于接近承认压榨农民了。——

共产党政权靠「压榨」农民得到了多少好处？1951－1978年，农业在为工业化提供大量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同时，提供积累计4340亿元。——

雷锡易等人测算，从1952年到1978年，国家给农业的发展、建设等方面的资金1730亿元，而通过农业剪刀差方式向工业转移6320亿元，加上农业税共达7264亿元。——

如果说1978年之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对农民实行榨取的话，1978年之后甚至90年代又如何呢？90年代以来，「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农业仍处于负保护局面。」「负保护」是什么意思？它指中国政府对农业这个传统的弱势和风险产业实行的不是服务政策，而仍然实行是榨取政策。以农业投入一项为例：1990年以来，中央财政资农投入，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且1994年以来的投入剧降。1994年到1996年财政资农净投入有两年是负增长。——

第三，强迫农民。压榨多了，农民自然会有反抗，被愚弄的农民终于会有明白的时候，这样，没有了假面具的政权剩下的对付农民的「硬手段」便是唯一的赤裸裸的暴力强迫了。此时此刻，共产党政权到底是人民的政权还是一个凭藉暴力维持的政权便显得一清二楚。——

在集体化过程中，每当共产党政权遇到「生产力暴动」时，这个政权便开始对农民施行暴力强迫。为了搞集体化，先是大造反私有化的舆论，然后是公开强迫；为了搞城乡隔离，先对农民搞「计划管理」之类的「文斗」，尔后则是对农民赤裸裸的围追堵截，收容审查和强制遣返这样的强迫。为了要农民交出粮食，可以把农民捆绑起来。没有鞭子，何来奴隶？在八十年代初，居然还有人威胁说：谁要搞「包产到户，公安局的大门是敞开的！」到了九十年代，以强迫手法向农民索要不合理税负、三提五统发生的强迫事件更是多如牛毛。——

强迫有多种多类。从强迫加入合作社到强迫不许退出合作社，从强迫卖粮卖棉到强迫实行城乡隔离制度，从强迫交出土地等生产资料，到强迫交出棺材、老羊皮袄，几乎是无所不用强迫。——

在中国农村，到底共产党以强迫方式剥夺了农民多少财产？除了「剪刀差」数千亿，还有什么？1958年甘肃镇原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受株连被逮捕判刑的农民近3000人，那么从土改、合作社、统购、大跃进、社教、农业学大寨、文革，到整个九十年代，因为农民负担问题而被共产党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农民有多少呢？——

河南信阳一个地区饿死农民100多万，那么从土改、合作社、统购、大跃进、社教、农业学大寨、文革，到延续整个九十年的农民负担问题，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的半个世纪中，被共产党直接和间接弄死的农民到底有多少呢？——

从「小脚女人」邓子恢、「反党分子」彭德怀，到七品芝麻官、24岁的浙江永嘉县农业书记李云河搞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撤销职务、劳动改造，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的半个世纪中，又有多少共产党干部因为「为农民服务」而遭殃呢？——

从为农民打抱不平的梁漱溟被毛泽东说成是「野心家」、「杀人不见血的杀人犯」，到浙江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杨木水（被判死刑，后幸免于死）、冯自来（监督劳动改造）、陈新宇（120次被批斗）的悲惨遭遇，这半个世纪中又有多少中国老百姓为农民说话而厄运终生呢？——

这些受害者统统都是共产党强迫农民政策的牺牲品。——

第二节自由对农民意味什么——

一、自由是生存权——

对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农民来说，共产党政权体制是极权的，还是自由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这对他们来说都并不重要。他们要求什么？「吃饱肚子」、「少装一些地瓜乾」，这是最形象的说法，套用如今共产党最喜欢用的话来说，就是首先要解决「生存权」问题。——

迄今收集整理出来的共产党集体化运动的史料证明：1978年前集体化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农民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所有行为和全部意义都可以归纳为中国农民争取和捍卫生存权的斗争。在30多年的集体化过程中，中国农民没有向共产党政权提出过自由的要求，更没有提出过民主的奢望，他们所要求的几乎全部都是生存权。——

在常识上，农民生存权的危机来自财产权的危机，财产权发生危机，是因为财产权被侵犯或者被剥夺了，而财产权的危机就是自由的危机。因此，可以这样表述说：共产党政权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和自由是中国农民生存权危机的总祸根。——

