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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精神：背景和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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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当初许多人肯定未曾料到，“人文精神”这个话题竟然在知识分子部落制造出一场轩然大波。现在人们可以说，集中刊载于一九九四年《读书》杂志的一系列对话录并不是成熟之作；对话录之中，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刚刚开始交换感想，试图在相互启示之中描述这一话题的轮廓，然而，对话录的发表却迅速产生了意外的号召力。一时之间八方回响，应者云集，从喝采、附议、深入阐释到唇枪舌剑的反驳，沸沸扬扬。王晓明选编的《人文精神寻思录》辑录了百余篇论文目录，这喻示了人们巨大的参与兴趣。平均五天左右产生一篇论文，这样的速度令人惊异。显然，这批论文已经汇聚成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相形之下，这一时期另一些学术话题未曾出现同等幅度的震荡。因此，这是一个必要的追问：对于知识分子说来，这个话题触动了什么？
尽管现在远远未到总结的时候，但是，我仍然想援引郜元宝——这个话题的最早参与者之一——的一段评估解释这个话题的意义。在郜元宝眼里，目前这一批论文的学术水准很难与现代文化史上的几次类似辩论——诸如五四时期的文言与白话的辩论，二十年代的人生观问题辩论以及科学与玄学的辩论——相提并论。这也许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然而，这个评估所暗示的期待同时表明，这个话题可能隐含了铭记于历史的分量。
目前为止，“人文精神”引致的争执已经开放式地展开。这个话题背后线索繁多，甚至显出了芜杂和零散。很难估计辩论还能走多远——这一本《人文精神寻思录》意味着鸣金收兵，还是预示了另一个即将来临的高潮？尽管如此，人们已经能够从辩论背后察觉，某些背景——社会背景或者文化背景——制约着辩论的趋向、规模和深刻程度。这些背景可以具体地体现为思想环境，文化资源，动机与氛围，参与者的心境，一些固执的理论障碍，逻辑框架，语境，如此等等。不难想像，上述背景实际上将成为决定这个话题历史命运的一系列参数。
我首先想指出的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这个话题来自一批人文知识分子，但是，“人文精神”的概念并不是在谨严的专业论述之中郑重其事地出场。概念界定的草率和含混显然是一个刺眼的缺陷。作为一个补充，朱维铮的《何谓“人文精神”》企图检索这个概念的语义史，不过，这种精雕细琢并没有成为进一步阐述的基础。张颐武埋怨“人文精神”是一个“神秘”而又“难解”的字眼，它的涵义“并未得到明确的表述”——这并不是过分的挑剔。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并未削弱人们的发言激情。或许，两者之间的反差恰好证明，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相宜的话题。某些感想、某些冲动、某些体验、某些憧憬正在周围蠢蠢欲动，四处寻找一个重量级的概念亮出旗帜。这种气氛之中，“人文精神”慨然入选。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拥有足够的学术后援，人们的激情已经不允许更多的斟酌。如果这就是“人文精神”的登场经过，那么，概念使用之前的理论鉴定将不会像通常那样慎重。
这样，“人文精神”这一概念的周围出现了一个话语场，一批联锁话题逐渐汇拢和聚合，开始了相互策应或者相互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宁可首先将“人文精神”视为功能性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涵义仍然存有某种程度的游移，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具有组织一系列重要话题的功能。我愿意重复地说，这一概念所能展开的思想和话题甚至比它的确切定义还重要。
另一方面，这同时还意味着，这一概念所积存的情绪内涵可能超出了理论内涵。因此，理论的仓促并不能成为阻止急迫情绪的理由。描述这种情绪的时候，我更想借用王鸿生的话说，这是一种焦虑——“一种良知的焦虑，生存意义的或人文价值的焦虑”。这种焦虑是文化现实和思想危机的共同产物，它有力地动摇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既有信念。它使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怀疑大面积地延伸到了知识分子传统、岗位、操守、意义、信仰等诸多方面。此外，二十世纪人文学科的巨大变换同样引致了深深的不安。正像曲春景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相对论、过程论和怀疑主义盛行的年代，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足点是越来越可疑，越来越暖昧了”。在这里，知识体系的转移不仅带来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同时还迫使人文知识分子重新质询自己的立场乃至人格。这个时候，许多人都翘首企盼着一个恰如其分的概念解除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