对农民来说，最大的财产是土地，但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被沦为奴隶的历史，首先是从丧失土地开始的。土改之后，农民曾经短暂地拥有过自己的土地，但好光景没有多少日子，轰隆隆的集体化车轮便压过来了，土地在不明不白中就失去了；从高级社开始，中国农民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彻底失去了土地，即使在那个饿死了数千万农民的历史灾难发生后，中国农民也只是通过「三自一包」，获得了非常有限的维系生命延续的自留地。——

在土地之外，农民最大的财产是粮食、棉花、油料等土地产出物，但统购统销及其后来的人民公社，则将农民从土地产品的所有者变成了纯粹的为城市工业化服务的土地产品生产机器。——

在土地和粮食之外的其他财产又如何呢？人民公社时期，一位农民写信告诉他在海外的亲戚说：「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馀全部拿去作公共基金。」还有一位有海外关系的农民写信告诉他的海外亲戚：「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

在人民公社最猖狂的时候，共产党政府居然对农民下令说：不准养鸭；不准养猪养羊；不准经营家庭副业；不准种自留地；不准私自出卖自己的产品；不准扩大按劳分配的比例；不准包产到户。正是首先有这些荒诞的限制和剥夺农民财产权的政府行为，才会有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危机。——

人民公社时代办的大食堂，是农民的私产被共产之后，进而使农民生存权面临危机的最典型例子。薄一波说：「政社合一后，因为社员吃饭在食堂，吃饭权操纵在干部手里，如果碰上了不正派的干部，你违抗命令，或执行命令不很合意，他就可以剥夺你的吃饭权，叫你以至全家挨饿。」——

中国农民之温驯是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之最的，有「瓦屋几间、大米白面日三餐、的良的卡身上穿，妻子儿女话灯前」，他们便自觉「不是神仙，胜似神仙」，除了感谢党和政府，没有人会想到造反。但90年代以来，这样一群如此温驯的农民，也开始铤而走险，起来造反了，这是为什么？——

1999年初湖南长沙宁乡农民暴动之后，一位农民的儿子这样写道：「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太熟悉农民了。虽说如今农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农民手中的积蓄仍然少得可怜，有病不敢医，子女考了学不敢送的，绝不是少数。……如果不是收费太不合理，并苦苦相逼的话，向来朴实、温顺的农民绝不至于以死相抗或『铤而走险』的。」——

90年代中国农村三大农民暴动事件，从仁寿事件、祁东事件到宁乡事件，无一不与农民财产权有关。但凡农民起来造反100次，便有100次是因为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为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权，危及了农民的生存权。因此，当今中国农民生存权并不意味要让农民象猪一样喂饱了，喝足了，睡够了，而是政府必须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财产权、人身权和生命权。——

二、失去自由从失去财产权开始——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一个不承认财产权制度的民族，缺乏自由的首要前提。」回顾1949年后共产党政权治下中国农民的苦难历程，不难理解阿克顿自由思想的真谛。——

生存权危机仅仅是剥夺农民的财产权的一个后果。事实上，财产权一旦被侵犯和被剥夺，所有的自由便会出现雪崩现象。自由的原理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丝自由没有了，整个自由便处在瓦解之中。在公社时期，「农民除了付出体力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别的权利」。更无法想像的是连「农民怎样当农民的自由也很大程度被剥夺」。——

人们可以想像，把农民的土地拿走，农民能不反抗吗？把农民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买」走，农民能不抱怨吗？要知道，有能耐大规模侵犯和剥夺农民财产权的不是一个刑事犯罪分子或者一个犯罪集团，而是拥有警察和军队的国家政府，你农民如果要抱怨，国家政府会派警察和干部来封住你的嘴巴，你农民如果敢于起来反抗，则把你农民送到学习班、拘留所和监狱，或者乾脆剥夺你农民的生命。——

从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学大寨，集体化哪一步不是在蚕食农民手里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财产？土改，使农民中的一部分——地主首先饱尝了失去财产的滋味；合作化开始使农民体验地主们失去土地等财产的味道；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老婆没有被共产以外，几乎无所不被所共；抗拒集体化和抗拒财产权转移的代价是失去人身自由直至付出生命，而维系非私有化和集体化的最好方式是最可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78年以前，共产党统治下的农村，农民除了饥寒交迫与赤贫，除了会干活，还有什么？这就是30年共产党政权下农民财产和自由的全景图。——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肯定的是财产权——