“人文精神”的概念恰恰承担了这样的使命。所以，王晓明在《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的《后记》之中指出：一批人文知识分子“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
现在，我想提到“人文精神”时常遭遇的一个嘲讽。一批理论家看来，人文知识分子正在无可挽回地丧失启蒙者的权威——“人文精神”不过是一曲一唱三叹的挽歌罢了。
目前为止，这些理论家倾向于将启蒙阶段的历史下限划定于八十年代末。他们认为，九十年代的大众已经在小康理想的召唤下昂然崛起，这时，人文知识分子那一套启蒙话语再也没有市场了。我不想考辨这种历史的描述是否无懈可击——我仅仅想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谈论问题：“人文精神”只能是启蒙语境之中的主题吗？
在我看来，人们没有理由把启蒙运动视为束缚“人文精神”的边界。“人文精神”的题旨和阐述的维面远为广阔。无论是信仰、终极关怀、人格理想还是道义境界、社会职责、存在的意义，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它们将冲破启蒙语境的既定框架，驱使人们进行一些更为基本的追问。的确，在更大范围内，“人文精神”的衰落——如同张汝伦分析的那样——正在变成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趋势，尽管启蒙的任务在许多国别业已成为历史陈迹。如果将收复权威看作人文知识分子的首要目的，这无疑低估了这个话题的历史分量。
启蒙阶段的结束意味着，人文知识分子不再向大众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发言姿态。他们之间恢复了平等的对话关系。然而，对话并不是放弃主见，唯唯诺诺，随波逐流；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他们必须在对话之中提交自己的尺度，告知大众“人文精神”所坚持的文化向度，并且表明自己有义务将这种向度作为相互对话的立场。简言之，对话恰是让人文知识分子显明，他们依据什么成为一个异于其他阶层的特殊部落。
这不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荣耀，至少在目前。也许，估计人文知识分子基本状况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人文知识分子过于迷恋精神贵族的特权，他们像堂·吉诃德先生一样不了解世界的真实景况，“人文精神”如同他们挥舞在手中教训别人的长矛；这种观点奉劝人文知识分子抛开傲慢，加入尘世的狂欢，尽可能与民同乐。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文知识分子早已被抛向边缘；与其说他们扮演启蒙的权威，毋宁说他们是接受“再教育”的角色。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他们的精神状况同样不容乐观——用王晓明的话说，他们“在基本的信仰和认同上两手空空，甚至都不察觉自己的两手空空。”这时，“人文精神”不仅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精神定位，而且还是他们置身于现实的最后依据。
显而易见，分歧的估计导致人们对于“人文精神”的不同判断。对于第一种观点说来，启蒙被当作一个过时的历史标记封闭了“人文精神”的现实展开。
无论如何，人们不该回避这样的历史环境：商品经济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恰是在商品经济的喧哗之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位置再度得到了确认。不言而喻，这当然包含了经济待遇的不公。如果说，人文知识分子并不是将自己分离于历史的合力之外，继续充当超然在上的救世主，那么，他们就有理由为自己的利益和经济地位呼吁。这同样表明了他们对于商品经济的积极参与。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商品经济正在有力地将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卷入思想危机。蔡翔清晰地描写了这个过程：
……经济一旦启动，便会产生许多属于自己的特点。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曾经赋予理想激情的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现在得到了市民阶级的世俗性阐释，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得到实际的鼓励，灵一肉开始分离，残酷的竞争法则重新引入社会和人际关系，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知识分子有关社会和个人的浪漫想象在现实的境遇中面目全非。
当然，多数人文知识分子都乐于承认，商品和欲望从社会深部召唤出生气勃勃的活力，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所难以实现的。可是，当商品经济塑造出一个新型的社会时，某些人文知识分子开始进退失据。他们明白，除了廉价的兴高采烈，人文知识分子必须以独特的姿态投入这个社会。确实，社会的某些方面脱离了预想的蓝图，但这恰恰是他们的理想接受挑战的时刻。无论是赞许、贬斥还是更为复杂的衡量，总之，他们有责任提出有力的思想和言论——这是人文知识分子参与和维护这个新型社会的具体行动。然而，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感到了力不从心。他们不知道内心的制高点在哪里。于是，在生气勃勃的世俗场面映衬之下，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显得格外软弱。