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是使土地以「包产到户」的形式回到了农民手里。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原来由生产队代表农民集中占有的土地（包括耕地、山林、果园、草场、水面等）大都以人头或劳动力为依据承包给了农户。通过拍卖，农民还可以获得对「四荒」地（荒山、荒坡、荒沟、荒滩）承包使用权。集体化时代从农民家中挨户收走的牲畜和大中农具等，经折价处置，实物又回到了农户手中。这种把土地和生产工具还给农民的做法，与集体化时代把土地和生产资料从农民手中拿走的做法正好相反。——

尽管土地仍然公有，土地使用权不全面，如不能买卖、不能出租、不能转作宅基地和其他非法用地，荒芜弃耕可以被集体收回，而且农民还必须在承包的土地上完成国家定购任务，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有限度的土地使用权（这是财产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据一项在浙江、河南、吉林、江西8县800人调查结果显示，94.8％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根据权利理论，一旦政府承认某个人有一种可期望的财产利益，便可认定法律上开始承认了公民享有财产权利。——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的收益权是农民获得的另外一种财产权。收益权首先体现在农民在履行了承包合同规定的义务之外，农民对土地的剩馀财产具有索取权，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收益权的第二部分是农民可以靠出卖自己土地上的产品获利。——

在承包的土地上，除了种植完成定购任务的农作物之外，农民有权按照市场行情，安排农作物的种植品种和种植面积，农民对土地的经营决策权就此奠定。相对而言，由于承包的「四荒」地不对国家承担定购任务，农民享有的经营决策权更加完整。家庭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土地使用权仅仅是农民财产权的一部分，但即使是这样，这种有限财产权释放出来的力量令中国和全世界瞠目。——

原中央政研室农村工作研究组组长霍泛说：「在我过去四十年的农村工作中，前后两次真正看到党的政策发动了农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区黎城县的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我当时任该县县委书记）……第二是，就是这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

1978年之后，最先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年，收获的粮食相当于过去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81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杜润生，在焦裕禄工作过的河南兰考县农村考察时，农民告诉他：「过去愁著没饭吃，现在愁著粮食没处放，再不用出门要饭了。」「联产联住心，一年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

从全国范围来看，1978－1984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2.23％，其中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1978－1984年，粮食从3亿吨增加到4亿吨，棉花从217万吨增加到626万吨。油料从522万吨增加到1191万吨，农民实际年增长率达15.1％，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明：一旦承认了农民的财产权，农民的生存权问题的解决似乎在旦夕之间。不仅如此，在农民的这种动物本能性的要求解决之后，不再受公社畜牧般管理的农民开始有了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闲暇，他们开始向往乡村之外的城市文明，为了把自己的农产品卖个好价钱，他们要进城摆摊设点，农民开始获得了比公社时期更多的人身自由；在解决了吃饱喝足这样的生存权问题后，他们还想赚更多的钱，他们想让自己或者下一代接受更多的教育……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好处中，开始领略到了一种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

「依山傍水，瓦屋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

耕种几亩责任田，种也由俺，丰收靠俺不靠天。——

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

的良的卡身上穿，长也称心，短也如意。——

人间邪恶无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闲。——

晚归妻子儿女话灯前，古也交谈，今也交谈。——

农民政策喜心田，如今欢乐在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四、自由在扩展——

「比起过去的公社制度来说，农民要自由得多」。这是人们对农村实行新的财产制度后的农民自由状态的总评语。——

1981年，当时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的杜润生在河南兰考县考察时，农民告诉他：「既有自由，又能使上劲」。（51）中国农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终于体验到自由的韵味，中国农民终于在满足了吃饱喝足这等动物本能需求之外发现了他们新的追求。——

1994年8月5日，万里在对原新华社记者，《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谈农村改革时，总结包产到户一共有三点好处，「一是自主了，二是自由了，三是得到了实惠。」上述三点非常简洁地表述了中国农民获得财产权和其他自由权的全部事实。这其中的全部奥妙便在于，「财产制度是一种将事物分配给人、给予人们以自由的制度」。——

人身自由是农民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获得的最重要的一项扩展性的自由。在理论上，人身自由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概念。它并不是仅仅指狭义上的农民人身不被侵犯，也包括农民的居止行动的自由，例如居住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和迁徙自由。在这几种与人身自由相关的自由中，迁徙自由对农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意味著国家政权的代表——公社失去了对土地上劳动者的控制，这为农民进一步扩展人身自由创造了条件。——

1983年中央1号文件开始允许农民为经济利益的需要进行跨地域的联合：「允许资金、技术、劳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这个文件还允许农民对在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留下的粮食以及非统购派购产品，进城市进行经营，可以出县、出省经营。这是允许农民扩展人身自由的最初信号。——

显而易见的是，农民的人身自由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可以到城市去售卖农产品。农民人均耕地不多，土地产出必然有限，围绕土地作的文章实在有限；农业生产又受季节制约，农民有大量闲暇；此外，毛泽东政权时代的城乡隔离制度造成了一个城乡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向城市寻求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和选择。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民便要有当「二道贩子」的自由、有去城市消费闲暇的自由、有进入城市打工的自由、有要求迁徙、在城市居住的自由、甚至要求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自由。——

随著北京「浙江村」、「河南村」的出现，中国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以农民为主体的「城市移民群体」。1984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准予到集镇务工、经商，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的农民和家属办理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口粮自理，不享受计划供应的商品粮。这是在传统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外为适应人口流动而创立的一项新的户口种类——自理口粮户口。不仅如此，一种有别于传统户口制度的「蓝印户口」也出现了。——

1988年，发展研究所的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所有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两大秘密是：「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是包产到户变革过程中的两大法宝。……这个事实有助于总结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面如何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无论如何不应该凭藉政权的取得而剥夺农民的财产和限制农民的自由。」——

罗斯托夫彩夫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经济》中指出，罗马经济的繁荣及强大归功于其经济上的完全自由时期。但是这种自由取决于法律具有的某些特点：即法律具有普遍性、确定性以及它对行政机关的处分权所施加的限制。——

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为农民带来「完全自由时期」，但即使这样，中国农民的财产权和自由空间已经开始扩展。如果中国农民拥有的权利自由更多，中国农村改革二十年来的成就就绝对不是今天可同日而语的了。——

第三节　无限权力　无限灾祸——

一、谁见过共产党这样管农民？——

1951年秋天，毛泽东要搞集体化的时候，被他请来提意见的赵树理先生告诉毛泽东的大红人陈伯达：国家管农民应当有个度的问题。「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社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

中国农民并不是不知道种田人对国家的义务所在，但种田人应当有种田人的自由，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当过县委副书记的赵树理知道，农民也知道。1953年，东北开始搞互助组的时候，农民就以最朴素的语言告诉政府：「庄稼院的事，政府不用那么操心，不管他，他们倒放心大胆，要是这也管管，那也管管，他就有顾虑了。」——

赵树理以及东北的农民都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政权与政府，不仅把他们说的那些不该管的事都管了，而且管到了他们当初想都无法想像的地步：——

「山坡上只能放养两只羊，三只就是资本主义」。「一位公社书记说：在大批『钱串子』时（黑龙江肇东县出大蒜，编成辫子卖，叫「钱串子」）有个奇怪的规定，就是在自己的院子里，一个人只能种五棵蒜苗，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拔掉。队员们下不了手，我当公社书记的只好带头。那家老太太坐在门口直哭，我也含著泪去拔，边拔边说：「大娘你别怪我，上边查得紧，我也是没法子呀！」「你们说说那几年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事？真是造孽呀！」——

一位农村干部回忆说，「不能超过3厘地（人均自留地），集体改种不能超过3％（相对于耕种面积），不能超过10只鸡（每户饲养量）。1979年之前，都是按照这个标准，组织人下去检查，去砍去铲。」——

福建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回忆说：过去，「社员叫我这个党支部书记是『土皇帝』，把团支书叫作『帮凶』。这小书记想要找个对象的时候，人家就说，谁嫁他谁绝户。」这个人过去在村里专门抓资本主义。率领民兵队员，白天站岗，晚上伏击，捆住出去做买卖的社员，砸烂人家煮山楂糖的铁锅，把山楂统统倒进粪池。——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会讲一个笑话：在我们国家，只有4个人会种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农民们每年种什么、何时种、种多少、何时收，以及他们每年一次的收入分配将是多少，全由这些书记们决定。」——

到后来，政府开始指导农民应当有多少菜地、饲料地比例、自留地如何栽培、甚至饲养猪鸡鹅鸭都给管起来了，甚至管到了「连农民种棵葱也是资本主义」的地步。——

集体化时代共产党如此管农民，并不是个案的问题，这是从制度上对农民实行的全面控制。这说明，共产党政权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权力呈现出毫无限制的特性。例如，在合作化时期，国务院的一个规定说：「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只能种植饲料和蔬菜，不能种植别的经济作物。」只要有这样的「法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万里先生说「连农民种棵葱也是资本主义」。——

试问当今天下：谁见过共产党这样管农民？——

（连载11，待续）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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