如今，人文知识分子没有更多的理由继续将思想的贫困归咎于言论环境。商品经济用供求关系取代了强制性的政治指令，人文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相对地增加了。然而，他们恰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看到了长期压力所形成的后果。人文知识分子清晰地意识到，以往的极左政治已经成功地阉割了他们的思想，摧毁了必要的知识体系，这种后遗症至今难以祛除。许多人不仅在当时丧失了反抗的觉悟，而且，在新型的社会出现之际，他们同样没有能力以远见卓识充当自己的有力响应。所以，人们可以说，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并非商品经济的产物，但是，商品经济的活跃环境却使潜伏的思想危机浮向了表面。
什么是这个危机的象征呢？这就是许多人所共同提到的一个事实：人文精神的匮乏。 但是，这个话题似乎表现出人文知识分子对于商品经济不合作的姿态，这多少令人担忧。如果说，看不到“人文精神”的意义意味着缺乏知识分子意识，那么，看不到商品经济的意义则意味着缺乏历史意识。
显然，王蒙的《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明显流露出这样的担忧。王蒙反复提醒人们，商品经济的来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王蒙对于“失落”这个字眼颇为不满：“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王蒙十分不愿意看到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商品经济之中某些现象的非议可能引致一种别有用心的全称判断：宁可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现实的氛围告诉人们，这并非过虑：“如果干脆把事情说成是漆黑一团，召回或召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精神或者美国的林肯、杰佛逊、富兰克林与爱默生的精神的可能性只能是零，回到‘文革’与前‘文革’的阶级斗争为纲加计划经济加精神万能中去，倒是离我们距离要近许多。”
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担忧源于一个隐蔽的理论过渡：当下的批评必将拒绝今天，从而让历史撤回原处。乞求历史的亡灵排遣现实的迷惘，召回传统的场景抚慰当前的失望，这已经成为许多人惯用的解脱方法。手边的难题常常令人们陷入回忆，从而在往事之中索取思想武器和情感资源；于是，这些往事秘密地成为人们当今想象力和理论思辨的展开基础。不论是三、四十年代的硝烟战火、五十年代的太平盛世、六十年代的红卫兵激情还是更为遥远的田园大地、列祖列宗，这些历史的片断再现都可能寓含着强烈的返回冲动。这样，当下的批评无形地潜伏着怀旧的向度。
尽管如此，我还想说明，这种理论过渡可能伤害思想的丰富——这种理论过渡并不是唯一的逻辑。人们不应该掩盖另一种语境的可能存在：当下的批评首先将商品经济的必然存在作为发言前提；批评在于使商品经济的运作更为合理。换言之，这是一种前瞻性的批评。历史同样可以将批评作为动力之一。商品经济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模型孤立地崛起，商品经济所提供的交往模式——例如等价交换或者利益均沾——并不能概括一切社会关系，商品经济的运作必须与种种市场之外的尺度互相制约和保持平衡；这无疑包含了人文知识分子所提供的价值体系、选择依据以及对于拜金主义扩张——市场所难以避免的精神副产品——的批评。这种制约和平衡将有效地遏止商品成为奴役人类的枷锁，商品经济将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获得恰当的历史位置。反之，如果怀旧与批评结合成一个难以跨跃的障碍，前瞻性的语境无法确立，那么，商品经济将不可能作为一个正式的角色出场，享受多方面的关注——包括享受必要的批评。
张颐武曾经用“神秘”和“超验”讥诮“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不是被当成了难以言说的特殊玄思？的确，如果仅仅将一些人的内心渴望视为“人文精神”的来源，那么，后继的阐述可能陷入难堪的理论沼泽。
如前所述，许多人文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人文精神”是一个高悬于专业内容之上的概念。它体现在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信念、操守以及道德规范之中。然而，人文知识分子是在什么时候承传了这个概念？他们的现有知识课程之中，人们很难发现一个神秘的修炼过程。传统文化之中“内圣外王”的模式已经基本中止，“修身”不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科学主义的知识体系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知”与“行”之间的联系仿佛可以进一步松懈。如果不是某种异秉附体，那么，“人文精神”通过何种环节进驻到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这里，我想借用陈晓明的观点作为分析的引子——尽管得到的结论可能距离陈晓明的预期很远。陈晓明认为，“人文精神”与其说是一批人文知识分子的天赋，不如说是知识谱系的特征：
事实上，人文关怀、终极价值等等，不过是知识分子讲述的一种话语，与其说这是出于对现实的特别关切或勇于承担文化的道义责任，不如说是他倾向于讲述这种话语，倾向于认同这种知识。在这里，知识谱系本身被人遗忘，说话的“人”被认为是起决定支配作用的主体。那种“关怀”的姿态人们显然只看到面向现实的一个侧面，而对知识认同的那个更为原初的和更为根本的方面被掩盖了。实际上，他一直谈论一种知识，这种知识谱系包蕴着“人文关怀”。
经过结构主义的洗礼，许多人意识到话语系统对于主体的规约。同样，知识谱系也将隐蔽地设定知识分子的基本位置。通常，参与知识谱系的人有义务坚持真理，怀疑权威，宽容异见，否弃独断和迷信。不论知识分子来源于哪一个阶层，这些原则首先是他们的职业所塑造的文化性格。如果这种文化性格超出书桌而进入现实，真理的主题仍将约束知识分子，并且作为一种信念驱使他们在普遍的意义上考虑社会和人的生存，询问终极存在；阻止他们轻易地向政治权威屈服，或者为大面额的货币所诱降。事实上，这就是“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换一句话说，专业知识内容的背后，知识谱系同时还潜在地从伦理意义上承担了灌输“人文精神”的使命。这个意义上不难解释，为什么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似乎天然倾心于“人文精神”。尽管这些原则仅能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具体阐释，但是，知识谱系的意义在于，它总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水平启示知识分子内心的人文指向。这不仅描述了“人文精神”的历史承传，而且还解释了知识在“善”——而不是“真”——的意义上永恒的魅力。
通过《人文精神寻思录》纵观这场辩论，我相信这是一个难以绕过的暗礁：个体与普遍主义的矛盾——一个古老的难题。许多时候，辩论的线索不得不中止于这里。用朱学勤的话说：“此处吃紧”。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的第一次对话即已察觉到这一难题，但是，后继的辩论只是将这一难题所产生的巨大障碍暴露得更为明显而已。
显然，张汝伦仍然坚持普遍主义的必要：“决定个人的实践行为的意义，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和传统长期形成的实践理性及其价值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对这个社会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是有效的。个人可以拒绝承认它，但却无法使整个社会共同体废弃它，即他无法改变这种普遍有效性。”但是，张汝伦无疑已经看到，普遍主义神话正在节节败退。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德里达，人们对于普遍主义的内容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分歧，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普遍主义是否可能；另一方面，由于独断论曾经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反对专制日益成为人们的共同吁求——这将使普遍主义的理想进一步受挫。
这场辩论之中，许多人对于普遍主义可能形成的专制更为警觉。王蒙的《人文精神偶感》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即是，反对“人文精神”的口号所形成的压迫：“人文精神似乎并不具备单一的与排他的标准，正如人性并不必须符合某种特定的与独尊的取向。把人文精神神圣化与绝对化，正像把任何抽象概念与教条绝对化一样，只能是作茧自缚。”在这样的前提下面，王蒙认为没有理由打击王朔。事实上，王朔同样是从这个角度为自己辩护：“我觉得到今天应当确立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谁也无权干涉他人的选择，有的人可以选择做哲人，有的人可以选择做隐士，有的人可以选择当小市民，有的人也可以选择当老板。应当尊重少数人的权利，那怕是犯错误的权利。”这无形之间构成了一个悖论，“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瓦解了它成为普遍原则的可能。如果将这样的悖论推向极端，人们甚至可以反问说：“人文精神”难道不该像尊重一些人捍卫信念一样，尊重另一些人捍卫虚无主义吗？
从对话之中可以看出，王晓明试图用“个人实践”回避上述困难。王晓明解释说，一切都不过是个人对于生存意义的体验，没有人垄断这个过程。可是，这毋宁说是一种软弱的解决。倘若所有“人文精神”的议论都不过是一种无关他人的自勉，那么，种种激烈的针贬、批评、指斥乃至愤慨又指向哪里？在这个意义上，旷日持久的争辩将被视为一厢情愿的独白。
不过，我并没有期望“人文精神”的辩论一举解决这个难题。我想指出的仅仅是，这场辩论赖以运行的思想环境包含了这样的难题；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一定程度地左右着这场辩论的理论前景。当然，一切还可以反过来说——这场辩论也将以全部的勇气和思想能力加入周围的思想环境，或多或少地冲击周围的环境，包括为对待这样的难题提供启示。能不能说，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呢？
(《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编，文汇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二月版，12.00元)
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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